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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亿万农民翻身解放，当家作主站起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首先在中国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改革，这是三中全会后，我国农村的第一次重大变革。上世纪90年代，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继续完善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同时，继续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特别是在农村普遍试行村官直选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村民自治，这是三中全会后我国农村的一次重大政治变革。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任务和构建城乡发展一体化新的发展战略,实施了一系列兴农利农强农的重大战略举措，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的再一次重大变革。
关键词： 中国农村 三农问题 新农村建设 农村改革发展 城乡二元结构
中图分类号：F 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23X(2009)03000106
一、 中国农村旧貌换新颜
由农业国转变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这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既定的目标。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实现这两个转变,这是党和国家无法回避的问题。党中央领导集体，根据马克思主义过渡时期和合作制理论，根据对中国国情的深切认识，提出了一系列农村变革发展的理论，如封建土地制度是束缚中国农村发展的严重障碍思想，革命是中国农村新生的根本出路思想，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思想，严重问题是教育农民的思想，用社会主义（包括意识形态）占领农村阵地的思想，等等；在实践上领导亿万农民完成了土地改革，实现了变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实现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折”，“是‘解放农村生产力’和‘为工业化铺平道路’”。［1］接着，党制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领导农民通过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低级到高级，逐步过渡、逐步改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互助合作道路，引导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在农业人口众多，生产力落后的“一穷二白”的中国农村，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是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特殊而困难的任务。党中央领导集体率领全党进行了长期而艰辛的探索，既取得过重大成就，形成了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方针政策，积累了领导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如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思想，吃饭问题是第一件大事的思想，农民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主力军的思想，不能剥夺农民的思想，发展商品经济和实行等价交换的思想，等等；但也发生过严重失误，如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判断的失误，不适合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人民公社体制；严重脱离实际的“大跃进”发展速度，“两个穷过渡”(社会主义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集体所有制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等；在体制上形成了单一的公有制结构和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形成了城乡社会二元结构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阻碍了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严重影响了农民的职业分化和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严重束缚了农民生产和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等，农村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偏离了正确轨道，付出了沉重代价。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近30年,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农村变革发展道路的选择上，尽管出现过严重失误，留下了很多难题或包袱，但中国农村确实是旧貌换新颜。一是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当家作主站起来，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成了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通过土改和互助合作运动，在广大农村基本上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避免了千百年来，不断在农村反复出现的极度贫富分化而带来的高度紧张的社会阶级关系。新中国的国家政权通过动员农民进行大量的政治参与，农民开始进入了一个真正的政治参与时代；二是在农村经济发展上，农业生产总产量有了比较大的增长，粮食总产量由1949年的2 263.6亿斤增加到1978年的6 095亿斤，农业总产值由1949年的326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1 459亿元。［2-3］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为国家工业化的启动提供了大量的粮食、原材料、市场和资金，5000亿元以上的剪刀差数值，相当于1953年至1980年间全民所有制各行业基本建设新增固定资产总额的5129亿元。1980年，世界银行中国经济考察团，在进行新中国成立30年后第一次实地考察后感慨：在自然资源高度紧缺和剩余大量输出的背景下，中国农业发展所取得的进步的确是值得人们钦佩的。［4］三是在农村社会全面进步上，首先，结束了中国人“一盘散沙”的局面，农村社会的凝聚力开始形成，亿万农民团结在致力于国家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党中央周围,30年间,竭尽全力，努力奉献，筑成了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农业基础。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造就了新的农村风貌，广大农民从旧中国的政权、神权、族权、夫权桎梏束缚下解放出来，成为了新中国农村变革发展的力量源泉。农村社会许多原来滋生其上的封建习俗被摧毁，吸毒、赌、盗、匪等社会丑陋现象基本绝迹,爱国家、爱集体、爱社会主义成为农民的主导思想。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间的30年，农村变革发展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改革开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为邓小平农村改革开放理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
二、 中国农村走进新时代
“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邓小平历来十分重视农业、农村工作，始终关注农民问题。他大胆肯定和支持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这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农村的第一次重大变革。农村改革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并在后来的不断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农村改革、发展和稳定的理论、方针和政策，指导新的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农村从此走进了新时代。
邓小平农村改革、发展思想是建立在两个理论基石上。一是对中国国情的再认识。他认为中国国情的第一个特点是“底子薄”，贫穷落后。“现在说我们穷还不够，是太穷。同自己的地位完全不相称。”［5］第二个特点是“人口多，耕地少。现在中国人口有九亿多，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6］他一再强调“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7］邓小平认为，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8］二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再认识。他认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们过去搞得不清楚，“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然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9］他提出了社会主义就是要发展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著名论断。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要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就必须改革，不改革，“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连温饱都没有保障，怎么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10］
邓小平在总结我国农村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在重新认识国情和社会主义本质的基础上，坚持从中国农村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我国农业现代化，不能照抄西方国家或苏联一类国家的办法，要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合乎中国情况的道路。”［11］这条新道路的主要点有五：
一是坚持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地位不动摇，始终把农业放在农村改革、发展战略的首位。邓小平再三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要全面发展农村经济，就要增产粮食，保证十亿人口吃饭这个中国天大的事情;二是尊重农民群众首创精神，保障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调动农民积极性。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认为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包括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乡镇企业等，都是农民和基层农业单位自己创造的；农村改革之所以见效快，就是因为给农民更多的自主权，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给了农民实实在在的利益。邓小平再三强调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我国80%的人口是农民，农民没有积极性，国家就发展不起来;三是废除人民公社体制，恢复乡（镇）政权，试行村民自治制度;四是发展乡镇企业，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开创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新路子;五是重构农村基层组织，推进农村两个文明建设，包括整合农村社会；实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型农民。
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不仅提出了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理论和思路，而且规划了农村改革、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从1982年至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发出了五个指导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其主要内容是：第一，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这种责任制“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第二，从理论上说明了家庭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第三，强调了要继续稳定和完善承包责任制，并延长土地承包期;第四，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改革30年来农产品统购派购的制度，对粮、棉等少数重要产品采取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将农业税由实物税改为现金税;第五，肯定了农村改革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并针对农业面临的停滞、徘徊和放松倾向，强调要进一步摆正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农村改革与发展理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1990年同1980年相比，农业总产值由1922.6亿元增加到7662.1亿元，增长84.6%，平均每年增长6.3%；粮食总产量先后登上3500亿公斤和4000亿公斤两个台阶，1990年达到4350亿公斤。经过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非农产业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由1980年的31%，提高到1990年的54.6%。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到1990年，乡镇企业发展到1852.4万家，总产值达8461.6亿元，吸纳农村劳动力达9000多万人，为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推进城镇化进程开创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人民生活明显改善，解决了千百年来一直困扰中华民族的大问题——温饱问题。1978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达2.5亿，贫困发生率为30.7%。到1990年，贫困人口减少到8500万，贫困发生率减少到8.4%,［12］这在中国历史上或是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奇迹。199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630元，剔除价格因素，比1980年增长123.9%。［13］
总之,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农村改革发展理论及其路线和方针政策，实践证明,是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农村社会主义发展的路子。
三、 农村变革发展新跨越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继往开来，坚持改革开放，领导亿万农民奔小康，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开创的中国式农村社会主义事业推向21世纪。
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三农”问题，认为“三农”问题是一个关系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问题，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江泽民多次强调，我国有12亿人口，9亿在农村，这是我们的基本国情。这样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吃饭问题始终是中国的天大事情。农业是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家自立的基础。“没有农业的牢固基础，就不可能有我们国家的自立；没有农业的积累和支持，就不可能有我国工业的发展；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14］为此,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实施了一系列的兴农战略，其主要点有七：
一是完善农民家庭承包制，在生产关系上提出了三个“长期稳定”的战略思想，即长期稳定以农民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延长土地承包期，允许土地使用权流转和提倡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长期稳定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长期稳定以劳动所得为主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二是在农村经济体制上，继续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积极推进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改革，探索在农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具体路子，努力发展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解放和提高农村生产力；三是“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技、科教兴农的发展战略”，“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传统农业。”［15］四是发展乡镇企业，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转移农村富裕劳动力，推进城镇化和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五是实施扶贫攻坚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步伐;六是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在全国普遍推行村民自治示范活动;七是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全面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推进农村社会的全面发展。
上世纪90年代，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亿万农民奔小康，到上世纪末，中国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在农村经济关系上，一是进一步完善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二是在经营方式上，进一步完善了家庭承包与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把家庭分散经营与集体统一经营结合起来;三是在产业结构上，加快了调整步伐，形成了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格局，乡镇企业通过调整，继续发展，推进了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四是分配方式上，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形成了以劳动所得为主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格局。
其次，在经济体制上，推进了农村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初步形成。
第三，在政治体制上，进入20世纪90年代，全国各地普遍开展了包括直选村官、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在内的村民自治示范活动，进一步推动了村民自治法律制度的建设，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四个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落实。在户籍制度上，进一步打破了农村人口不能流动的不合理限制，进一步冲击了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民挣脱了旧的户籍制度的束缚，获得了社会流动权。尽管农村政治体制改革还很不彻底，特别是户籍制度的改革，但已经迈出的这一步，应当说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政治体制的一次重大变革。
第四，在社会阶层结构上，90年代中国农村的改革，进一步打破了农村原有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成了新的利益集团。包括农业劳动者、农村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农业经营大户、农村知识分子、乡镇企业管理者、乡村干部、农民工等。他们在理想追求、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上都发生了新的变化。
到20世纪末实现小康水平是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目标。1998年10月，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宣告，中国总体上进入由温饱向小康迈进的阶段。2000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90年的630元增加到2253.42元，绝对数增加了1623.42元。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1990年的8500万减少到2000年的3000万，贫困发生率由8.4%减少到3%左右。长期困扰我们的主要农产品短缺物资的局面宣告结束。中国农民基本上摆脱了几千年始终未能摆脱的贫穷生活，全国农村从总体上进入了由温饱向小康迈进的阶段，在沿海部分较发达的农村和大中城市郊区农村农民生活初步达到小康水平，实现了农村变革发展的新跨越。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大壮举。
四、 构建城乡发展新格局
中共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任务，实施了一系列兴农利农强农的重大战略举措，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大战略,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又一次重大变革。
十六大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面临新世纪新阶段农村社会矛盾与冲突加剧的挑战。进入新世纪，由于利益关系的失衡使农村社会各种利益冲突和利益纠纷引发的农民上访和突发事件不断。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重点课题组对全国2749个东、中、西部农村的调查显示，有村民上访的村庄比例为28.9%，尤其是东部地区因征地和承包地流转上访的达到73.7%。［16］2005年，中国更是出现了被海外媒体称为所谓的“农民信访洪峰”;［17］二是面临城乡差距、工农差距、地区发展差距越拉越大的挑战。20上世纪90年代，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虽然高度重视“三农”问题，但由于二元经济结构没有改变，从中央到地方更多地把精力放在城市发展和工业发展，放在吸引外资，以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为中心，努力提高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对“三农”问题往往停留在会议上、口头上和文件上的多。为了加快筹措工业发展的资金，90年代还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无偿地从农民手里剥夺走了大量的财富。各地开发区泛滥，以各种名义大量侵占农民土地，加上名目繁多的乱收费，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挫伤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农民增收困难，城乡发展很不协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悬殊。据统计，1997年至2003年，农民收入每年平均只增长4%左右，仅相当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的一半；城镇居民收入增加了3312元，农民收入只增加了532元，尚不足城镇居民增加额的六分之一，这是非常不协调和不公平的。从地区发展差距看，据有关部门人士透露，90年代末，我国约有60%的农民纯收入在全国农民平均水平以下，他们分布在中国中西部传统的农牧区和贫困的高原山区。
对此,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对于“三农”问题，表达了极大的关注，甚至作为本届政府的“第一大要务”。2006年开始实施的“十一五”规划中，第一步便是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理论。一是“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强调解决好“三农”问题，加快农业和农村发展，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二是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基础。要始终坚持农业基础地位不动摇，始终坚持加强、支持、保护农业不动摇，大力建设现代农业，切实巩固农业基础地位;三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四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确定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8］要积极、全面、扎实地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落到实处，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 涉及广大农民群众的民心工程;五是提出两个“带有普遍性的趋向”的思想，即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普遍性的趋向;六是必须妥善处理工农城乡关系,坚持城乡协调发展,要站在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高度研究解决“三农”问题，实行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其次，作出了一系列指导新世纪新阶段“三农”工作的重大决策和部署。2003年，党中央确立了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指导思路，将“三农”从以前的“基础”地位，提高到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地位。特别是从2004年开始至今，党中央、国务院连续发出了指导“三农”问题的六个“一号文件”，分别以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现代农业和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为主题，共同形成了新世纪新阶段加强“三农”工作的基本思路和政策体系，构建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制度框架。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五个“一号文件”重点是解决农村体制上的障碍，推动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那么新世纪新阶段的六个“一号文件”，其核心思想是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通过一系列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措施，使农民休养生息，重点强调农民增收，给农民平等权利，给农村优先地位，给农民更多反哺。
第三，制定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强农利农惠农政策，采取了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战略举措。一是农村税费改革。全面取消农业税、牧业税、农业特产税、屠宰税，终结了持续2600多年农民种地缴纳“皇粮国税”的历史。实行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直补等农业补贴制度。全面推行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即免除学杂费、课本费和对其中贫困家庭学生补助寄宿生活费，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农村义务教育;二是加大各级政府对农业和农村增加投入的力度，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强化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推进农村综合改革，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促进农业不断增效、农村加快发展、农民持续增收;三是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构筑困难农民基本生活的最后一道保障线,减轻农民看病就医的负担;四是加强农民工合法权益保护和服务，推动城乡平等就业的进程;五是采取切实措施，扩大农村消费市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不断扩散和蔓延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冲击。当前中国40%的人口有购买力，60%的人口购买力很低，这当中主要是7亿多农村人口（如果包括户籍在农村的农民工就是9亿多了），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农民收入低，农村各种社会保障不配套，农村消费无力拉动。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外贸出口的重大冲击，中央采取扩大国内市场的重大举措，并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农村，开辟广大的农村市场。除了前面的四项举措外，还包括加大对种粮农民的补贴力度；增加对农民购买家用电器的补贴；切实保障粮食收购最低保护价；降低农村信用社和农行对农民贷款的准入条件；支持和扶持返乡农民工创业；春节前中央对全国农村低保对象以及农村五保对象加发一个月人均100元的生活补贴，等等。
特别是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开启的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奋力开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崭新局面的改革，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同税费改革共同构成了农村的又一次大变革。全会决定：要大力推进改革创新,加强农村制度建设,包括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建设、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建设、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建设、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建设等；要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要加快发展农村公共事业,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等等。如果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启动历史的变革”,［19］那么，十七届三中全会就是开启中国农村发展一个崭新时代的变革。
中共十六大以来，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呈现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少有的好局面。一是农业增产增效成绩突出。2007年全国粮食总产超过10000亿斤，达到10030亿斤，连续4年实现粮食播种面积、总产、单产同步增加;二是农民持续增收取得重大成效。2007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002年的2476元，增加到4140元，五年平均年增幅达332．8元，2007年比上年增长8．66%;三是农村社会事业取得重大进步。1．5亿农村中小学生全部免除了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课本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范围覆盖86%的县市，7．3亿农民从中受益；初步建立起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3400多万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有了保障。［20］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继续减少，从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2007年的1479万人（2002年绝对贫困人口为2820万人—笔者）。按照世界银行的评估，中国减少的贫困人口占全球减贫人数的55%，占发展中国家的75%。［21］此外，农村各种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农村改革创新也取得了重大突破，农村党群干群关系有了很大改善。落实科学发展观，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格局有了好的开局，新农村建设稳步而有序推进。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60年来，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创立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农村变革发展理论，选择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农村变革发展道路。60年的历程，60年的辉煌，必将载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史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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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and Practice of Changes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s Rural Areas within the 60 Years
QIN Xinghong
(School ofLiberal Arts and Law,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90, P.R.China)
Abstract: When new China was founded in 1949, millions of farmers were liberated and became masters of the country under the Party’s firstgeneration collective leadership represented by Mao Zedong. After the 3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1th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the Party’s collective leadership represented by Deng Xiaoping first implemented the responsibility system of household contract of land in China’s rural areas, which was the first signal change in the countryside since the session. In the 1990s, on the basis of perfecting the responsibility system, the Party’s collective leadership represented by Jiang Zemin carried on a series of reforms, such as the circulation system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popularization of direct election of village leaders, and open and democratic management of village affairs.In the
new century, the Party’s collective leadership represented by Hu Jintao put forward the new strategy of constructi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the strategic assignment of building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and carried out a list of measures that would be beneficial to agriculture,
farmers and rural areas. These are some significant political changes in China’s rural areas.
Key words: China’s rural area；issues of agriculture, farmer and rural area；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rural reform and development; dualstructure in theurban and rural areas
(文字编辑、责任校对：王香丽)
关键词： 中国农村 三农问题 新农村建设 农村改革发展 城乡二元结构
中图分类号：F 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23X(2009)03000106
一、 中国农村旧貌换新颜
由农业国转变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这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既定的目标。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实现这两个转变,这是党和国家无法回避的问题。党中央领导集体，根据马克思主义过渡时期和合作制理论，根据对中国国情的深切认识，提出了一系列农村变革发展的理论，如封建土地制度是束缚中国农村发展的严重障碍思想，革命是中国农村新生的根本出路思想，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思想，严重问题是教育农民的思想，用社会主义（包括意识形态）占领农村阵地的思想，等等；在实践上领导亿万农民完成了土地改革，实现了变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实现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折”，“是‘解放农村生产力’和‘为工业化铺平道路’”。［1］接着，党制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领导农民通过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低级到高级，逐步过渡、逐步改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互助合作道路，引导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在农业人口众多，生产力落后的“一穷二白”的中国农村，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是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特殊而困难的任务。党中央领导集体率领全党进行了长期而艰辛的探索，既取得过重大成就，形成了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方针政策，积累了领导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如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思想，吃饭问题是第一件大事的思想，农民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主力军的思想，不能剥夺农民的思想，发展商品经济和实行等价交换的思想，等等；但也发生过严重失误，如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判断的失误，不适合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人民公社体制；严重脱离实际的“大跃进”发展速度，“两个穷过渡”(社会主义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集体所有制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等；在体制上形成了单一的公有制结构和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形成了城乡社会二元结构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阻碍了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严重影响了农民的职业分化和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严重束缚了农民生产和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等，农村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偏离了正确轨道，付出了沉重代价。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近30年,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农村变革发展道路的选择上，尽管出现过严重失误，留下了很多难题或包袱，但中国农村确实是旧貌换新颜。一是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当家作主站起来，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成了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通过土改和互助合作运动，在广大农村基本上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避免了千百年来，不断在农村反复出现的极度贫富分化而带来的高度紧张的社会阶级关系。新中国的国家政权通过动员农民进行大量的政治参与，农民开始进入了一个真正的政治参与时代；二是在农村经济发展上，农业生产总产量有了比较大的增长，粮食总产量由1949年的2 263.6亿斤增加到1978年的6 095亿斤，农业总产值由1949年的326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1 459亿元。［2-3］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为国家工业化的启动提供了大量的粮食、原材料、市场和资金，5000亿元以上的剪刀差数值，相当于1953年至1980年间全民所有制各行业基本建设新增固定资产总额的5129亿元。1980年，世界银行中国经济考察团，在进行新中国成立30年后第一次实地考察后感慨：在自然资源高度紧缺和剩余大量输出的背景下，中国农业发展所取得的进步的确是值得人们钦佩的。［4］三是在农村社会全面进步上，首先，结束了中国人“一盘散沙”的局面，农村社会的凝聚力开始形成，亿万农民团结在致力于国家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党中央周围,30年间,竭尽全力，努力奉献，筑成了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农业基础。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造就了新的农村风貌，广大农民从旧中国的政权、神权、族权、夫权桎梏束缚下解放出来，成为了新中国农村变革发展的力量源泉。农村社会许多原来滋生其上的封建习俗被摧毁，吸毒、赌、盗、匪等社会丑陋现象基本绝迹,爱国家、爱集体、爱社会主义成为农民的主导思想。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间的30年，农村变革发展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改革开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为邓小平农村改革开放理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
二、 中国农村走进新时代
“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邓小平历来十分重视农业、农村工作，始终关注农民问题。他大胆肯定和支持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这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农村的第一次重大变革。农村改革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并在后来的不断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农村改革、发展和稳定的理论、方针和政策，指导新的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农村从此走进了新时代。
邓小平农村改革、发展思想是建立在两个理论基石上。一是对中国国情的再认识。他认为中国国情的第一个特点是“底子薄”，贫穷落后。“现在说我们穷还不够，是太穷。同自己的地位完全不相称。”［5］第二个特点是“人口多，耕地少。现在中国人口有九亿多，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6］他一再强调“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7］邓小平认为，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8］二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再认识。他认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们过去搞得不清楚，“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然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9］他提出了社会主义就是要发展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著名论断。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要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就必须改革，不改革，“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连温饱都没有保障，怎么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10］
邓小平在总结我国农村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在重新认识国情和社会主义本质的基础上，坚持从中国农村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我国农业现代化，不能照抄西方国家或苏联一类国家的办法，要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合乎中国情况的道路。”［11］这条新道路的主要点有五：
一是坚持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地位不动摇，始终把农业放在农村改革、发展战略的首位。邓小平再三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要全面发展农村经济，就要增产粮食，保证十亿人口吃饭这个中国天大的事情;二是尊重农民群众首创精神，保障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调动农民积极性。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认为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包括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乡镇企业等，都是农民和基层农业单位自己创造的；农村改革之所以见效快，就是因为给农民更多的自主权，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给了农民实实在在的利益。邓小平再三强调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我国80%的人口是农民，农民没有积极性，国家就发展不起来;三是废除人民公社体制，恢复乡（镇）政权，试行村民自治制度;四是发展乡镇企业，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开创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新路子;五是重构农村基层组织，推进农村两个文明建设，包括整合农村社会；实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型农民。
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不仅提出了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理论和思路，而且规划了农村改革、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从1982年至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发出了五个指导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其主要内容是：第一，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这种责任制“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第二，从理论上说明了家庭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第三，强调了要继续稳定和完善承包责任制，并延长土地承包期;第四，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改革30年来农产品统购派购的制度，对粮、棉等少数重要产品采取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将农业税由实物税改为现金税;第五，肯定了农村改革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并针对农业面临的停滞、徘徊和放松倾向，强调要进一步摆正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农村改革与发展理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1990年同1980年相比，农业总产值由1922.6亿元增加到7662.1亿元，增长84.6%，平均每年增长6.3%；粮食总产量先后登上3500亿公斤和4000亿公斤两个台阶，1990年达到4350亿公斤。经过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非农产业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由1980年的31%，提高到1990年的54.6%。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到1990年，乡镇企业发展到1852.4万家，总产值达8461.6亿元，吸纳农村劳动力达9000多万人，为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推进城镇化进程开创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人民生活明显改善，解决了千百年来一直困扰中华民族的大问题——温饱问题。1978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达2.5亿，贫困发生率为30.7%。到1990年，贫困人口减少到8500万，贫困发生率减少到8.4%,［12］这在中国历史上或是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奇迹。199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630元，剔除价格因素，比1980年增长123.9%。［13］
总之,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农村改革发展理论及其路线和方针政策，实践证明,是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农村社会主义发展的路子。
三、 农村变革发展新跨越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继往开来，坚持改革开放，领导亿万农民奔小康，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开创的中国式农村社会主义事业推向21世纪。
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三农”问题，认为“三农”问题是一个关系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问题，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江泽民多次强调，我国有12亿人口，9亿在农村，这是我们的基本国情。这样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吃饭问题始终是中国的天大事情。农业是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家自立的基础。“没有农业的牢固基础，就不可能有我们国家的自立；没有农业的积累和支持，就不可能有我国工业的发展；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14］为此,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实施了一系列的兴农战略，其主要点有七：
一是完善农民家庭承包制，在生产关系上提出了三个“长期稳定”的战略思想，即长期稳定以农民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延长土地承包期，允许土地使用权流转和提倡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长期稳定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长期稳定以劳动所得为主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二是在农村经济体制上，继续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积极推进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改革，探索在农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具体路子，努力发展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解放和提高农村生产力；三是“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技、科教兴农的发展战略”，“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传统农业。”［15］四是发展乡镇企业，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转移农村富裕劳动力，推进城镇化和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五是实施扶贫攻坚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步伐;六是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在全国普遍推行村民自治示范活动;七是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全面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推进农村社会的全面发展。
上世纪90年代，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亿万农民奔小康，到上世纪末，中国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在农村经济关系上，一是进一步完善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二是在经营方式上，进一步完善了家庭承包与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把家庭分散经营与集体统一经营结合起来;三是在产业结构上，加快了调整步伐，形成了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格局，乡镇企业通过调整，继续发展，推进了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四是分配方式上，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形成了以劳动所得为主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格局。
其次，在经济体制上，推进了农村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初步形成。
第三，在政治体制上，进入20世纪90年代，全国各地普遍开展了包括直选村官、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在内的村民自治示范活动，进一步推动了村民自治法律制度的建设，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四个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落实。在户籍制度上，进一步打破了农村人口不能流动的不合理限制，进一步冲击了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民挣脱了旧的户籍制度的束缚，获得了社会流动权。尽管农村政治体制改革还很不彻底，特别是户籍制度的改革，但已经迈出的这一步，应当说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政治体制的一次重大变革。
第四，在社会阶层结构上，90年代中国农村的改革，进一步打破了农村原有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成了新的利益集团。包括农业劳动者、农村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农业经营大户、农村知识分子、乡镇企业管理者、乡村干部、农民工等。他们在理想追求、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上都发生了新的变化。
到20世纪末实现小康水平是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目标。1998年10月，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宣告，中国总体上进入由温饱向小康迈进的阶段。2000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90年的630元增加到2253.42元，绝对数增加了1623.42元。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1990年的8500万减少到2000年的3000万，贫困发生率由8.4%减少到3%左右。长期困扰我们的主要农产品短缺物资的局面宣告结束。中国农民基本上摆脱了几千年始终未能摆脱的贫穷生活，全国农村从总体上进入了由温饱向小康迈进的阶段，在沿海部分较发达的农村和大中城市郊区农村农民生活初步达到小康水平，实现了农村变革发展的新跨越。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大壮举。
四、 构建城乡发展新格局
中共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任务，实施了一系列兴农利农强农的重大战略举措，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大战略,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又一次重大变革。
十六大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面临新世纪新阶段农村社会矛盾与冲突加剧的挑战。进入新世纪，由于利益关系的失衡使农村社会各种利益冲突和利益纠纷引发的农民上访和突发事件不断。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重点课题组对全国2749个东、中、西部农村的调查显示，有村民上访的村庄比例为28.9%，尤其是东部地区因征地和承包地流转上访的达到73.7%。［16］2005年，中国更是出现了被海外媒体称为所谓的“农民信访洪峰”;［17］二是面临城乡差距、工农差距、地区发展差距越拉越大的挑战。20上世纪90年代，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虽然高度重视“三农”问题，但由于二元经济结构没有改变，从中央到地方更多地把精力放在城市发展和工业发展，放在吸引外资，以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为中心，努力提高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对“三农”问题往往停留在会议上、口头上和文件上的多。为了加快筹措工业发展的资金，90年代还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无偿地从农民手里剥夺走了大量的财富。各地开发区泛滥，以各种名义大量侵占农民土地，加上名目繁多的乱收费，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挫伤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农民增收困难，城乡发展很不协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悬殊。据统计，1997年至2003年，农民收入每年平均只增长4%左右，仅相当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的一半；城镇居民收入增加了3312元，农民收入只增加了532元，尚不足城镇居民增加额的六分之一，这是非常不协调和不公平的。从地区发展差距看，据有关部门人士透露，90年代末，我国约有60%的农民纯收入在全国农民平均水平以下，他们分布在中国中西部传统的农牧区和贫困的高原山区。
对此,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对于“三农”问题，表达了极大的关注，甚至作为本届政府的“第一大要务”。2006年开始实施的“十一五”规划中，第一步便是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理论。一是“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强调解决好“三农”问题，加快农业和农村发展，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二是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基础。要始终坚持农业基础地位不动摇，始终坚持加强、支持、保护农业不动摇，大力建设现代农业，切实巩固农业基础地位;三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四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确定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8］要积极、全面、扎实地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落到实处，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 涉及广大农民群众的民心工程;五是提出两个“带有普遍性的趋向”的思想，即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普遍性的趋向;六是必须妥善处理工农城乡关系,坚持城乡协调发展,要站在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高度研究解决“三农”问题，实行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其次，作出了一系列指导新世纪新阶段“三农”工作的重大决策和部署。2003年，党中央确立了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指导思路，将“三农”从以前的“基础”地位，提高到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地位。特别是从2004年开始至今，党中央、国务院连续发出了指导“三农”问题的六个“一号文件”，分别以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现代农业和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为主题，共同形成了新世纪新阶段加强“三农”工作的基本思路和政策体系，构建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制度框架。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五个“一号文件”重点是解决农村体制上的障碍，推动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那么新世纪新阶段的六个“一号文件”，其核心思想是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通过一系列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措施，使农民休养生息，重点强调农民增收，给农民平等权利，给农村优先地位，给农民更多反哺。
第三，制定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强农利农惠农政策，采取了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战略举措。一是农村税费改革。全面取消农业税、牧业税、农业特产税、屠宰税，终结了持续2600多年农民种地缴纳“皇粮国税”的历史。实行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直补等农业补贴制度。全面推行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即免除学杂费、课本费和对其中贫困家庭学生补助寄宿生活费，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农村义务教育;二是加大各级政府对农业和农村增加投入的力度，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强化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推进农村综合改革，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促进农业不断增效、农村加快发展、农民持续增收;三是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构筑困难农民基本生活的最后一道保障线,减轻农民看病就医的负担;四是加强农民工合法权益保护和服务，推动城乡平等就业的进程;五是采取切实措施，扩大农村消费市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不断扩散和蔓延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冲击。当前中国40%的人口有购买力，60%的人口购买力很低，这当中主要是7亿多农村人口（如果包括户籍在农村的农民工就是9亿多了），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农民收入低，农村各种社会保障不配套，农村消费无力拉动。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外贸出口的重大冲击，中央采取扩大国内市场的重大举措，并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农村，开辟广大的农村市场。除了前面的四项举措外，还包括加大对种粮农民的补贴力度；增加对农民购买家用电器的补贴；切实保障粮食收购最低保护价；降低农村信用社和农行对农民贷款的准入条件；支持和扶持返乡农民工创业；春节前中央对全国农村低保对象以及农村五保对象加发一个月人均100元的生活补贴，等等。
特别是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开启的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奋力开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崭新局面的改革，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同税费改革共同构成了农村的又一次大变革。全会决定：要大力推进改革创新,加强农村制度建设,包括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建设、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建设、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建设、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建设等；要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要加快发展农村公共事业,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等等。如果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启动历史的变革”,［19］那么，十七届三中全会就是开启中国农村发展一个崭新时代的变革。
中共十六大以来，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呈现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少有的好局面。一是农业增产增效成绩突出。2007年全国粮食总产超过10000亿斤，达到10030亿斤，连续4年实现粮食播种面积、总产、单产同步增加;二是农民持续增收取得重大成效。2007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002年的2476元，增加到4140元，五年平均年增幅达332．8元，2007年比上年增长8．66%;三是农村社会事业取得重大进步。1．5亿农村中小学生全部免除了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课本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范围覆盖86%的县市，7．3亿农民从中受益；初步建立起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3400多万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有了保障。［20］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继续减少，从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2007年的1479万人（2002年绝对贫困人口为2820万人—笔者）。按照世界银行的评估，中国减少的贫困人口占全球减贫人数的55%，占发展中国家的75%。［21］此外，农村各种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农村改革创新也取得了重大突破，农村党群干群关系有了很大改善。落实科学发展观，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格局有了好的开局，新农村建设稳步而有序推进。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60年来，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创立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农村变革发展理论，选择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农村变革发展道路。60年的历程，60年的辉煌，必将载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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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and Practice of Changes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s Rural Areas within the 60 Years
QIN Xinghong
(School ofLiberal Arts and Law,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90, P.R.China)
Abstract: When new China was founded in 1949, millions of farmers were liberated and became masters of the country under the Party’s firstgeneration collective leadership represented by Mao Zedong. After the 3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1th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the Party’s collective leadership represented by Deng Xiaoping first implemented the responsibility system of household contract of land in China’s rural areas, which was the first signal change in the countryside since the session. In the 1990s, on the basis of perfecting the responsibility system, the Party’s collective leadership represented by Jiang Zemin carried on a series of reforms, such as the circulation system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popularization of direct election of village leaders, and open and democratic management of village affairs.In the
new century, the Party’s collective leadership represented by Hu Jintao put forward the new strategy of constructi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the strategic assignment of building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and carried out a list of measures that would be beneficial to agriculture,
farmers and rural areas. These are some significant political changes in China’s rural areas.
Key words: China’s rural area；issues of agriculture, farmer and rural area；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rural reform and development; dualstructure in theurban and rural areas
(文字编辑、责任校对：王香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