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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何泽棠（1975），男，汉族，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诗文研究。
摘 要： 盛唐诗人李颀一生主要为道家思想所支配，加上仕途的失意，使他的心态在盛唐诗坛尤显孤寂。这种心态影响到诗歌里，使他的诗歌既保留了盛唐诗歌雄浑的特征，又包含了寂寞、峭独的风格，成为中唐诗风的先导。因此，李颀诗具有从盛唐向中唐转型的过渡意义。
关键词： 李颀 李欣诗歌 唐朝诗歌 唐朝中期
中图分类号：I 22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23X(2009)03006105
唐诗的“初盛中晚”之分，今日已成共识。四期诗风各不相同，其中盛唐作为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期，最为后人推崇。人们往往用“盛唐气象”来概括这个时期诗歌的风貌特征。简而言之，盛唐气象包含以下两个要素：其一是雄壮。盛唐诗人大多在盛世进行创作，多数人具有积极向上的人生观，意气风发，情怀慷慨，气度爽朗，胸襟开阔，发为诗歌，便形成了雄壮开阔的特色；其二是浑厚。盛唐各体诗歌都承袭了汉魏古诗浑然天成、难以句摘的特点，形成了自然浑成、意味深厚的风格。中唐诗歌较之盛唐，有明显不同的风貌特征。中唐诗人的心态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盛唐诗歌中乐观的精神、闳放的气度已不多见，人生的孤独、伤感和忧郁，成为中唐诗人关注的主要对象。“兼济天下”虽然是他们喊出的响亮口号之一，但独善其身成为中唐诗人事实上的主要追求。其写作特点也流于或雕章琢句、或平易浅露，各执一端，与自然浑成的盛唐气象大相径庭。然而“初盛中晚”的划分并不意味着各时期诗歌风格的截然对立、泾渭分明。对于时间上前后承继的盛唐与中唐时期来说，其风格也有互相渗透的一面：中唐诗歌里有盛唐诗歌的余绪。大历诗人去开元天宝时期不远，他们的诗中或多或少地保留了一些明朗昂扬的盛唐气概。其后几十年的刘禹锡，诗作高卓雄劲，留有盛唐的影子。盛唐诗歌里也孕育着中唐诗歌的萌芽。人们习惯于把安史之乱看作是盛唐诗歌与中唐的分水岭，安史之乱后还继续进行创作的盛唐诗人，诗风大变，开始流露出衰飒的气格。然而，安史之乱前的盛唐诗坛，便已出现了中唐诗歌的萌芽，并未身历安史之乱的李颀，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的诗作中保留了盛唐气象的一些特征，但同时又充满了对人生的失望，弥漫着忧虑、伤感、寂寞、幽独的情绪，对中唐诗人特别是大历诗人有显著的影响。
一、 李颀的生平
李颀约生于武后天授元年（公元690年），［1］少时好与五陵子弟相交结，过着浪荡不羁的生活。《缓歌行》比较全面地描述了他当年的生活：“小来託身攀贵游，倾财破产无所忧。暮擬经过石渠署，朝将出入铜龙楼。结交杜陵轻薄子，谓言可生复可死。一沈一浮会有时，弃我翻然如脱屐。”［2］李颀最终为轻薄子弟所弃。他憣然醒悟，隐居于颍阳东川（今河南许昌附近）。大约在开元初，他开始了折节读书的生活。
李颀闭门读书的时期，正是唐王朝国力最强盛的时期。玄宗登基之初，先后任命务实清廉的姚崇、宋璟为相。后人对姚、宋主政的年代予以高度的评价：“姚崇、宋璟、苏颋等皆以骨鲠大臣，镇以清静。朝有著定，下无觊觎。四夷来寇，驱之而已；百姓富饶，税之而已。”［3］对于读书人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充满了希望和憧憬的时代。这使李颀胸中满怀对功名一蹴而就式的向往，期待能够“业就功成见明主”。［4］与此同时，在隐居生活中，李颀也结交了许多隐逸之士。那个时期，卢鸿、王维、张諲、刘方平等人都隐居在嵩山、颖阳一带，李颀与他们常有唱和。当时，嵩、颖一带有道观、佛寺几十座，李颀也常与道士、和尚相交，受他们的影响很深，在他的诗作中也有所反映。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他还前往洛阳谒见著名的道士张果。在这种思想的驱动下，李颀也亲身从事炼丹活动，期待升天入道。王维《赠李颀》一诗说道：“闻君饵丹砂，甚有好颜色。不知从今去，几时生羽翼。”［5］《唐才子传》也有以下描述：“性疏简，厌薄世务。慕神仙，服饵丹砂，期轻举之道，结好尘喧之外”。［6］颖阳的隐居读书生活，使李颀的思想带有两重性：既有积极进取、希冀功名、匡扶社稷的一面；又有安于隐逸、甚至迷信方术的一面。
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李颀得偿所愿，进士及第①，希冀有所作为。但命运给李颀开了一个玩笑：他这时已经46岁了，虽非“五十少进士”，但也是“虽沾寸禄已后时，徒欲出身事明主”。［7］此外，他先是错过了姚崇、宋璟主政的年代，而对于格外垂青读书人的张九龄主阁时期（开元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他也仅仅赶上了一个尾巴。此时的唐王朝虽然还处于开元盛世，但唐玄宗在经过二十多年的励精图治之后，已经开始厌于政事。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十二月，张九龄在与李林甫的权力争夺中败北。从此之后，中央政府的实权完全落入李林甫掌握之中，玄宗时代的政治，已呈败象。李颀释褐后，任过新乡尉之职。从他的朋友——同样做过县尉的高适诗中可以得知，县尉仅仅是一个“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8］的角色。后来李颀的生活始终颇不如意：“数年作吏家屡空，谁道黑头成老翁”、“男儿在世无产业，行子出门如转蓬”，［9］在新乡尉任上，也久不得迁调。面对仕途的失意，李颀思想中“厌薄世务”的成分占了上风，他慨叹“惭无匹夫志，悔与名山辞”，［10］最终挂冠而去，时间大约在开元二十九年到天宝三载之间。此后李颀重回颖阳东川别业隐居，也常往来于洛阳长安之间。他的卒年已不可考，大约在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左右。②
李颀的思想同时受到儒道禅三家的影响，在三教合一的唐代并不罕见。但李颀思想的主导方向，并非儒道共济，互为补充，以抚慰心灵，直面人生，进退有据。道家思想在他的心灵世界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使他始终带着一种冷漠的眼光看待人生，这就是“厌薄世务”。在盛唐国势强盛、士人普遍意气风发、谓功名可立致的大环境下，他也对功名有过热烈的期望。但在“厌薄世务”的前提下，他始终对现实人生持不信任的态度。遇到挫折，他的心态就倾向于郁结伤感。而解脱的方式，则是立即弃儒还道，毫不留恋。李颀对待道家思想与道术的方式与盛唐其余诗人不一样。李白亦从事过炼丹服食、受箓等活动，也流露过“人生如梦”、“人间无常”等思想，但他实际上“好神仙非慕其轻举”，而是把神仙世界当作没有权贵与黑暗的美好境界来追求。李白始终立足于人世，理想中的神仙世界只是人生的延伸。而李颀却切切实实地“慕神仙，期轻举之道”，以逃避人世作为实现自由的途径。这种心态在盛唐时期显得特异，却是缠绕在中唐诗人心头的灰暗心结的先兆。这种心态自然影响到诗歌里。于是，李颀诗歌中的几类主要题材，如边塞诗、音乐诗、赠别诗，都对同类题材的中唐诗歌有明显的影响。
二、 李颀的诗歌创作
（一）边塞诗
李颀的边塞诗向来享有盛誉，这类诗共五首，其中以歌行体《古从军行》和《古意》最具代表性。《古意》一首如下：
男儿事长征，少小幽燕客。赌胜马蹄下，由来轻七尺。杀人莫敢前，须如猬毛磔。黄云陇底白雪飞，未得报恩不得归。辽东小妇年十五，惯弹琵琶解歌舞。今为羌笛出塞声，使我三军泪如雨。［11］
诗的前半部塑造了一个英勇豪迈、视荣誉高于生命的少年侠客形象，读之只觉奇气逼人。但紧接着作者笔锋一转，把读者引到戍卒久战思归的哀愁情思中，与前半部的奇警气象相对照，更见凄苦之意。
《古从军行》如下：
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野云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12］
在本诗中，作者大力渲染塞外苦寒的恶劣环境，对士卒战死疆场、不得还乡的悲惨命运寄寓无限的同情，而对统治者穷兵黩武、视人民生命如草芥的行径，以含蓄蕴籍之笔进行鞭挞。
通观李颀的边塞诗，显然具有盛唐气象的两大特征：其一，李颀边塞诗中的人物意气风发，劲直豪迈；场面壮阔，与雄壮的盛唐风貌相一致;其二，李颀的边塞诗具有跌宕多姿而又自然浑成的特点，寥寥短篇中有纵横万里之势，波澜起伏而又自然一气。诗中对士卒的同情、对帝王的讽剌，都隐藏在壮阔凄苦的景物描写之后，寥寥数语，点到为止，含蓄蕴籍，尤显浑厚。
然而李颀的边塞诗又包含了与盛唐风貌不一致的因素。盛唐边塞诗有两个的主题：一是歌颂唐军将士奋勇杀敌、开边拓土的功绩。诗人亦期待自己能投身于其中，建功扬名。一是怜悯士卒抛妻别子、久战不还的悲惨遭遇，并抨击统治者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的罪行。就整体而言，前者在盛唐边塞诗居于主导地位，深沉的悲慨隐没于杀敌立功的豪情之中。盛唐边塞诗人流露出来的建功扬名的雄心比比皆是：高适大呼“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13］“总戎扫大漠，一战擒单于”，［14］王昌龄高歌“封侯取一战，岂复念闺阁”。［15］在这种雄心壮志的驱动之下，王昌龄《从军行》之四、五表现出血战杀敌、誓灭楼兰的决心；王维《少年行》、《燕支行》、《老将行》里的人物，无论是少年、青年还是老年，都满怀攻城拔寨、报国杀敌、视死如归的豪情。而李颀边塞诗中表现出来的倾向，显然是后者重于前者。《古意》中的少年侠士，虽然也有报恩而归的决心，但这个形象的意义，更多地是作为一种反衬，用以烘托渲染三军将士久戍不归、闻羌笛出塞之声而泪如雨下的伤感气氛。如果将李颀与盛唐其他边塞诗人加以对比，不难发现：同样是描写塞外苦寒的景色，岑参的《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皆以此来反衬唐军将士不畏艰险、勇往无前的英勇气概；李颀则以此渲染唐军士卒的悲惨遭遇。两者都含有悲壮的因素，但岑诗壮大于悲，而李诗悲大于壮。同样是抒发士卒的思归之情，王昌龄《从军行》之一、二虽然抒发思乡之情，却不失明朗；而李颀表达的却是一种无可奈何、泪如雨下的悲慨。
李颀的边塞诗预示着盛唐边塞诗的寥落。在盛唐诸人投身塞外，引吭高歌之时，李颀只能远远地立在大漠的边缘，发出一声悲凉的长叹。这种情绪已近中唐。李益的《回军行》、《听晓角》、《统汉烽下》、《从军北征》等边塞诗中展现出来的萧瑟、惨烈的景象、凄凉寂寞的情怀、伤感衰飒的气格，无不投映出李颀的影子。
（二）音乐诗
李颀诗作中描写音乐的诗也获得了历代称誉，这类诗共有三首：《琴歌》、《听安万善吹觱篥歌》、《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房给事》。③其中以《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房给事》成就最高：
蔡女昔造胡笳声，一弹一十有八拍。胡人落泪沾边草，汉使断肠对归客。古戍苍苍烽火寒，大荒沉沉飞雪白。先拂商弦后角羽，四郊秋叶惊摵摵。董夫子，通神明。深山窃听来妖精。言迟更速皆应手，将往复旋还有情。空山百鸟散还合，万里浮云阴且晴。嘶酸雏雁失群夜，断绝胡儿恋母声。川为静其波，鸟亦罢其鸣。乌孙部落家乡远，逻娑沙尘哀怨多。幽音变调忽飘洒，长风吹林雨堕瓦。迸泉飒飒飞木末，野鹿呦呦走堂下。长安城连东掖垣，凤凰池对青琐门。高才脱略名与利，日夕望君抱琴至。［16］
本诗调动了多种手段来描摹乐声：有敏锐的通感，以视觉和触觉的感受来表现听觉；有贴切的比喻，以自然界的各种相近的声音来比喻琴声；并且大胆地夸张乐声的效果。诗中用以表现乐声的意象，诸如长风、大川、空山百鸟、万里浮云等，雄奇壮丽；逐飞鸟、遏长川、感鬼神等夸张也极富想象力；诗歌的感情与节奏亦随着乐调的起伏而比纵横开阖、变幻莫测，高潮迭起，有幽远幻妙之功。凡此种种，莫不透现出盛唐特有的磅薄大气。
但李颀的音乐诗更重要的历史意义，在于开启了中唐音乐诗的创作规范与审美取向。首先是创作规范。李颀是唐代诗坛上第一个注重对乐声进行全面而细致地描绘的诗人，并且在整个盛唐诗坛，选取这种表现角度的，亦仅此一家。音乐依靠对声音的组织来表达情感。盛唐以前的诗人及盛唐其余诗人都不注重对乐声的形容描摹。盛唐诸人以大气磅薄、高歌情怀为主旨，他们习惯于体悟音乐的意境，将其表现出来，却不在意于描摹乐声之类看似细腻纤小之题。在他们笔下，音乐只是承载心境的一种工具。乐声是音乐的手段与过程，乐境是音乐的结果与目的；结果固然重要，但过程本身也不容忽视。李颀之外的盛唐音乐诗中，付诸听觉的音乐本身的魅力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王昌龄《听弹风入松赠杨补阙》、常建《江上琴兴》、李白《听蜀僧璿弹琴》等诗都有这种倾向。李颀的开创之功，在于运用通感、比喻等手法，辅以谐声字的使用，使抽象、飘渺的乐声具象化，并在具象化过程中创造出优美的意境，使音乐成为诗歌表现的主体，并使乐心与诗心达到更高层次的贯通。这是因为，李颀在盛唐大气磅薄的大环境之下，始终保持了一份内视的冷静，因此他的感觉更为细腻，能够把目光集中到细致精微的音乐听觉上来。这种写法，为中唐的白居易、韩愈、李贺等诗人所承袭，产生了《琵琶行》、《听颖师弹琴》、《李凭箜篌引》等描写音乐乐声的名篇。中唐诗人事实上已缺乏兼济天下的胸怀，因此他们的注意力逐渐转向对内心世界的拓展，其中之一的表现就是对细腻丰富的音乐极为敏感，因此才有可能追随李颀之风。
其次是音乐诗的审美取向。上文提到的盛唐诸家音乐诗作，普遍追求的是表里澄澈、清幽疏澹的意境。而李颀的音乐诗往往笼罩着悲凉的情调：或是“月照城头乌半飞，霜淒万树风入衣”；［17］或是“傍邻闻者多叹息，远客思乡皆泪垂”。［18］《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房给事》的表现主题，是蔡文姬与两儿生别离而产生的悲怨之气。这三首诗中，无论是奏乐的时令、情景，还是乐曲的曲意，都是悲字当头，读之有一股挥之不去、缠郁其中的悲凉之气。这种悲郁之气，浓缩了李颀一生的命运：“世人解听不解赏，长飚风中自来往”。［19］知音世所稀，李颀的才华也未被当路者欣赏，以至沉沦于一尉，不得伸展，故借闻乐表达胸中寂寞伤感之气。并由此指出自已的前途：“敢告云山从此始”，［20］“高才脱略名与利，日夕望君抱琴至”。［21］
李颀音乐诗表现出来的感伤情调，在大历诗坛中产生了反响。刘长卿也有一些写音乐的诗，《听弹琴》中“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22］的寂寞伤怀之意，《听笛歌》中“静听关山闻一叫，三湘月色悲猿啸。又吹杨柳激繁音，千里春色伤人心”［23］的悲伤情怀，无不可见李颀音乐诗的影响。李益的几首写音乐的诗中，且不说与边塞有关的《听晓角》、《夜上受降城闻笛》中表现出来的萧瑟之意，便是《古瑟怨》、《春夜闻笛》等描写中原生活的诗歌中，也充满了“破瑟”、“悲秋”、“泪沾衣”等字眼，李颀的回响随处可闻。
（三）寄赠送别诗
李颀寄赠、送别朋友之作（以下简称“赠别诗”）有60余首，在其诗作中所占比重最大。李颀的赠别诗有两大特点：其一，他不注重描绘渲染分别时的情景，也很少追忆与朋友相处时的情境，而是选取友人生活中的精彩片断，勾勒出友人一生的概貌，从而具有传记诗的实质。如《赠别高三十五》，记录了高适豪放不羁、啸傲山林的前半生。其二，由于这些友人的思想、经历、爱好等多与李颀有相似之处，他们的生活方式即使不与李颀本人十分近似，至少也为李颀所欣赏。如此说来，这类诗歌，名曰赠别，实兼自述，从中可以看出李颀自身的风貌。
李颀的赠别诗可以按赠别的对象分为两类：第一类友人气度豪放、胸襟开阔、刚直不阿，如陈章甫、梁鍠、张旭、康洽等。试看《送陈章甫》：
四月南风大麦黄，枣花未落桐阴长。青山朝别暮还见，嘶马低头思故乡。陈侯立身何坦荡，虯鬚虎眉仍大顙。腹中贮书一万卷，不肯低头在草莽。东门沽酒饮我曹，心轻万事如鸿毛。醉卧不知白日暮，有时空望孤云高。长河浪头连天黑，津吏停舟渡不得。郑国游人未及家，洛阳行子空叹息。闻道故林相识多，罢官昨日今如何！［24］
诗中陈章甫饱学多才、立身坦荡、豪迈不羁、卓尔不群的形象跃然纸上。“东门沽酒”以下四句，尤其高华豪迈。这首诗是李颀诗集中不可多得的壮大于悲的篇章。其余如《赠张旭》中才高心旷、耿介脱俗、洒脱飘逸的草圣张旭，《别梁鍠》中落拓不羁、桀骜不驯的侠客梁鍠，无不豪气逼人。即使是面对人生的失意，张旭仍“微禄心不屑，放神于八弦”，［25］梁鍠则“忽然遣跃紫骝马，还是昂藏一丈夫”，［26］陈章甫亦不肯低头、心轻万事，发出“罢官亦如何”的豪叹。李颀笔下盛唐士人的群像，莫不打上了盛唐时代意气风发、潇洒昂扬的时代印记，表现出情绪积极、胸襟开阔、不拘一格的精神面目。这其中也隐含了李颀本人的影子，反映了他豪放超然的心态。这一类的赠别诗，连同上文论及的边塞诗与音乐诗，使李颀得以在盛唐诗坛占有一席之地。
但李颀的另一类赠别诗显示了他的另一种心态，这类诗的赠别对象是那些安于隐逸的友人，包括释道二家之士。这些诗在李颀赠别诗中所占比重更大，展示出来的风貌迥异于前一类作品。在这些作品里，李颀及其朋友都是“濩落久无用，隐身甘采薇”［27］之辈，他们在“幽云澹徘徊，白鹭飞左右”［28］的环境中，过着“摇巾北林夕，把菊东山秋”［29］的生活。在这种悠然自得的生活中，他们早已忘却名利场中之事：“徒言青琐关，不爱承明庐”,［30］转而把目光投向方外世界：“手持莲花经，目送飞鸟余”。［31］《送綦毋三谒房给事》。自此，红尘世界已不堪回首：“始知物外情，簪绂如芻狗”。［32］
在这些诗中，“水”是最重要的意象。他说过“我心爱流水”、［33］“举世皆亲丞相阁，我心独爱伊川水”。［34］道家先哲喜欢借水设喻，以明其说。李颀偏爱流水，多受老子的影响。《老子》云：“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又不争。”［35］《庄子?刻意》也说过：“水之性，不杂则清，莫动则平。郁闭而不流，亦不能清”。［36］水无常形，故能委心任运、随物赋形，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因而为道家所偏爱。深得道家思想精髓的李颀，正可借流水荡涤心中尘埃，化去心中失意不平之气。庄子认为“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37］李颀却能以流水为鉴，反思己身之得失，进而领悟他眼中的人生真谛。与流水相联系的意象是“舟”。李颀诗中的“流水”与“舟”两种意象成为宇宙人生的象征：“空怀济世业，欲棹沧浪船”、 ［38］“名高不择仕，委世随虚舟”、［39］“一身轻寸禄，万物任虚舟”。［40］李颀认为，宇宙万物皆如流水，人生一世就象行舟。而且，他的人生之舟，绝非劈波斩浪、逆流而上的，而是顺流直下，随波逐流，趋利避害的。
这类诗歌表明，李颀逐渐演化为一个游离于人生边缘的诗人。盛唐诗人里没有哪一位诗人象李颀这样对山水的描绘中如此强烈地表达了对现实人生的失望、淡漠与超脱。孟浩然一生求仕未成，以布衣而终，长期过着隐逸生活，但他并未过多表现出对人生的失望。且不说他早年《临洞庭湖上张丞相》、《与颜钱塘登樟亭望潮作》等诗中表现出的雄壮气概，即使是他隐居鹿门山时的诗歌，如《秋登兰山寄张五》、《夏日南亭怀辛大》、《夜归鹿门山歌》等，淡雅恬静，但决不冷寂，而且在山水景物的描绘中流露出几分生气。即使是在《寻香山湛上人》一类诗中他说过“愿言投此山，身世两相弃”［41］之类的话，但这只是一种叶公好龙式的感叹，他并没有真正出家，断绝世务。再看王维，王维在安史之乱前的山水诗中殊多雄壮之作，如《终南山》、《汉江临泛》等，其余作品大多清远幽雅，写出了田园和山居生活的乐趣。李颀、王维皆与綦毋潜友善，綦毋潜弃官归隐，两人皆有诗相赠，从中可看出二者人生态度的差异。王维设想了綦毋潜在“秋天万里静，日暮澄江空。清夜何悠悠，扣弦明月中”［42］的环境中，过上自得的农桑生活，尚有融融之乐。而李颀笔下綦毋潜的隐居生活，则是“万物我何有，白云空自幽”，［43］一派与世无关的寂寞之意，以至还产生了“惜哉旷微月，欲济无轻舟”［44］的离世念头。这完全已非盛唐之音，而是中唐声调。刘长卿、大历十才子诗中从青山白云、春风芳草中透露出的孤独寂寞的情绪，以及柳宗元山水诗中峭洁清远、遗世独立的品格，与李颀一脉相承。
三、结语
两个时间上先后承继、风貌上迥然有别的文学时期，其间必然有一个具有转型意义的载体，兼具两个时期的特征，凸显从上一时期向下一时期过渡的走势。盛唐诗歌向中唐诗歌的转型过程中，李颀承担了这一使命。由于李颀生活在安史之乱以前，他对中唐诗歌的启导更肯有典型意义。李颀诗歌成为兼具盛唐与中唐两种诗风的载体，预示着由盛唐气象向中唐诗风的转变，具有由盛唐向中唐转型的意义。他的边塞诗上承盛唐高、岑的雄浑悲壮，下启中唐李益的伤感衰飒。他的音乐诗开创了以音乐为主体的题材，在写作思路上迥异于盛唐其他作者，而启发了中唐诸家；诗中的感伤情调也接近于中唐作家。李颀笔下的盛唐文士，或显示了盛唐慷慨爽朗的气概，或流露出中唐式的幽独与无奈。他的隐逸交游、在“流水”意象中表达出来的对人生的超脱、对消极遁世的玄理的发扬，预示了中唐诗人忧虑、寂寞、孤峭的普遍精神状态。李颀的诗歌，是盛唐气象里的中唐先声。
注释：
①李颀进士及第的时间向有争议。《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李颀诗一卷，下注“擢开元进士第”，但未说明年份。《唐才子传》称李颀“开元二十三年进士及第”；《全唐诗》第一三二卷李颀条下云：“擢开元十三年进士第”。傅璇琮先生力主前说，否定后说。本文采用傅说，可参见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0。
②李颀卒年，向无定论。闻一多《唐诗大系》作天宝十载（公元751年）。傅璇琮先生认为不超过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参见傅著《唐代诗人丛考?李颀考》，见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0。谭优学先生认为是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参见谭优学.唐代诗人行年考［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总而言之，李颀并未经历过爆发于开元十四载（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这一点可以肯定。
③此诗诗题向有争议，本文从程千帆先生之说，可参见程著《古诗考索?李颀〈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语弄房给事〉寄诗题校释》，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程千帆.古诗考索［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另：本诗题为“弹胡笳声”，但诗中表现的并不是胡笳的乐声，而是琴声。诗中董庭兰是用琴模仿胡笳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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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sage of the Poetical Style in the MidTang Dynasty Revealed in the Heyday of Tang Dynasty
—— The Transitional Significance of Li Qi’s Poems
HE Zetang
(Humanities Institutes,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42,
P.R.China)
Abstract:
Li Qi, a poet living in the heyday of Tang Dynasty, was dominated by the thought of Taoism. On the
other hand, he was not promot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for a long time. So his mindset was especially desolate among the poets living in the heyday of Tang Dynast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is mindset, his poems not only maintained the virile and deep features of poetry in that period,
but also included the lonely style which guided the poetical style of the midTang Dynasty. Therefore, Li Qi’s poems played a significant part in the transition of poems from the heyday of Tang Dynasty to the midTang Dynasty.
Key words: Li Qi; the heyday of Tang Dynasty; the presage of the midTang Dynasty; transition
(文字编辑、责任校对：邹 红)
摘 要： 盛唐诗人李颀一生主要为道家思想所支配，加上仕途的失意，使他的心态在盛唐诗坛尤显孤寂。这种心态影响到诗歌里，使他的诗歌既保留了盛唐诗歌雄浑的特征，又包含了寂寞、峭独的风格，成为中唐诗风的先导。因此，李颀诗具有从盛唐向中唐转型的过渡意义。
关键词： 李颀 李欣诗歌 唐朝诗歌 唐朝中期
中图分类号：I 22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23X(2009)03006105
唐诗的“初盛中晚”之分，今日已成共识。四期诗风各不相同，其中盛唐作为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期，最为后人推崇。人们往往用“盛唐气象”来概括这个时期诗歌的风貌特征。简而言之，盛唐气象包含以下两个要素：其一是雄壮。盛唐诗人大多在盛世进行创作，多数人具有积极向上的人生观，意气风发，情怀慷慨，气度爽朗，胸襟开阔，发为诗歌，便形成了雄壮开阔的特色；其二是浑厚。盛唐各体诗歌都承袭了汉魏古诗浑然天成、难以句摘的特点，形成了自然浑成、意味深厚的风格。中唐诗歌较之盛唐，有明显不同的风貌特征。中唐诗人的心态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盛唐诗歌中乐观的精神、闳放的气度已不多见，人生的孤独、伤感和忧郁，成为中唐诗人关注的主要对象。“兼济天下”虽然是他们喊出的响亮口号之一，但独善其身成为中唐诗人事实上的主要追求。其写作特点也流于或雕章琢句、或平易浅露，各执一端，与自然浑成的盛唐气象大相径庭。然而“初盛中晚”的划分并不意味着各时期诗歌风格的截然对立、泾渭分明。对于时间上前后承继的盛唐与中唐时期来说，其风格也有互相渗透的一面：中唐诗歌里有盛唐诗歌的余绪。大历诗人去开元天宝时期不远，他们的诗中或多或少地保留了一些明朗昂扬的盛唐气概。其后几十年的刘禹锡，诗作高卓雄劲，留有盛唐的影子。盛唐诗歌里也孕育着中唐诗歌的萌芽。人们习惯于把安史之乱看作是盛唐诗歌与中唐的分水岭，安史之乱后还继续进行创作的盛唐诗人，诗风大变，开始流露出衰飒的气格。然而，安史之乱前的盛唐诗坛，便已出现了中唐诗歌的萌芽，并未身历安史之乱的李颀，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的诗作中保留了盛唐气象的一些特征，但同时又充满了对人生的失望，弥漫着忧虑、伤感、寂寞、幽独的情绪，对中唐诗人特别是大历诗人有显著的影响。
一、 李颀的生平
李颀约生于武后天授元年（公元690年），［1］少时好与五陵子弟相交结，过着浪荡不羁的生活。《缓歌行》比较全面地描述了他当年的生活：“小来託身攀贵游，倾财破产无所忧。暮擬经过石渠署，朝将出入铜龙楼。结交杜陵轻薄子，谓言可生复可死。一沈一浮会有时，弃我翻然如脱屐。”［2］李颀最终为轻薄子弟所弃。他憣然醒悟，隐居于颍阳东川（今河南许昌附近）。大约在开元初，他开始了折节读书的生活。
李颀闭门读书的时期，正是唐王朝国力最强盛的时期。玄宗登基之初，先后任命务实清廉的姚崇、宋璟为相。后人对姚、宋主政的年代予以高度的评价：“姚崇、宋璟、苏颋等皆以骨鲠大臣，镇以清静。朝有著定，下无觊觎。四夷来寇，驱之而已；百姓富饶，税之而已。”［3］对于读书人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充满了希望和憧憬的时代。这使李颀胸中满怀对功名一蹴而就式的向往，期待能够“业就功成见明主”。［4］与此同时，在隐居生活中，李颀也结交了许多隐逸之士。那个时期，卢鸿、王维、张諲、刘方平等人都隐居在嵩山、颖阳一带，李颀与他们常有唱和。当时，嵩、颖一带有道观、佛寺几十座，李颀也常与道士、和尚相交，受他们的影响很深，在他的诗作中也有所反映。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他还前往洛阳谒见著名的道士张果。在这种思想的驱动下，李颀也亲身从事炼丹活动，期待升天入道。王维《赠李颀》一诗说道：“闻君饵丹砂，甚有好颜色。不知从今去，几时生羽翼。”［5］《唐才子传》也有以下描述：“性疏简，厌薄世务。慕神仙，服饵丹砂，期轻举之道，结好尘喧之外”。［6］颖阳的隐居读书生活，使李颀的思想带有两重性：既有积极进取、希冀功名、匡扶社稷的一面；又有安于隐逸、甚至迷信方术的一面。
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李颀得偿所愿，进士及第①，希冀有所作为。但命运给李颀开了一个玩笑：他这时已经46岁了，虽非“五十少进士”，但也是“虽沾寸禄已后时，徒欲出身事明主”。［7］此外，他先是错过了姚崇、宋璟主政的年代，而对于格外垂青读书人的张九龄主阁时期（开元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他也仅仅赶上了一个尾巴。此时的唐王朝虽然还处于开元盛世，但唐玄宗在经过二十多年的励精图治之后，已经开始厌于政事。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十二月，张九龄在与李林甫的权力争夺中败北。从此之后，中央政府的实权完全落入李林甫掌握之中，玄宗时代的政治，已呈败象。李颀释褐后，任过新乡尉之职。从他的朋友——同样做过县尉的高适诗中可以得知，县尉仅仅是一个“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8］的角色。后来李颀的生活始终颇不如意：“数年作吏家屡空，谁道黑头成老翁”、“男儿在世无产业，行子出门如转蓬”，［9］在新乡尉任上，也久不得迁调。面对仕途的失意，李颀思想中“厌薄世务”的成分占了上风，他慨叹“惭无匹夫志，悔与名山辞”，［10］最终挂冠而去，时间大约在开元二十九年到天宝三载之间。此后李颀重回颖阳东川别业隐居，也常往来于洛阳长安之间。他的卒年已不可考，大约在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左右。②
李颀的思想同时受到儒道禅三家的影响，在三教合一的唐代并不罕见。但李颀思想的主导方向，并非儒道共济，互为补充，以抚慰心灵，直面人生，进退有据。道家思想在他的心灵世界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使他始终带着一种冷漠的眼光看待人生，这就是“厌薄世务”。在盛唐国势强盛、士人普遍意气风发、谓功名可立致的大环境下，他也对功名有过热烈的期望。但在“厌薄世务”的前提下，他始终对现实人生持不信任的态度。遇到挫折，他的心态就倾向于郁结伤感。而解脱的方式，则是立即弃儒还道，毫不留恋。李颀对待道家思想与道术的方式与盛唐其余诗人不一样。李白亦从事过炼丹服食、受箓等活动，也流露过“人生如梦”、“人间无常”等思想，但他实际上“好神仙非慕其轻举”，而是把神仙世界当作没有权贵与黑暗的美好境界来追求。李白始终立足于人世，理想中的神仙世界只是人生的延伸。而李颀却切切实实地“慕神仙，期轻举之道”，以逃避人世作为实现自由的途径。这种心态在盛唐时期显得特异，却是缠绕在中唐诗人心头的灰暗心结的先兆。这种心态自然影响到诗歌里。于是，李颀诗歌中的几类主要题材，如边塞诗、音乐诗、赠别诗，都对同类题材的中唐诗歌有明显的影响。
二、 李颀的诗歌创作
（一）边塞诗
李颀的边塞诗向来享有盛誉，这类诗共五首，其中以歌行体《古从军行》和《古意》最具代表性。《古意》一首如下：
男儿事长征，少小幽燕客。赌胜马蹄下，由来轻七尺。杀人莫敢前，须如猬毛磔。黄云陇底白雪飞，未得报恩不得归。辽东小妇年十五，惯弹琵琶解歌舞。今为羌笛出塞声，使我三军泪如雨。［11］
诗的前半部塑造了一个英勇豪迈、视荣誉高于生命的少年侠客形象，读之只觉奇气逼人。但紧接着作者笔锋一转，把读者引到戍卒久战思归的哀愁情思中，与前半部的奇警气象相对照，更见凄苦之意。
《古从军行》如下：
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野云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12］
在本诗中，作者大力渲染塞外苦寒的恶劣环境，对士卒战死疆场、不得还乡的悲惨命运寄寓无限的同情，而对统治者穷兵黩武、视人民生命如草芥的行径，以含蓄蕴籍之笔进行鞭挞。
通观李颀的边塞诗，显然具有盛唐气象的两大特征：其一，李颀边塞诗中的人物意气风发，劲直豪迈；场面壮阔，与雄壮的盛唐风貌相一致;其二，李颀的边塞诗具有跌宕多姿而又自然浑成的特点，寥寥短篇中有纵横万里之势，波澜起伏而又自然一气。诗中对士卒的同情、对帝王的讽剌，都隐藏在壮阔凄苦的景物描写之后，寥寥数语，点到为止，含蓄蕴籍，尤显浑厚。
然而李颀的边塞诗又包含了与盛唐风貌不一致的因素。盛唐边塞诗有两个的主题：一是歌颂唐军将士奋勇杀敌、开边拓土的功绩。诗人亦期待自己能投身于其中，建功扬名。一是怜悯士卒抛妻别子、久战不还的悲惨遭遇，并抨击统治者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的罪行。就整体而言，前者在盛唐边塞诗居于主导地位，深沉的悲慨隐没于杀敌立功的豪情之中。盛唐边塞诗人流露出来的建功扬名的雄心比比皆是：高适大呼“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13］“总戎扫大漠，一战擒单于”，［14］王昌龄高歌“封侯取一战，岂复念闺阁”。［15］在这种雄心壮志的驱动之下，王昌龄《从军行》之四、五表现出血战杀敌、誓灭楼兰的决心；王维《少年行》、《燕支行》、《老将行》里的人物，无论是少年、青年还是老年，都满怀攻城拔寨、报国杀敌、视死如归的豪情。而李颀边塞诗中表现出来的倾向，显然是后者重于前者。《古意》中的少年侠士，虽然也有报恩而归的决心，但这个形象的意义，更多地是作为一种反衬，用以烘托渲染三军将士久戍不归、闻羌笛出塞之声而泪如雨下的伤感气氛。如果将李颀与盛唐其他边塞诗人加以对比，不难发现：同样是描写塞外苦寒的景色，岑参的《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皆以此来反衬唐军将士不畏艰险、勇往无前的英勇气概；李颀则以此渲染唐军士卒的悲惨遭遇。两者都含有悲壮的因素，但岑诗壮大于悲，而李诗悲大于壮。同样是抒发士卒的思归之情，王昌龄《从军行》之一、二虽然抒发思乡之情，却不失明朗；而李颀表达的却是一种无可奈何、泪如雨下的悲慨。
李颀的边塞诗预示着盛唐边塞诗的寥落。在盛唐诸人投身塞外，引吭高歌之时，李颀只能远远地立在大漠的边缘，发出一声悲凉的长叹。这种情绪已近中唐。李益的《回军行》、《听晓角》、《统汉烽下》、《从军北征》等边塞诗中展现出来的萧瑟、惨烈的景象、凄凉寂寞的情怀、伤感衰飒的气格，无不投映出李颀的影子。
（二）音乐诗
李颀诗作中描写音乐的诗也获得了历代称誉，这类诗共有三首：《琴歌》、《听安万善吹觱篥歌》、《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房给事》。③其中以《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房给事》成就最高：
蔡女昔造胡笳声，一弹一十有八拍。胡人落泪沾边草，汉使断肠对归客。古戍苍苍烽火寒，大荒沉沉飞雪白。先拂商弦后角羽，四郊秋叶惊摵摵。董夫子，通神明。深山窃听来妖精。言迟更速皆应手，将往复旋还有情。空山百鸟散还合，万里浮云阴且晴。嘶酸雏雁失群夜，断绝胡儿恋母声。川为静其波，鸟亦罢其鸣。乌孙部落家乡远，逻娑沙尘哀怨多。幽音变调忽飘洒，长风吹林雨堕瓦。迸泉飒飒飞木末，野鹿呦呦走堂下。长安城连东掖垣，凤凰池对青琐门。高才脱略名与利，日夕望君抱琴至。［16］
本诗调动了多种手段来描摹乐声：有敏锐的通感，以视觉和触觉的感受来表现听觉；有贴切的比喻，以自然界的各种相近的声音来比喻琴声；并且大胆地夸张乐声的效果。诗中用以表现乐声的意象，诸如长风、大川、空山百鸟、万里浮云等，雄奇壮丽；逐飞鸟、遏长川、感鬼神等夸张也极富想象力；诗歌的感情与节奏亦随着乐调的起伏而比纵横开阖、变幻莫测，高潮迭起，有幽远幻妙之功。凡此种种，莫不透现出盛唐特有的磅薄大气。
但李颀的音乐诗更重要的历史意义，在于开启了中唐音乐诗的创作规范与审美取向。首先是创作规范。李颀是唐代诗坛上第一个注重对乐声进行全面而细致地描绘的诗人，并且在整个盛唐诗坛，选取这种表现角度的，亦仅此一家。音乐依靠对声音的组织来表达情感。盛唐以前的诗人及盛唐其余诗人都不注重对乐声的形容描摹。盛唐诸人以大气磅薄、高歌情怀为主旨，他们习惯于体悟音乐的意境，将其表现出来，却不在意于描摹乐声之类看似细腻纤小之题。在他们笔下，音乐只是承载心境的一种工具。乐声是音乐的手段与过程，乐境是音乐的结果与目的；结果固然重要，但过程本身也不容忽视。李颀之外的盛唐音乐诗中，付诸听觉的音乐本身的魅力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王昌龄《听弹风入松赠杨补阙》、常建《江上琴兴》、李白《听蜀僧璿弹琴》等诗都有这种倾向。李颀的开创之功，在于运用通感、比喻等手法，辅以谐声字的使用，使抽象、飘渺的乐声具象化，并在具象化过程中创造出优美的意境，使音乐成为诗歌表现的主体，并使乐心与诗心达到更高层次的贯通。这是因为，李颀在盛唐大气磅薄的大环境之下，始终保持了一份内视的冷静，因此他的感觉更为细腻，能够把目光集中到细致精微的音乐听觉上来。这种写法，为中唐的白居易、韩愈、李贺等诗人所承袭，产生了《琵琶行》、《听颖师弹琴》、《李凭箜篌引》等描写音乐乐声的名篇。中唐诗人事实上已缺乏兼济天下的胸怀，因此他们的注意力逐渐转向对内心世界的拓展，其中之一的表现就是对细腻丰富的音乐极为敏感，因此才有可能追随李颀之风。
其次是音乐诗的审美取向。上文提到的盛唐诸家音乐诗作，普遍追求的是表里澄澈、清幽疏澹的意境。而李颀的音乐诗往往笼罩着悲凉的情调：或是“月照城头乌半飞，霜淒万树风入衣”；［17］或是“傍邻闻者多叹息，远客思乡皆泪垂”。［18］《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房给事》的表现主题，是蔡文姬与两儿生别离而产生的悲怨之气。这三首诗中，无论是奏乐的时令、情景，还是乐曲的曲意，都是悲字当头，读之有一股挥之不去、缠郁其中的悲凉之气。这种悲郁之气，浓缩了李颀一生的命运：“世人解听不解赏，长飚风中自来往”。［19］知音世所稀，李颀的才华也未被当路者欣赏，以至沉沦于一尉，不得伸展，故借闻乐表达胸中寂寞伤感之气。并由此指出自已的前途：“敢告云山从此始”，［20］“高才脱略名与利，日夕望君抱琴至”。［21］
李颀音乐诗表现出来的感伤情调，在大历诗坛中产生了反响。刘长卿也有一些写音乐的诗，《听弹琴》中“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22］的寂寞伤怀之意，《听笛歌》中“静听关山闻一叫，三湘月色悲猿啸。又吹杨柳激繁音，千里春色伤人心”［23］的悲伤情怀，无不可见李颀音乐诗的影响。李益的几首写音乐的诗中，且不说与边塞有关的《听晓角》、《夜上受降城闻笛》中表现出来的萧瑟之意，便是《古瑟怨》、《春夜闻笛》等描写中原生活的诗歌中，也充满了“破瑟”、“悲秋”、“泪沾衣”等字眼，李颀的回响随处可闻。
（三）寄赠送别诗
李颀寄赠、送别朋友之作（以下简称“赠别诗”）有60余首，在其诗作中所占比重最大。李颀的赠别诗有两大特点：其一，他不注重描绘渲染分别时的情景，也很少追忆与朋友相处时的情境，而是选取友人生活中的精彩片断，勾勒出友人一生的概貌，从而具有传记诗的实质。如《赠别高三十五》，记录了高适豪放不羁、啸傲山林的前半生。其二，由于这些友人的思想、经历、爱好等多与李颀有相似之处，他们的生活方式即使不与李颀本人十分近似，至少也为李颀所欣赏。如此说来，这类诗歌，名曰赠别，实兼自述，从中可以看出李颀自身的风貌。
李颀的赠别诗可以按赠别的对象分为两类：第一类友人气度豪放、胸襟开阔、刚直不阿，如陈章甫、梁鍠、张旭、康洽等。试看《送陈章甫》：
四月南风大麦黄，枣花未落桐阴长。青山朝别暮还见，嘶马低头思故乡。陈侯立身何坦荡，虯鬚虎眉仍大顙。腹中贮书一万卷，不肯低头在草莽。东门沽酒饮我曹，心轻万事如鸿毛。醉卧不知白日暮，有时空望孤云高。长河浪头连天黑，津吏停舟渡不得。郑国游人未及家，洛阳行子空叹息。闻道故林相识多，罢官昨日今如何！［24］
诗中陈章甫饱学多才、立身坦荡、豪迈不羁、卓尔不群的形象跃然纸上。“东门沽酒”以下四句，尤其高华豪迈。这首诗是李颀诗集中不可多得的壮大于悲的篇章。其余如《赠张旭》中才高心旷、耿介脱俗、洒脱飘逸的草圣张旭，《别梁鍠》中落拓不羁、桀骜不驯的侠客梁鍠，无不豪气逼人。即使是面对人生的失意，张旭仍“微禄心不屑，放神于八弦”，［25］梁鍠则“忽然遣跃紫骝马，还是昂藏一丈夫”，［26］陈章甫亦不肯低头、心轻万事，发出“罢官亦如何”的豪叹。李颀笔下盛唐士人的群像，莫不打上了盛唐时代意气风发、潇洒昂扬的时代印记，表现出情绪积极、胸襟开阔、不拘一格的精神面目。这其中也隐含了李颀本人的影子，反映了他豪放超然的心态。这一类的赠别诗，连同上文论及的边塞诗与音乐诗，使李颀得以在盛唐诗坛占有一席之地。
但李颀的另一类赠别诗显示了他的另一种心态，这类诗的赠别对象是那些安于隐逸的友人，包括释道二家之士。这些诗在李颀赠别诗中所占比重更大，展示出来的风貌迥异于前一类作品。在这些作品里，李颀及其朋友都是“濩落久无用，隐身甘采薇”［27］之辈，他们在“幽云澹徘徊，白鹭飞左右”［28］的环境中，过着“摇巾北林夕，把菊东山秋”［29］的生活。在这种悠然自得的生活中，他们早已忘却名利场中之事：“徒言青琐关，不爱承明庐”,［30］转而把目光投向方外世界：“手持莲花经，目送飞鸟余”。［31］《送綦毋三谒房给事》。自此，红尘世界已不堪回首：“始知物外情，簪绂如芻狗”。［32］
在这些诗中，“水”是最重要的意象。他说过“我心爱流水”、［33］“举世皆亲丞相阁，我心独爱伊川水”。［34］道家先哲喜欢借水设喻，以明其说。李颀偏爱流水，多受老子的影响。《老子》云：“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又不争。”［35］《庄子?刻意》也说过：“水之性，不杂则清，莫动则平。郁闭而不流，亦不能清”。［36］水无常形，故能委心任运、随物赋形，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因而为道家所偏爱。深得道家思想精髓的李颀，正可借流水荡涤心中尘埃，化去心中失意不平之气。庄子认为“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37］李颀却能以流水为鉴，反思己身之得失，进而领悟他眼中的人生真谛。与流水相联系的意象是“舟”。李颀诗中的“流水”与“舟”两种意象成为宇宙人生的象征：“空怀济世业，欲棹沧浪船”、 ［38］“名高不择仕，委世随虚舟”、［39］“一身轻寸禄，万物任虚舟”。［40］李颀认为，宇宙万物皆如流水，人生一世就象行舟。而且，他的人生之舟，绝非劈波斩浪、逆流而上的，而是顺流直下，随波逐流，趋利避害的。
这类诗歌表明，李颀逐渐演化为一个游离于人生边缘的诗人。盛唐诗人里没有哪一位诗人象李颀这样对山水的描绘中如此强烈地表达了对现实人生的失望、淡漠与超脱。孟浩然一生求仕未成，以布衣而终，长期过着隐逸生活，但他并未过多表现出对人生的失望。且不说他早年《临洞庭湖上张丞相》、《与颜钱塘登樟亭望潮作》等诗中表现出的雄壮气概，即使是他隐居鹿门山时的诗歌，如《秋登兰山寄张五》、《夏日南亭怀辛大》、《夜归鹿门山歌》等，淡雅恬静，但决不冷寂，而且在山水景物的描绘中流露出几分生气。即使是在《寻香山湛上人》一类诗中他说过“愿言投此山，身世两相弃”［41］之类的话，但这只是一种叶公好龙式的感叹，他并没有真正出家，断绝世务。再看王维，王维在安史之乱前的山水诗中殊多雄壮之作，如《终南山》、《汉江临泛》等，其余作品大多清远幽雅，写出了田园和山居生活的乐趣。李颀、王维皆与綦毋潜友善，綦毋潜弃官归隐，两人皆有诗相赠，从中可看出二者人生态度的差异。王维设想了綦毋潜在“秋天万里静，日暮澄江空。清夜何悠悠，扣弦明月中”［42］的环境中，过上自得的农桑生活，尚有融融之乐。而李颀笔下綦毋潜的隐居生活，则是“万物我何有，白云空自幽”，［43］一派与世无关的寂寞之意，以至还产生了“惜哉旷微月，欲济无轻舟”［44］的离世念头。这完全已非盛唐之音，而是中唐声调。刘长卿、大历十才子诗中从青山白云、春风芳草中透露出的孤独寂寞的情绪，以及柳宗元山水诗中峭洁清远、遗世独立的品格，与李颀一脉相承。
三、结语
两个时间上先后承继、风貌上迥然有别的文学时期，其间必然有一个具有转型意义的载体，兼具两个时期的特征，凸显从上一时期向下一时期过渡的走势。盛唐诗歌向中唐诗歌的转型过程中，李颀承担了这一使命。由于李颀生活在安史之乱以前，他对中唐诗歌的启导更肯有典型意义。李颀诗歌成为兼具盛唐与中唐两种诗风的载体，预示着由盛唐气象向中唐诗风的转变，具有由盛唐向中唐转型的意义。他的边塞诗上承盛唐高、岑的雄浑悲壮，下启中唐李益的伤感衰飒。他的音乐诗开创了以音乐为主体的题材，在写作思路上迥异于盛唐其他作者，而启发了中唐诸家；诗中的感伤情调也接近于中唐作家。李颀笔下的盛唐文士，或显示了盛唐慷慨爽朗的气概，或流露出中唐式的幽独与无奈。他的隐逸交游、在“流水”意象中表达出来的对人生的超脱、对消极遁世的玄理的发扬，预示了中唐诗人忧虑、寂寞、孤峭的普遍精神状态。李颀的诗歌，是盛唐气象里的中唐先声。
注释：
①李颀进士及第的时间向有争议。《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李颀诗一卷，下注“擢开元进士第”，但未说明年份。《唐才子传》称李颀“开元二十三年进士及第”；《全唐诗》第一三二卷李颀条下云：“擢开元十三年进士第”。傅璇琮先生力主前说，否定后说。本文采用傅说，可参见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0。
②李颀卒年，向无定论。闻一多《唐诗大系》作天宝十载（公元751年）。傅璇琮先生认为不超过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参见傅著《唐代诗人丛考?李颀考》，见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0。谭优学先生认为是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参见谭优学.唐代诗人行年考［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总而言之，李颀并未经历过爆发于开元十四载（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这一点可以肯定。
③此诗诗题向有争议，本文从程千帆先生之说，可参见程著《古诗考索?李颀〈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语弄房给事〉寄诗题校释》，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程千帆.古诗考索［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另：本诗题为“弹胡笳声”，但诗中表现的并不是胡笳的乐声，而是琴声。诗中董庭兰是用琴模仿胡笳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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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sage of the Poetical Style in the MidTang Dynasty Revealed in the Heyday of Tang Dynasty
—— The Transitional Significance of Li Qi’s Poems
HE Zetang
(Humanities Institutes,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42,
P.R.China)
Abstract:
Li Qi, a poet living in the heyday of Tang Dynasty, was dominated by the thought of Taoism. On the
other hand, he was not promot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for a long time. So his mindset was especially desolate among the poets living in the heyday of Tang Dynast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is mindset, his poems not only maintained the virile and deep features of poetry in that period,
but also included the lonely style which guided the poetical style of the midTang Dynasty. Therefore, Li Qi’s poems played a significant part in the transition of poems from the heyday of Tang Dynasty to the midTang Dynasty.
Key words: Li Qi; the heyday of Tang Dynasty; the presage of the midTang Dynasty; transition
(文字编辑、责任校对：邹 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