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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10年国内经济发展的基本任务即通过调整结构来保证经济增长。而调整结构的核心是要改变完全依赖出口与投资的经济增长方式，把经济增长的重心放到居民消费上来。
那么，中国居民的消费从何而来?2009年12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了完善促进消费的若干政策措施。其中包括通过税收政策、政府的财政补贴等方式来鼓励汽车消费、家电与汽车下乡、住房消费、节能惠民工程等，同时会议决定通过放宽中小城市的居民户口限制加快城镇化的步伐来增加农民消费。可见，政府希望居民消费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一是鼓励城市汽车消费与住房消费，二是通过城镇化的方式来增强农民的消费。其方向触及问题核心，但这里有几个问题必须厘清，否则，要实现目标是不容易的。
首先，对于城市居民来说，鼓励汽车消费与住房消费，但城市居民消费不仅要有消费意愿，而且要有消费能力。对于汽车消费，在政府的优惠鼓励政策下，不同的居民可以找到不同层次汽车消费产品。但对于住房来说，既可消费也可投资。如果住房既可消费又可投资，那么在全世界最为优惠的信贷政策下，投资者很容易进入住房市场并利用优惠政策获利。这就是2009年住房市场量升价涨的根本原因。当住房市场是一个投资者为主导的市场时，住房消费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住房既可消费又可投资的特性，使政府的职能部门及地方政府在落实中央对住房消费政策时，也各取所需，根据其不同的需要出台不同的政策，从而使得住房市场越来越混乱，投资性购买成为主导。外国政府及学界一直在批评中国的经济失衡就在于居民消费率过低。实际并非如此。从国家统计数据来看，在2000年以前，无论总消费率还是消费贡献率来看，两者的比重都是在60％以上，都占绝对比重(比如2001年消费贡献率占5.5％，而投资与出口贡献率分别为1.9％和1.0％)，但是从2001年以后，这两个指标都出现迅速下降。比如，消费贡献率从2000年的65.1％下降至2007年的39.4％，下降的幅度达40％。其原因何在?为什么经济越发展居民的消费率则越低?国内居民的消费意愿真的迅速下降了吗?不是，而是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也就是说，近几年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并不是居民消费突然减少，而是随着中国住房制度改革之后，住房消费成为居民消费最大部分。但是，作为国家统计指标，住房并不是消费而是投资。试想，当居民把其绝大部分的收入用于购买住房消费(在2006年以前基本上如此)时，由于统计指标把其算作投资，居民的消费率及消费贡献率岂能不下降?而投资率及投资贡献率也自然上升。
国家统计把住房看作投资，不仅投资者进行住房市场炒作及把房价推高有了合法依据，而且房价上涨甚至飙升也不会影响CPI。因为，如果影响CPI，房价快速上涨，就会造成CPI快速飙升，从而促使央行通过利率上调的方式来控制物价，增加融资成本，住房投资者减少。但住房是投资品，房价上涨不对CPI产生影响，央行可以保持低利率，投资者可以利用政府优惠条件任意地炒作住房。在这种情况下，要把住房作为消费几乎不可能。
还有，放宽中小城市户籍限制推进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也是扩大内需的一项重要中长期规划，它对增加农民消费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居民消费支出中，城市居民消费所占比重从1952年的31.1％上升到2008年的74.4％，而农民消费支出所占比重由1952年的68.9％下降到2008年的25.6％。也就是说，只要农民消费提高一点，那么中国居民消费就是一个无限大的量。要做到这点，就得加快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但是当前全国85％以上城市居民无能力买得起现在水平价格的住房。农民进城也非易事。这就得对当前的住房制度与农村土地制度进行全面改革。也就是说，农民进城不仅在于房价是否适度，而且也得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土地流转，形成有效的农村土地市场。在上述两前提下，放宽中小城镇居民户口限制才能达到效果，让农民真正能够成为国内消费的主力。
可见，国内居民消费就在于城市住房市场能够真正成为消费为主导的市场而不是投资赚钱的市场，就在于农民能够真正进入城市居住下来。
那么，中国居民的消费从何而来?2009年12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了完善促进消费的若干政策措施。其中包括通过税收政策、政府的财政补贴等方式来鼓励汽车消费、家电与汽车下乡、住房消费、节能惠民工程等，同时会议决定通过放宽中小城市的居民户口限制加快城镇化的步伐来增加农民消费。可见，政府希望居民消费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一是鼓励城市汽车消费与住房消费，二是通过城镇化的方式来增强农民的消费。其方向触及问题核心，但这里有几个问题必须厘清，否则，要实现目标是不容易的。
首先，对于城市居民来说，鼓励汽车消费与住房消费，但城市居民消费不仅要有消费意愿，而且要有消费能力。对于汽车消费，在政府的优惠鼓励政策下，不同的居民可以找到不同层次汽车消费产品。但对于住房来说，既可消费也可投资。如果住房既可消费又可投资，那么在全世界最为优惠的信贷政策下，投资者很容易进入住房市场并利用优惠政策获利。这就是2009年住房市场量升价涨的根本原因。当住房市场是一个投资者为主导的市场时，住房消费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住房既可消费又可投资的特性，使政府的职能部门及地方政府在落实中央对住房消费政策时，也各取所需，根据其不同的需要出台不同的政策，从而使得住房市场越来越混乱，投资性购买成为主导。外国政府及学界一直在批评中国的经济失衡就在于居民消费率过低。实际并非如此。从国家统计数据来看，在2000年以前，无论总消费率还是消费贡献率来看，两者的比重都是在60％以上，都占绝对比重(比如2001年消费贡献率占5.5％，而投资与出口贡献率分别为1.9％和1.0％)，但是从2001年以后，这两个指标都出现迅速下降。比如，消费贡献率从2000年的65.1％下降至2007年的39.4％，下降的幅度达40％。其原因何在?为什么经济越发展居民的消费率则越低?国内居民的消费意愿真的迅速下降了吗?不是，而是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也就是说，近几年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并不是居民消费突然减少，而是随着中国住房制度改革之后，住房消费成为居民消费最大部分。但是，作为国家统计指标，住房并不是消费而是投资。试想，当居民把其绝大部分的收入用于购买住房消费(在2006年以前基本上如此)时，由于统计指标把其算作投资，居民的消费率及消费贡献率岂能不下降?而投资率及投资贡献率也自然上升。
国家统计把住房看作投资，不仅投资者进行住房市场炒作及把房价推高有了合法依据，而且房价上涨甚至飙升也不会影响CPI。因为，如果影响CPI，房价快速上涨，就会造成CPI快速飙升，从而促使央行通过利率上调的方式来控制物价，增加融资成本，住房投资者减少。但住房是投资品，房价上涨不对CPI产生影响，央行可以保持低利率，投资者可以利用政府优惠条件任意地炒作住房。在这种情况下，要把住房作为消费几乎不可能。
还有，放宽中小城市户籍限制推进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也是扩大内需的一项重要中长期规划，它对增加农民消费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居民消费支出中，城市居民消费所占比重从1952年的31.1％上升到2008年的74.4％，而农民消费支出所占比重由1952年的68.9％下降到2008年的25.6％。也就是说，只要农民消费提高一点，那么中国居民消费就是一个无限大的量。要做到这点，就得加快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但是当前全国85％以上城市居民无能力买得起现在水平价格的住房。农民进城也非易事。这就得对当前的住房制度与农村土地制度进行全面改革。也就是说，农民进城不仅在于房价是否适度，而且也得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土地流转，形成有效的农村土地市场。在上述两前提下，放宽中小城镇居民户口限制才能达到效果，让农民真正能够成为国内消费的主力。
可见，国内居民消费就在于城市住房市场能够真正成为消费为主导的市场而不是投资赚钱的市场，就在于农民能够真正进入城市居住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