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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雕塑艺术源远流长,从我国古代雕塑发展看,是以儒家为基础,道家为主流,以庄子精神为主体呈现于世人。我国古代雕塑美学的主体框架,如重“神韵”的本体论,讲究“虚静”的创作方法,追求“冲淡玄远”“神”“逸”“妙”的审美风格。这是因为任何雕塑艺术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都会踏着社会的变迁而去现出不同的审美特征,从而形成我国古代雕塑的艺术特点,它表现有以下几方面:
一、我国古代雕塑的实用性。中国远古时期重礼教,尊神鬼,艺术重心倾向于工艺美术,在礼器、祭器上发挥艺术天才,如此形成传统,影响深远。从陶器、青铜器、玉器及漆器等工艺品发展出以装饰功能为主的实用性雕塑,在历代都占有主流地位。它们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纯粹的工艺品,例如象形器皿和供摆设的小型工艺雕刻;一类为建筑(包括陵墓)装饰雕刻,如南朝王陵石刻辟性邪和唐代顺陵石狮。实用性除反映在装饰雕刻上以外,还反映在明器艺术与宗教造像上。明器是随葬用品,其中雕塑品占有重要地位,主要是俑和动物雕塑,一般教材都举秦始皇陵陪葬坑兵马俑和唐三彩俑、马为例。俑是人殉的取代物,动物雕塑也用来代替活体陪葬,它们的实用性很强,并非纯粹的雕塑工艺品。宗教造像也是如此,它们是供信徒顶礼膜拜所用的,以佛教造像最有代表性。以南北朝和唐代的作品为例。因为这些时代的佛教造像艺术水平普遍较高。宋元和明清也有好作品。佛教造像有宗教上特殊的造型要求,它们和古希腊那种以人为范本的真实自然的神像有所区别;在欣赏时需要了解经规仪轨的种种规定,如佛像两耳垂肩,手长过膝等等,否则很容易认为比例不准确,解剖有错误而加以否定。纯粹的雕塑一般以纪念性雕塑为代表。中国古代重视绘画艺术,纪念性人物和事件,通常以绘画来表现而极少使用雕塑,例如汉唐功臣和历代帝王像,都是画在壁画和卷轴画里。纪念性雕刻在帝五上大夫染指绘画之前的西汉时代偶有创作,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霍去病墓石刻“马踏匈奴”。
二、我国古代雕塑的意象性。中国雕塑和绘画在漫长的几千年间,它们只是工艺美术品的两种装饰手段,这是塑绘不分的主要原因,也是线刻和平面性浮雕——画刻高度结合的中国式徒刑方法特别发达与持久的主要原因。装饰不求再现,只追求表现物象,因此发育出中国雕塑与绘画的共同品格——不求肖似(高度写实地再现自然),形成了高度的意象性特点。中国画无论工笔还是写意,都不像西洋画那样精确度写生刻画对象,而是主要依据观察体验所得印象,再加上想象,经过主观加工美化而成艺术形象,和客观对象保有相当距离。中国雕塑也是如此,它和中国画观念是一致的,而且贯穿了整个古代雕塑史。秦始皇陵兵马俑虽然表现出高于其他时代的写实性,但那也仅仅集中在俑的头部刻画上,而且形象也只是分为几种类型,不是每一件都各不相同,身体部分则无一例外是十分写意的。就是比较写实的头部,也不能和西文雕塑同日而语,它只是像中国画有工笔一样,比较深入细微而已,本质上依然属于意象性造型。其他汉唐陶俑、霍去病墓石刻、历代宗教造像无不显示意象性特点。它们和中国画一样,追求神韵,不求肖似。中国塑绘不分家,导致了雕塑与绘画审美要求的一致性。
三、我国古代雕塑的绘画性。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是一对同胞兄弟,都孕育于原始工艺美术。从彩陶时代起,塑绘便互相补充、紧密结合。到二者都成熟之后,仍然“塑形绘质”,在雕塑上加彩(专业术语称作“妆銮”)以提高雕塑的表现能力。现存的历代雕塑,有许多就是妆銮过的泥塑、石刻和木雕。今天的雕塑艺术完全西化了,不再加彩,但民间雕塑仍保持妆銮传统。在中国古代,绘画受到比雕塑高得多的重视。绘画以其艺术观念影响雕塑,因而雕塑染上了明显的绘画性。其绘画性表现为不是注意雕塑的体积、空间和块面,而是注意轮廓线与身体衣纹线条的节奏和韵律。这些线条都像绘画线条一样,经达高度推敲概括提炼加工而成,和西文古典雕塑以块面和空间的丰富变化来体现轮廓与衣纹的形状完全异趣。后者体积感强,前者只有大的体积关系,局部大多平面性很强。有时在平面上运用阴刻线条来表现肌肤和衣服的皱褶,仍然没有立体感,只有绘画的平面效果。这种特点,汉唐陶俑、敦煌莫高窟唐塑以及太原晋祠侍女,大同下华严寺辽塑菩萨,平遥双林寺明塑等作品上都可见到。中国古代雕塑绘画性强,自有一种东方趣味,符合中国古人的欣赏习惯,他们是从绘画艺术的角度去看待雕塑艺术的。
四、我国古代雕塑的装饰性。这是它孕育于工艺美术所带来的胎记,无论是人物还是动物,无论是明器艺术、宗教造像还是建筑装饰雕刻,都普遍反映着传统悠久的装饰趣味。如云岗北魏露天坐佛,南朝的辟邪和唐代的石狮。佛像的对称式坐姿和图案化的袈裟衣纹处理,使之显出浓厚的装饰性。中国佛像因装饰性的虚拟成分,更带着一种非人间性的神秘,但又包含一种可蔼的亲切。同时,装饰性对于增强佛像所要求表现的庄严肃穆气氛,也十分有效。辟邪石狮的整体造型,完全经过装饰性变形。装饰性的变形处理是夸张概括的手法之一。经过这样处理过的石兽,往往比写实的雕刻石兽更威风、更勇猛,且更神圣不可侵犯,能更好地发挥它们作为建筑装饰的功能。
五、我国古代雕塑语言的精练性,这是意象性衍生的另一艺术特点。中国古代雕塑始终没有发明西文雕塑的造型术来精确地塑造物象,而多从感觉和理解出发,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准确比例和真实效果,而是说唱者眉飞色舞,手舞足蹈的表演神情及虎、象、马、牛、野猪等动物的不同习性和旺盛活力。这一点和西文近现代雕塑有相似之处。西文近现代雕塑一反传统的写实为变形,追求雕塑语言的多变性和雕塑空间的自由性,不被客观物象所役,使艺术创造诣纯粹。中国古代雕塑实际上也是达到雕塑语言的多变性和雕塑空间的自由性这种艺术境界的。霍去病墓石兽采取“因势象形”的手法,充分利用岩石,自然的令人联想接近某种动物形状,根据岩石形状与动物形象的双重需要加以多变性运用。这种手法在汉唐陶俑、历代石兽以及佛像造像中均可见到。例如云岗北魏露天坐佛和龙门奉先寺唐代大佛,就是杰出代表。
(作者单位:海南省澄迈县文化馆)
一、我国古代雕塑的实用性。中国远古时期重礼教,尊神鬼,艺术重心倾向于工艺美术,在礼器、祭器上发挥艺术天才,如此形成传统,影响深远。从陶器、青铜器、玉器及漆器等工艺品发展出以装饰功能为主的实用性雕塑,在历代都占有主流地位。它们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纯粹的工艺品,例如象形器皿和供摆设的小型工艺雕刻;一类为建筑(包括陵墓)装饰雕刻,如南朝王陵石刻辟性邪和唐代顺陵石狮。实用性除反映在装饰雕刻上以外,还反映在明器艺术与宗教造像上。明器是随葬用品,其中雕塑品占有重要地位,主要是俑和动物雕塑,一般教材都举秦始皇陵陪葬坑兵马俑和唐三彩俑、马为例。俑是人殉的取代物,动物雕塑也用来代替活体陪葬,它们的实用性很强,并非纯粹的雕塑工艺品。宗教造像也是如此,它们是供信徒顶礼膜拜所用的,以佛教造像最有代表性。以南北朝和唐代的作品为例。因为这些时代的佛教造像艺术水平普遍较高。宋元和明清也有好作品。佛教造像有宗教上特殊的造型要求,它们和古希腊那种以人为范本的真实自然的神像有所区别;在欣赏时需要了解经规仪轨的种种规定,如佛像两耳垂肩,手长过膝等等,否则很容易认为比例不准确,解剖有错误而加以否定。纯粹的雕塑一般以纪念性雕塑为代表。中国古代重视绘画艺术,纪念性人物和事件,通常以绘画来表现而极少使用雕塑,例如汉唐功臣和历代帝王像,都是画在壁画和卷轴画里。纪念性雕刻在帝五上大夫染指绘画之前的西汉时代偶有创作,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霍去病墓石刻“马踏匈奴”。
二、我国古代雕塑的意象性。中国雕塑和绘画在漫长的几千年间,它们只是工艺美术品的两种装饰手段,这是塑绘不分的主要原因,也是线刻和平面性浮雕——画刻高度结合的中国式徒刑方法特别发达与持久的主要原因。装饰不求再现,只追求表现物象,因此发育出中国雕塑与绘画的共同品格——不求肖似(高度写实地再现自然),形成了高度的意象性特点。中国画无论工笔还是写意,都不像西洋画那样精确度写生刻画对象,而是主要依据观察体验所得印象,再加上想象,经过主观加工美化而成艺术形象,和客观对象保有相当距离。中国雕塑也是如此,它和中国画观念是一致的,而且贯穿了整个古代雕塑史。秦始皇陵兵马俑虽然表现出高于其他时代的写实性,但那也仅仅集中在俑的头部刻画上,而且形象也只是分为几种类型,不是每一件都各不相同,身体部分则无一例外是十分写意的。就是比较写实的头部,也不能和西文雕塑同日而语,它只是像中国画有工笔一样,比较深入细微而已,本质上依然属于意象性造型。其他汉唐陶俑、霍去病墓石刻、历代宗教造像无不显示意象性特点。它们和中国画一样,追求神韵,不求肖似。中国塑绘不分家,导致了雕塑与绘画审美要求的一致性。
三、我国古代雕塑的绘画性。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是一对同胞兄弟,都孕育于原始工艺美术。从彩陶时代起,塑绘便互相补充、紧密结合。到二者都成熟之后,仍然“塑形绘质”,在雕塑上加彩(专业术语称作“妆銮”)以提高雕塑的表现能力。现存的历代雕塑,有许多就是妆銮过的泥塑、石刻和木雕。今天的雕塑艺术完全西化了,不再加彩,但民间雕塑仍保持妆銮传统。在中国古代,绘画受到比雕塑高得多的重视。绘画以其艺术观念影响雕塑,因而雕塑染上了明显的绘画性。其绘画性表现为不是注意雕塑的体积、空间和块面,而是注意轮廓线与身体衣纹线条的节奏和韵律。这些线条都像绘画线条一样,经达高度推敲概括提炼加工而成,和西文古典雕塑以块面和空间的丰富变化来体现轮廓与衣纹的形状完全异趣。后者体积感强,前者只有大的体积关系,局部大多平面性很强。有时在平面上运用阴刻线条来表现肌肤和衣服的皱褶,仍然没有立体感,只有绘画的平面效果。这种特点,汉唐陶俑、敦煌莫高窟唐塑以及太原晋祠侍女,大同下华严寺辽塑菩萨,平遥双林寺明塑等作品上都可见到。中国古代雕塑绘画性强,自有一种东方趣味,符合中国古人的欣赏习惯,他们是从绘画艺术的角度去看待雕塑艺术的。
四、我国古代雕塑的装饰性。这是它孕育于工艺美术所带来的胎记,无论是人物还是动物,无论是明器艺术、宗教造像还是建筑装饰雕刻,都普遍反映着传统悠久的装饰趣味。如云岗北魏露天坐佛,南朝的辟邪和唐代的石狮。佛像的对称式坐姿和图案化的袈裟衣纹处理,使之显出浓厚的装饰性。中国佛像因装饰性的虚拟成分,更带着一种非人间性的神秘,但又包含一种可蔼的亲切。同时,装饰性对于增强佛像所要求表现的庄严肃穆气氛,也十分有效。辟邪石狮的整体造型,完全经过装饰性变形。装饰性的变形处理是夸张概括的手法之一。经过这样处理过的石兽,往往比写实的雕刻石兽更威风、更勇猛,且更神圣不可侵犯,能更好地发挥它们作为建筑装饰的功能。
五、我国古代雕塑语言的精练性,这是意象性衍生的另一艺术特点。中国古代雕塑始终没有发明西文雕塑的造型术来精确地塑造物象,而多从感觉和理解出发,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准确比例和真实效果,而是说唱者眉飞色舞,手舞足蹈的表演神情及虎、象、马、牛、野猪等动物的不同习性和旺盛活力。这一点和西文近现代雕塑有相似之处。西文近现代雕塑一反传统的写实为变形,追求雕塑语言的多变性和雕塑空间的自由性,不被客观物象所役,使艺术创造诣纯粹。中国古代雕塑实际上也是达到雕塑语言的多变性和雕塑空间的自由性这种艺术境界的。霍去病墓石兽采取“因势象形”的手法,充分利用岩石,自然的令人联想接近某种动物形状,根据岩石形状与动物形象的双重需要加以多变性运用。这种手法在汉唐陶俑、历代石兽以及佛像造像中均可见到。例如云岗北魏露天坐佛和龙门奉先寺唐代大佛,就是杰出代表。
(作者单位:海南省澄迈县文化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