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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洪川，1982年4月出生，本科学历。2000年7月参加工作，现任西藏自治区文联文艺研究规划部副调研员。
西藏作家次仁罗布可以说是近年来西藏文坛的明星，他用母语之外的汉语、并以独特新奇的语言创作出了《放生羊》《祭语风中》等广为读者所熟悉和好评的作品。一篇篇充满浓厚西藏味道的作品，让世人看到的不再是一个神秘的西藏，而是一个繁荣进步的社会主义新西藏，以及当下藏族人民的真实生活现状和真挚情感世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强烈的民族特色。
次仁罗布在2010年接受采访时说，“缺乏对写作技巧的探索和创新，不能站在人类共有的情感上叙写本民族”[1]，载于《长江文艺》2019年第六期上的新作中篇小说《我的汉族爷爷》回答了这一问题，也给了我们不一样的视野。虽然《我的汉族爷爷》仍是简单的故事、“沉重”的叙事，与以往的作品看似没有什么改变，但是只要细读就会发现，该作品与已往作品的不一样。我们可以看到次仁罗布创作路径的尝试和变化，可以看到他以不断攀登文学高峰的勇气，尝试探索时代主题创作，尝试超越地域性创作，可以看到他的这种尝试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早有“预谋”、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探索时代主题创作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迅速发展的经济，使人类物质生活丰富，各种文明相互碰撞、相互影响，促进了人类文明进步，但人的精神世界却变得越来越荒漠化，许多人患上了精神的软骨病。一些不良思想、不良主义不断涌现和盛行，特别是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充斥在大多数人的思想中，金钱至上、享乐成风越发盛行，一些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正在消失。现在，我们党正在进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征，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以文学作品唤醒人类内心深处的真善美，审视、照亮、引导人们追求健康的精神生活，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补足人们精神上的钙，教化世人坚守承继传统美德，不仅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更是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需要，也是人民的需要。中篇小说《我的汉族爷爷》通过寻根、送爷爷魂归故里，缅怀、回顾了红军爷爷的一生，重新认识了爷爷，讲述了爷爷不仅是红军英雄，更是一个讲诚信守承诺之人。应该说《我的汉族爷爷》在主题创作上区别于之前的“宽容与仁爱”“悲悯与救赎”等，而是直接着力到弘扬传统美德上，作品的灵魂就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一诺千金”的传承和弘扬。
《我的汉族爷爷》没有轰轰烈烈的英雄战斗故事，仅在保卫县工委战役中有所提及，篇幅不长，没有描写战斗是何等的激烈惨烈，更多篇幅讲述的是在战斗中负伤的红军战士留在乡城养伤，伤好后去追寻大部队，但因迷路和高寒缺氧，战友死去，仅爷爷一人被救活，之后在乡城生活，与救了自己的活佛达成了照顾好寡妇斯朗的承诺。解放军、工作队先后来到乡城，随后又成立县工委，红军爷爷既没有归建，也没有参加民改工作队，还是一如既往地在乡城生活，始终如一地照顾着斯朗。最后连斯朗都着急了，实在是忍不住开口问红军爷爷“为什么不走？”因为斯朗和读者都认为红军爷爷可以走、应该走。在斯朗的逼问下，红军爷爷说出了他不走的缘由——“我跟一位老人有过承诺，今生要照顾好你。”虽是一句简单的回答，却包含了红军爷爷内心沉重的情感。这就是作者的语言魅力，没有过多的叙述，但却给我们带来了震撼和思索，可以想象红军爷爷在得到解放军到来的消息时，以及与县工委书记谈话时，心理斗争是何等的激烈，内心是何等的苦闷和苦痛。作者没有着墨描写红军爷爷当时的心境和心理活动，这正是他的高明所在，更能准确表达红军爷爷“一诺千金”的可贵。红军爷爷用自己的行为兑现了承诺，彰显了人性的高贵品质。
继承和弘扬传统美德，是我们党的一贯要求。面对当今社会上的尔虞我诈、出尔反尔，红军爷爷的诚信守诺显得更为可贵和难得，我们需要更多的这样的“红军爷爷”，这是作品要向读者们传递的信息，希望通过作品中的人物唤醒人性的真善美，引导教育读者做一个讲诚信守承诺的人。《我的汉族爷爷》故事主线是寻根、送爷爷魂归故里，本身就在隐喻“寻根归宗”，是一部“引导别人，塑造灵魂”[2]的作品，更是一部时代主题作品。作品还展现了红军爷爷在大是大非面前的坚定信念，视死如归，英勇顽强，誓死捍卫县工委的英雄红军形象;从侧面再现了长征时期藏族乡亲冒着生命危险给予红军无私支援的英雄壮举和藏汉民族团结融合、同仇敌忾的历史画卷，这些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作品的标志。《我的汉族爷爷》是次仁罗布在文艺创作中坚决贯彻落实党的文艺方针，把艺术追求融入党的伟大事业，以文化人、以文育人，通过优秀的作品去感染感召，引导读者追求真善美，在时代主题创作上的一次探索。
有意尝试超越地域性创作
次仁罗布属于地域性作家，他的作品基本上是西藏题材，无不带着浓厚的西藏特色、保持着藏族传统文化最根本的基调。次仁罗布在多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要展现的是藏族人的情感和日常生活，还原藏族人民的内心世界，还原一个真实的西藏。”[3]
不是说地域作家不好，相反，次仁罗布通过一篇篇西藏题材作品，不仅为自己赢得了荣誉，也为广大读者呈现了一个“真实”的西藏，但“过分地强调地域性创作，最终变成了地域主义，直至地方保护主义，就会使创作少了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宏大气派，显得有些过于小气、甚至是俗气”。[4]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幸好次仁罗布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创作路径的变化。在《我的汉族爷爷》中没有局限于西藏题材创作，而是有意尝试超越地域性创作。
从作品主题上讲，《我的汉族爷爷》这部作品的灵魂已不再是过去作品中的悲悯情怀，而是更具有积极意义和教化意义，倡导世人要传承和弘扬更为广泛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引导世人做人就必须“季布一诺”，做出承诺就要遵守和兑现。当前，我们正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这个伟大征程中人人都需要争当“红军爷爷”，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幸福做出自己的努力，这既是次仁罗布小说主题的一次改变也是一次尝试。从作品主线上讲，丁真送爷爷魂归故里本身就超越了西藏这个范畴，因为爷爷的故里是江西，爷爷的生平事迹主要发生在内地和康区，并没有发生发展到西藏。也许有人会说作品主要叙述地是在康区，但从行政区划上讲作品中的鄉城现在是四川藏族聚居区，从历史上讲当时的乡城其实是西康省的辖区。从人物创作上讲，次仁罗布以前的作品中的主角都是藏族同胞，《我的汉族爷爷》主角是汉族。在送爷爷魂归故里过程中搞学术研究的陈胜利、听到的“谢疯婆”的故事，还有短暂出场与红军爷爷一起的三名受伤红军战士、以及丁真的二嫂等人物均是鲜明的汉族形象。从地域创作上讲，丁真将爷爷骨灰洒到绵水河，再按照陈胜利给的路线先后去了江西南昌、瑞金，贵州石阡、乌蒙山，云南昭通、丽江等地，以此缅怀和感受爷爷当年的峥嵘岁月，这不得不说是有意超越地域性创作，这在次仁罗布以前的作品中是没有的。作者对成都文殊院的两次描写和丁真梦境的两次描写都不再是西藏事物。综上所述，该作品比已往任何一部作品都超越了地域性创作。
总的来说，《我的汉族爷爷》是次仁罗布承担起作家的社会责任，也秉承了自己文学创作初衷的作品。正如他自己讲的“真正的文学作品应该反映人世价值，赞扬人性的伟大，揭示困难面前的无畏精神，唤醒人类内心深处的善良，作家有责任和义务给读者构建一个价值体系。”[5]同时，次仁罗布让我们再次见识了他独特的文学视野。同样是写时代主题的作品，他没有人云亦云，而是另辟蹊径，不去讲红军爷爷如何视死如归、浴血疆场、英勇杀敌、保家卫国，而是讲红军爷爷用一生守承诺的故事，展现了红军爷爷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品质，赞扬了人性的伟大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作品超越了大众化、英雄化，回归了本质，回到了普通，回到了人性，在超越和回归中做到了升华。更难得的是在这部作品中，次仁罗布在保证小说整体成功的基础上有意识地进行了创作上的尝试，探索时代主题作品、突破地域性创作是值得肯定的。我们衷心祝愿次仁罗布的创作之路能够走得更远，创作出更多有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的作品，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参考资料：
[1]次仁罗布：2010年12月1日文艺报第五版《“挖掘人性的作品都会让人产生共鸣”——访藏族作家次仁罗布》。
[2]次仁罗布：2018年11月2日次仁罗布接受记者采访《听，次仁罗布和他的文学之路》。
[3]廖凡：《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次仁罗布：还原一个真实的西藏》，新华网2010年11月14日电。
[4]曹文轩：《汪曾祺的文学世界》，载搜狐网·文化
西藏作家次仁罗布可以说是近年来西藏文坛的明星，他用母语之外的汉语、并以独特新奇的语言创作出了《放生羊》《祭语风中》等广为读者所熟悉和好评的作品。一篇篇充满浓厚西藏味道的作品，让世人看到的不再是一个神秘的西藏，而是一个繁荣进步的社会主义新西藏，以及当下藏族人民的真实生活现状和真挚情感世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强烈的民族特色。
次仁罗布在2010年接受采访时说，“缺乏对写作技巧的探索和创新，不能站在人类共有的情感上叙写本民族”[1]，载于《长江文艺》2019年第六期上的新作中篇小说《我的汉族爷爷》回答了这一问题，也给了我们不一样的视野。虽然《我的汉族爷爷》仍是简单的故事、“沉重”的叙事，与以往的作品看似没有什么改变，但是只要细读就会发现，该作品与已往作品的不一样。我们可以看到次仁罗布创作路径的尝试和变化，可以看到他以不断攀登文学高峰的勇气，尝试探索时代主题创作，尝试超越地域性创作，可以看到他的这种尝试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早有“预谋”、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探索时代主题创作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迅速发展的经济，使人类物质生活丰富，各种文明相互碰撞、相互影响，促进了人类文明进步，但人的精神世界却变得越来越荒漠化，许多人患上了精神的软骨病。一些不良思想、不良主义不断涌现和盛行，特别是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充斥在大多数人的思想中，金钱至上、享乐成风越发盛行，一些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正在消失。现在，我们党正在进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征，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以文学作品唤醒人类内心深处的真善美，审视、照亮、引导人们追求健康的精神生活，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补足人们精神上的钙，教化世人坚守承继传统美德，不仅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更是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需要，也是人民的需要。中篇小说《我的汉族爷爷》通过寻根、送爷爷魂归故里，缅怀、回顾了红军爷爷的一生，重新认识了爷爷，讲述了爷爷不仅是红军英雄，更是一个讲诚信守承诺之人。应该说《我的汉族爷爷》在主题创作上区别于之前的“宽容与仁爱”“悲悯与救赎”等，而是直接着力到弘扬传统美德上，作品的灵魂就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一诺千金”的传承和弘扬。
《我的汉族爷爷》没有轰轰烈烈的英雄战斗故事，仅在保卫县工委战役中有所提及，篇幅不长，没有描写战斗是何等的激烈惨烈，更多篇幅讲述的是在战斗中负伤的红军战士留在乡城养伤，伤好后去追寻大部队，但因迷路和高寒缺氧，战友死去，仅爷爷一人被救活，之后在乡城生活，与救了自己的活佛达成了照顾好寡妇斯朗的承诺。解放军、工作队先后来到乡城，随后又成立县工委，红军爷爷既没有归建，也没有参加民改工作队，还是一如既往地在乡城生活，始终如一地照顾着斯朗。最后连斯朗都着急了，实在是忍不住开口问红军爷爷“为什么不走？”因为斯朗和读者都认为红军爷爷可以走、应该走。在斯朗的逼问下，红军爷爷说出了他不走的缘由——“我跟一位老人有过承诺，今生要照顾好你。”虽是一句简单的回答，却包含了红军爷爷内心沉重的情感。这就是作者的语言魅力，没有过多的叙述，但却给我们带来了震撼和思索，可以想象红军爷爷在得到解放军到来的消息时，以及与县工委书记谈话时，心理斗争是何等的激烈，内心是何等的苦闷和苦痛。作者没有着墨描写红军爷爷当时的心境和心理活动，这正是他的高明所在，更能准确表达红军爷爷“一诺千金”的可贵。红军爷爷用自己的行为兑现了承诺，彰显了人性的高贵品质。
继承和弘扬传统美德，是我们党的一贯要求。面对当今社会上的尔虞我诈、出尔反尔，红军爷爷的诚信守诺显得更为可贵和难得，我们需要更多的这样的“红军爷爷”，这是作品要向读者们传递的信息，希望通过作品中的人物唤醒人性的真善美，引导教育读者做一个讲诚信守承诺的人。《我的汉族爷爷》故事主线是寻根、送爷爷魂归故里，本身就在隐喻“寻根归宗”，是一部“引导别人，塑造灵魂”[2]的作品，更是一部时代主题作品。作品还展现了红军爷爷在大是大非面前的坚定信念，视死如归，英勇顽强，誓死捍卫县工委的英雄红军形象;从侧面再现了长征时期藏族乡亲冒着生命危险给予红军无私支援的英雄壮举和藏汉民族团结融合、同仇敌忾的历史画卷，这些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作品的标志。《我的汉族爷爷》是次仁罗布在文艺创作中坚决贯彻落实党的文艺方针，把艺术追求融入党的伟大事业，以文化人、以文育人，通过优秀的作品去感染感召，引导读者追求真善美，在时代主题创作上的一次探索。
有意尝试超越地域性创作
次仁罗布属于地域性作家，他的作品基本上是西藏题材，无不带着浓厚的西藏特色、保持着藏族传统文化最根本的基调。次仁罗布在多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要展现的是藏族人的情感和日常生活，还原藏族人民的内心世界，还原一个真实的西藏。”[3]
不是说地域作家不好，相反，次仁罗布通过一篇篇西藏题材作品，不仅为自己赢得了荣誉，也为广大读者呈现了一个“真实”的西藏，但“过分地强调地域性创作，最终变成了地域主义，直至地方保护主义，就会使创作少了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宏大气派，显得有些过于小气、甚至是俗气”。[4]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幸好次仁罗布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创作路径的变化。在《我的汉族爷爷》中没有局限于西藏题材创作，而是有意尝试超越地域性创作。
从作品主题上讲，《我的汉族爷爷》这部作品的灵魂已不再是过去作品中的悲悯情怀，而是更具有积极意义和教化意义，倡导世人要传承和弘扬更为广泛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引导世人做人就必须“季布一诺”，做出承诺就要遵守和兑现。当前，我们正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这个伟大征程中人人都需要争当“红军爷爷”，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幸福做出自己的努力，这既是次仁罗布小说主题的一次改变也是一次尝试。从作品主线上讲，丁真送爷爷魂归故里本身就超越了西藏这个范畴，因为爷爷的故里是江西，爷爷的生平事迹主要发生在内地和康区，并没有发生发展到西藏。也许有人会说作品主要叙述地是在康区，但从行政区划上讲作品中的鄉城现在是四川藏族聚居区，从历史上讲当时的乡城其实是西康省的辖区。从人物创作上讲，次仁罗布以前的作品中的主角都是藏族同胞，《我的汉族爷爷》主角是汉族。在送爷爷魂归故里过程中搞学术研究的陈胜利、听到的“谢疯婆”的故事，还有短暂出场与红军爷爷一起的三名受伤红军战士、以及丁真的二嫂等人物均是鲜明的汉族形象。从地域创作上讲，丁真将爷爷骨灰洒到绵水河，再按照陈胜利给的路线先后去了江西南昌、瑞金，贵州石阡、乌蒙山，云南昭通、丽江等地，以此缅怀和感受爷爷当年的峥嵘岁月，这不得不说是有意超越地域性创作，这在次仁罗布以前的作品中是没有的。作者对成都文殊院的两次描写和丁真梦境的两次描写都不再是西藏事物。综上所述，该作品比已往任何一部作品都超越了地域性创作。
总的来说，《我的汉族爷爷》是次仁罗布承担起作家的社会责任，也秉承了自己文学创作初衷的作品。正如他自己讲的“真正的文学作品应该反映人世价值，赞扬人性的伟大，揭示困难面前的无畏精神，唤醒人类内心深处的善良，作家有责任和义务给读者构建一个价值体系。”[5]同时，次仁罗布让我们再次见识了他独特的文学视野。同样是写时代主题的作品，他没有人云亦云，而是另辟蹊径，不去讲红军爷爷如何视死如归、浴血疆场、英勇杀敌、保家卫国，而是讲红军爷爷用一生守承诺的故事，展现了红军爷爷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品质，赞扬了人性的伟大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作品超越了大众化、英雄化，回归了本质，回到了普通，回到了人性，在超越和回归中做到了升华。更难得的是在这部作品中，次仁罗布在保证小说整体成功的基础上有意识地进行了创作上的尝试，探索时代主题作品、突破地域性创作是值得肯定的。我们衷心祝愿次仁罗布的创作之路能够走得更远，创作出更多有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的作品，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参考资料：
[1]次仁罗布：2010年12月1日文艺报第五版《“挖掘人性的作品都会让人产生共鸣”——访藏族作家次仁罗布》。
[2]次仁罗布：2018年11月2日次仁罗布接受记者采访《听，次仁罗布和他的文学之路》。
[3]廖凡：《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次仁罗布：还原一个真实的西藏》，新华网2010年11月14日电。
[4]曹文轩：《汪曾祺的文学世界》，载搜狐网·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