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四大古典奇书——《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金瓶梅》,都有作者、版本之谜。但前三部作品的作者和版本之谜,基本上已破解。《三国演义》的作者是罗贯中,在他的《三国》祖本的基础上,有两个版本系统:一是《三国志传》版本系统,二是《三国志通俗演义》版本系统,前者早于后者。《水浒》的作者是施耐庵,也有两个版本系、统:繁本和简本,前者早于后者。《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西游记平话》是《西游记》的祖本。《西游释厄传》一出版,《西游记平话》渐趋湮灭;吴承恩本《西游记》问世以后,《西游释厄传》也不再流传。虽然对《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的作者和版本,个别学者还有不同意见,但在学术界基本上已取得上述共识。唯有《金瓶梅》的作者和版本之谜,至今众说纷纭,并无一致看法。曾经对《金瓶梅词话》作过整理、校订,先后出版过《金瓶梅词话》全校本(1988年)、《金瓶梅词话》重校本(1993年)、《金瓶梅词话》校定本(1998年)的学者梅节,在《瓶梅闲笔砚——梅节金学文存》(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2月出版)中解了《金瓶梅》作者和版本之谜。
《金瓶梅》的作者是谁?廿公跋中说“为世庙(嘉靖)时一巨公寓言”;沈德符《野获编》指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屠本峻也称“相传为嘉靖时”为陆炳诬奏沉冤者“托之”。到20世纪90年代止,《金瓶梅》的候选作者已近五十人:王世贞、李渔、李开先、汤显祖、冯惟敏、沈德符、贾三近、屠隆、刘九(修亭)、冯梦龙、谢榛、王稚登、陶望龄、丁耀亢、丘志充、赵南星……等等。他们主张:《金瓶梅》乃某个人一人所作。候选作者中,除刘九外,其余都是著名的文人,“名士”。对此,梅节提出了质疑:
1 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信奉者,是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论者。如果光强调动机,就有陷入唯心论泥坑的嫌疑。但不提动机,等于取消因果律。写《金瓶梅》这样一部近八十万字的巨著,少则五六年,甚至十年八年,要付出很大精力,为的是什么?“名士”们违反名教的道德压力,甘冒编写淫书的恶名,所为何求?
2 创作这样一本“同时说部,无以上之”(鲁迅语)的大书,不仅要有强烈动机驱策,还须特殊的才能。《金瓶梅词话》的编撰者对下层群众生活及其所使用的语言的熟悉,非正统文人所能轻易办到。王世贞是个复古派,民间的东西怎么瞧得上?贾三近长者,风骨凌凌,同乡后辈说他是这部“淫书”的作者,实在是天大冤枉。屠隆已知作品,多藻彩而少本色,宾白都用骈体,说他换一支笔,就能写出《词话》这样鲜活流畅的文字,实在使人难以相信。说其他“名士”是《金瓶梅》的候选作者,其根据更欠说服力。
3 《词话》中所载三百六十多首诗词,据研究诗词格律的专家潘慎先生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不少诗词其拙劣的程度,着实令人吃惊。”“名士们是不敢做的、不肯做也不屑做的。”
4 《词话》所用诗词,绝大多数抄自他书,并非作者自撰。从第五十九回到第八十回,就袭用明中叶文言小说《怀春雅集》二十首诗。如果《词话》真的出自大名士、世公之手,何以连几句诗都诌不出来,需要袭用像《怀春雅集》之类三流作品的诗篇呢?不用说王世贞、李开先、贾三近、屠隆,就连任何一位正统文人也不屑为。
5 翻开《词话》,满纸是生造字、破体字、谐音字,可说是“语无定音,字无定体”。试问王世贞、李开先、屠隆、贾三近等人怎么会这样写作呢?
因此,梅节先生不同意《金瓶梅》的作者是“名士”的传统说法。
那么,《金瓶梅》的作者是怎样的人呢?梅节先生答曰:是民间艺人。其论据如下:
其一,明代中期以后,商业经济发展,说唱《水浒》故事的民间艺人众多。有人接枝自《水浒》,说唱《金瓶梅传》。开头有五六回摭自该书,再发展而为潘金莲、李瓶儿、春梅的故事。张岱《陶庵梦忆·不系园》中有一条记录:崇祯七年十月,张岱偕女伎朱楚生游杭看红叶,住汪氏不系园。事先约了一些艺人朋友,“不期而至者八人”,开了一个晚会,串本腔戏、调腔戏,弹三弦、吹箫、唱村落小调,舞竹节鞭,“(杨)与民复出寸许紫檀戒尺,据小梧,用北调说《金瓶梅》一剧,使人绝倒。”用戒尺,小梧,可证是说书。《金瓶梅传》诞生在运河北段,本用北方话语搬说,“用北调说《金瓶梅》”,证实这点。《金瓶梅传》从运河北段北方官话语区,传到了运河南段苏杭吴语语区。参加这次晚会的有南京人、金坛人、绍兴人、杭州人、东阳人、诸暨人,杨与民选择说《金瓶梅》段子娱众,并使听众“绝倒”,说明最低限度江浙的文士、艺人普遍熟悉《金瓶梅》这部说书。张岱的这一记录在崇祯七年(1634),可以推知在此以前《金瓶梅传》早在北方流行,而后又在运河南段也受到公众广泛欢迎,所以杭州艺人杨与民习而说之,作为混饭的节目。
其二,西门庆一死,接上女婿陈经济的故事,敷衍因果报应,东拉西扯,全无精彩。听众不进场;说书人只好挪窝,到别的码头开讲。他当然不是从第八十回开始,而是从第一回“打虎”开始。这样前七十九回西门庆的故事,便一遍遍拆洗加工,内容越来越丰富,篇幅不断扩大。后二十回没有机会上场,只是保持原来没有肉只有骨头的架子。到后来说书人跑码头讲《金瓶梅传》,只带前七十九回,后二十回干脆不要了。日本荒木猛和梅节都认为,今本《词话》后二十回与前七十九回有许多不接榫地方,地点也从南清河搬去北清河,可证并非出于一人之手。
其三,一些学者提出,《三国演义》、《水浒》等书在成书之前,有世代流传、说讲的大量记载;而在《金瓶梅》抄本出现之前,并没有“流传、说讲、演唱金瓶梅故事的任何一条记载”,因此否定“艺人集体创作说”。殊不知,在明代中期以后,市民文艺大发展,民间艺人编这部《金瓶梅传》大书是为了吃饭,听众花钱买乐子,喜欢听什么就说什么,既然下层听众“不亵不欢”,就尽量加入刺激感官的描写。性故事,荤笑话,插唱流行曲,有声有色。《金瓶梅传》在繁荣的运河地区出现,即被文士发现、搜集和传抄。《金瓶梅》从成书传到文士中,时间极短,只有十到十五年时间,因此并无“世代流传、说讲的大量记载”,不太适合“世代累积”的论断。这和《三国》、《水浒》产生的时代,社会发展相对停滞,地区之间、上下层之间(细民与文士、官僚)沟通交流并不密切,文士偶然碰上,异而记之,便成为资料,是有很大区别的。简言之,《金瓶梅》跳过了“世代流传、说讲的大量记载”阶段,迅速成书,反而证明了它原是明代中期以后民间艺人集体创作而成的大书。
梅节在解《金瓶梅》作者之谜的同时,一并解了《金瓶梅》的版本之谜。
关于《金瓶梅》的版本,传统的说法是《金瓶梅词话》(即词话本,10卷)早于《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即文人 说散本,20卷)。梅节对此说法也有异议,提出了自己的解《金瓶梅》版本之谜的新看法:文人说散本先出,词话本后出。论据如下:
1 《金瓶梅词话》书名不见于万历、天启两朝文献。万历、天启两朝文人看到的都是《金瓶梅词话》的手抄本。《金瓶梅词话》的书名,始见于崇祯二年己巳(1629)西湖碧山卧樵纂辑的《幽怪诗谭》。此书卷首有听石居士所撰《小引》,提到“不观夫李温陵赏《水浒》、《西游》,汤临川赏《金瓶梅词话》乎?”这比《金瓶梅》传人文人圈子已经晚了35年,比万历末年《金瓶梅》的刊行也已晚十年。征诸文献,刊本《词话》晚出,是不争的事实。
2 弄珠客丁巳序为文人改编本《金瓶梅》原序。根据所有文献记载,文人本《金瓶梅》先出,词话本后出,为什么金学界、文学史研究者相信万历末年初刻本是十卷本词话呢?关键是因为十卷本词话有一篇东吴弄珠客序,其署年“万历丁巳季冬”,时间刚好与《金瓶梅》初刻时间相值。而现存二十卷说散本也有这篇序,署尾已无“万历丁巳季冬”字样,改为“东吴弄珠客题”,明显是万历以后的改笔。所以“说十卷本刻于二十卷本之后,是万不可能的事”。(魏子云)但是,梅节近年三校词话序跋,认为弄珠客序连廿公跋并非词话本原有,而是十卷本刊行时从出版后行销颇佳的文人本《金瓶梅》拿过来的。一起拿来的还有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的“这五回”。(对此,梅节有诸多考证,限于篇幅,从略。)
3 崇祯本并非改编自《新刻金瓶梅词话》。崇祯本和词话本关系虽异常密切,但并非改编自后者。它们源自一个共同的祖本,这一点可以说明它们众多的相肖之处。但两本在各自流传的过程中,由于传抄的讹夺、藏者的校改厘定等等,又出现不少歧异。其中有些具有可溯性,有些则不能,后者构成了说散本与词话本的质的区别。简单说,它们是“兄弟”关系或“叔侄”关系,并不是“父子”关系。
4 崇祯本(二十卷本)的“母本”带评语,词话本(十卷本)无评语。它们提供了崇祯本母系的信息,可以说是遗传基因。如果这个基因来自十卷本词话,那么崇祯本可确定是根据词话本改编的,如果十卷本词话没有这些批语,它就是来自一个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的本子。这个本子改编自艺人本词话(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十卷本词话),有第五十三回至第五十七回。
5 《新刻金瓶梅词话》大量校人见诸崇祯本的改文,也可见词话本在后,说散本在前。
6 《新刻金瓶梅词话》刊行后若存若亡,人清后即湮没。书商原想据当时已出版、颇抢手的文人改编本进行校订,但讹误太多,可读性太差,这样的本子当然无法和二十卷本《金瓶梅》竞争,打开销路。张竹坡康熙中评点《金瓶梅》已不知其书。直到1932年《新刻金瓶梅词话》在山西发现,始重见无日。
梅节在对《金瓶梅》的作者、版本之谜作了如此分解之后,制定了《金瓶梅》版本流传表:
至此,《金瓶梅》的作者和版本之谜,基本上已有分解。自然,这不是定论,还可百家争鸣。
(实习编辑:严佳敏)
《金瓶梅》的作者是谁?廿公跋中说“为世庙(嘉靖)时一巨公寓言”;沈德符《野获编》指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屠本峻也称“相传为嘉靖时”为陆炳诬奏沉冤者“托之”。到20世纪90年代止,《金瓶梅》的候选作者已近五十人:王世贞、李渔、李开先、汤显祖、冯惟敏、沈德符、贾三近、屠隆、刘九(修亭)、冯梦龙、谢榛、王稚登、陶望龄、丁耀亢、丘志充、赵南星……等等。他们主张:《金瓶梅》乃某个人一人所作。候选作者中,除刘九外,其余都是著名的文人,“名士”。对此,梅节提出了质疑:
1 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信奉者,是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论者。如果光强调动机,就有陷入唯心论泥坑的嫌疑。但不提动机,等于取消因果律。写《金瓶梅》这样一部近八十万字的巨著,少则五六年,甚至十年八年,要付出很大精力,为的是什么?“名士”们违反名教的道德压力,甘冒编写淫书的恶名,所为何求?
2 创作这样一本“同时说部,无以上之”(鲁迅语)的大书,不仅要有强烈动机驱策,还须特殊的才能。《金瓶梅词话》的编撰者对下层群众生活及其所使用的语言的熟悉,非正统文人所能轻易办到。王世贞是个复古派,民间的东西怎么瞧得上?贾三近长者,风骨凌凌,同乡后辈说他是这部“淫书”的作者,实在是天大冤枉。屠隆已知作品,多藻彩而少本色,宾白都用骈体,说他换一支笔,就能写出《词话》这样鲜活流畅的文字,实在使人难以相信。说其他“名士”是《金瓶梅》的候选作者,其根据更欠说服力。
3 《词话》中所载三百六十多首诗词,据研究诗词格律的专家潘慎先生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不少诗词其拙劣的程度,着实令人吃惊。”“名士们是不敢做的、不肯做也不屑做的。”
4 《词话》所用诗词,绝大多数抄自他书,并非作者自撰。从第五十九回到第八十回,就袭用明中叶文言小说《怀春雅集》二十首诗。如果《词话》真的出自大名士、世公之手,何以连几句诗都诌不出来,需要袭用像《怀春雅集》之类三流作品的诗篇呢?不用说王世贞、李开先、贾三近、屠隆,就连任何一位正统文人也不屑为。
5 翻开《词话》,满纸是生造字、破体字、谐音字,可说是“语无定音,字无定体”。试问王世贞、李开先、屠隆、贾三近等人怎么会这样写作呢?
因此,梅节先生不同意《金瓶梅》的作者是“名士”的传统说法。
那么,《金瓶梅》的作者是怎样的人呢?梅节先生答曰:是民间艺人。其论据如下:
其一,明代中期以后,商业经济发展,说唱《水浒》故事的民间艺人众多。有人接枝自《水浒》,说唱《金瓶梅传》。开头有五六回摭自该书,再发展而为潘金莲、李瓶儿、春梅的故事。张岱《陶庵梦忆·不系园》中有一条记录:崇祯七年十月,张岱偕女伎朱楚生游杭看红叶,住汪氏不系园。事先约了一些艺人朋友,“不期而至者八人”,开了一个晚会,串本腔戏、调腔戏,弹三弦、吹箫、唱村落小调,舞竹节鞭,“(杨)与民复出寸许紫檀戒尺,据小梧,用北调说《金瓶梅》一剧,使人绝倒。”用戒尺,小梧,可证是说书。《金瓶梅传》诞生在运河北段,本用北方话语搬说,“用北调说《金瓶梅》”,证实这点。《金瓶梅传》从运河北段北方官话语区,传到了运河南段苏杭吴语语区。参加这次晚会的有南京人、金坛人、绍兴人、杭州人、东阳人、诸暨人,杨与民选择说《金瓶梅》段子娱众,并使听众“绝倒”,说明最低限度江浙的文士、艺人普遍熟悉《金瓶梅》这部说书。张岱的这一记录在崇祯七年(1634),可以推知在此以前《金瓶梅传》早在北方流行,而后又在运河南段也受到公众广泛欢迎,所以杭州艺人杨与民习而说之,作为混饭的节目。
其二,西门庆一死,接上女婿陈经济的故事,敷衍因果报应,东拉西扯,全无精彩。听众不进场;说书人只好挪窝,到别的码头开讲。他当然不是从第八十回开始,而是从第一回“打虎”开始。这样前七十九回西门庆的故事,便一遍遍拆洗加工,内容越来越丰富,篇幅不断扩大。后二十回没有机会上场,只是保持原来没有肉只有骨头的架子。到后来说书人跑码头讲《金瓶梅传》,只带前七十九回,后二十回干脆不要了。日本荒木猛和梅节都认为,今本《词话》后二十回与前七十九回有许多不接榫地方,地点也从南清河搬去北清河,可证并非出于一人之手。
其三,一些学者提出,《三国演义》、《水浒》等书在成书之前,有世代流传、说讲的大量记载;而在《金瓶梅》抄本出现之前,并没有“流传、说讲、演唱金瓶梅故事的任何一条记载”,因此否定“艺人集体创作说”。殊不知,在明代中期以后,市民文艺大发展,民间艺人编这部《金瓶梅传》大书是为了吃饭,听众花钱买乐子,喜欢听什么就说什么,既然下层听众“不亵不欢”,就尽量加入刺激感官的描写。性故事,荤笑话,插唱流行曲,有声有色。《金瓶梅传》在繁荣的运河地区出现,即被文士发现、搜集和传抄。《金瓶梅》从成书传到文士中,时间极短,只有十到十五年时间,因此并无“世代流传、说讲的大量记载”,不太适合“世代累积”的论断。这和《三国》、《水浒》产生的时代,社会发展相对停滞,地区之间、上下层之间(细民与文士、官僚)沟通交流并不密切,文士偶然碰上,异而记之,便成为资料,是有很大区别的。简言之,《金瓶梅》跳过了“世代流传、说讲的大量记载”阶段,迅速成书,反而证明了它原是明代中期以后民间艺人集体创作而成的大书。
梅节在解《金瓶梅》作者之谜的同时,一并解了《金瓶梅》的版本之谜。
关于《金瓶梅》的版本,传统的说法是《金瓶梅词话》(即词话本,10卷)早于《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即文人 说散本,20卷)。梅节对此说法也有异议,提出了自己的解《金瓶梅》版本之谜的新看法:文人说散本先出,词话本后出。论据如下:
1 《金瓶梅词话》书名不见于万历、天启两朝文献。万历、天启两朝文人看到的都是《金瓶梅词话》的手抄本。《金瓶梅词话》的书名,始见于崇祯二年己巳(1629)西湖碧山卧樵纂辑的《幽怪诗谭》。此书卷首有听石居士所撰《小引》,提到“不观夫李温陵赏《水浒》、《西游》,汤临川赏《金瓶梅词话》乎?”这比《金瓶梅》传人文人圈子已经晚了35年,比万历末年《金瓶梅》的刊行也已晚十年。征诸文献,刊本《词话》晚出,是不争的事实。
2 弄珠客丁巳序为文人改编本《金瓶梅》原序。根据所有文献记载,文人本《金瓶梅》先出,词话本后出,为什么金学界、文学史研究者相信万历末年初刻本是十卷本词话呢?关键是因为十卷本词话有一篇东吴弄珠客序,其署年“万历丁巳季冬”,时间刚好与《金瓶梅》初刻时间相值。而现存二十卷说散本也有这篇序,署尾已无“万历丁巳季冬”字样,改为“东吴弄珠客题”,明显是万历以后的改笔。所以“说十卷本刻于二十卷本之后,是万不可能的事”。(魏子云)但是,梅节近年三校词话序跋,认为弄珠客序连廿公跋并非词话本原有,而是十卷本刊行时从出版后行销颇佳的文人本《金瓶梅》拿过来的。一起拿来的还有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的“这五回”。(对此,梅节有诸多考证,限于篇幅,从略。)
3 崇祯本并非改编自《新刻金瓶梅词话》。崇祯本和词话本关系虽异常密切,但并非改编自后者。它们源自一个共同的祖本,这一点可以说明它们众多的相肖之处。但两本在各自流传的过程中,由于传抄的讹夺、藏者的校改厘定等等,又出现不少歧异。其中有些具有可溯性,有些则不能,后者构成了说散本与词话本的质的区别。简单说,它们是“兄弟”关系或“叔侄”关系,并不是“父子”关系。
4 崇祯本(二十卷本)的“母本”带评语,词话本(十卷本)无评语。它们提供了崇祯本母系的信息,可以说是遗传基因。如果这个基因来自十卷本词话,那么崇祯本可确定是根据词话本改编的,如果十卷本词话没有这些批语,它就是来自一个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的本子。这个本子改编自艺人本词话(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十卷本词话),有第五十三回至第五十七回。
5 《新刻金瓶梅词话》大量校人见诸崇祯本的改文,也可见词话本在后,说散本在前。
6 《新刻金瓶梅词话》刊行后若存若亡,人清后即湮没。书商原想据当时已出版、颇抢手的文人改编本进行校订,但讹误太多,可读性太差,这样的本子当然无法和二十卷本《金瓶梅》竞争,打开销路。张竹坡康熙中评点《金瓶梅》已不知其书。直到1932年《新刻金瓶梅词话》在山西发现,始重见无日。
梅节在对《金瓶梅》的作者、版本之谜作了如此分解之后,制定了《金瓶梅》版本流传表:
至此,《金瓶梅》的作者和版本之谜,基本上已有分解。自然,这不是定论,还可百家争鸣。
(实习编辑:严佳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