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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红学”家的贡献与意义自然不可小觑,但“新红学”家自从走进曹家深宅大院后,就再也不肯出来,以为“自叙传”或“曹学”便是“红学”的全部,大有“反认他乡是故乡”之势。
红学何为
应必诚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第一次见到应先生这部大作时,就被这个很特别的书名深深地触动了,那种苦苦的追问仿佛一个硕大的问号,一下子就印入脑海里,久久不肯褪去。“红学”何为?在“曹学”、“秦学”以及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新索隐、新探秘之类“红学”兴盛不衰的今天,在红楼选秀之类商业炒作热闹非凡的今天,在《红楼梦》被一层又一层世粉俗尘所遮蔽的今天,是真的到了该追问一声“红学何为”的时候了。
当我拜读完应先生这部著作之后,我又有理由相信,在应先生的心里,“红学何为”的追问绝不是今天才有的,那应是应先生对“红学”意义的一生的追问与探寻,过去是这样,今天是这样,将来也会是这样。
《红学何为》第二编所收录的一组4篇文章,就是专门谈论“红学何为”的,撰写或发表的时间,从1983年到2006年,其间跨越了23年!试想:如果这一问题不是那么重要,又何至于在如此长的岁月里如此执著地思考着同一个问题呢?“红学何为”的问题之所以令应先生长久地萦绕在心,我想这与“红学”的学术背景有着密切关系。《红楼梦》自从诞生之日起,就以其巨大的艺术成就吸引了无数的读者。但同时也应看到,在一些读者中始终存在着一种倾向:对《红楼梦》之外的兴趣远比对《红楼梦》之内的兴趣浓。“旧红学”如此,“新红学”亦未能免俗。“旧红学”家从《红楼梦》小说中看见了“宫闱秘事”,看见了“排满”,于是有了所谓本事考之类的索隐,仿佛戴着有色眼镜进入商场,满目琳琅却都化成了单一的色调,心中先存的那几点偏见让他们对所有其他重要的东西都视而不见。“新红学”家的贡献与意义自然不可小觑,但“新红学”家自从走进曹家深宅大院后,就再也不肯出来,以为“自叙传”或“曹学”便是“红学”的全部,大有“反认他乡是故乡”之势。正如俞平伯先生所感叹的那样,“人人皆知红学出于《红楼梦》,然红学实是反《红楼梦》的,红学愈昌,红楼愈隐。真事隐去,必欲索之,此一反也。假语村言,必欲实之,此二反也”。“《红楼梦》今成显学矣,然非脂学即曹学矣,下笔愈多,去题愈远,而本书之湮晦如故”。(《乐知儿女说红楼》)这也正是应先生所忧惧的。应先生不惮繁难地去梳理“红学”历史,积极地评估各个阶段“红学”——尤其是“新红学”——的价值与意义,也以极大的热情去讨论《红楼梦》的研究方法,甚至是不情愿地但又一遍又一遍地与人对话、交流、商榷。读这些文章不难看出,应先生并非针对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当应先生说“我认为:许多年来,我们忽视了有关《红楼梦》研究中更为重要的问题的讨论。比如连‘什么是红学’都成为聚讼不决的问题”的时候,你才能真正明白应先生念兹在兹的是什么。在这些对话、商榷的文字背后,是应先生对“红学”的深刻反思,是对“红学”能否健康发展和不断进步的忧虑,是老一辈学者对学术充满敬意的执著精神。
应先生的红学论文我是早就拜读过的,最早读过的两篇,一是《论〈红楼梦〉的悲剧和曹雪芹的悲剧思想》,另一篇是《〈红楼梦〉的现实主义艺术和曹雪芹的文艺思想》。读到这两篇很有些偶然,那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拨乱反正百废待兴背景下的学术研究还有些战战兢兢不知所措,而作为学术重灾区的“红学”更是未能摆脱空洞政治学和庸俗社会学的阴影,像应先生这样从美学、艺术角度谈《红楼梦》的,在当时真的算是凤毛麟角了。在《论〈红楼梦〉的悲剧和曹雪芹的悲剧思想》一文中,应先生对《红楼梦》悲剧的性质、内涵、理想以及悲剧人物的悲剧命运及其典型性诸问题,都进行了精到而审慎的剖析。应先生将《红楼梦》置于更深广的背景下去考察,认为“揭示悲剧的社会原因,表现产生悲剧的历史必然性”才是《红楼梦》的主要方面,而曹雪芹笔下的人物也总是和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曹雪芹作为思想家和艺术家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既忠于现实,又忠于理想”,“不因理想而忘了现实,把《红楼梦》按照现实的本来面貌写成一个大悲剧”,但“也没有因为悲剧放弃对理想的表现”。在另一篇《〈红楼梦〉的现实主义艺术和曹雪芹的文艺思想》中,应先生更是从无到有,经过一番爬罗剔抉之后,梳理出了曹雪芹的文艺思想,给《红楼梦》的现实主义艺术一个深刻而明晰的解说,不仅使人看到了小说的精彩,更令人认识到了它在艺术思想上的独特价值和意义。当时读到这些文字时,确实眼前为之一亮,觉得新颖独特而又平实入理。不过,那时还只是把应先生看做一位对《红楼梦》艺术有着精深研究的红学家。
再后来,又读到了应先生《论石头记庚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这一回却让我着实地吃了一惊:想不到应先生对《红楼梦》版本还有如此浓厚的兴趣,更不料应先生对《红楼梦》版本有着如此精深的研究!我一直以为,在《红楼梦》研究中,版本问题是最难的。别的姑且不论,即以《红楼梦》版本中最重要且影响巨大的脂批本《石头记》来说,今存的本子虽有甲戌(乾隆十九年,1754)、己卯(乾隆二十四年,1759)、庚辰(乾隆二十五年,1760)等年月记载,但这些本子都是过录或再过录的,而且发现的时间大多在20世纪之后:甲戌本发现于1927年,庚辰本出现于1933年,己卯本则更晚。从曹雪芹去世到脂批本《石头记》的发现,前后长达170年至200年!这中间,脂批本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今人一无所知。难怪有人提出“脂批”及“脂批本”是伪造的了。版本问题虽然如此艰难,但对于研读《红楼梦》的人来说,这又是极其重要的,是任何人都无法绕过去的。应先生在这部长达20来万字的《论石头记庚辰本》中,对《红楼梦》版本进行了非常精细的考证,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比如应先生认为:梦觉主人本(甲辰本)可能是“从脂本到程本的一个过渡性本子”,“梦觉本对原著做了很多的改动,是脂评刻本到程、高刻本的一个过渡性的本子”;比如应先生认为:“就程甲本和程乙本对原著所作的修改比较来看,程甲本对于脂本的改动要大,程乙本的改动反而比较小”;比如应先生认为:“庚辰本是一个过录本,正文没有经过后人的整理和窜改,保留了原作的面貌”;比如应先生认为很可能“‘己卯冬月定本’和‘庚辰秋月定’两行题记,并不是指两次定稿,而是指从己卯冬月到庚辰秋月近一年中完成全书的定稿工作,己卯年完成全书的前一部分定稿工作,庚辰年完成全书的后一部分定稿工作”,等等。对于这些结论,因素乏研究,不敢、也没有资格妄意雌黄,但可以肯定,这些看法都是《红楼梦》版本研究史上值得重视的意见。
尽管应先生对《红楼梦》版本下过如此精深的工夫,有着如此重要的意见,但是很显然,应先生并没有把这些看成“红学”的全部,应先生的“红学”研究的指向、重心和落脚点仍然是《红楼梦》小说本身。《红学何为》第一编所收录的9篇文章,正是应先生关于《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上的思考。除了上面提到的两篇,其余的有从总体上进行论述的,有从叙事学角度进行研究的,有关于人物的分析,更有从纵的角度来讨论《红楼梦》与其他小说之关系。文章俱在,此处当然没有必要再费词劳神地去一一加以复述。读这部“红学”著作,随处可以见到应先生对《红楼梦》的精彩而深刻的解读,随时可以见到应先生以高屋建瓴之势对小说中人物和事件的剖析,同时也能强烈地感受到这些文章之间的内在联系,它们都是应先生在“红学何为”追问下对《红楼梦》的思想、艺术的整体思考与探索。
应先生的文章有一种返朴归真的朴实,无论怎样繁难的话题,到了应先生的笔下,都变得如此简单而明晰。你可以从书中感受到那种无处不在的精深的理论素养,但却很少见到理论的枯燥与做作,因为所有这一切,在应先生这里都已经化为令人叹服的可以洞穿一切的睿智,化成了行文和文风上的从容澹定、条畅明达和朴实无华,这也是要特别提起的。评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
红学何为
应必诚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第一次见到应先生这部大作时,就被这个很特别的书名深深地触动了,那种苦苦的追问仿佛一个硕大的问号,一下子就印入脑海里,久久不肯褪去。“红学”何为?在“曹学”、“秦学”以及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新索隐、新探秘之类“红学”兴盛不衰的今天,在红楼选秀之类商业炒作热闹非凡的今天,在《红楼梦》被一层又一层世粉俗尘所遮蔽的今天,是真的到了该追问一声“红学何为”的时候了。
当我拜读完应先生这部著作之后,我又有理由相信,在应先生的心里,“红学何为”的追问绝不是今天才有的,那应是应先生对“红学”意义的一生的追问与探寻,过去是这样,今天是这样,将来也会是这样。
《红学何为》第二编所收录的一组4篇文章,就是专门谈论“红学何为”的,撰写或发表的时间,从1983年到2006年,其间跨越了23年!试想:如果这一问题不是那么重要,又何至于在如此长的岁月里如此执著地思考着同一个问题呢?“红学何为”的问题之所以令应先生长久地萦绕在心,我想这与“红学”的学术背景有着密切关系。《红楼梦》自从诞生之日起,就以其巨大的艺术成就吸引了无数的读者。但同时也应看到,在一些读者中始终存在着一种倾向:对《红楼梦》之外的兴趣远比对《红楼梦》之内的兴趣浓。“旧红学”如此,“新红学”亦未能免俗。“旧红学”家从《红楼梦》小说中看见了“宫闱秘事”,看见了“排满”,于是有了所谓本事考之类的索隐,仿佛戴着有色眼镜进入商场,满目琳琅却都化成了单一的色调,心中先存的那几点偏见让他们对所有其他重要的东西都视而不见。“新红学”家的贡献与意义自然不可小觑,但“新红学”家自从走进曹家深宅大院后,就再也不肯出来,以为“自叙传”或“曹学”便是“红学”的全部,大有“反认他乡是故乡”之势。正如俞平伯先生所感叹的那样,“人人皆知红学出于《红楼梦》,然红学实是反《红楼梦》的,红学愈昌,红楼愈隐。真事隐去,必欲索之,此一反也。假语村言,必欲实之,此二反也”。“《红楼梦》今成显学矣,然非脂学即曹学矣,下笔愈多,去题愈远,而本书之湮晦如故”。(《乐知儿女说红楼》)这也正是应先生所忧惧的。应先生不惮繁难地去梳理“红学”历史,积极地评估各个阶段“红学”——尤其是“新红学”——的价值与意义,也以极大的热情去讨论《红楼梦》的研究方法,甚至是不情愿地但又一遍又一遍地与人对话、交流、商榷。读这些文章不难看出,应先生并非针对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当应先生说“我认为:许多年来,我们忽视了有关《红楼梦》研究中更为重要的问题的讨论。比如连‘什么是红学’都成为聚讼不决的问题”的时候,你才能真正明白应先生念兹在兹的是什么。在这些对话、商榷的文字背后,是应先生对“红学”的深刻反思,是对“红学”能否健康发展和不断进步的忧虑,是老一辈学者对学术充满敬意的执著精神。
应先生的红学论文我是早就拜读过的,最早读过的两篇,一是《论〈红楼梦〉的悲剧和曹雪芹的悲剧思想》,另一篇是《〈红楼梦〉的现实主义艺术和曹雪芹的文艺思想》。读到这两篇很有些偶然,那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拨乱反正百废待兴背景下的学术研究还有些战战兢兢不知所措,而作为学术重灾区的“红学”更是未能摆脱空洞政治学和庸俗社会学的阴影,像应先生这样从美学、艺术角度谈《红楼梦》的,在当时真的算是凤毛麟角了。在《论〈红楼梦〉的悲剧和曹雪芹的悲剧思想》一文中,应先生对《红楼梦》悲剧的性质、内涵、理想以及悲剧人物的悲剧命运及其典型性诸问题,都进行了精到而审慎的剖析。应先生将《红楼梦》置于更深广的背景下去考察,认为“揭示悲剧的社会原因,表现产生悲剧的历史必然性”才是《红楼梦》的主要方面,而曹雪芹笔下的人物也总是和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曹雪芹作为思想家和艺术家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既忠于现实,又忠于理想”,“不因理想而忘了现实,把《红楼梦》按照现实的本来面貌写成一个大悲剧”,但“也没有因为悲剧放弃对理想的表现”。在另一篇《〈红楼梦〉的现实主义艺术和曹雪芹的文艺思想》中,应先生更是从无到有,经过一番爬罗剔抉之后,梳理出了曹雪芹的文艺思想,给《红楼梦》的现实主义艺术一个深刻而明晰的解说,不仅使人看到了小说的精彩,更令人认识到了它在艺术思想上的独特价值和意义。当时读到这些文字时,确实眼前为之一亮,觉得新颖独特而又平实入理。不过,那时还只是把应先生看做一位对《红楼梦》艺术有着精深研究的红学家。
再后来,又读到了应先生《论石头记庚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这一回却让我着实地吃了一惊:想不到应先生对《红楼梦》版本还有如此浓厚的兴趣,更不料应先生对《红楼梦》版本有着如此精深的研究!我一直以为,在《红楼梦》研究中,版本问题是最难的。别的姑且不论,即以《红楼梦》版本中最重要且影响巨大的脂批本《石头记》来说,今存的本子虽有甲戌(乾隆十九年,1754)、己卯(乾隆二十四年,1759)、庚辰(乾隆二十五年,1760)等年月记载,但这些本子都是过录或再过录的,而且发现的时间大多在20世纪之后:甲戌本发现于1927年,庚辰本出现于1933年,己卯本则更晚。从曹雪芹去世到脂批本《石头记》的发现,前后长达170年至200年!这中间,脂批本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今人一无所知。难怪有人提出“脂批”及“脂批本”是伪造的了。版本问题虽然如此艰难,但对于研读《红楼梦》的人来说,这又是极其重要的,是任何人都无法绕过去的。应先生在这部长达20来万字的《论石头记庚辰本》中,对《红楼梦》版本进行了非常精细的考证,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比如应先生认为:梦觉主人本(甲辰本)可能是“从脂本到程本的一个过渡性本子”,“梦觉本对原著做了很多的改动,是脂评刻本到程、高刻本的一个过渡性的本子”;比如应先生认为:“就程甲本和程乙本对原著所作的修改比较来看,程甲本对于脂本的改动要大,程乙本的改动反而比较小”;比如应先生认为:“庚辰本是一个过录本,正文没有经过后人的整理和窜改,保留了原作的面貌”;比如应先生认为很可能“‘己卯冬月定本’和‘庚辰秋月定’两行题记,并不是指两次定稿,而是指从己卯冬月到庚辰秋月近一年中完成全书的定稿工作,己卯年完成全书的前一部分定稿工作,庚辰年完成全书的后一部分定稿工作”,等等。对于这些结论,因素乏研究,不敢、也没有资格妄意雌黄,但可以肯定,这些看法都是《红楼梦》版本研究史上值得重视的意见。
尽管应先生对《红楼梦》版本下过如此精深的工夫,有着如此重要的意见,但是很显然,应先生并没有把这些看成“红学”的全部,应先生的“红学”研究的指向、重心和落脚点仍然是《红楼梦》小说本身。《红学何为》第一编所收录的9篇文章,正是应先生关于《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上的思考。除了上面提到的两篇,其余的有从总体上进行论述的,有从叙事学角度进行研究的,有关于人物的分析,更有从纵的角度来讨论《红楼梦》与其他小说之关系。文章俱在,此处当然没有必要再费词劳神地去一一加以复述。读这部“红学”著作,随处可以见到应先生对《红楼梦》的精彩而深刻的解读,随时可以见到应先生以高屋建瓴之势对小说中人物和事件的剖析,同时也能强烈地感受到这些文章之间的内在联系,它们都是应先生在“红学何为”追问下对《红楼梦》的思想、艺术的整体思考与探索。
应先生的文章有一种返朴归真的朴实,无论怎样繁难的话题,到了应先生的笔下,都变得如此简单而明晰。你可以从书中感受到那种无处不在的精深的理论素养,但却很少见到理论的枯燥与做作,因为所有这一切,在应先生这里都已经化为令人叹服的可以洞穿一切的睿智,化成了行文和文风上的从容澹定、条畅明达和朴实无华,这也是要特别提起的。评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