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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告诫我们，需要用保护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方式，来阻止英国退欧、美国新孤立主义等事件的发生，并提供具体办法来解决影响许多工人的实际问题
很多东西看上去很美，但实际上却不尽如此，全球化就是这样。从英国脱欧和美国特朗普崛起的事件中，我和其他崇拜自由贸易的人已经认识到这一显而易见的分离过程。
首先要澄清一个真相，关于全球化并没有严格的理论。我们现阶段所能接触到的最好的国际贸易理论是19世纪初大卫·李嘉图所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从资源禀赋和工人技能角度上看，一个国家应该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那么，它就能从扩大的对外贸易中获益。从长期来看，这种理论是靠得住的，但短期内却总是出现更为棘手的考验着现实的情况。英国退出欧盟恰好就是最近发生的典型例子。
英国选民反对区域一体化的几个关键前提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似乎无限制开放的移民、受布鲁塞尔超国家权威机构的监管，以及不完善的货币联盟。经济一体化与全球化并不完全相同，但理论基础相同，都遵循李嘉图的贸易自由化原则，不过这原则在政治舞台并不受重视。
美国大选期间，唐纳德·特朗普获得的优势地位和参议员伯纳德·桑德斯初选时获得的政治支持背后存在着许多情绪和观点，与导致英国退欧的那些情绪相同。从移民到贸易自由化，中产阶级正处于困境之中，其身上承受的经济压力却与全球化的核心承诺相矛盾。
美国的政客在大选期间借助“指责游戏”来应对这些棘手问题。特朗普选择了中国和墨西哥作为指责对象，而桑德斯则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迫使民主党提名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也采取了类似立场。
简言之，全球化已经失去了政治支持——现在的世界与两百年前李嘉图所生活的世界没有多少相似之处，因此，出现这种情况一点都不奇怪。李嘉图曾分别以英格兰和葡萄牙在纺织品和葡萄酒方面的比较优势来表达他的论点，而这些论点似乎与今天这个联系十分密切、以知识为基础的世界并没有多大关联。美国第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曾试图把李嘉图的理论基础转变为现代经济学，但在他晚年却也得出了类似结论，解释了像中国这样一个低工资收入的技术模仿者是如何彻底推翻比较优势理论的。
这并不只是一个理论过时的问题。近年来的全球贸易趋势也都是警示标志。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在2009-2016年期间，世界贸易额平均年增长为3%，仅是1980-2008年这个时期的一半。这不仅反映了大衰退，也反映了不同寻常的“贫血式”复苏。随着世界贸易增长曲线明显调低，政界对全球化的抵抗情绪也表现得越来越强烈。
当然，这不是全球化第一次遇到问题。在全球化1.0时期，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的全球贸易激增和国际资本流动，在一战和大萧条时终止。从1929年到1932年，随着各大经济体纷纷转向国内，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如美国臭名昭著的1930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在这期间，全球贸易量下降了60%。
不过，鉴于今天的全球化程度更高，如果再遇到类似情况，后果可能更严重。全球化1.0主要限于有形（加工）商品的跨境交换，相比之下，全球化2.0的范围要更广，包括许多所谓的无形商品，比如服务和贸易的增长。
同样，全球化2.0的含义也比其前任更加复杂。全球化1.0是通过船只，再通过公路和汽车实现连接的。得益于互联网和全球供应链的强化，今天的交通系统则要更为先进。互联网也实现了软件编程、工程与设计、健康检查、会计、法律和咨询等知识型服务的瞬时跨境传播。
这两波全球化最主要的区别在于技术吸收和颠覆的速度。新信息技术的采用速度非常迅速。仅用了5年时间，5千万美国家庭便实现了上网，而5千万美国家庭接入无线电时却花了38年。然而，经济学界未能掌握全球化的内在固有问题。在关注一个过时理论时，他们忽视了当前逐渐显现的工人抵制问题。全球化2.0的广度和速度需要新方法来缓和这种混乱带来的冲击。
不幸的是，旨在帮助因贸易而被取代或备受压力的工人的安全网项目，就像比较优势理论那样过时了。例如，1962年颁布、以从前的制造型经济为对象的美国“贸易调整援助”（TAA）计划。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自1974年起，只有两百万美国工人从TAA计划受益。更为开放的政策导致大量工人现在承受着强大压力。全球化2.0的超高速发展表明，工人再培训、调动津贴、求职援助、老工人的工资保险，以及时间更长的失业救济金需要更快启动和更广覆盖。
历史告诫我们，需要用保护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方式，来阻止英国退欧、美国新孤立主义等事件的发生，并提供具体办法来解决影响许多工人的实际问题。
（作者为耶鲁大学教授。王艺璇译）
很多东西看上去很美，但实际上却不尽如此，全球化就是这样。从英国脱欧和美国特朗普崛起的事件中，我和其他崇拜自由贸易的人已经认识到这一显而易见的分离过程。
首先要澄清一个真相，关于全球化并没有严格的理论。我们现阶段所能接触到的最好的国际贸易理论是19世纪初大卫·李嘉图所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从资源禀赋和工人技能角度上看，一个国家应该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那么，它就能从扩大的对外贸易中获益。从长期来看，这种理论是靠得住的，但短期内却总是出现更为棘手的考验着现实的情况。英国退出欧盟恰好就是最近发生的典型例子。
英国选民反对区域一体化的几个关键前提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似乎无限制开放的移民、受布鲁塞尔超国家权威机构的监管，以及不完善的货币联盟。经济一体化与全球化并不完全相同，但理论基础相同，都遵循李嘉图的贸易自由化原则，不过这原则在政治舞台并不受重视。
美国大选期间，唐纳德·特朗普获得的优势地位和参议员伯纳德·桑德斯初选时获得的政治支持背后存在着许多情绪和观点，与导致英国退欧的那些情绪相同。从移民到贸易自由化，中产阶级正处于困境之中，其身上承受的经济压力却与全球化的核心承诺相矛盾。
美国的政客在大选期间借助“指责游戏”来应对这些棘手问题。特朗普选择了中国和墨西哥作为指责对象，而桑德斯则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迫使民主党提名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也采取了类似立场。
简言之，全球化已经失去了政治支持——现在的世界与两百年前李嘉图所生活的世界没有多少相似之处，因此，出现这种情况一点都不奇怪。李嘉图曾分别以英格兰和葡萄牙在纺织品和葡萄酒方面的比较优势来表达他的论点，而这些论点似乎与今天这个联系十分密切、以知识为基础的世界并没有多大关联。美国第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曾试图把李嘉图的理论基础转变为现代经济学，但在他晚年却也得出了类似结论，解释了像中国这样一个低工资收入的技术模仿者是如何彻底推翻比较优势理论的。
这并不只是一个理论过时的问题。近年来的全球贸易趋势也都是警示标志。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在2009-2016年期间，世界贸易额平均年增长为3%，仅是1980-2008年这个时期的一半。这不仅反映了大衰退，也反映了不同寻常的“贫血式”复苏。随着世界贸易增长曲线明显调低，政界对全球化的抵抗情绪也表现得越来越强烈。
当然，这不是全球化第一次遇到问题。在全球化1.0时期，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的全球贸易激增和国际资本流动，在一战和大萧条时终止。从1929年到1932年，随着各大经济体纷纷转向国内，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如美国臭名昭著的1930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在这期间，全球贸易量下降了60%。
不过，鉴于今天的全球化程度更高，如果再遇到类似情况，后果可能更严重。全球化1.0主要限于有形（加工）商品的跨境交换，相比之下，全球化2.0的范围要更广，包括许多所谓的无形商品，比如服务和贸易的增长。
同样，全球化2.0的含义也比其前任更加复杂。全球化1.0是通过船只，再通过公路和汽车实现连接的。得益于互联网和全球供应链的强化，今天的交通系统则要更为先进。互联网也实现了软件编程、工程与设计、健康检查、会计、法律和咨询等知识型服务的瞬时跨境传播。
这两波全球化最主要的区别在于技术吸收和颠覆的速度。新信息技术的采用速度非常迅速。仅用了5年时间，5千万美国家庭便实现了上网，而5千万美国家庭接入无线电时却花了38年。然而，经济学界未能掌握全球化的内在固有问题。在关注一个过时理论时，他们忽视了当前逐渐显现的工人抵制问题。全球化2.0的广度和速度需要新方法来缓和这种混乱带来的冲击。
不幸的是，旨在帮助因贸易而被取代或备受压力的工人的安全网项目，就像比较优势理论那样过时了。例如，1962年颁布、以从前的制造型经济为对象的美国“贸易调整援助”（TAA）计划。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自1974年起，只有两百万美国工人从TAA计划受益。更为开放的政策导致大量工人现在承受着强大压力。全球化2.0的超高速发展表明，工人再培训、调动津贴、求职援助、老工人的工资保险，以及时间更长的失业救济金需要更快启动和更广覆盖。
历史告诫我们，需要用保护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方式，来阻止英国退欧、美国新孤立主义等事件的发生，并提供具体办法来解决影响许多工人的实际问题。
（作者为耶鲁大学教授。王艺璇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