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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群关系的实质是政党的执政合法性。从价值和经验两个角度分析，即：一要有道义价值；二要为群众支持。巩固合法性基础是执政党面临的长期战略任务。
关键词：政党；群众；关系；实质；分析
一、党群关系的实质是政党的执政合法性
所谓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就是指执政党不但从社会中获得广泛的认同和忠诚，而且其执政本身具有某种值得民众支持和拥护的客观价值。
合法性，不是指法学意义上的符合法律规范或法律原则，而是指在政治上实现有效统治的必要基础，与政治秩序和政治统治的持久性密切相关，就是指民众对现存的政治系统的基于内心自愿的认同和支持。
最早提出并分析合法性问题的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他在《社会契约论》中写到，“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即使是最强者也决不会强得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强力并不构成权利，而人们只是对合法的权力才有服从的义务。”为了实现这种转化，卢梭构建了人民主权学说，认为人民拥有的“公意”是政治合法性的惟一基础，是当权者应该忠于的最终价值，谁没有公意，谁就是非法的统治者，反之，谁就可以成为合法的统治者。
明确把“政治的合法性”当做核心概念，是现代政治社会学的贡献。这一贡献可以追溯到德国的政治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马克斯·韦伯认为实现政治统治秩序有效性的基础有两方面：首先是外在的客观的有效性，如服从的习惯或习俗以及强制性的法律；其次是内在的主观的有效性，即被统治者发自内心地认为统治者有权指挥他们，而自己有义务服从统治者。
韦伯的这种经验主义的合法性主张，对当代政治学有重要的影响。如利普塞特认为，“任何政治系统，若具有能力形成并维护一种使其成员确信现行政治制度对于该社会最为适当的信念，即具有政治的合法性。”阿尔蒙德也认为，“如果某一公民都愿意遵守当权者制定和实施的法规，而且还不仅仅是因为若不遵守就会受到惩处，而是因为他们确信遵守是应该的，那么，这种政治权威就是合法的……正因为当公民和精英人物都相信权威的合法性时要使人们遵守法规就容易得多，所以事实上所有的政府，甚至最野蛮、最专制的政府，都试图让公民相信，他们应当服从政治法规，而且当权者可以合法地运用强制手段来实施这些法规。”这种把合法性等同于社会公众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和忠诚的观念，代表了当代社会对于合法性概念的最一般、最普遍的认识，由此可见，政治制度的合法性评价标准就是公众对政治制度的认同与忠诚的程度。
哈贝马斯将历史上的合法性理論分为经验主义和规范主义两类。从经验主义角度看，合法性是指政治系统获得社会自觉服从、支持、拥护的程度。从规范主义角度讲，合法性是指某种政治统治是否合理、正当。在对前两者批判的基础上，哈贝马斯形成自己的合法性理论。“合法性意味着，对于某种要求作为正确的和公正的存在物而被认可的政治秩序来说，存在着一些好的根据。一个合法的秩序应该得到承认。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这个定义强调了合法性乃是某种可争论的有效性要求，统治秩序的稳定性也依赖于自身（至少）在事实上被承认。”在这个哈贝马斯关于合法性的定义中，他力图将经验主义和规范主义结合起来，强调的是符合价值规范基础上的支持和忠诚。因此，合法性一方面取决于政府的活动，包括国家政权为强化自己的统治地位而运用意识形态的、法律的和道德伦理的力量为自身所作的种种论证；另一方面其更为实质的内容是国家政权在大众当中产生了广泛信任和忠诚，从而使人自觉地把对政府的服从当做自己的义务。这就需要政治制度不仅要有合法的外在形式和程序，更要有内在的道义价值。
二、党群关系的实质分析
从价值和经验两个角度分析，党群关系的实质，在于政党必须具备执政合法性，即：一要有道义价值；二要为群众支持。
（一）价值角度：执政为民是执政党执政之道
首先，执政为民反映了在执政条件下党群关系中所蕴含的“政”与“民”的不可分离性和相互促进性。马克思主义产生后，特别是列宁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政”与“民”的不可分离性，而这种不可分离性是从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四个层面上进行阐述的。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这四个环节是层层递进的关系，循着这个方向，显示了由群众到阶级、政党和领袖逐步形成主层的、核心的部分并发挥重要领导作用的发展过程，并通过这些环节生动地体现人民群众、阶级与自己的政党和领袖的现实联系。二是领袖要代表、依靠和服从党，党要代表、依靠和服从阶级，阶级要代表、依靠和服从群众。这是带有根本性的一个层面的关系。从政党和人民群众的不可分离性来说，政党只有代表人民群众，才能立住脚跟，才有生命力；而人民群众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焕发出极大的政治热情和革命干劲，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作用，去创造历史，开辟未来，建设美好的世界。
其次，执政为民反映了在执政条件下党群关系中所蕴含的“政”服务于“民”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思想。执政党掌了权，目的就在于为人民服务。如果以人民为主体，执政党价值的本质，就在于对满足人民群众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所做的贡献，这是执政党的社会价值。执政党价值的高低，关键在于其对人民所做贡献的多少。就是说，一个政党的价值，应该看他贡献什么，而不应该看他取得什么。一个政党对社会的价值首先取决于其思想、路线、方针、政策和行动对增进人类利益和人民利益有多大的作用。一个政党，对社会不承担任何责任或不负责任，对社会没有什么贡献，则对社会、对人民没有任何价值。我们中国共产党提倡奉献精神，要求每个共产党员为人民的事业而奋斗终生，这正是党的社会价值所在。否则，党就会丢掉民意，失去民心，当然也就谈不上社会价值，党群关系也就谈不上巩固、改善和加强了。
再次，执政为民反映了在执政条件下党群关系中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一是执政为民体现了党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也就是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求。人民群众是生产力中的首要因素。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执政为民，也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也就是一切为了发展生产力，其实质就是党顺应历史发展趋势、保持自己先进性的过程。如果党不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则代表先进生产力就是一句空话，就失去了自己的先进性。二是执政为民体现了党充分地肯定人民群众在实现党的意志中的伟大历史作用。执政为民的过程，是党通过发挥人民群众的伟大的历史作用来实现为民谋利的过程。没有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作用，党的意志就不能实现，执政为民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当然，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绝不是一种自发的、盲目的活动，而是遵循客观社会发展规律所进行的自觉的、有组织的创造性的活动。因此，执政为民鲜明地体现了党对群众的引导、向导的作用。 总之，坚持执政为民，人民群众才能通过党的执政而受惠，党的领导和执政的价值才能得以实现，党群关系才能在党为民谋利的行动中得以加强。
（二）经验角度：群众支持是执政党执政之基
首先，政党要赢得政权需要获得群众的支持。执掌政权是政党存在的目的。台湾《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政治学）》认为，“政党，是寻求政治权力，合法控制政府人事及政策的结合或组织。”在英美政治学教科书中，权力目的说在政党理论中居于重要地位。如在《政治学导论》中，编者把政党定义为“一个持续性的、为官方正式确认的组织，它的首要目的是竞争选举和在政府中赢得权力。政党行使许多其它功能，包括在政治中动员公众参与、精英录用和代表（部分的）公共机构。但是，赢得选举和控制国家权力机器是首要的。”而要执掌政权，就必须获得群众的支持，才能使政权获得合法性。因此，任何政党都需要处理好党群关系，党群关系的实质，就是执政合法性问题，按照我们党的说法，就是解决巩固阶级基础、扩大群众基础的问题。
其次，执政合法性的本质是群众的信任与支持。就政党政治而言，执政党执政行为本身就是对政治权力的一种占有和控制，同时也意味着对社会的全面系统管理，而执政党取得政权和占据执政地位的事实必须获得未执政的政党和社会民众最普遍意义上的自愿接受、同意和支持，这就产生了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问题。
在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从根本意义上讲，就是指执政党凭借其自身力量从国家和社会中所获得的领导基础和执政基础。在这里，合法性不仅仅体现为执政党从国家和社会中所获得的支持程度，而且体现为执政党领导与执政本身的领导的合理性、权力的合法性和治理的有效性。从政治学角度看，执政权威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不管如何界定，其基本含义是人民对政治权威的依赖、认同和支持。毛泽东同志在研究党群关系时提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刘少奇同志在论及党群关系时提出，“我们的一切纲领与政策，不论是怎样正确，如果没有广大群众的直接的拥护和坚持到底的斗争，都是无法实现的，所以我们的一切，都依靠于、决定于人民群众的自觉与自动，不依靠于群众的自觉与自动，我们将一事无成”；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精辟地提出，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江泽民同志在深化改革过程中提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我们工作价值的最高裁决者”的论断；胡锦涛同志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上也提出，“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我们党的力量之源和胜利之本”；习近平同志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些论述归结到一点，那就是政党或者政权的存在、发展及其权力的行使，必须以人民群众的同意、拥护和支持为基础，即获得政治合法性。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的最高位置，是共产党执政的最大“合法性”。
三、巩固执政合法性基础是执政党面临的长期战略任务
合法性危机不独是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才会遇到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在世界上一些失去执政地位的大党、老党中，不仅有资产阶级政党，更多的却是共产党。它们丧失政权的具体原因不尽相同，但共同点只有一个，那就是脱离人民群众，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在我国，在现代化变迁中，随着社会利益格局呈现多元化的趋势，体制改革的深入使社会阶层的分化更加剧烈、利益群体的规模愈来愈大。社会生态环境的迅速变化向中国政党政治提出政治变革的要求，执政党如果不能把握执政的合法性以适应形势的变化，适时汲取新的合法性资源，那么执政党与政治环境之间不和谐所累积的问题就会影响执政党在群众中的信任度，最终会形成合法性危机。
改革开放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政治气氛严酷，经济形势恶劣，相当一批群众温饱都未能解决，党的威信受到极大的损害。这里实际上隐藏着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危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毅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党的根本任务，以重新取得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就是为了寻找新的合法性资源，增强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江泽民同志从共产党执政规律的高度，强调执政的共产党只有时刻记住并实践“三个代表”的要求，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才能使我们党拥有执政的强大而持久的合法性基础。胡锦涛同志从科学发展的视角，提出了黨执政要坚持以人为本求真务实的新要求。习近平同志强调指出，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坚如磐石。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把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追求深深植根于全党同志的思想和行动中，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使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具有广泛、深厚、可靠的群众基础。所以，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资源是具体的、历史的、发展的，而不是一劳永逸、永远拥有的。
参考文献：
[1][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出版社，1982年版
[2]Max Web，Economy and Socity，vol.1，U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
[3][美]阿尔蒙德等.《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4][美]利普塞特.《政治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5][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
[6]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7]《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8]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新华网，2013年
关键词：政党；群众；关系；实质；分析
一、党群关系的实质是政党的执政合法性
所谓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就是指执政党不但从社会中获得广泛的认同和忠诚，而且其执政本身具有某种值得民众支持和拥护的客观价值。
合法性，不是指法学意义上的符合法律规范或法律原则，而是指在政治上实现有效统治的必要基础，与政治秩序和政治统治的持久性密切相关，就是指民众对现存的政治系统的基于内心自愿的认同和支持。
最早提出并分析合法性问题的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他在《社会契约论》中写到，“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即使是最强者也决不会强得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强力并不构成权利，而人们只是对合法的权力才有服从的义务。”为了实现这种转化，卢梭构建了人民主权学说，认为人民拥有的“公意”是政治合法性的惟一基础，是当权者应该忠于的最终价值，谁没有公意，谁就是非法的统治者，反之，谁就可以成为合法的统治者。
明确把“政治的合法性”当做核心概念，是现代政治社会学的贡献。这一贡献可以追溯到德国的政治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马克斯·韦伯认为实现政治统治秩序有效性的基础有两方面：首先是外在的客观的有效性，如服从的习惯或习俗以及强制性的法律；其次是内在的主观的有效性，即被统治者发自内心地认为统治者有权指挥他们，而自己有义务服从统治者。
韦伯的这种经验主义的合法性主张，对当代政治学有重要的影响。如利普塞特认为，“任何政治系统，若具有能力形成并维护一种使其成员确信现行政治制度对于该社会最为适当的信念，即具有政治的合法性。”阿尔蒙德也认为，“如果某一公民都愿意遵守当权者制定和实施的法规，而且还不仅仅是因为若不遵守就会受到惩处，而是因为他们确信遵守是应该的，那么，这种政治权威就是合法的……正因为当公民和精英人物都相信权威的合法性时要使人们遵守法规就容易得多，所以事实上所有的政府，甚至最野蛮、最专制的政府，都试图让公民相信，他们应当服从政治法规，而且当权者可以合法地运用强制手段来实施这些法规。”这种把合法性等同于社会公众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和忠诚的观念，代表了当代社会对于合法性概念的最一般、最普遍的认识，由此可见，政治制度的合法性评价标准就是公众对政治制度的认同与忠诚的程度。
哈贝马斯将历史上的合法性理論分为经验主义和规范主义两类。从经验主义角度看，合法性是指政治系统获得社会自觉服从、支持、拥护的程度。从规范主义角度讲，合法性是指某种政治统治是否合理、正当。在对前两者批判的基础上，哈贝马斯形成自己的合法性理论。“合法性意味着，对于某种要求作为正确的和公正的存在物而被认可的政治秩序来说，存在着一些好的根据。一个合法的秩序应该得到承认。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这个定义强调了合法性乃是某种可争论的有效性要求，统治秩序的稳定性也依赖于自身（至少）在事实上被承认。”在这个哈贝马斯关于合法性的定义中，他力图将经验主义和规范主义结合起来，强调的是符合价值规范基础上的支持和忠诚。因此，合法性一方面取决于政府的活动，包括国家政权为强化自己的统治地位而运用意识形态的、法律的和道德伦理的力量为自身所作的种种论证；另一方面其更为实质的内容是国家政权在大众当中产生了广泛信任和忠诚，从而使人自觉地把对政府的服从当做自己的义务。这就需要政治制度不仅要有合法的外在形式和程序，更要有内在的道义价值。
二、党群关系的实质分析
从价值和经验两个角度分析，党群关系的实质，在于政党必须具备执政合法性，即：一要有道义价值；二要为群众支持。
（一）价值角度：执政为民是执政党执政之道
首先，执政为民反映了在执政条件下党群关系中所蕴含的“政”与“民”的不可分离性和相互促进性。马克思主义产生后，特别是列宁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政”与“民”的不可分离性，而这种不可分离性是从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四个层面上进行阐述的。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这四个环节是层层递进的关系，循着这个方向，显示了由群众到阶级、政党和领袖逐步形成主层的、核心的部分并发挥重要领导作用的发展过程，并通过这些环节生动地体现人民群众、阶级与自己的政党和领袖的现实联系。二是领袖要代表、依靠和服从党，党要代表、依靠和服从阶级，阶级要代表、依靠和服从群众。这是带有根本性的一个层面的关系。从政党和人民群众的不可分离性来说，政党只有代表人民群众，才能立住脚跟，才有生命力；而人民群众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焕发出极大的政治热情和革命干劲，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作用，去创造历史，开辟未来，建设美好的世界。
其次，执政为民反映了在执政条件下党群关系中所蕴含的“政”服务于“民”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思想。执政党掌了权，目的就在于为人民服务。如果以人民为主体，执政党价值的本质，就在于对满足人民群众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所做的贡献，这是执政党的社会价值。执政党价值的高低，关键在于其对人民所做贡献的多少。就是说，一个政党的价值，应该看他贡献什么，而不应该看他取得什么。一个政党对社会的价值首先取决于其思想、路线、方针、政策和行动对增进人类利益和人民利益有多大的作用。一个政党，对社会不承担任何责任或不负责任，对社会没有什么贡献，则对社会、对人民没有任何价值。我们中国共产党提倡奉献精神，要求每个共产党员为人民的事业而奋斗终生，这正是党的社会价值所在。否则，党就会丢掉民意，失去民心，当然也就谈不上社会价值，党群关系也就谈不上巩固、改善和加强了。
再次，执政为民反映了在执政条件下党群关系中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一是执政为民体现了党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也就是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求。人民群众是生产力中的首要因素。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执政为民，也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也就是一切为了发展生产力，其实质就是党顺应历史发展趋势、保持自己先进性的过程。如果党不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则代表先进生产力就是一句空话，就失去了自己的先进性。二是执政为民体现了党充分地肯定人民群众在实现党的意志中的伟大历史作用。执政为民的过程，是党通过发挥人民群众的伟大的历史作用来实现为民谋利的过程。没有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作用，党的意志就不能实现，执政为民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当然，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绝不是一种自发的、盲目的活动，而是遵循客观社会发展规律所进行的自觉的、有组织的创造性的活动。因此，执政为民鲜明地体现了党对群众的引导、向导的作用。 总之，坚持执政为民，人民群众才能通过党的执政而受惠，党的领导和执政的价值才能得以实现，党群关系才能在党为民谋利的行动中得以加强。
（二）经验角度：群众支持是执政党执政之基
首先，政党要赢得政权需要获得群众的支持。执掌政权是政党存在的目的。台湾《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政治学）》认为，“政党，是寻求政治权力，合法控制政府人事及政策的结合或组织。”在英美政治学教科书中，权力目的说在政党理论中居于重要地位。如在《政治学导论》中，编者把政党定义为“一个持续性的、为官方正式确认的组织，它的首要目的是竞争选举和在政府中赢得权力。政党行使许多其它功能，包括在政治中动员公众参与、精英录用和代表（部分的）公共机构。但是，赢得选举和控制国家权力机器是首要的。”而要执掌政权，就必须获得群众的支持，才能使政权获得合法性。因此，任何政党都需要处理好党群关系，党群关系的实质，就是执政合法性问题，按照我们党的说法，就是解决巩固阶级基础、扩大群众基础的问题。
其次，执政合法性的本质是群众的信任与支持。就政党政治而言，执政党执政行为本身就是对政治权力的一种占有和控制，同时也意味着对社会的全面系统管理，而执政党取得政权和占据执政地位的事实必须获得未执政的政党和社会民众最普遍意义上的自愿接受、同意和支持，这就产生了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问题。
在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从根本意义上讲，就是指执政党凭借其自身力量从国家和社会中所获得的领导基础和执政基础。在这里，合法性不仅仅体现为执政党从国家和社会中所获得的支持程度，而且体现为执政党领导与执政本身的领导的合理性、权力的合法性和治理的有效性。从政治学角度看，执政权威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不管如何界定，其基本含义是人民对政治权威的依赖、认同和支持。毛泽东同志在研究党群关系时提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刘少奇同志在论及党群关系时提出，“我们的一切纲领与政策，不论是怎样正确，如果没有广大群众的直接的拥护和坚持到底的斗争，都是无法实现的，所以我们的一切，都依靠于、决定于人民群众的自觉与自动，不依靠于群众的自觉与自动，我们将一事无成”；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精辟地提出，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江泽民同志在深化改革过程中提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我们工作价值的最高裁决者”的论断；胡锦涛同志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上也提出，“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我们党的力量之源和胜利之本”；习近平同志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些论述归结到一点，那就是政党或者政权的存在、发展及其权力的行使，必须以人民群众的同意、拥护和支持为基础，即获得政治合法性。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的最高位置，是共产党执政的最大“合法性”。
三、巩固执政合法性基础是执政党面临的长期战略任务
合法性危机不独是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才会遇到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在世界上一些失去执政地位的大党、老党中，不仅有资产阶级政党，更多的却是共产党。它们丧失政权的具体原因不尽相同，但共同点只有一个，那就是脱离人民群众，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在我国，在现代化变迁中，随着社会利益格局呈现多元化的趋势，体制改革的深入使社会阶层的分化更加剧烈、利益群体的规模愈来愈大。社会生态环境的迅速变化向中国政党政治提出政治变革的要求，执政党如果不能把握执政的合法性以适应形势的变化，适时汲取新的合法性资源，那么执政党与政治环境之间不和谐所累积的问题就会影响执政党在群众中的信任度，最终会形成合法性危机。
改革开放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政治气氛严酷，经济形势恶劣，相当一批群众温饱都未能解决，党的威信受到极大的损害。这里实际上隐藏着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危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毅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党的根本任务，以重新取得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就是为了寻找新的合法性资源，增强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江泽民同志从共产党执政规律的高度，强调执政的共产党只有时刻记住并实践“三个代表”的要求，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才能使我们党拥有执政的强大而持久的合法性基础。胡锦涛同志从科学发展的视角，提出了黨执政要坚持以人为本求真务实的新要求。习近平同志强调指出，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坚如磐石。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把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追求深深植根于全党同志的思想和行动中，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使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具有广泛、深厚、可靠的群众基础。所以，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资源是具体的、历史的、发展的，而不是一劳永逸、永远拥有的。
参考文献：
[1][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出版社，1982年版
[2]Max Web，Economy and Socity，vol.1，U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
[3][美]阿尔蒙德等.《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4][美]利普塞特.《政治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5][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
[6]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7]《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8]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新华网，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