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是苏联解体20周年，关于苏联剧变的话题再次成为焦点。据我观察，学界大概分成两大派：一派是专门研究苏联问题的学者，他们通过大量的资料说明斯大林否定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建立的斯大林模式本身存在致命的弱点，斯大林以后的苏联领导人并没有成功地对斯大林体制模式进行改革，最后积重难返，导致苏联剧变；另一派主要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学者，他们从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出发，认为斯大林所建立的社会主义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是从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开始的，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背叛了斯大林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导致了苏联的剧变。
　　苏联问题对中国十分重要。毛泽东曾形象地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确实，新中国是在苏联的影响下建立和发展的，但几十年的实践让我们看到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存在严重的缺陷，认识到从中国和世界的实际出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性。鉴于苏联对中国的特殊意义，要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需要实事求是地、科学地认识苏联，总结其兴衰成败的教训。如果像当初对待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那样，对中国是十分有害的。在此，我想向读者推荐《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该书汇集了我国30余位长期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学者的成果，回答了人们关心的重要问题。该书虽然不是新近出版的书，但现在读来并不过时。
　　首先，该书最突出的特色是选题涵盖面广。该书所选择的101个问题，既有专门研究某一时期，澄清某一事件的问题，也有综合分析苏联时期各方面情况的问题，论述深入浅出。该书可以说是当前中国苏联问题研究的一本小型百科全书，提供了新的观点和史料。
　　第二，该书在分析问题时，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恩格斯在总结1848年革命失败原因时强调：“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那种迷信的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动荡，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他认为，需要研究革命必然爆发又必然失败的原因，“这些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恩格斯特意批驳了领袖“出卖”论，他说：“当你问到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时，你却听到一种现成的回答：因为这个先生或那个公民‘出卖了’人民。从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回答也许正确，也许错误，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甚至不能说明，‘人民’怎么会让别人出卖自己，而如果一个政党的全部本钱只是知道某某公民不可靠这一件事，那么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该书在写作中很好地运用了恩格斯这段精彩的论述所阐明的分析问题的方法，没有把苏联剧变和解体简单化地归咎于少数领导人的错误，而是认真分析苏共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在解决这些问题时的失当之处，总结值得后世记取的教训。从分析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苏联的社会结构和各阶层的状况、苏联的民族政策和加盟共和国的精英选择中探讨苏联解体的原因。该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不奉迎、不跟风，脚踏实地，提供真实的信息。实事求是地说真话，就是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就是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史学工作者有责任把历史的真实告诉人们，得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结论，这才是研究苏联问题的真正价值所在。
　　第三，该书注重研究俄国有关苏联的新材料，许多文章都用了大量新解密的档案资料和俄国学术界研究的新成果。该书绝大多数作者都是长期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甚至许多人一辈子都在研究苏联，他们精通俄语，长期跟踪学术动态，这部书可以说是他们长期研究苏联问题的集体成果，也是最新成果。该书回答了苏联是怎样建立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哪些成就和存在哪些致命的问题，苏联共产党是怎样蜕变的，苏联人民为什么抛弃了苏共等重大问题，也澄清了一些被模糊、被颠倒的问题。该书的可读性较强。很多学人常常不太注意把自己的科研成果介绍给更广大的读者，让普通百姓分享、受益。该书用解答问题的方式，用比较通俗的语言，回答人们关心的问题，使学术走出了象牙塔，这种做法值得倡导。
　　苏联的兴亡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的大事，苏联的发展与变化也深深影响了20世纪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二战后，苏联成了世界超级大国之一，但苏联人的生活却远没达到超级大国的水平，繁荣的大多是与军事、国防相关的几项指标。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兴盛与衰亡中的很多经验教训值得今天的中国借鉴。过去我们受政治事件的影响大，对苏联问题的许多描述是扭曲的，接受了许多苏联方面不实的信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从苏联的失败中吸取了许多教训，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和主张。比如，我们革除了苏联只注重国家军事实力，考虑民众生活不够的弊端；注意发展多种所有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激发了人们的主动性与创造性，革除了苏联体制下个人利益得不到尊重的弊端；提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革除了苏共只为机关利益服务的弊端；坚持开放，倡导合作共赢，革除了苏共与世界许多国家对立的弊端。正是如此，中国才没有重蹈苏东国家的覆辙。因此，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人类历史发展趋向的角度，实事求是地认识和研究苏联，是中国政治家的需求，更是中国学者的职责。
　　邓小平说过，“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最了解那个国家情况的，毕竟还是本国的同志。”“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当年苏共二十大提出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和苏共中央全会同意的；戈尔巴乔夫所进行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也是多数苏共领导人的共识，重大决策的出台也是苏共代表大会、中央全会和政治局会议认可的。生活在斯大林体制下的人民早就想摆脱这一模式，对斯大林模式进行改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现今俄罗斯走上了完全不同于斯大林模式之路，斯大林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方法被彻底否定和抛弃，没有人愿意回到苏联时代去。斯大林模式在他的诞生地已经成为历史，真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国家还有那么多人为此惋惜。20世纪90年代姜长斌教授出过一本写斯大林的书，取名为《历史的孤独》，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斯大林必将成为历史的孤独者，不管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我们还是应该正视现实。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