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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1899—1967)，原名隆郅，湖南醴陵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五卅运动、南昌起义等著名的革命运动。1928—1930年在上海党中央工作，任中共中央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部长等职。1930年犯过“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被称为“立三路线”。同年被派到苏联学习，1946年回国。后历任军调部东北三人小组政治顾问，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敌工部部长，城工部部长，东北局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书记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劳动部部长、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副部长、华北局书记处书记等职。是中共四至八届中央委员，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李立三的处境日益困难。他的夫人李莎原是苏联人，为表示热爱中国和丈夫，交出苏联护照，加入中国国籍。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诬陷他们一家是“苏修特务”，李立三不堪忍受这种侮辱，于1967年6月22日服安眠药自杀，终年68岁。1980年中共中央正式为其平反。
李立三曾有个绰号叫“坦克车”，因为他性子耿直、急躁，工作冲劲十足、勇往直前。同时，他胸怀坦荡磊落，主持中央工作时犯了“左”倾错误，对此，他的内心负疚不已，一直检讨了30多年。30年代初，他到莫斯科时，共产国际的执委们听完他的检查，纷纷评价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坦诚，结论是“没有两面派的手段”。后来安排他到军事学院当副教授，以化名向中国学员讲党史。这些学员大都来自东北抗日联军，并不知道他是谁。课后，问大家对哪堂课反映好，回答竟是一致的：“立三路线一课讲得最好，批判得最透彻！”1946年，李立三化名李敏然回到东北，有些单位请他讲党史，他自己选择介绍“立三路线”的错误，并分析形成的原因和领导人的责任。讲完后，场上一片称赞声。不过，有人提问：“您怎么会知道犯错误的人心里想什么？”回答则令全场惊讶——“我就是李立三。”短暂的沉寂后，会场上突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许多人在多年后还回忆说，通过那次听课，才知道什么是老革命家的坦荡胸怀和自我批评精神。
复杂的化名 曲折的人生
革命战争年代，许多革命者在险恶的环境中为了斗争需要，经常用化名，但是，像李立三这样一生中化名多达30多个的就很少见了。
1899年11月18日，李立三出生在湖南省醴陵县城郊阳三石芋园府内。据说他出生时，适逢李家后院的一棵百龄凤尾蕉开了一朵很大的白花。全家人都感到此子生得不凡，因而，都十分高兴。父亲李昌圭遂给他起乳名“凤生”。后来父亲又为他取了一个贱名——狗妹子，为的是避邪躲灾，显示命硬。
“狗妹子”年龄稍大一些，要到小学去念书时，李昌圭又给他正式取了一个学名：李隆郅。隆者：兴隆、高大之意；郅者：极也、大也、盛也，希望他将来能够出人头地。
李隆郅十二三岁在醴陵县渌江中学读书时，适逢军阀混战，国家战祸连年，乡间土豪劣绅横行，百姓流离失所，遂萌发忧国之情。因此，他常以“忧国子”的笔名，写出一些主张救国的政论性文章，贴在渌江中学的墙报上，博得同学和老师们的赞赏。“忧国子”恐怕是李立三的第一个化名。
1919年9月，李立三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法期间，他与蔡和森发生意见分歧。1921年2月19日，他以“佐夫”的笔名，发表了《读蒙达尼勤工俭学同人意见书》，就勤工俭学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见解和主张。
1921年12月11日，李隆郅回国抵达上海，找到了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当即被批准加入了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并被派往湖南。先到中共湘区委员会报到，书记正是老朋友毛泽东。毛泽东对他说：你家乡附近有个安源煤矿，那里的工人受压迫很深，革命条件很好，你的工作就是到那里开展工人运动。后来，毛泽东又幽默地提出：你的名字太难叫，工友们也不认识“隆郅”这两个字，建议把名字改一下，李隆郅也很痛快地决定按谐音改成通俗一点的“能至”二字。在安源煤矿，李立三是工运最主要的领导人，并大力发展了党的组织。1924年末，全国只有党员900人，而安源煤矿的党员就达300人。资本家对李立三恨之入骨，悬赏大洋600元要谋害他。工友们得知后，从早到晚自动保护他。他必须出面时，也会有几十个工人跟随，谈话超过十分钟，工友们把他拥起来就走。在此期间，他以能至、隆郅、能郅、能致、能治、农志、志致的笔名在报刊上不断发表政论文章。
李立三1924年3月到达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公开使用的名字仍是李隆郅，其间曾用过“李成”、“李诚”等笔名，过了半年多才改名为“李立三”的。其过程颇为戏剧化。大概是1924年11月，上海吴淞口成立工人俱乐部，要投票选举俱乐部负责人。为了同黄色工会作斗争，党组织安排李隆郅当候选人，担任俱乐部主任。邓中夏与李隆郅在去吴淞口的火车上，谈论到这次投票选举的一些具体问题，邓中夏突然说道：“今晚上的选举，你的名字太文了，像这个‘郅’字，工友们别说写，连认也认不得，是不是改为一个简单的字?”李隆郅觉得邓中夏说得有道理，表示接受他的建议，改一改自己的名字，但是一时又想不起改什么名字，便反问道：“那么改个什么名字好呢?”邓中夏也一时被问住了，于是，两人思考起来。突然，邓中夏见车厢门口站着三个人，便脱口说道：“叫三立吧！笔画简单，工人好认，写起来也方便。”李隆郅听了，略加思索后笑着说道：“三立不好听，就叫立三好了。”
李立三这个名字传开以后，曾经在社会上引起种种议论，有人说他是胸怀大志，要“立德、立功、立言”；国民党人士则别有用心，说他是“决心转向”，要由信仰马列主义转为“三民主义”。这都是牵强附会之说。李隆郅改名为李立三，缘由很简单，只是为了让工友好认、好写罢了。
“立三”这个偶然改出的名字，后来响彻了全党乃至全国，这个名字和他的主人一样，经历了荣辱与共的岁月。这其中既有“立三路线”的历史痕迹，也有其特有的号召力。全国解放后，南方一些工厂动员组织工会时，一些老工人听到全国总工会的副主席和中央政府劳动部部长是李立三，马上就说：“原来是李立三那个工会，好，我们参加！”
1925年10月，李立三为躲避上海反动当局的追捕，前往苏联。1926年3月13日，李立三以“秦进有”的化名在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扩大会议上作了发言，不久回国。同年8月20日，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召开会议，决定组织一个特别委员会。李立三以“李成”的化名与罗亦农、赵世炎、何松林、项英5人组成特别委员会。
中共六大召开后，李立三担任中共中央常委、宣传部部长兼秘书长。当时的总书记是向忠发，但实际上是由李立三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在此期间，他分别以立三、柏生、柏三、伯三、柏山、伯山等名字发表演说，并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文章。
1930年10月，李立三奉共产国际之命到达莫斯科，检查“立三路线”的错误。检讨结束后，共产国际不准他回国参加革命斗争，把他留在苏联，并给他取了一个俄国人的名字——亚历山大·拉宾，同时改用中国名字——李明。他在苏联15年，还分别以唯真、维介、阿三、苍木等笔名，翻译书籍、发表文章。
1946年1月，在中共中央的争取下，李立三从苏联回到国内，在党中央的安排下，他以“李敏然”的化名，参加了由美国代表、国民党代表、共产党代表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停执行处东北小组的工作。他以东北小组中共方面负责人的身份，赴长春、沈阳同国民党方面的代表进行谈判。但不久，他的真实身份被美国情报机关识破并很快公布，使得李立三一到沈阳，立即成为中外记者所注目的重要新闻人物，也成为国民党特务的重点监视对象。
1964年，身为中共中央委员、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已满65周岁的李立三，再次以“李明”的化名，到达河北省霸县的农村蹲点搞“四清”运动，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了一年。1967年6月22日，李立三被迫害致死，在火化时，也没有用真实姓名，而用了他在苏联时使用过的名字。
毛泽东的“半个朋友”
据著名的《西行漫记》记载，毛泽东在延安对斯诺说：李立三是他的“半个朋友”。这半个朋友之说是怎么来的呢？两个当事人似乎说法不一样。
首先是两人见面的时间问题。毛泽东回忆是在1915年，但李立三多次谈到是1916年中秋节。其理由是：1915年，他刚到长沙上学，那时，他还不知道毛泽东这个人，因此，不可能是1915年。事情发生在他在长郡中学念书那一段，而1917年他已转到广益中学去了，所以，也不应该是1917年。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述他1936年在延安采访毛泽东时，毛泽东对他的“访友”活动作了这样回忆：
在湖南第一师范期间，因为感觉到要向外发展和需要一些亲密的伴侣，有一天我就在长沙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对爱国工作感兴趣的青年和我联络。我特别提出艰苦有决心而能为祖国牺牲的青年们。对于这个广告，我收到了三件半的回信。一件是罗章龙的回答，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以后又叛变了。两件是从两个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青年那里得到的。半件回答，这是一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听了我所说的一切话，可是他随即走开了，他自己并没有任何具体的建议。我们的友谊永远没有发展起来。
1961年5月31日，李立三在接见安源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谈安源罢工史时，就书稿中提到的“二十八画生访友”这一问题作了解释。
首先是时间问题，李立三认为，“二十八画生访友”的时间不对，可能是1916年的事情。因为，“1917年，我在广益中学毕业，此事发生在我在长郡中学上学的时候。当时，我们几个同学是一个小团体。毛泽东的征友‘启事’是在南城门看到的，是古典文体、手刻油印的。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大意是：愿意与有爱国热情的青年联络，愿与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志士为友。落款署名‘二十八画生’，注明了联系方法。读了‘启事’，觉得这个‘二十八画生’有救国救民的志向，值得钦佩。经过一番分析猜测，推断出这个‘二十八画生’可能是毛泽东。当时，我们都听说在长沙有一个叫‘毛泽东’的‘怪人’，都想去看看他。就在八月十五日中秋节那天，我和中学的一个姓邓的同学相约一起去看毛主席。在第一师范的宿舍和自修室都没有找到他。我们找到教室去，看见他坐在讲台上，正聚精会神地看书。毛主席比我大六岁，看他好像一个大先生的样子，思想上有些拘束，加上原来在印象中他是一个‘怪人’，就没有敢同他谈话。我假装着去看墙上贴的课程表，有意悄悄地从他的背后走过去，看见他正在看‘宋史’。我从他身后走过去了，他才发现我，就起身下了讲台向我走来，可是我没有与他讲话就很快走开了。后来，在与毛主席相处的日子里，闲谈中提起这段往事，毛主席说：‘原来是你呀！当时我跟你讲话，你没有回答。’我记得没有听到他与我说话。毛主席还说：‘那次访友活动，只交了三个朋友，现在再加上你，当时我们没有对话，只见了一面，那就算半个朋友吧！’”
据曾担任过李立三秘书的李思慎回忆，他发现李立三与毛泽东就这件事的说法不尽一致，出于好奇，在一天晚饭后陪李立三散步时，便直接向他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李立三想了想，微笑着说：“说起来很有意思，实际情况并不是像斯诺在书中所写的那样。那是(毛)主席对斯诺说的，是他记错了。1915年，湖南省把12个县的中学生集中起来，在长沙成立了长郡中学，实际上是一所省立中学。我也随着醴陵的渌江中学合并到长沙的长郡中学念书。1917年转到广益中学念书。这件事发生在长郡中学，应该是1916年。”
说到两人是否谈了话的问题，这次李立三又把他与毛泽东见面的情形重说了一遍。他坚持说，他在与毛泽东的第一次见面时，只见到毛泽东起身向他走过来，他就立即走开了，彼此都没有说过话。所以就是毛泽东后来说的“半个朋友”的缘由。
不过，在唐纯良著的《李立三传》中却这样写道：“1917年罗敖阶(罗章龙)第一个响应‘二十八画生’的征友启事，和毛泽东交了朋友，为了更多地交些朋友，毛泽东就请罗敖阶把李立三介绍给他。李立三接受了罗敖阶的建议，同意和毛泽东谈一谈。于是约定，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李立三去定王台省立图书馆会见毛泽东。毛泽东拿一张报纸坐在长凳上看，李立三凑上去，自我介绍说：我就是李隆郅，毛泽东站起来握手表示欢迎……李立三听完毛泽东的讲话，无话可说，就走开了。”
看来，其中的真相还有待史家考证辨识清楚。
恩公程潜
同许多知名人士的经历一样，李立三在其成长的过程中也曾经得到过贵人相助，从而使自己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晚年的他在忆及往事时，常常十分感慨地说道：“要不是程潜的帮助，也可能没有我李立三的今天。”
据李立三回忆，1917年他从长沙广益中学毕业后，为找生活出路，在父亲的坚持下，回到家乡当了一名小学教员。同许多具有旧传统观念的父辈一样，父亲为了把他留在身边，还强行为他包办了一桩婚姻。李立三当时对封建礼教极度不满，加上对原小学校长(当时任县教育会会长)叶沛棠徇私舞弊、横行霸道的行径感到十分愤怒，于是，在学校闹起了一次“革命”——在小学教师的暑期会议上，他发表演说，无情地揭露了叶沛棠的恶行，敲着桌子痛骂这位“醴陵的绅士”。
但李立三的这次“革命”，由于守旧势力太大而失败，甚至遭到许多守旧教师的反对，连父亲也骂他“不尊敬师长，太过分了”。
这种封建桎梏下的压抑生活，使具有强烈反叛精神的李立三如坐针毡，觉得透不过气来，思来想去，只有一走了之。但是去哪里呢？受当时很多有志青年投奔军队的启发，他也下定决心投笔从戎，去参加革命军，另闯一番事业。临行前，他给家乡亲人留诗一首：“浩气横牛斗，如焚痛国仇；诗书从此别，投笔效班侯。”
到哪里去投军？李立三心里早有考虑。当时，在湖南人民的心中，执掌“护国军”的湘籍将领程潜，是最了不起的一名革命者，况且程潜又是醴陵县同乡。李立三便步行到衡山，找到护国军驻地，在程潜部下当了一名士兵。
由于有文化、办事能力又强，李立三很快就在湖南护国军三营七连当上了连队文书。
1918年秋季的一天，连长派他去给护国军司令部送信。到达司令部后，正好碰上喜欢下象棋的程潜在庭院中与人下棋，正杀得不可开交。李立三手里捏着信，看司令那种专注的情形，不便打扰，只好站在一旁观战。他见程潜走了一着棋很不理想，不由自主地“唉”了一声，结果，程潜果然输掉了这盘棋。见程潜的棋已下完，李立三便把信件呈递过去，然后立正敬礼要告辞，不料被程潜一把拉住，非要与他下盘棋不可。原来，刚才李立三观棋时的那一声叹气，早已引起了程潜的注意。
李立三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一旦进入了境界，便把顾虑忘到一边，铆足了劲，连下三局，硬是赢了素称高手的程潜，程潜不得不对这个青年刮目相看。下完棋，程潜与李立三拉起家常来。经过交谈，程潜发现，小青年不仅与自己是醴陵的同乡，而且他的父亲李昌圭还与自己是“同年”(同一考场中的秀才)，是老相识。有了这一层关系，程潜对李立三就更为器重。不久，李立三被调到司令部候差，后来又做破译密码的工作，还曾一度担任邮政检查官。
不久，程潜觉得李立三是可造之才，便出资送他去北京上大学深造。李立三真是喜出望外，感激不尽。
1919年春，李立三到达北京。由于当时纸币贬值，加上一路上的吃住开销，程潜资助的钱款已根本付不起学费。而此时的北京，正是五四运动的前夜，大批有志青年云集北京积极寻求报国之路。李立三经一些青年朋友介绍，毅然选择了留法勤工俭学这条路。于是，他很快进了设在北京西郊酒醋局的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进修法语。在预备班学习期间，李立三一方面参加法语的突击培训，同时参加五四运动的活动。预备班学习结束后，他回到家乡，诚恳说服父亲卖掉了16亩祖业好地，筹得200元银洋作为留学的旅费。同年9月，李立三漂洋过海去了法国。
新中国成立前夕，程潜应邀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李立三是大会选出的主席团常委，并负责组织开国大典的工作。当他得知恩人到了北平后，便马上赶到“六国饭店”专程拜会程潜先生，诚恳地向当年资助他上大学的恩人致谢。一次，毛泽东在中南海宴请同乡程潜和陈明仁先生，李立三作陪。席间，当毛泽东得知程潜资助李立三上大学的情况后，风趣地对程潜说：“颂公(程潜号颂云)，你的革命功劳不小呀！给我们培养了一位中央委员李立三。”
得罪林彪
在漫长的革命历程中，本来李立三与林彪之间并没有太多的个人交往。早在1927年南昌起义时，李立三是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和起义军前委领导成员之一，而林彪只不过是国民革命军叶挺部第四军独立团的一名排长。他们各自在自己的领域工作，又天各一方，也没有机会认识。直到解放战争时期，李立三与林彪才在一起共事，但此时的林彪已是中共在东北的主要军事指挥员，指挥着千军万马，而李立三的地位却下降了。1946年1月，李立三从苏联回到哈尔滨后，被组织上安排在林彪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一贯耿直的李立三在工作中得罪了林彪，并与他结了怨，埋下了晚年悲剧的祸根。
1946年3月6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扩大会议召开，讨论东北地区的形势和在东北地区的战略部署。会上，大家对东北工作的战略方针发生意见分歧：一方认为，到农村创建根据地；另一方则认为，占领大城市。李立三不仅明确表示支持后一种意见，而且还补充道，在东北的苏联红军一定会公开或秘密地支持我们，我们的优势是肯定的。他进而还提出了要适当扩大和改组东北民主联军统帅部的建议。不久，中央给东北局发来电报，指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6月15日，党中央决定林彪任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由于李立三在会议上没有与林彪站在一边，而且公开提出要改组民主联军统帅部的建议，这自然得罪了林彪。
而一向坚持原则、为人诚恳的李立三在工作中对人对己要求都非常严格，他特别强调要有时间观念，无论做什么事情，一定要遵守时间，尤其在战争年代，谁要违反，他是绝不留情面的。有一次，原定8点钟开会，只有林彪没有按时到达，大家都在等他一个人。李立三不耐烦地不时看着手表。过了一阵，林彪才姗姗来到会场。这时，与会的人都笑嘻嘻地起身或点头与林彪打招呼，唯独李立三未动。待林彪坐定以后，李立三再次看了看手表，严肃地说：“林彪同志，你今天迟到了12分钟！”这个提醒十分突然，林彪瞪大眼睛看了看李立三，然后抬头望了望天花板，再垂下眼皮看着地板。谁知李立三继续说下去：“我们一定要按时开会，希望以后没有迟到的同志。”弄得林彪非常尴尬，脸顿时涨红了起来。
得罪林彪，还有一个原因，是为了保护孙维世。1938年，冬林彪在他妻子张梅的陪同下到苏联养病。当时，有许多革命先烈的后代和党中央领导人的子女在莫斯科学习，周恩来的养女、孙炳文烈士之女孙维世也在那里学习。这群青年人对“常胜将军”林彪十分崇拜，经常到他那里去，请他讲一些井冈山、长征、平型关大战之类的故事。在他们之中，林彪注意上了美丽大方而又活泼的孙维世。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林彪趁张梅外出看朋友的机会，单独把孙维世接到疗养院来，直接向孙维世表达了他的爱慕之情，说他和张梅个性不合，很快就要分手，要求马上与孙维世结婚。面对林彪这突如其来的求爱，孙维世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不知所措。1942年1月，林彪回国前夕，把孙维世接到疗养院。吃过晚饭，他领着孙维世在莫斯科河畔散步。林彪告诉孙维世，他已同张梅分手，过几天就要回国了，要求她跟他一块回国去。孙维世委婉地拒绝道：“很遗憾，我不能跟你一块儿回国。我正在念导演系，还没有毕业。”“那我先回去，我一定等你。”她忙说道：“不，你千万不要等我，我还要学习4年呐！”林彪说：“4年算什么，多长时间我都等你。”
谁知林彪回国后并没有遵守他自己的诺言，不久就同叶群结了婚，而且于1944年、1945年分别生下了林立衡、林立果一儿一女。1946年10月，孙维世跟随李立三的夫人李莎回到哈尔滨，并住在李家。孙维世得知林彪与叶群已经结婚，出于对林彪的尊重，曾前往林彪住处去进行礼节性拜访。林彪一听说孙维世要到来，欣喜若狂，破例亲自迎接，热情款待，立即安排了极为丰盛的晚宴。当时，林彪在东北局可是说一不二的人物，他正在想着如何才能重新赢得孙维世。李立三为了不引起麻烦，偷偷把孙维世送到延安周恩来那里，使林彪怀恨在心。
当然，这并不能说明李立三后来被迫害致死的历史原因，但却造成了李立三与林彪的历史恩怨。而在“文化大革命”前夕，他反对林彪对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庸俗做法，则必然引起林彪的政治打击。这恐怕才是一个致命的因素。
李立三曾有个绰号叫“坦克车”，因为他性子耿直、急躁，工作冲劲十足、勇往直前。同时，他胸怀坦荡磊落，主持中央工作时犯了“左”倾错误，对此，他的内心负疚不已，一直检讨了30多年。30年代初，他到莫斯科时，共产国际的执委们听完他的检查，纷纷评价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坦诚，结论是“没有两面派的手段”。后来安排他到军事学院当副教授，以化名向中国学员讲党史。这些学员大都来自东北抗日联军，并不知道他是谁。课后，问大家对哪堂课反映好，回答竟是一致的：“立三路线一课讲得最好，批判得最透彻！”1946年，李立三化名李敏然回到东北，有些单位请他讲党史，他自己选择介绍“立三路线”的错误，并分析形成的原因和领导人的责任。讲完后，场上一片称赞声。不过，有人提问：“您怎么会知道犯错误的人心里想什么？”回答则令全场惊讶——“我就是李立三。”短暂的沉寂后，会场上突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许多人在多年后还回忆说，通过那次听课，才知道什么是老革命家的坦荡胸怀和自我批评精神。
复杂的化名 曲折的人生
革命战争年代，许多革命者在险恶的环境中为了斗争需要，经常用化名，但是，像李立三这样一生中化名多达30多个的就很少见了。
1899年11月18日，李立三出生在湖南省醴陵县城郊阳三石芋园府内。据说他出生时，适逢李家后院的一棵百龄凤尾蕉开了一朵很大的白花。全家人都感到此子生得不凡，因而，都十分高兴。父亲李昌圭遂给他起乳名“凤生”。后来父亲又为他取了一个贱名——狗妹子，为的是避邪躲灾，显示命硬。
“狗妹子”年龄稍大一些，要到小学去念书时，李昌圭又给他正式取了一个学名：李隆郅。隆者：兴隆、高大之意；郅者：极也、大也、盛也，希望他将来能够出人头地。
李隆郅十二三岁在醴陵县渌江中学读书时，适逢军阀混战，国家战祸连年，乡间土豪劣绅横行，百姓流离失所，遂萌发忧国之情。因此，他常以“忧国子”的笔名，写出一些主张救国的政论性文章，贴在渌江中学的墙报上，博得同学和老师们的赞赏。“忧国子”恐怕是李立三的第一个化名。
1919年9月，李立三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法期间，他与蔡和森发生意见分歧。1921年2月19日，他以“佐夫”的笔名，发表了《读蒙达尼勤工俭学同人意见书》，就勤工俭学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见解和主张。
1921年12月11日，李隆郅回国抵达上海，找到了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当即被批准加入了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并被派往湖南。先到中共湘区委员会报到，书记正是老朋友毛泽东。毛泽东对他说：你家乡附近有个安源煤矿，那里的工人受压迫很深，革命条件很好，你的工作就是到那里开展工人运动。后来，毛泽东又幽默地提出：你的名字太难叫，工友们也不认识“隆郅”这两个字，建议把名字改一下，李隆郅也很痛快地决定按谐音改成通俗一点的“能至”二字。在安源煤矿，李立三是工运最主要的领导人，并大力发展了党的组织。1924年末，全国只有党员900人，而安源煤矿的党员就达300人。资本家对李立三恨之入骨，悬赏大洋600元要谋害他。工友们得知后，从早到晚自动保护他。他必须出面时，也会有几十个工人跟随，谈话超过十分钟，工友们把他拥起来就走。在此期间，他以能至、隆郅、能郅、能致、能治、农志、志致的笔名在报刊上不断发表政论文章。
李立三1924年3月到达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公开使用的名字仍是李隆郅，其间曾用过“李成”、“李诚”等笔名，过了半年多才改名为“李立三”的。其过程颇为戏剧化。大概是1924年11月，上海吴淞口成立工人俱乐部，要投票选举俱乐部负责人。为了同黄色工会作斗争，党组织安排李隆郅当候选人，担任俱乐部主任。邓中夏与李隆郅在去吴淞口的火车上，谈论到这次投票选举的一些具体问题，邓中夏突然说道：“今晚上的选举，你的名字太文了，像这个‘郅’字，工友们别说写，连认也认不得，是不是改为一个简单的字?”李隆郅觉得邓中夏说得有道理，表示接受他的建议，改一改自己的名字，但是一时又想不起改什么名字，便反问道：“那么改个什么名字好呢?”邓中夏也一时被问住了，于是，两人思考起来。突然，邓中夏见车厢门口站着三个人，便脱口说道：“叫三立吧！笔画简单，工人好认，写起来也方便。”李隆郅听了，略加思索后笑着说道：“三立不好听，就叫立三好了。”
李立三这个名字传开以后，曾经在社会上引起种种议论，有人说他是胸怀大志，要“立德、立功、立言”；国民党人士则别有用心，说他是“决心转向”，要由信仰马列主义转为“三民主义”。这都是牵强附会之说。李隆郅改名为李立三，缘由很简单，只是为了让工友好认、好写罢了。
“立三”这个偶然改出的名字，后来响彻了全党乃至全国，这个名字和他的主人一样，经历了荣辱与共的岁月。这其中既有“立三路线”的历史痕迹，也有其特有的号召力。全国解放后，南方一些工厂动员组织工会时，一些老工人听到全国总工会的副主席和中央政府劳动部部长是李立三，马上就说：“原来是李立三那个工会，好，我们参加！”
1925年10月，李立三为躲避上海反动当局的追捕，前往苏联。1926年3月13日，李立三以“秦进有”的化名在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扩大会议上作了发言，不久回国。同年8月20日，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召开会议，决定组织一个特别委员会。李立三以“李成”的化名与罗亦农、赵世炎、何松林、项英5人组成特别委员会。
中共六大召开后，李立三担任中共中央常委、宣传部部长兼秘书长。当时的总书记是向忠发，但实际上是由李立三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在此期间，他分别以立三、柏生、柏三、伯三、柏山、伯山等名字发表演说，并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文章。
1930年10月，李立三奉共产国际之命到达莫斯科，检查“立三路线”的错误。检讨结束后，共产国际不准他回国参加革命斗争，把他留在苏联，并给他取了一个俄国人的名字——亚历山大·拉宾，同时改用中国名字——李明。他在苏联15年，还分别以唯真、维介、阿三、苍木等笔名，翻译书籍、发表文章。
1946年1月，在中共中央的争取下，李立三从苏联回到国内，在党中央的安排下，他以“李敏然”的化名，参加了由美国代表、国民党代表、共产党代表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停执行处东北小组的工作。他以东北小组中共方面负责人的身份，赴长春、沈阳同国民党方面的代表进行谈判。但不久，他的真实身份被美国情报机关识破并很快公布，使得李立三一到沈阳，立即成为中外记者所注目的重要新闻人物，也成为国民党特务的重点监视对象。
1964年，身为中共中央委员、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已满65周岁的李立三，再次以“李明”的化名，到达河北省霸县的农村蹲点搞“四清”运动，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了一年。1967年6月22日，李立三被迫害致死，在火化时，也没有用真实姓名，而用了他在苏联时使用过的名字。
毛泽东的“半个朋友”
据著名的《西行漫记》记载，毛泽东在延安对斯诺说：李立三是他的“半个朋友”。这半个朋友之说是怎么来的呢？两个当事人似乎说法不一样。
首先是两人见面的时间问题。毛泽东回忆是在1915年，但李立三多次谈到是1916年中秋节。其理由是：1915年，他刚到长沙上学，那时，他还不知道毛泽东这个人，因此，不可能是1915年。事情发生在他在长郡中学念书那一段，而1917年他已转到广益中学去了，所以，也不应该是1917年。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述他1936年在延安采访毛泽东时，毛泽东对他的“访友”活动作了这样回忆：
在湖南第一师范期间，因为感觉到要向外发展和需要一些亲密的伴侣，有一天我就在长沙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对爱国工作感兴趣的青年和我联络。我特别提出艰苦有决心而能为祖国牺牲的青年们。对于这个广告，我收到了三件半的回信。一件是罗章龙的回答，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以后又叛变了。两件是从两个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青年那里得到的。半件回答，这是一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听了我所说的一切话，可是他随即走开了，他自己并没有任何具体的建议。我们的友谊永远没有发展起来。
1961年5月31日，李立三在接见安源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谈安源罢工史时，就书稿中提到的“二十八画生访友”这一问题作了解释。
首先是时间问题，李立三认为，“二十八画生访友”的时间不对，可能是1916年的事情。因为，“1917年，我在广益中学毕业，此事发生在我在长郡中学上学的时候。当时，我们几个同学是一个小团体。毛泽东的征友‘启事’是在南城门看到的，是古典文体、手刻油印的。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大意是：愿意与有爱国热情的青年联络，愿与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志士为友。落款署名‘二十八画生’，注明了联系方法。读了‘启事’，觉得这个‘二十八画生’有救国救民的志向，值得钦佩。经过一番分析猜测，推断出这个‘二十八画生’可能是毛泽东。当时，我们都听说在长沙有一个叫‘毛泽东’的‘怪人’，都想去看看他。就在八月十五日中秋节那天，我和中学的一个姓邓的同学相约一起去看毛主席。在第一师范的宿舍和自修室都没有找到他。我们找到教室去，看见他坐在讲台上，正聚精会神地看书。毛主席比我大六岁，看他好像一个大先生的样子，思想上有些拘束，加上原来在印象中他是一个‘怪人’，就没有敢同他谈话。我假装着去看墙上贴的课程表，有意悄悄地从他的背后走过去，看见他正在看‘宋史’。我从他身后走过去了，他才发现我，就起身下了讲台向我走来，可是我没有与他讲话就很快走开了。后来，在与毛主席相处的日子里，闲谈中提起这段往事，毛主席说：‘原来是你呀！当时我跟你讲话，你没有回答。’我记得没有听到他与我说话。毛主席还说：‘那次访友活动，只交了三个朋友，现在再加上你，当时我们没有对话，只见了一面，那就算半个朋友吧！’”
据曾担任过李立三秘书的李思慎回忆，他发现李立三与毛泽东就这件事的说法不尽一致，出于好奇，在一天晚饭后陪李立三散步时，便直接向他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李立三想了想，微笑着说：“说起来很有意思，实际情况并不是像斯诺在书中所写的那样。那是(毛)主席对斯诺说的，是他记错了。1915年，湖南省把12个县的中学生集中起来，在长沙成立了长郡中学，实际上是一所省立中学。我也随着醴陵的渌江中学合并到长沙的长郡中学念书。1917年转到广益中学念书。这件事发生在长郡中学，应该是1916年。”
说到两人是否谈了话的问题，这次李立三又把他与毛泽东见面的情形重说了一遍。他坚持说，他在与毛泽东的第一次见面时，只见到毛泽东起身向他走过来，他就立即走开了，彼此都没有说过话。所以就是毛泽东后来说的“半个朋友”的缘由。
不过，在唐纯良著的《李立三传》中却这样写道：“1917年罗敖阶(罗章龙)第一个响应‘二十八画生’的征友启事，和毛泽东交了朋友，为了更多地交些朋友，毛泽东就请罗敖阶把李立三介绍给他。李立三接受了罗敖阶的建议，同意和毛泽东谈一谈。于是约定，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李立三去定王台省立图书馆会见毛泽东。毛泽东拿一张报纸坐在长凳上看，李立三凑上去，自我介绍说：我就是李隆郅，毛泽东站起来握手表示欢迎……李立三听完毛泽东的讲话，无话可说，就走开了。”
看来，其中的真相还有待史家考证辨识清楚。
恩公程潜
同许多知名人士的经历一样，李立三在其成长的过程中也曾经得到过贵人相助，从而使自己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晚年的他在忆及往事时，常常十分感慨地说道：“要不是程潜的帮助，也可能没有我李立三的今天。”
据李立三回忆，1917年他从长沙广益中学毕业后，为找生活出路，在父亲的坚持下，回到家乡当了一名小学教员。同许多具有旧传统观念的父辈一样，父亲为了把他留在身边，还强行为他包办了一桩婚姻。李立三当时对封建礼教极度不满，加上对原小学校长(当时任县教育会会长)叶沛棠徇私舞弊、横行霸道的行径感到十分愤怒，于是，在学校闹起了一次“革命”——在小学教师的暑期会议上，他发表演说，无情地揭露了叶沛棠的恶行，敲着桌子痛骂这位“醴陵的绅士”。
但李立三的这次“革命”，由于守旧势力太大而失败，甚至遭到许多守旧教师的反对，连父亲也骂他“不尊敬师长，太过分了”。
这种封建桎梏下的压抑生活，使具有强烈反叛精神的李立三如坐针毡，觉得透不过气来，思来想去，只有一走了之。但是去哪里呢？受当时很多有志青年投奔军队的启发，他也下定决心投笔从戎，去参加革命军，另闯一番事业。临行前，他给家乡亲人留诗一首：“浩气横牛斗，如焚痛国仇；诗书从此别，投笔效班侯。”
到哪里去投军？李立三心里早有考虑。当时，在湖南人民的心中，执掌“护国军”的湘籍将领程潜，是最了不起的一名革命者，况且程潜又是醴陵县同乡。李立三便步行到衡山，找到护国军驻地，在程潜部下当了一名士兵。
由于有文化、办事能力又强，李立三很快就在湖南护国军三营七连当上了连队文书。
1918年秋季的一天，连长派他去给护国军司令部送信。到达司令部后，正好碰上喜欢下象棋的程潜在庭院中与人下棋，正杀得不可开交。李立三手里捏着信，看司令那种专注的情形，不便打扰，只好站在一旁观战。他见程潜走了一着棋很不理想，不由自主地“唉”了一声，结果，程潜果然输掉了这盘棋。见程潜的棋已下完，李立三便把信件呈递过去，然后立正敬礼要告辞，不料被程潜一把拉住，非要与他下盘棋不可。原来，刚才李立三观棋时的那一声叹气，早已引起了程潜的注意。
李立三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一旦进入了境界，便把顾虑忘到一边，铆足了劲，连下三局，硬是赢了素称高手的程潜，程潜不得不对这个青年刮目相看。下完棋，程潜与李立三拉起家常来。经过交谈，程潜发现，小青年不仅与自己是醴陵的同乡，而且他的父亲李昌圭还与自己是“同年”(同一考场中的秀才)，是老相识。有了这一层关系，程潜对李立三就更为器重。不久，李立三被调到司令部候差，后来又做破译密码的工作，还曾一度担任邮政检查官。
不久，程潜觉得李立三是可造之才，便出资送他去北京上大学深造。李立三真是喜出望外，感激不尽。
1919年春，李立三到达北京。由于当时纸币贬值，加上一路上的吃住开销，程潜资助的钱款已根本付不起学费。而此时的北京，正是五四运动的前夜，大批有志青年云集北京积极寻求报国之路。李立三经一些青年朋友介绍，毅然选择了留法勤工俭学这条路。于是，他很快进了设在北京西郊酒醋局的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进修法语。在预备班学习期间，李立三一方面参加法语的突击培训，同时参加五四运动的活动。预备班学习结束后，他回到家乡，诚恳说服父亲卖掉了16亩祖业好地，筹得200元银洋作为留学的旅费。同年9月，李立三漂洋过海去了法国。
新中国成立前夕，程潜应邀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李立三是大会选出的主席团常委，并负责组织开国大典的工作。当他得知恩人到了北平后，便马上赶到“六国饭店”专程拜会程潜先生，诚恳地向当年资助他上大学的恩人致谢。一次，毛泽东在中南海宴请同乡程潜和陈明仁先生，李立三作陪。席间，当毛泽东得知程潜资助李立三上大学的情况后，风趣地对程潜说：“颂公(程潜号颂云)，你的革命功劳不小呀！给我们培养了一位中央委员李立三。”
得罪林彪
在漫长的革命历程中，本来李立三与林彪之间并没有太多的个人交往。早在1927年南昌起义时，李立三是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和起义军前委领导成员之一，而林彪只不过是国民革命军叶挺部第四军独立团的一名排长。他们各自在自己的领域工作，又天各一方，也没有机会认识。直到解放战争时期，李立三与林彪才在一起共事，但此时的林彪已是中共在东北的主要军事指挥员，指挥着千军万马，而李立三的地位却下降了。1946年1月，李立三从苏联回到哈尔滨后，被组织上安排在林彪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一贯耿直的李立三在工作中得罪了林彪，并与他结了怨，埋下了晚年悲剧的祸根。
1946年3月6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扩大会议召开，讨论东北地区的形势和在东北地区的战略部署。会上，大家对东北工作的战略方针发生意见分歧：一方认为，到农村创建根据地；另一方则认为，占领大城市。李立三不仅明确表示支持后一种意见，而且还补充道，在东北的苏联红军一定会公开或秘密地支持我们，我们的优势是肯定的。他进而还提出了要适当扩大和改组东北民主联军统帅部的建议。不久，中央给东北局发来电报，指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6月15日，党中央决定林彪任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由于李立三在会议上没有与林彪站在一边，而且公开提出要改组民主联军统帅部的建议，这自然得罪了林彪。
而一向坚持原则、为人诚恳的李立三在工作中对人对己要求都非常严格，他特别强调要有时间观念，无论做什么事情，一定要遵守时间，尤其在战争年代，谁要违反，他是绝不留情面的。有一次，原定8点钟开会，只有林彪没有按时到达，大家都在等他一个人。李立三不耐烦地不时看着手表。过了一阵，林彪才姗姗来到会场。这时，与会的人都笑嘻嘻地起身或点头与林彪打招呼，唯独李立三未动。待林彪坐定以后，李立三再次看了看手表，严肃地说：“林彪同志，你今天迟到了12分钟！”这个提醒十分突然，林彪瞪大眼睛看了看李立三，然后抬头望了望天花板，再垂下眼皮看着地板。谁知李立三继续说下去：“我们一定要按时开会，希望以后没有迟到的同志。”弄得林彪非常尴尬，脸顿时涨红了起来。
得罪林彪，还有一个原因，是为了保护孙维世。1938年，冬林彪在他妻子张梅的陪同下到苏联养病。当时，有许多革命先烈的后代和党中央领导人的子女在莫斯科学习，周恩来的养女、孙炳文烈士之女孙维世也在那里学习。这群青年人对“常胜将军”林彪十分崇拜，经常到他那里去，请他讲一些井冈山、长征、平型关大战之类的故事。在他们之中，林彪注意上了美丽大方而又活泼的孙维世。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林彪趁张梅外出看朋友的机会，单独把孙维世接到疗养院来，直接向孙维世表达了他的爱慕之情，说他和张梅个性不合，很快就要分手，要求马上与孙维世结婚。面对林彪这突如其来的求爱，孙维世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不知所措。1942年1月，林彪回国前夕，把孙维世接到疗养院。吃过晚饭，他领着孙维世在莫斯科河畔散步。林彪告诉孙维世，他已同张梅分手，过几天就要回国了，要求她跟他一块回国去。孙维世委婉地拒绝道：“很遗憾，我不能跟你一块儿回国。我正在念导演系，还没有毕业。”“那我先回去，我一定等你。”她忙说道：“不，你千万不要等我，我还要学习4年呐！”林彪说：“4年算什么，多长时间我都等你。”
谁知林彪回国后并没有遵守他自己的诺言，不久就同叶群结了婚，而且于1944年、1945年分别生下了林立衡、林立果一儿一女。1946年10月，孙维世跟随李立三的夫人李莎回到哈尔滨，并住在李家。孙维世得知林彪与叶群已经结婚，出于对林彪的尊重，曾前往林彪住处去进行礼节性拜访。林彪一听说孙维世要到来，欣喜若狂，破例亲自迎接，热情款待，立即安排了极为丰盛的晚宴。当时，林彪在东北局可是说一不二的人物，他正在想着如何才能重新赢得孙维世。李立三为了不引起麻烦，偷偷把孙维世送到延安周恩来那里，使林彪怀恨在心。
当然，这并不能说明李立三后来被迫害致死的历史原因，但却造成了李立三与林彪的历史恩怨。而在“文化大革命”前夕，他反对林彪对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庸俗做法，则必然引起林彪的政治打击。这恐怕才是一个致命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