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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1934年的《拿来主义》,是鲁迅杂文中的精品。该文自诞生迄今,不知有多少人作过解读和评价,其中也不乏真知灼见。但由于受认识和时代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今天看来,有许多阐释过分强调其思想性而淡化了文学性,显得牵强。而该文入选中学语文教材后,则被过多地从语言学或文章学的角度进行条分缕析,虽然全面而细致,但其文学价值仍被淹没在学科性之中了。鉴于此,我们有必要从艺术审美的角度来重新认识和鉴评这篇杰作,分享和领受文学巨匠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
《拿来主义》出手不凡。一开始并没有进入“拿来”这个论题,而是逆锋运笔,顺手一抛,先说清朝政府奉行的“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来”的“闭关主义”;再谈“送去主义”,并列举了一连串“送去主义”在“学艺”上的实例,“古董”也好,“古画和新画”也好,“梅兰芳博士”也好,以及“活人代替了古董……可以算得显出一点进步了”等语言,笔触既风趣幽默,又鞭辟入里,冷嘲热讽,概括而形象地揭示了清政府腐败无能和国民政府崇洋媚外的本质。字里行间都渗透着作者对这些卖国求荣行径的极大蔑视和愤慨。当然,作者并不反对国家与民族之间的正常而有益的文化交流。鲁迅先生是非常赞同文化互传的,他曾亲手译介过许多国外的优秀作品。可见,作者所深恶痛绝的是那种一味地讨好洋人、在外国文化面前摇尾乞怜而有辱国家和民族尊严的“送去主义”。因而,文章这样写不但根本没有离题,反而更加突出了文章的时代性和针对性,增强了作品的现实意义,还拓宽了论题的“有效射程”,使论述具有更大的覆盖面。由此看来,这么短短一段文字,其传递的感性信息和理性信息可能是相同篇幅的一般政论文的几倍,甚至十几倍;而产生的说理效果则更为其它议论文所远不及。因为它以感性的材料积淀理性的意念,以形象的话语放射出深刻的思想光辉,显示了极高的艺术水准和审美价值。
接着,作者在批评了“闭关”和“送去”两种“主义”的基础上,笔锋一转,自然而诙谐地亮出了话题的核心——“拿来”,轻轻一迈,完成了180度的大跨越。语言是那么的平实而熨帖,一个“礼尚往来”,既扣住了上面的“送去”,又衔接了刚拈出的“拿来”。有“往”必有“来”,这本是相当通常的“仪节”,似乎人人皆知,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偏偏“我们”当中“没有人”能根据这一“仪节”做事,光“送去”而无“拿来”。说得确切点是非但没有做,连想到的也很少,所以作者文中用了“说道”二字,将行动与思想截然分明,表意是何等的准确!
按照常规的思路,亮出了观点之后,就以此为中心展开论述了。可是,鲁迅先生并没有落入这样的窠臼,他觉得对“送去主义”的论说言犹未尽,于是便再度回首,深入剖析。作者说“能够只是送出去,也不算坏事情,一者见得丰富,二者见得大度”,这属于杂文中比较常见的“欲擒故纵”法,将准备否定的观点或内容先虚拟地肯定下来,经过分析评论,揭示其谬误,再作否决。这里以尼采的“自诩”来比照中国的“自夸”,作者用“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阳,他发了疯”这样直率肯定的语调对尼采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又以“我们的子孙是在的,所以还应该给他们留下一点礼品”这种亦庄亦谐的语气进行含有善意的劝导。从行文中不难看出,尽管作者对中国人自欺欺人式的“自夸”历来是很反感的,但他看到就多数中国人而言,其中还是包含着许多朴素的民族自豪感成分的,不能一概而论。因此,他不是用批评尼采的方式来对待这种不确切的“说法”的,而是将二者作了科学而恰当的区分,具有极强的分寸意识。并进一步深刻地指出了那种“自夸”的严重危害:“则当佳节大典之际,他们拿不出东西来,只好磕头贺喜,讨一点残羹冷炙做奖赏。”即使是“残羹冷炙”也只得靠“讨”才会有,足见自己绝对是一贫如洗的了。多么可怕的后果啊!让人闻之心悸,不敢多忖。这里虽然用的是比喻的说法,却一针见血地点明了问题的实质。表面上作者谈的是尼采、煤等,与文化交流并无多大关联,而实际上仍然紧紧暗扣“送去”与“拿来”的关系,仍是在表明不能坐享其成,应该“拿来”的主张,真可谓箭无虚发,矢矢中的。
话说到这里,作者还觉得对与“送去”相关的“抛来”、“抛给”、“送来”等极容易让人们信以为真的行为性质尚未阐述清楚,于是就专门安排了几个段落进行要言不烦的集中论析。作者认为“抛给”要比“抛来”更令人不安,它带有某种有意识有企图的文化渗透,所产生的后果和危害要比那种随意性的“抛来”严重得多,而且往往在冠冕堂皇的幌子掩盖下进行,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和欺骗性,需要引起人们足够的警惕。作者还列举了“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小东西”等“送来”的玩意儿,这些在心理上和生理上、精神上和物质上直接或间接毒害中国人民的“嗟来之食”,给中国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这样的东西源源不断地被“送来”,对我们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怪不得“连清醒的青年们,也对于洋货发生了恐怖”。至此,作者才完成了对“送去”、“送来”、“抛来”、“抛给”等与“拿来主义”格格不入的各种行为的批评,使读者认识了到其它非“拿来”的举措都是不妥当或错误的,只有“拿来主义”才是唯一正确而明智的选择,为下文论述“拿来主义”的原则与方法等蓄势和张本。
“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这句话单独成段,重点强调。“所以”一词是对上文的原因探讨的结论性归纳,在结构与语势上具有承上启下的连接作用,在内容与本质上又显示了定性定论的力度。“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这短短十二个字,是“拿来主义”的理论纲领和原则宣言,它从思想认识到行为方式都提出了标准和要求——“脑髓”在这里的意思是“有头脑、有主见”,“运用脑髓”就是要有自己的头脑和主见,保持几分难得的清醒,定尺度,试分寸,切勿人云亦云,亦步亦趋;“眼光”是观察事物的目光,“放出眼光”就是要对事物进行鉴别和挑选,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避免良莠夹杂,鱼目混珠;“自己来拿”的重心是“拿”字,基点则落在“自己”二字,突出了主体的能动性和独立性,既不要别人“送”,更不要人家“抛”,而是由“我们自己”来“拿”,拿什么,拿多少,怎样拿,都由自己做主,自己定夺,做到不依附,不盲从,不畏惧,不偏狭。这么简洁而明快的几句话,言简而意赅,语浅而理深。
不过,以什么样的态度和举动去面对浩如烟海的中外文化遗产,实在是摆在人们面前相当复杂而棘手的大是大非问题。要从正面把道理讲清楚说明白,作者是完全有能力做到而且做得很出色的。但如果照此思路行文,要花费许多的笔墨暂且不说,还显然与上面的论说风格不尽统一,会或多或少地影响作品的文学价值和审美功能。作为文学大师的鲁迅先生深谙此道,他十分巧妙地连用了几个比喻,“大宅子”、“孱头”、“昏蛋”、“废物”,就一般的议论文而言,有的语言或许略嫌粗直了一点,但作为杂文,似乎也没有规范的语言标准,其语言的灵活性很大,可根据不同的对象和需要,选用各种不同体系的语言进行表达,反而更能显示出用语的针对性,收到相当精彩的艺术效果。文章通过对“徘徊不敢走进门”、“放一把火烧光”和“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等举动的断然否定,强调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拿来”的决断性和必要性。一句“‘拿来主义’者是全不这样的”,旗帜鲜明地表达了“拿来主义”者的坚定立场。尤其是一个“全”字,推陈出新,平中显奇,不仅包摄度之高,覆盖面之广,概括性之强,令人叹为观止;而且妥帖精当,有力度,有气势,呈凌然之态,展傲然之姿,可谓掷地有声,铮铮锵锵。
《拿来主义》出手不凡。一开始并没有进入“拿来”这个论题,而是逆锋运笔,顺手一抛,先说清朝政府奉行的“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来”的“闭关主义”;再谈“送去主义”,并列举了一连串“送去主义”在“学艺”上的实例,“古董”也好,“古画和新画”也好,“梅兰芳博士”也好,以及“活人代替了古董……可以算得显出一点进步了”等语言,笔触既风趣幽默,又鞭辟入里,冷嘲热讽,概括而形象地揭示了清政府腐败无能和国民政府崇洋媚外的本质。字里行间都渗透着作者对这些卖国求荣行径的极大蔑视和愤慨。当然,作者并不反对国家与民族之间的正常而有益的文化交流。鲁迅先生是非常赞同文化互传的,他曾亲手译介过许多国外的优秀作品。可见,作者所深恶痛绝的是那种一味地讨好洋人、在外国文化面前摇尾乞怜而有辱国家和民族尊严的“送去主义”。因而,文章这样写不但根本没有离题,反而更加突出了文章的时代性和针对性,增强了作品的现实意义,还拓宽了论题的“有效射程”,使论述具有更大的覆盖面。由此看来,这么短短一段文字,其传递的感性信息和理性信息可能是相同篇幅的一般政论文的几倍,甚至十几倍;而产生的说理效果则更为其它议论文所远不及。因为它以感性的材料积淀理性的意念,以形象的话语放射出深刻的思想光辉,显示了极高的艺术水准和审美价值。
接着,作者在批评了“闭关”和“送去”两种“主义”的基础上,笔锋一转,自然而诙谐地亮出了话题的核心——“拿来”,轻轻一迈,完成了180度的大跨越。语言是那么的平实而熨帖,一个“礼尚往来”,既扣住了上面的“送去”,又衔接了刚拈出的“拿来”。有“往”必有“来”,这本是相当通常的“仪节”,似乎人人皆知,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偏偏“我们”当中“没有人”能根据这一“仪节”做事,光“送去”而无“拿来”。说得确切点是非但没有做,连想到的也很少,所以作者文中用了“说道”二字,将行动与思想截然分明,表意是何等的准确!
按照常规的思路,亮出了观点之后,就以此为中心展开论述了。可是,鲁迅先生并没有落入这样的窠臼,他觉得对“送去主义”的论说言犹未尽,于是便再度回首,深入剖析。作者说“能够只是送出去,也不算坏事情,一者见得丰富,二者见得大度”,这属于杂文中比较常见的“欲擒故纵”法,将准备否定的观点或内容先虚拟地肯定下来,经过分析评论,揭示其谬误,再作否决。这里以尼采的“自诩”来比照中国的“自夸”,作者用“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阳,他发了疯”这样直率肯定的语调对尼采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又以“我们的子孙是在的,所以还应该给他们留下一点礼品”这种亦庄亦谐的语气进行含有善意的劝导。从行文中不难看出,尽管作者对中国人自欺欺人式的“自夸”历来是很反感的,但他看到就多数中国人而言,其中还是包含着许多朴素的民族自豪感成分的,不能一概而论。因此,他不是用批评尼采的方式来对待这种不确切的“说法”的,而是将二者作了科学而恰当的区分,具有极强的分寸意识。并进一步深刻地指出了那种“自夸”的严重危害:“则当佳节大典之际,他们拿不出东西来,只好磕头贺喜,讨一点残羹冷炙做奖赏。”即使是“残羹冷炙”也只得靠“讨”才会有,足见自己绝对是一贫如洗的了。多么可怕的后果啊!让人闻之心悸,不敢多忖。这里虽然用的是比喻的说法,却一针见血地点明了问题的实质。表面上作者谈的是尼采、煤等,与文化交流并无多大关联,而实际上仍然紧紧暗扣“送去”与“拿来”的关系,仍是在表明不能坐享其成,应该“拿来”的主张,真可谓箭无虚发,矢矢中的。
话说到这里,作者还觉得对与“送去”相关的“抛来”、“抛给”、“送来”等极容易让人们信以为真的行为性质尚未阐述清楚,于是就专门安排了几个段落进行要言不烦的集中论析。作者认为“抛给”要比“抛来”更令人不安,它带有某种有意识有企图的文化渗透,所产生的后果和危害要比那种随意性的“抛来”严重得多,而且往往在冠冕堂皇的幌子掩盖下进行,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和欺骗性,需要引起人们足够的警惕。作者还列举了“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小东西”等“送来”的玩意儿,这些在心理上和生理上、精神上和物质上直接或间接毒害中国人民的“嗟来之食”,给中国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这样的东西源源不断地被“送来”,对我们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怪不得“连清醒的青年们,也对于洋货发生了恐怖”。至此,作者才完成了对“送去”、“送来”、“抛来”、“抛给”等与“拿来主义”格格不入的各种行为的批评,使读者认识了到其它非“拿来”的举措都是不妥当或错误的,只有“拿来主义”才是唯一正确而明智的选择,为下文论述“拿来主义”的原则与方法等蓄势和张本。
“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这句话单独成段,重点强调。“所以”一词是对上文的原因探讨的结论性归纳,在结构与语势上具有承上启下的连接作用,在内容与本质上又显示了定性定论的力度。“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这短短十二个字,是“拿来主义”的理论纲领和原则宣言,它从思想认识到行为方式都提出了标准和要求——“脑髓”在这里的意思是“有头脑、有主见”,“运用脑髓”就是要有自己的头脑和主见,保持几分难得的清醒,定尺度,试分寸,切勿人云亦云,亦步亦趋;“眼光”是观察事物的目光,“放出眼光”就是要对事物进行鉴别和挑选,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避免良莠夹杂,鱼目混珠;“自己来拿”的重心是“拿”字,基点则落在“自己”二字,突出了主体的能动性和独立性,既不要别人“送”,更不要人家“抛”,而是由“我们自己”来“拿”,拿什么,拿多少,怎样拿,都由自己做主,自己定夺,做到不依附,不盲从,不畏惧,不偏狭。这么简洁而明快的几句话,言简而意赅,语浅而理深。
不过,以什么样的态度和举动去面对浩如烟海的中外文化遗产,实在是摆在人们面前相当复杂而棘手的大是大非问题。要从正面把道理讲清楚说明白,作者是完全有能力做到而且做得很出色的。但如果照此思路行文,要花费许多的笔墨暂且不说,还显然与上面的论说风格不尽统一,会或多或少地影响作品的文学价值和审美功能。作为文学大师的鲁迅先生深谙此道,他十分巧妙地连用了几个比喻,“大宅子”、“孱头”、“昏蛋”、“废物”,就一般的议论文而言,有的语言或许略嫌粗直了一点,但作为杂文,似乎也没有规范的语言标准,其语言的灵活性很大,可根据不同的对象和需要,选用各种不同体系的语言进行表达,反而更能显示出用语的针对性,收到相当精彩的艺术效果。文章通过对“徘徊不敢走进门”、“放一把火烧光”和“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等举动的断然否定,强调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拿来”的决断性和必要性。一句“‘拿来主义’者是全不这样的”,旗帜鲜明地表达了“拿来主义”者的坚定立场。尤其是一个“全”字,推陈出新,平中显奇,不仅包摄度之高,覆盖面之广,概括性之强,令人叹为观止;而且妥帖精当,有力度,有气势,呈凌然之态,展傲然之姿,可谓掷地有声,铮铮锵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