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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作为一种文明形式，很少和现实中的实际问题相联系。因此，当我们提出用绘画去解决问题时，就会显得怪诞而滑稽。那么，绘画是否因解决实际问题而生？绘画又能解决哪些实际问题呢？
绘画具有解决现实问题的功能，但却很难直接指导具体行动。关于绘画，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在他的现象学著作中曾这样说道：“绘画这一沉默的‘思想’有时让我们产生这样的感受：空幻的意义漩涡，瘫痪或流产的言说。”面对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艺术总是沉默，艺术家总是语塞，而艺评家也总是无言。但沉默并不代表着艺术缺失现实功能。为了让艺术能够充分显现这种功能，我们在艺术创作过程中需要考虑更复杂的语境。绘画的沉默是说它具有“思想”的特质，而与其说绘画接近于思想，不如說它更接近于一种视觉的思考，或是一种思考的视觉。绘画如同流泪、呼喊、疼痛等一般，是人类在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行为。但艺术却被艺术史堂皇地解释为思想结晶和象征文明成果的伟大活动。在此种矛盾中，当代艺术该怎样回答绘画的功能性问题呢？我们不妨在其文化价值中寻找线索。
艺术具有文化价值，并能在一定条件下加深文化对人的正面影响。德国学者瓦尔特·本雅明在《机器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中提到了西方艺术的礼制（Ritual）根源，即艺术最早作为仪式诞生，并在历史流变中保留了这一元素——这解释了绘画因何而生。作者继续推演：如果机器复制可打破仪式氛围（Aura），那么艺术的文化价值将由唯一的仪式性转向可多次复制传播的普遍性——这解释了艺术的社会用途。本雅明认为艺术作为可复制的形式，具有正面的文化功能。那么，被复制的艺术是否已经脱离了最初的艺术的意义呢？复制品替艺术追问其实用性，但其实复制品本身就具有实用性。
要跳脱这个悖论，我们需要意识到艺术的实用性并不能和机械进行类比。尽管绘画给人带来的感受非常真切，但它并不能像机械一样，为社会发展提供直接而具体的工业形式。这一文明的困境，在当代艺术中处处可循。这一点从2019年意大利米兰达·芬奇500周年诞辰展上就可见一斑。
然而在这一展览中，观众可以清晰地看到达·芬奇城防工程师和宫殿画师的身份被同等尊重，这是对当代思维的挑战。可见，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和科学并无当今的矛盾。无论是艺术作为技术呈现，还是科学作为逻辑演绎，都是对智慧的追求。但在其后的发展中，科学和艺术走上了迥异的道路，科学的功能性被广泛尊重和运用，而艺术的功能性则显得尤其模糊。那么，绘画的传统功能是一直延续至今，还是已经悄然发生改变了呢？
走在米兰的街头，伦巴第风格的雕塑随处可见。那些满载历史感的石刻在闪烁的液晶屏下显得荒诞而疏离，仿佛随时就要剥离墙面而露出巨大的裂缝——一端是钢筋混凝土，另一端是长满青苔的火山岩。在这样的情境中，那些哥特式的结构仿佛已经背离了艺术最初的功能性，被压缩为一种装饰、一条广告或一个液晶屏上的二维码。艺术史告诉我们，现代艺术在卸下了沉重的装扮之后，仍在有效拷问着当代文明的困境。例如，达·芬奇早已风化的笔触和米兰证券交易所前的巨大中指雕塑，都引发了人们对艺术功能的思考。
艺术的社会用途一直延续至今。绘画作为艺术的一大传统门类，必须依赖基本的视觉符号来传达信息。色彩、图案、结构等绘画元素就算远离了画布和颜料，仍需通过物质的隐喻来实现形而上的功能。例如，观众从虚拟现实中看到的一支雪茄就是一支雪茄，因为我们的想象体系仍是物质的。不同的是，在科技的引领下，绘画的社会用途被最大化地实现了，这让艺术谜团向大众开放了权限。在面向广泛的社会问题时，绘画的思考功能得以重生，并以其特殊的艺术表达挑战和丰富着传统的思维。
艺术作为思考的功能在法国现象学中也有所阐述。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把绘画“抽象”为一个视觉问题——并非我看见了世界，而是世界看到了我。庄子所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知北游》），便是世界对于圣人的注视。“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庄子·知北游》），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对绘画意义的探讨。从山水画到文人画，从西方到东方，还原某种美学观点，抵达某种事理的深处，都是以“看见”为前提的。艺术家们不仅意识到世界看见了他们，还意识到世界也看见了他人。
如果审美和智慧得以关联，艺术创作者和世界得以统一，看见和被看见得以互通，那么这种思考便具有意义。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信息被传递了，问题被感悟了，矛盾也被解开了。因此，艺术的思考又何尝不具有科学思考的效力呢？只是艺术的思考注重世界上的各类联系，而非只是逻辑联系。除看到了“我”之外，世界也看到了其他艺术创作者，这种视觉的广度决定了艺术创作者间的某些联系。这些联系在艺术创作者间建立，像是网络之所以能将客户端相连是因为它们都指向了同一个服务器，艺术创作者也都与某个相同的存在联系在一起。
绘画如果要解决当代的现实问题，就需发挥其思考的潜能。在当代语境下，观众也好，画家也好，只要他们在看、在感受，便都在“完成”绘画本身。这种完成并不是从绘画行为的“完成”程度上来说的，而是从某种联系上，即从绘画的不同方面到达了所要联结的问题。这种思路可以弥补逻辑思维的缺陷，强调一种“主观”的思考、一种对主客关系的调节，即观众和作者的关系随时互换。当下，科学和道德所能提供的思路已经遇到了许多瓶颈，因此人们尝试从艺术中寻求另一种创造力和思考路径，即绘画留给我们的思考功能。
绘画的文化功能也好，社会用途也罢，甚至包括新的思考模式，都是面向普通大众的。常有人说，在21世纪，人人都是艺术家。这并不是说艺术已经完全流向了大众，而是在提醒我们：绘画不再遥不可及。在当代，被私藏已久的艺术创造模式变得可为普通人所用，也应为普通人所用——塞尚关于视觉和绘画的困惑并非不可分享，并且这样的分享越多，其所可能建立的联结便越多。我们要讨论的不是“画家画得能有多好”，也不是“画得很好会怎样”，而是对于大众所能产生的联系和可能性。如果我们面对凡·高的向日葵时有着某种冲动和直觉，那么我们可否将这种由冲动和直觉转化而成的悟性用于其他领域的思考呢？在这种情境中培养出的潜能又是否具有普适性？ 用绘画解决问题的条件是寻找联系上的可能性。如果这个世界在持续了几百万年后依然存在的话，那么对于画家来说，它依然有待于画，对于观众来说，它依然有待于看。这并不是因为这个世界还没有被“画完”，而是因为它还能在被画的同时主动成为画本身，指导着我们与世界产生联系，着手解决我们与世界、我们与自身的问题——那些我们身体深处共通的情感躁动。这时，这种普适性便触及了文明的发展问题。
此外，绘画的思考功能还告诉我们：文明的发展还有另一种可能。在18世纪蒸汽时代来临之际，西方绘画界曾如临大敌。有人激动万分，以速度来定义绘画，如早期印象派的先锋。而更多的人喜忧参半，那些复杂犹豫的笔触，如透纳的油画随着列车的鸣笛在画布上起起落落。在这样的心境中，大家的问题都指向了一个方向：机器的“智能”是否能代替绘画的“智慧”？但这个问题并没有在提问者的时代以“蒸汽朋克”的方式得到解决，甚至他们都还未来得及着手解决。科学总是以发明新工具的方式保持着前进的姿态，但艺术不是，它发展的流程并非线性的。艺术以多维的方式解决着现代人的绝对焦虑。相对于进步而言的回溯，相对于完整而言的缺憾，都是一幅画、一座雕塑表现出的艺术本身的意义，也是每一次艺术创作的意义。如果没有任何一幅画达到了绝对完成，那么每一幅画都在否定完成，因为完成否定了过程，过程潜藏了未来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都是对线性流程的否定，或是否定之再否定。我们的文明是远超二维的，是多维度的。它不会是从山顶流下的一条孤川，但却因为山顶的存在，而使四处奔涌的河流有了深度、宽度、陡缓、鱼虾和生命万象。
著名艺评家克莱门特·格林伯格曾在评论绘画走向时说，我们曾感觉绘画就像溪流一样，永远都在前进着，总是充满希望、让人激动万分，并且能在睡梦中听见那些跃进的水声。而如今（20世50年代）我们仿佛从溪流来到了大海，只能望洋兴叹。在网络时代的今天，我们也许看到了绘画除了能为文明提供前进的动力和愈加丰富的鱼虾与水源外，还能如同河流一样，让那些潜藏在波浪中的不稳定性从洪水的威胁转化为可爱的提醒，仿佛在我们平静无波的生活中说着：我也和你们一样，终将逝去，但我们在被创造的那一刻，就拥有了永恒的生命。
绘画也许从未改变。在当代的语境下，这种艺术仍在发挥文化的功用，思考文明的走向。只不过在愈发多元化，它和所有文明形式一樣，都必将从点到面，从溪流来到海洋，从精英走向大众，从二维走向多维，甚至超维——成为未来的启示。
（王峥/美国洛杉矶加州艺术学院）
绘画具有解决现实问题的功能，但却很难直接指导具体行动。关于绘画，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在他的现象学著作中曾这样说道：“绘画这一沉默的‘思想’有时让我们产生这样的感受：空幻的意义漩涡，瘫痪或流产的言说。”面对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艺术总是沉默，艺术家总是语塞，而艺评家也总是无言。但沉默并不代表着艺术缺失现实功能。为了让艺术能够充分显现这种功能，我们在艺术创作过程中需要考虑更复杂的语境。绘画的沉默是说它具有“思想”的特质，而与其说绘画接近于思想，不如說它更接近于一种视觉的思考，或是一种思考的视觉。绘画如同流泪、呼喊、疼痛等一般，是人类在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行为。但艺术却被艺术史堂皇地解释为思想结晶和象征文明成果的伟大活动。在此种矛盾中，当代艺术该怎样回答绘画的功能性问题呢？我们不妨在其文化价值中寻找线索。
艺术具有文化价值，并能在一定条件下加深文化对人的正面影响。德国学者瓦尔特·本雅明在《机器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中提到了西方艺术的礼制（Ritual）根源，即艺术最早作为仪式诞生，并在历史流变中保留了这一元素——这解释了绘画因何而生。作者继续推演：如果机器复制可打破仪式氛围（Aura），那么艺术的文化价值将由唯一的仪式性转向可多次复制传播的普遍性——这解释了艺术的社会用途。本雅明认为艺术作为可复制的形式，具有正面的文化功能。那么，被复制的艺术是否已经脱离了最初的艺术的意义呢？复制品替艺术追问其实用性，但其实复制品本身就具有实用性。
要跳脱这个悖论，我们需要意识到艺术的实用性并不能和机械进行类比。尽管绘画给人带来的感受非常真切，但它并不能像机械一样，为社会发展提供直接而具体的工业形式。这一文明的困境，在当代艺术中处处可循。这一点从2019年意大利米兰达·芬奇500周年诞辰展上就可见一斑。
然而在这一展览中，观众可以清晰地看到达·芬奇城防工程师和宫殿画师的身份被同等尊重，这是对当代思维的挑战。可见，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和科学并无当今的矛盾。无论是艺术作为技术呈现，还是科学作为逻辑演绎，都是对智慧的追求。但在其后的发展中，科学和艺术走上了迥异的道路，科学的功能性被广泛尊重和运用，而艺术的功能性则显得尤其模糊。那么，绘画的传统功能是一直延续至今，还是已经悄然发生改变了呢？
走在米兰的街头，伦巴第风格的雕塑随处可见。那些满载历史感的石刻在闪烁的液晶屏下显得荒诞而疏离，仿佛随时就要剥离墙面而露出巨大的裂缝——一端是钢筋混凝土，另一端是长满青苔的火山岩。在这样的情境中，那些哥特式的结构仿佛已经背离了艺术最初的功能性，被压缩为一种装饰、一条广告或一个液晶屏上的二维码。艺术史告诉我们，现代艺术在卸下了沉重的装扮之后，仍在有效拷问着当代文明的困境。例如，达·芬奇早已风化的笔触和米兰证券交易所前的巨大中指雕塑，都引发了人们对艺术功能的思考。
艺术的社会用途一直延续至今。绘画作为艺术的一大传统门类，必须依赖基本的视觉符号来传达信息。色彩、图案、结构等绘画元素就算远离了画布和颜料，仍需通过物质的隐喻来实现形而上的功能。例如，观众从虚拟现实中看到的一支雪茄就是一支雪茄，因为我们的想象体系仍是物质的。不同的是，在科技的引领下，绘画的社会用途被最大化地实现了，这让艺术谜团向大众开放了权限。在面向广泛的社会问题时，绘画的思考功能得以重生，并以其特殊的艺术表达挑战和丰富着传统的思维。
艺术作为思考的功能在法国现象学中也有所阐述。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把绘画“抽象”为一个视觉问题——并非我看见了世界，而是世界看到了我。庄子所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知北游》），便是世界对于圣人的注视。“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庄子·知北游》），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对绘画意义的探讨。从山水画到文人画，从西方到东方，还原某种美学观点，抵达某种事理的深处，都是以“看见”为前提的。艺术家们不仅意识到世界看见了他们，还意识到世界也看见了他人。
如果审美和智慧得以关联，艺术创作者和世界得以统一，看见和被看见得以互通，那么这种思考便具有意义。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信息被传递了，问题被感悟了，矛盾也被解开了。因此，艺术的思考又何尝不具有科学思考的效力呢？只是艺术的思考注重世界上的各类联系，而非只是逻辑联系。除看到了“我”之外，世界也看到了其他艺术创作者，这种视觉的广度决定了艺术创作者间的某些联系。这些联系在艺术创作者间建立，像是网络之所以能将客户端相连是因为它们都指向了同一个服务器，艺术创作者也都与某个相同的存在联系在一起。
绘画如果要解决当代的现实问题，就需发挥其思考的潜能。在当代语境下，观众也好，画家也好，只要他们在看、在感受，便都在“完成”绘画本身。这种完成并不是从绘画行为的“完成”程度上来说的，而是从某种联系上，即从绘画的不同方面到达了所要联结的问题。这种思路可以弥补逻辑思维的缺陷，强调一种“主观”的思考、一种对主客关系的调节，即观众和作者的关系随时互换。当下，科学和道德所能提供的思路已经遇到了许多瓶颈，因此人们尝试从艺术中寻求另一种创造力和思考路径，即绘画留给我们的思考功能。
绘画的文化功能也好，社会用途也罢，甚至包括新的思考模式，都是面向普通大众的。常有人说，在21世纪，人人都是艺术家。这并不是说艺术已经完全流向了大众，而是在提醒我们：绘画不再遥不可及。在当代，被私藏已久的艺术创造模式变得可为普通人所用，也应为普通人所用——塞尚关于视觉和绘画的困惑并非不可分享，并且这样的分享越多，其所可能建立的联结便越多。我们要讨论的不是“画家画得能有多好”，也不是“画得很好会怎样”，而是对于大众所能产生的联系和可能性。如果我们面对凡·高的向日葵时有着某种冲动和直觉，那么我们可否将这种由冲动和直觉转化而成的悟性用于其他领域的思考呢？在这种情境中培养出的潜能又是否具有普适性？ 用绘画解决问题的条件是寻找联系上的可能性。如果这个世界在持续了几百万年后依然存在的话，那么对于画家来说，它依然有待于画，对于观众来说，它依然有待于看。这并不是因为这个世界还没有被“画完”，而是因为它还能在被画的同时主动成为画本身，指导着我们与世界产生联系，着手解决我们与世界、我们与自身的问题——那些我们身体深处共通的情感躁动。这时，这种普适性便触及了文明的发展问题。
此外，绘画的思考功能还告诉我们：文明的发展还有另一种可能。在18世纪蒸汽时代来临之际，西方绘画界曾如临大敌。有人激动万分，以速度来定义绘画，如早期印象派的先锋。而更多的人喜忧参半，那些复杂犹豫的笔触，如透纳的油画随着列车的鸣笛在画布上起起落落。在这样的心境中，大家的问题都指向了一个方向：机器的“智能”是否能代替绘画的“智慧”？但这个问题并没有在提问者的时代以“蒸汽朋克”的方式得到解决，甚至他们都还未来得及着手解决。科学总是以发明新工具的方式保持着前进的姿态，但艺术不是，它发展的流程并非线性的。艺术以多维的方式解决着现代人的绝对焦虑。相对于进步而言的回溯，相对于完整而言的缺憾，都是一幅画、一座雕塑表现出的艺术本身的意义，也是每一次艺术创作的意义。如果没有任何一幅画达到了绝对完成，那么每一幅画都在否定完成，因为完成否定了过程，过程潜藏了未来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都是对线性流程的否定，或是否定之再否定。我们的文明是远超二维的，是多维度的。它不会是从山顶流下的一条孤川，但却因为山顶的存在，而使四处奔涌的河流有了深度、宽度、陡缓、鱼虾和生命万象。
著名艺评家克莱门特·格林伯格曾在评论绘画走向时说，我们曾感觉绘画就像溪流一样，永远都在前进着，总是充满希望、让人激动万分，并且能在睡梦中听见那些跃进的水声。而如今（20世50年代）我们仿佛从溪流来到了大海，只能望洋兴叹。在网络时代的今天，我们也许看到了绘画除了能为文明提供前进的动力和愈加丰富的鱼虾与水源外，还能如同河流一样，让那些潜藏在波浪中的不稳定性从洪水的威胁转化为可爱的提醒，仿佛在我们平静无波的生活中说着：我也和你们一样，终将逝去，但我们在被创造的那一刻，就拥有了永恒的生命。
绘画也许从未改变。在当代的语境下，这种艺术仍在发挥文化的功用，思考文明的走向。只不过在愈发多元化，它和所有文明形式一樣，都必将从点到面，从溪流来到海洋，从精英走向大众，从二维走向多维，甚至超维——成为未来的启示。
（王峥/美国洛杉矶加州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