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5月31日，一个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乘一艘平底木船渡过黄河的奔腾激流”，在船夫雄浑高亢的号子声中抵达延安，打破了国民党政府对陕甘宁边区长达6年的新闻封锁。时年29岁的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以美国《纽约时报》和联合劳动新闻社记者的身份随团考察，从此开启了他与中国共产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友谊。
　　爱泼斯坦后来在他自己的自传《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一书中这样描述过这段经历：“在这次几个月的采访中，我不但看到了另一种全民抗战的情景，也看到了一个未来中国的雏形。”进而在几十年中，从“看到雏形”“未来缩影”到深深参与其中，爱泼斯坦深刻感受到了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形象，并成为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见证者、参与者和宣传者。

194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延安

　　在参观团进入“另一个世界”（延安）之后，1944年抵达延安的第二天一早，一位军人骑马到来，“他穿着一身沾满尘土的灰色制服和一双草鞋，大脚趾上缠着绷带”。这位军人就是当时陕甘宁边区南部警卫部队司令员王震。爱泼斯坦在他的自传中这样描述：“他是一位将军，但身上没有任何显示军阶的标志，看上去同一个普通士兵一样——他在仪容和态度上同那些穿着量身定做的军服、戴着白手套的国民党军官们显得多么不同。”他为记者们备好马匹，方便他们西行。
　　同时，记者们也第一次见到了八路军战士——一群皮肤古铜色、笑嘻嘻的小伙子，虽然这些小伙子出入枪林弹雨之中，“却始终带着微笑，始终珍爱自己的武器，始终让子弹带上缠着红布条（这是老红军的传统），始终保持着那种带有警惕性的高度好奇心——在最初的一个小时之内，他们向我们记者团问了许许多多关于外部世界的问题”。
　　此后，爱泼斯坦还在延安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也见到了很多普普通通的中共党员。在他的记录中，毛泽东同志的“个人作风是平易近人、十分简朴的。他常常会步行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上，不带警卫，同老百姓随意交谈。在集体照相时他总不站在正中的位置上，也没有人把他引导到这样的位置上（同我们中外记者团合影时就是如此）。他随便找个地方站着，有时在边上，有时在别人后边”。在单独访问他时，他不设时间限制，有时会延续好几个小时，因为对他问完了所有问题之后，他喜欢“反客为主”，转过来对访问者提出一些问题，问问他们所了解的情况和所持的看法，以扩大或核对他自己的视野和知识。后来爱泼斯坦还同毛泽东有一次单独谈话，他转达了宋庆龄对毛泽东的问候，并就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交流。
　　爱泼斯坦认为毛泽东在展示和分析问题时有一个方面是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那就是他能够把十分复杂的战略思想用极简单又极深刻的话表达出来，即使没有文化的人也能理解他的话的意思和道理。“他的头脑非常清楚，又能简明形象地去说服别人。”
　　他当时见到的朱德“本人是一位身材结实、步履稳健、年纪58岁的和蔼可亲的人……从外表看不出来他是一位勇猛无比的军事将领，一位世界知名的、经历过许多次最严峻最残酷的军事行动的战略指挥家。看上去他更像是任何人的父辈，在辛辛苦苦干了一整天的活儿以后，心满意足地回到家里，解开衣扣，放松地靠在一边坐着，笑眯眯地和你交谈。这种谈话充满了他丰富的朴素的智慧，这是他从自己长年对各种事物的深刻了解中所得出的”。
　　周恩来的作风始终是实事求是、生动活泼的。他当时对记者们“详详细细、实实在在地做了一次关于国共关系的回顾”。爱泼斯坦是在周恩来的窑洞里采访他的。那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和几个堆满了书报的书架。
　　1947年，爱泼斯坦在美国完成并出版了《中国未完成的革命》这部作品，这也是他记者生涯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由于他长期追踪采访中国抗战，对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都有深入采访，这本书也成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抗战一部绕不开的经典之作。爱泼斯坦还一直珍藏着在延安时的采访笔记和照片，家里的客厅还一直高挂着他离开延安时，毛泽东送给他的签名画像。
　　爱泼斯坦在这本书的“敌后战线”一章中写道：中国共产党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能够获得人民支持这一点上。被切断了与世界的联系，并且无法指望任何外部的物资支援，这使得中国共产党养成了一个习惯，用事实指导行动，根据事实行事。为了解人民的需要，他们走进人民中去。
　　事实证明，爱泼斯坦在边区“短暂但见闻丰富的旅程”也印证了最初他来到这里时的感受：“……这里进行着的活动恐怕比中国其他任何地区都更为丰富多彩，而且可以肯定，这里的人民也比其他地区真正积极得多。他们充分相信，他们代表中国，代表中国的未来。他们并不这样说，但从他们充满自信的语言和行动中，从他们的每一次微笑和表情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我已经实实在在地深信，延安是中国未来的缩影，在下一个十年里将证明这一点。”

1951年，不一样的中国

　　爱泼斯坦的童年是在天津租界区度过的，如果说父母的社会主义传統使得他较多地关注中国革命，那么他后来一系列的新闻工作实践，特别是他20多岁时在北京的居留则让他的兴趣逐渐地，甚至是决定性地转移到中国的事件和发展趋势上来，在以后的数十年中，中国甚至实际上已成为他写作的唯一主题。
　　爱泼斯坦在1938年于宋庆龄领导主持下的《保盟通讯》开展宣传工作期间，就已开始了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宣传报道，加入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
　　1951年爱泼斯坦及第一任妻子邱茉莉在宋庆龄的邀请下，克服重重困难，从美国绕道波兰，辗转抵达北京。再次回到中国，“我们沿途经过的农村，那些地方我是熟悉的，但面貌已经大为改观。”……在对待大小事务上，新中国似乎决心与令人厌恶的旧思想决裂。消极、压抑让位于积极、向上。普通老百姓不再听凭“命运”的摆布，他们乐观、认真地重新打造命运。“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一再表明，他们的目标不光是撤销或替换掌权的反动政客，而是改变整个中国社会，这样它才能为90%的劳动人民服务而不是对他们进行掠夺。” 　　宋庆龄邀请爱泼斯坦协助创办一份计划中的英文杂志《中国建设》（1990年更名为《今日中国》），他担任了《中国建设》编辑及理论书籍的翻译性工作，并有力地推动着中外友好交流。新中国成立后，爱泼斯坦于1957年加入中国国籍，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生命真正融入中国，成为了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的一部分。爱泼斯坦有一个中文昵称“艾培”，曾与他共事50多年的《今日中国》杂志社原第一副总编辑张彦曾经这样形容他：艾培虽然长着大鼻子、蓝眼睛，可是他的思想感情是一个很淳朴的中国人。
　　爱泼斯坦在自传中说道：在这些早期岁月里，我们跟新中国对外宣传战线上的同事们一道工作、学习和娱乐，不管级别和年龄，彼此亲密无间。为了赶急稿，我们常常在一起度过许多个紧张的不眠之夜，只在吃夜宵面条时才放下手里的工作。在这些解放初期的日子里，中国的革命气氛就像是一个“热气腾腾的平民世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新国家，并显示出她充满着活力。她不仅在国际舞台上挺起了腰板，在国内，受尽各种各样阶级压迫之苦的广大劳动人民，也挺起了腰板。

参与中国的建设发展

　　作为新闻记者的爱泼斯坦，他也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仍然用作品记录着新中国的发展变迁。为了让受过西方教育的读者真正了解中国近代史，他撰写了《从鸦片战争到解放》；从1955年到1976年，爱泼斯坦3次赴西藏采访，先后访问了近千人，笔记记了3000多页、近百万字。在深入西藏社会的同时，爱泼斯坦还认真阅读海外出版的各种有关西藏的书籍，以期让自己的写作更有针对性。历经近30年的积累，1983年，《西藏的变迁》终于出版，将一个真实可感、不断进步的西藏呈现在世人面前。谈及写作此书的初衷，爱泼斯坦曾说：“我们有责任向世界解释几十年来在那里发生的变化。”
　　在爱泼斯坦的晚年，他亲眼见证了党领导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他写道：“上个世纪90年代和后来这段时期，中国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经济建设上——提高全国的生产力，取得的成果是相当惊人的，中国在发展的速度方面跃居世界前列……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中叶，从一开始，就不断地有人宣布它的‘死亡’，但直到现在，它一再地复活，并被奉为实践的指南。”
　　爱泼斯坦加入中国国籍和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他的遗孀黄浣碧看来，这一决定对他来说是一个“顺理成章的选择”。“艾培一直把自己看作中国人民的一分子，并且通过接触和了解中国共产党，他相信中国共产党的很多理念同他的理念是一致的，他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中国的革命，能够领导中国的建设。”
　　即使后来在“文革”中蒙受不白之冤遭受牢狱之灾时，爱泼斯坦也始终保持着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热爱，以及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信任。“这时已是4月，路旁的树木和麦田刚显出一片嫩绿。我陶醉在这片熟悉的、稚嫩的、很快就会消失的色彩中……华北，这是我生长的地方，我所认识的唯一故乡……”
　　1984年，爱泼斯坦开始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对于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他直言不讳，曾针对党员干部和政府官员腐败、药品造假等问题提出过不少建议。
　　他对中国的热爱发自肺腑，但他对中国的熱爱不只是由于对中国的认同而产生的“一家人”的感情，而是同他的国际主义思想融为一体的。爱泼斯坦的自传译者在书的后记中如此评价道。
　　爱泼斯坦在他自传的最后一章里这样写道：“在我生命的余晖里，有人也许会问：你对于自己选择的生活道路是否后悔？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中，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和更有意义。”（资料来源：《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等书籍，《国际先驱导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报道）
　　（摘自《中国报道》2021年第4期。作者为该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