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们说日本首相只能做一年时，你们就是说我吧。”4月19日，在安倍晋三曾站过的讲台上，麻生太郎在演讲的一开始，就拿自己开涮。
　　和两个月前访美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一样，麻生太郎的演讲地点也选在了华盛顿著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会议大厅。
　　如今赴美，麻生太郎的身份已变成日本副首相、财务大臣和金融担当大臣，他很清楚自己作为安倍副手的位置。来到现任首相不久前来过的会议大厅，麻生太郎是要进一步向美国人阐释“安倍经济学”。
　　“安倍晋三首相在演讲时，只清晰传递了他的意图，但很多方案还是模糊的。作为‘安倍经济学’的主要执行者之一，麻生太郎带来了很多明确的信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顾问兼日本项目主任迈克尔·格林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安倍和麻生太郎两次演讲，迈克尔·格林都是现场主持人。
　　麻生太郎以及同行的日本央行新任行长野田东彦不辱使命，完成了继续推介“安倍经济学”的任务。此番赴美出席20国集团（G20）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两人不仅通过自己的努力促成了会议联合公报对日本超级宽松货币政策的支持，也通过会场外和美国各界的沟通使得美国上上下下批评的声音都有所减弱。
　　超级宽松货币政策是“安倍经济学”三大支柱的首要选项，也是遭到日本国内外尤其是周边国家最多质疑和批评的政策。出人意料的是，这项导致日元短期内快速贬值的政策在G20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上获得支持。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项政策就此迎来了好过的日子。在G20会议结束后的记者会上，德国财政部长朔伊布勒口风一转：“G20一致同意，对日本货币宽松的支持只是暂时的。”

“黑田直升机”空降

　　安倍晋三去年年底一上台推出的振兴日本经济的计划，颇有些“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意味。这一计划以其贴合安倍强硬果敢行事风格的激进性质，迅速获得了“安倍经济学”的称号，并成为安倍政府民意支持率节节攀升的最得力推手。
　　推行超级宽松货币政策、实施扩大财政支出以填补供需缺口的财政政策、推出以监管改革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战略，是“安倍经济学”的三大支柱，也被称为“三支利箭”。后一种称谓，和安倍在大学期间曾是射箭运动员不无关系，
　　面对强势回归的安倍和他强力推行的“安倍经济学”，时任日本央行行长白川方明知道自己除了卷铺盖走人已别无选择。这位一直坚持认为日本的经济问题不是宽松政策就能治愈的老行长早已被当作“老顽固”，已经64岁的他去年创纪录地被日本议会传唤29次，要求其解释过分保守的货币政策，但他一次次的申辩经常被多数议员们的嘲笑声淹没。
　　3月19日，距离4月8日的任期到期日还有不到三周的时间，白川方明提前离开了日本央行的行长办公室。
　　迫不及待的安倍早已物色好了新行长的人选。还在任上的亚洲开发银行行长黑田东彦提前辞任回到东京，于3月21日履新，只让日本央行行长的办公室空了两天。
　　黑田东彦没有辜负安倍的期望。4月初，日本央行宣布，将尽快实现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升2%的物价稳定目标，计划在两年左右时间内完成。该行在4月4日举行货币政策会议后发表声明称，为达此目的，日本央行将在数量和质量上双管齐下地执行新一轮货币宽松。
　　此举一出，黑田东彦迅速驳得了“黑田直升机”的称号。2002年11月，时任美联储理事的伯南克曾提出一个极为令人震惊的放松银根方案：用直升机撒钱，因此他被谑称为“直升机伯南克”。

以邻为壑的豪赌

　　没有人怀疑，空降日本央行的黑田东彦一上来的动作力度会不同以往。但他们很快发现，还是低估了黑田东彦。
　　此前，市场普遍预期日本央行接下来每月承购的长期国债为4万亿至5万亿日元，但结果出来，居然是7万亿日元。这使得日本金融市场随后剧烈波动。虽然消息发布出来已是下午两点，但4日当天，日元兑美元的汇率则从一天前的93.42：1跌至95.6：1 。
　　“货币宽松政策最立竿见影的效果就是日元贬值。”日中科学技术文化中心理事长、福井县立大学名誉教授凌星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虽然在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麻生太郎和野田东彦逃过了指责，但日元贬值引发的担忧并没有打消。
　　“日元贬值以邻为壑的对象不是日本的远亲而是那些近邻。受日元贬值影响大的，是那些人微言轻的亚洲国家。”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院长丁志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G20会议没有对日元贬值进行指责则是因为发达国家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尽管G20成员中有一半来自新兴市场国家，但依然由发达国家主导。整体而言，主要发达国家汇率没有受到日元贬值的明显影响，基本处于贬值或略有升值的状态。”
　　凌星光也认为，韩国等“亚洲四小龙”的产业结构与日本比较接近，在出口上和日本的竞争比较激烈，受日元贬值的冲击会比较大。
　　“日元贬值的溢出效应存在一定的时间滞后，其他国家的汇率政策调整也有一定的滞后性，东南亚国家的困局可能会在半年后出现。”丁志杰说。
　　麻生太郎和野田东彦在华盛顿为日元贬值的申辩听上去不无道理，他们在多个场合一再声称：“日本经济的复兴对于全球和亚洲来说，都会产生重大积极影响。”
　　问题是，如果日本经济的复兴只是如果呢？
　　凌星光表示，短期来看，“安倍经济学”的前两支利箭已经显现效果，使得长期通缩带来的悲观预期心理变为积极预期心理。受此刺激，长期低迷的股市开始上扬，长期停滞的房地产价格也开始上升。资产价格的上涨对于日本实体经济的正面影响已经有所显现。 　　但从中长期来看，能否持续现在的上升趋势尚有不少质疑。自从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泡沫经济崩溃至今，日本经历了“失去的20年”。长期经济不振显然不是短期需求不足造成的，而是供应不济。供应问题难以通过货币与财政刺激政策来解决，安倍的豪赌很可能从一开始就赌错了方向。

中国须有防患预案

　　经历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伤痛之后，亚洲最不希望从现实中看到的就是，历史的伤口又被戳破。
　　关于那场危机，一个可能的事实至今仍被忽略：日元大幅度贬值，引发其他东亚国家竞争性贬值，进而演变成惯性贬值，最终触发这场危机。
　　货币战争可以看作是竞争性贬值的通俗说法。在丁志杰看来，虽然现在断言货币战争有些为时尚早，但货币战争的风险确实存在，“亚洲目前没有出现竞争性贬值，跟国际压力有一定关系”。
　　“发达国家间现在存在某种默契，发生货币战争的可能性不大。然而，发达国家货币轮番贬值，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货币战争，尤其是人为率先贬值的发达国家与其所在地区的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货币战争的风险，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一直就存在。”他说。
　　亚洲开发银行3月发布的《亚洲债券监测》报告提出警告，大量资金突然涌入中国、印度尼西亚等东亚新兴国家会带来巨大风险，而且预计这种危险只会不断增加，因为主要央行当前的举措可能会刺激更多的资金流入这一地区。
　　与1997年相比，亚洲经济体和金融体系如今的复原能力已经强得多，与此形成反差的是，日本经济实力和日元地位都有所下滑，而中国在亚洲地区的经济影响力不断增强。因此，日元贬值再次触发一次惨烈如斯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不大。
　　日本以日元贬值来提高价格竞争力，积极展开在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中日两国在这个领域的竞争有可能激烈化。但由于与日本在产业结构上差异颇大，中国所受的冲击相对韩国等要小得多。
　　亚洲开发银行中国办事处经济研究会负责人尤尔根·康纳德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现在就去评估日元贬值等经济行为在中日贸易的下滑中起了多大的作用还为时尚早。当然，现在也不太好说政治因素究竟产生了多大影响。”
　　他还表示，日元贬值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日元地位的下降，这对于人民币地位的提升是有利的。“从2011年下半年起，人民币一直在升值，中国同贸易伙伴国之间的合作也一直在加强，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平衡。”
　　凌星光持和康纳德较接近的看法。他指出，中日以美元计算的力量对比将产生巨大变化。“1994年以前，人民币不断贬值，而日元不断升值，中日两国力量对比中，中国呈偏低，日本呈偏高。如今情况相反。对于亚洲国家来说，会更加看重人民币，这种心理上的作用不可小视。”
　　在丁志杰看来，中国以及亚洲应当以史为鉴，不能低估日元贬值对地区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冲击，应该有防范的预案。“日元贬值会打破亚洲各国间既有产品竞争力格局，在这个格局中，中国的地位近几年一直在上升”。
　　在4月初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李若谷明确发出警告：日本央行的举措不仅对拯救日本经济于事无补，而且很可能殃及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