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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下半年，区域性中小银行合并重组的新闻频频被报道，这股“抱团取暖”的风潮正愈演愈烈。
8月3日，福建银保监局发布批复称，同意筹建福建邵武农商行及其筹建工作方案。同时，同意福清汇通农商行、平潭农商行分别参股福建邵武农商行2000万股，占福建邵武农商行股本总额比例均为6.73%。
7月28日，银保监会江苏监管局发布同意徐州淮海农商行、徐州铜山农商行、徐州彭城农商行新设合并，筹建徐州农商行。同日，广东银保监局同意广东台山农商行参股广东阳春农商行，以投资3694.86万元获得后者4.02%的股本。
7月27日，陕西榆林榆阳农商行和陕西横山农商行以新设合并的方式发起设立陕西榆林农商行，获得陕西农商行的同意批复，同时新行继承原来银行的债权和债务。
区域性中小银行集中合并重组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因素在推动，而又将产生何种影响？
中小银行迎合并重组潮
除了上述三起区域性中小行“报团取暖”的事件外，近三个月还有五起类似合并案例在发生（图1）。
根据兴业研究金融团队分析，合并重组有两类情况：一是盈利能力强，所在地区发展较好的城商行或农商行寻求控股或参股省内资质稍弱的区域银行;二是省内机构合并形成更大的区域性银行。
新网银行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认为，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中小银行发展面临较大挑战，确实需要“抱团取暖”，未来合并重组的案例可能还会增多。
合并重组含动机
自身因素。区域性的中小银行规模体量较小，特别是农商行脱胎于农信社，本身抗风险能力较弱，加之受到经济下行、疫情冲击等方面的影响，部分中小银行的资产质量下降，面临不良贷款率攀升、经营压力加剧的问题。
根据银保监会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农商行不良贷款率为4.09%，居于首位，其次为城商行，其不良率达2.45%，而同期银行业平均不良率仅为1.91%。需要注意的是，经济下行、疫情冲击所产生的影响在金融领域的贷款逾期率反映上存在一定时滞，未来第三、第四季度区域性中小银行不良贷款仍可能会陆续呈现和上升。中国银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熊启跃认为，受地方经济环境影响，城商行及农商行经营“南强北弱”特征较为明显，部分银行运营压力较大。
对此，合并重组便是一个良好的解决方案，不仅可以避免资源内耗、恶性竞争，还能整合资源，在进一步释放银行的竞争优势的同时，增强自身风险抵御能力。当然，我们不必对中小银行未来的发展产生过多的焦虑，或是担心它们背后的不良资产和经营压力会传导至大行，毕竟这样的做法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撰文指出，并非“出现风险”的银行才会考虑合并，重组实际上可视为从银行长远发展角度出发的一种前瞻性改革。通过合并、重组扩大银行规模，能够提升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进一步释放银行的竞争优势。
农商行合并重组的做法在之前也有被使用，而合并后的新行往往习得了更强劲的实力。比如，2005年成立的安徽徽商银行，是全国首家由多个城市商业银行联合改制重组而成的银行。徽商银行实行一级法人模式，由合肥市商业银行股份为主，吸收合并安徽省内的芜湖、马鞍山、安庆、淮北、蚌埠五家城市商业银行，以及六安、淮南、铜陵、阜阳科技、鑫鹰、银河、金达七家城市信用社，被合并方注销法人资格。2013年11月12日，徽商银行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交易。
此外，一些资产规模较大的银行在入股规模较小的农商行时，往往会向后者输出具有成熟经验的管理人员，帮助提升农商行的经营实力的同时，更好整合、发挥资源优势。
政策因素。从全国范围来看，今年4月，银保监会副主席周亮表示，当前受疫情和经济下行影响，有一些中小银行历史上也积累了一些问题，比如内控不完善、公司治理不到位，面临一些风险和挑战。“对于这样少量的机构，我们还会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一行一策’，结合实际情况，采取多种方式，比如直接注资重组、同业收购合并、设立过桥银行、引进新的战投等，加快改革重组”。
从地方来看，部分地方政府会把降低区域性中小银行的不良贷款作为工作重点。比如，2018年7月，徐州市委、市政府召开市区农商行不良贷款清收工作会议，其中提到淮海、铜山、彭城三家农商行要落实好不良清收压降的主体责任。2019年12月，徐州市政府宣布拟在三家农商行的基础上，新设合并组建徐州农商行。2020年7月30日，在徐州市区农商行风险处置化解及改革工作总结会议上，徐州市市长庄兆林表示，将加大工作推进力度，确保徐州农商行三季度能正式开业运营。
徐州市政府之所以快马加鞭推动三家农商行转型，主要是因为这三者成立年限较短，均在2010年后成立，从农信社改制后的经营情况未见好转，经营规模小，资产质量承压明显。2019年，淮海农商行的净利润连续三年稳步下滑至1303.86万元;其他两家农商行虽未披露最新年报数据，但根据《财新》报道，截至2017年9月末，铜山农商行不良贷款率3.14%，彭城农商行不良贷款率4.93%。一业内人士表示，“那三家农商行不是典型做小、做微、做个人的农商行，前两年企业贷款做得多一些，后面经济下行，不良率就爆发了。”
不搞“一刀切”避免“拉郎配”
在地方政府的牵头下，农商行之间的合并重组多了一层“行政干预因素”，如果只是沦为“拉郎配”则容易在多个环节产生分歧且难以解决，大大降低资源整合、发挥融合优势的效果，同时也不利于其立足本土，深入开展小微、“三农”等原有业务。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在第二届小微经济发展论坛上表示，一些地方政府在缺乏足够财力的情況下，为了处置风险，简单化地“并大堆”，搞“拉郎配”，试图借助好的农信社来解决差的农信社的风险。这样做可能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例如破坏金融机构体系的完整性，立足本土、小而精的农信社受到打击，出现越来越多大型农村金融机构，转而追求大项目、大客户和跨区经营，不利于农信社下沉重心进行更好的“三农”和小微金融服务。
中国地方金融研究院研究员莫开伟表示，银行机构在合并重组工作中必须坚持市场化、法制化的原则，要把权力更多地交给市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起决定性作用，实现优胜劣汰。同时各地要因地制宜，因事、因时、因机构而变，“一行一策”，不搞“一刀切”，避免行政干预和“拉郎配”现象，防止产生新的风险。通过合并重组，不仅有效化解区域金融风险、增强区域金融稳健性，而且还要让银行机构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从监管层面看，区域性中小银行合并重组仍应立足本土，因地制宜开展相关业务，但参与合并重组的农商行往往想要扩张业务规模，实现异地经营。从农商行来看，异地经营存在地区上经济发展水平、特色业务等方面的差异，需要合作银行之间不断磨合。因而，当前区域性中小银行的合并重组潮虽愈演愈烈，但仍面临诸多的挑战需要克服。
8月3日，福建银保监局发布批复称，同意筹建福建邵武农商行及其筹建工作方案。同时，同意福清汇通农商行、平潭农商行分别参股福建邵武农商行2000万股，占福建邵武农商行股本总额比例均为6.73%。
7月28日，银保监会江苏监管局发布同意徐州淮海农商行、徐州铜山农商行、徐州彭城农商行新设合并，筹建徐州农商行。同日，广东银保监局同意广东台山农商行参股广东阳春农商行，以投资3694.86万元获得后者4.02%的股本。
7月27日，陕西榆林榆阳农商行和陕西横山农商行以新设合并的方式发起设立陕西榆林农商行，获得陕西农商行的同意批复，同时新行继承原来银行的债权和债务。
区域性中小银行集中合并重组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因素在推动，而又将产生何种影响？
中小银行迎合并重组潮
除了上述三起区域性中小行“报团取暖”的事件外，近三个月还有五起类似合并案例在发生（图1）。
根据兴业研究金融团队分析，合并重组有两类情况：一是盈利能力强，所在地区发展较好的城商行或农商行寻求控股或参股省内资质稍弱的区域银行;二是省内机构合并形成更大的区域性银行。
新网银行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认为，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中小银行发展面临较大挑战，确实需要“抱团取暖”，未来合并重组的案例可能还会增多。
合并重组含动机
自身因素。区域性的中小银行规模体量较小，特别是农商行脱胎于农信社，本身抗风险能力较弱，加之受到经济下行、疫情冲击等方面的影响，部分中小银行的资产质量下降，面临不良贷款率攀升、经营压力加剧的问题。
根据银保监会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农商行不良贷款率为4.09%，居于首位，其次为城商行，其不良率达2.45%，而同期银行业平均不良率仅为1.91%。需要注意的是，经济下行、疫情冲击所产生的影响在金融领域的贷款逾期率反映上存在一定时滞，未来第三、第四季度区域性中小银行不良贷款仍可能会陆续呈现和上升。中国银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熊启跃认为，受地方经济环境影响，城商行及农商行经营“南强北弱”特征较为明显，部分银行运营压力较大。
对此，合并重组便是一个良好的解决方案，不仅可以避免资源内耗、恶性竞争，还能整合资源，在进一步释放银行的竞争优势的同时，增强自身风险抵御能力。当然，我们不必对中小银行未来的发展产生过多的焦虑，或是担心它们背后的不良资产和经营压力会传导至大行，毕竟这样的做法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撰文指出，并非“出现风险”的银行才会考虑合并，重组实际上可视为从银行长远发展角度出发的一种前瞻性改革。通过合并、重组扩大银行规模，能够提升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进一步释放银行的竞争优势。
农商行合并重组的做法在之前也有被使用，而合并后的新行往往习得了更强劲的实力。比如，2005年成立的安徽徽商银行，是全国首家由多个城市商业银行联合改制重组而成的银行。徽商银行实行一级法人模式，由合肥市商业银行股份为主，吸收合并安徽省内的芜湖、马鞍山、安庆、淮北、蚌埠五家城市商业银行，以及六安、淮南、铜陵、阜阳科技、鑫鹰、银河、金达七家城市信用社，被合并方注销法人资格。2013年11月12日，徽商银行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交易。
此外，一些资产规模较大的银行在入股规模较小的农商行时，往往会向后者输出具有成熟经验的管理人员，帮助提升农商行的经营实力的同时，更好整合、发挥资源优势。
政策因素。从全国范围来看，今年4月，银保监会副主席周亮表示，当前受疫情和经济下行影响，有一些中小银行历史上也积累了一些问题，比如内控不完善、公司治理不到位，面临一些风险和挑战。“对于这样少量的机构，我们还会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一行一策’，结合实际情况，采取多种方式，比如直接注资重组、同业收购合并、设立过桥银行、引进新的战投等，加快改革重组”。
从地方来看，部分地方政府会把降低区域性中小银行的不良贷款作为工作重点。比如，2018年7月，徐州市委、市政府召开市区农商行不良贷款清收工作会议，其中提到淮海、铜山、彭城三家农商行要落实好不良清收压降的主体责任。2019年12月，徐州市政府宣布拟在三家农商行的基础上，新设合并组建徐州农商行。2020年7月30日，在徐州市区农商行风险处置化解及改革工作总结会议上，徐州市市长庄兆林表示，将加大工作推进力度，确保徐州农商行三季度能正式开业运营。
徐州市政府之所以快马加鞭推动三家农商行转型，主要是因为这三者成立年限较短，均在2010年后成立，从农信社改制后的经营情况未见好转，经营规模小，资产质量承压明显。2019年，淮海农商行的净利润连续三年稳步下滑至1303.86万元;其他两家农商行虽未披露最新年报数据，但根据《财新》报道，截至2017年9月末，铜山农商行不良贷款率3.14%，彭城农商行不良贷款率4.93%。一业内人士表示，“那三家农商行不是典型做小、做微、做个人的农商行，前两年企业贷款做得多一些，后面经济下行，不良率就爆发了。”
不搞“一刀切”避免“拉郎配”
在地方政府的牵头下，农商行之间的合并重组多了一层“行政干预因素”，如果只是沦为“拉郎配”则容易在多个环节产生分歧且难以解决，大大降低资源整合、发挥融合优势的效果，同时也不利于其立足本土，深入开展小微、“三农”等原有业务。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在第二届小微经济发展论坛上表示，一些地方政府在缺乏足够财力的情況下，为了处置风险，简单化地“并大堆”，搞“拉郎配”，试图借助好的农信社来解决差的农信社的风险。这样做可能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例如破坏金融机构体系的完整性，立足本土、小而精的农信社受到打击，出现越来越多大型农村金融机构，转而追求大项目、大客户和跨区经营，不利于农信社下沉重心进行更好的“三农”和小微金融服务。
中国地方金融研究院研究员莫开伟表示，银行机构在合并重组工作中必须坚持市场化、法制化的原则，要把权力更多地交给市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起决定性作用，实现优胜劣汰。同时各地要因地制宜，因事、因时、因机构而变，“一行一策”，不搞“一刀切”，避免行政干预和“拉郎配”现象，防止产生新的风险。通过合并重组，不仅有效化解区域金融风险、增强区域金融稳健性，而且还要让银行机构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从监管层面看，区域性中小银行合并重组仍应立足本土，因地制宜开展相关业务，但参与合并重组的农商行往往想要扩张业务规模，实现异地经营。从农商行来看，异地经营存在地区上经济发展水平、特色业务等方面的差异，需要合作银行之间不断磨合。因而，当前区域性中小银行的合并重组潮虽愈演愈烈，但仍面临诸多的挑战需要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