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18日至20日，贵州省普定县第一中学的新校区，不少学生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并紧急送往医院救治。3月20日凌晨，爆发了学生损坏宿舍护栏、玻璃等过激行为。当晚，县委、县政府相关领导赶到现场处置。经官方调查，初步确认该校食堂存在着打饭排队时间过长、饭菜质量不好、食堂内部小超市商品价格偏高等问题。
　　表面看起因是吃饭难加上食物中毒事件惹的祸。其实深层次原因是，县政府一干人脑子发热在一中全面引进了颇受争议的“衡水模式”。 今年1月，普定县政府与河北衡水中学签订协议书，河北衡水中学委派管理团队和县人民政府指定的管理团队开展合作办学。在县一中引入衡水中学模式，新学期即开始实行军事化的封闭管理和严格的量化考核。
　　看来，这是“衡水”变成祸水，个别领导怕是要为拍脑袋进行反思。
　　不可否认，贵州作为西部贫困地区，依靠读书改变命运，依靠高考打通阶层上升通道，这样的需求是广泛的客观存在。但是，如果一所学校真的要全面替换原有稳定的教育教学模式，来一次大换血，作为学校主人的学生却没有被征询，甚至都没有知情权，恐怖的近乎非人的训练就开始了。这合适吗？
　　“衡水模式”，确实会有不少学生自愿需要，但也一定有很多学生不需要、不接受。如果强迫学生接受缺乏人性的教育方式，那么“衡水模式”就一定是祸水模式。
　　这两年，衡水模式、杜郎口模式、北京十一模式，都在全国各地搞“连锁分店”。这就好比家乐福、沃尔玛、苏宁一样。我不知道教育可不可以搞这种“大一统”的商业运营模式，或者美其名曰“集团化办学”，或者美其名曰“名校带动”，但我知道强迫孩子一定不可以。当一个学校多数孩子反对某件事，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坚持。
　　学校的民主，不能只体现在教育教学管理上，更多的是对教育产品的选择权。我想，这是此次普定一中打砸事件留给我们的更深层次的启发和反省。可以预见，随着时代发展，教育选择权将逐渐走上教育法治的前台。
　　（作者系学校品牌研究学者、《学校品牌管理》副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