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品先:南海科研应有系统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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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项大型科学计划的负责人,中国科学院院士汪品先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2012年初,美国《科学》杂志专门就“南海大计划”对他进行了采访,之前是著名的《自然》杂志。它们使世界都了解了中国雄心勃勃的南海科学梦想。
  汪品先说,他们这一代人本来对海洋是陌生的。就像这个国家,更喜欢陆上的珍奇宝贝。因为西藏的螺丝化石,汪品先也差点改变了自己一生的命运。
  不过,终究是时势造英雄。中国对于大海的需求,将他们推到了南海之上。
  地质学生的选择
  汪品先本是学习地质学的。1956年,他从中学被选拔到莫斯科大学学习地质学。“一同被推荐的还有抗美援朝的军工校学生,衣服裤子从上到下都是国家的。当时是很赤诚的,去莫斯科就是要多学知识。”汪品先对《望东方周刊》说。
  在苏联,他还迷恋上了螺丝化石研究,并且差点因此改变自己的一生:毕业前,他特地从莫斯科坐火车到列宁格勒拜访一位85岁的老专家,对方说在曾在大英博物馆看到西藏的螺丝化石,实在太美了,要研究螺丝化石得到西藏去。
  于是,汪品先将分配志愿填在西藏,“现在看那个选择是错的,没有太大价值。”
  好在1960年夏季回国后,留学生们没有马上被分配,而是在北京过起了封闭的组织生活。在北京度过炎热的两三个月后,汪品先去西藏想法被上级否决,24岁的他被分配到华东师范大学地质系。
  6年之后,“文化大革命”兴起之时,汪品先却终于得到了第一次地质勘探机会。当时国家在上海附近海域寻找天然气,汪品先和工作人员分析化石。后来,汪品先还得到了一次内部嘉奖。
  真正结缘海洋地质是1968年。“年轻人都响应革命号召,到处在开批斗大会,我被弄到下乡农场劳动。这期间,我听说国家要在海上找油,十分兴奋,就和同事写报告上去要求在学校招生建海洋地质系。”
  1970年,华师大地质系招收了十几名学员。后来到了1972年,原国家计委地质局要求上海设立海洋地质局,配合海上找油,意外发现这个专业竟然已经存在。只是有领导认为,海洋地质学放在师范院校不太合适,于是汪品先他们整体搬迁至同济大学。这十几位工农兵学生是中国第一批真正毕业的海洋地质专业学生。
  “刚到同济的日子异常艰苦,分给我的宿舍,我住了很久才听说是肝炎病房。实验室空间倒是很大,是一个空荡的车间,几扇门大敞着,门后堆了几堆公社的垃圾,苍蝇蚊子到处飞。没有一分科研经费,显微镜的两个镜片都对不齐。”汪品先回忆说。
  多年后,汪品先一位得过美国“总统奖”的学生将此情状说给美国同行听,对方惊愕不已。
  此时,校内校外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高音喇叭响个不停,汪品先也难得清净。他一次主持学校批评大会的经历,差点惹祸上身。
  汪品先看完一个“走资派”的材料说,这没什么呀,为什么要上升到敌我矛盾呢?结果,工宣队闯进他宿舍,夺走日记进行彻查。
  后来,领导看了日记说,这是进步青年。汪品先免遭批斗,逃过一劫。“那时哪里还想海洋地质学,以为将来天下就这样了。”汪品先说。
  令人震惊的考察
  “文革”末期,中国在黄海搞了几次钻井,并没有发现有商业价值的油田。直到1977年“文革”结束,汪品先才有机会接触到了南海石油勘探。
  当时因南海海面常有油花漂浮,石油部门便在湛江附近钻井找油。两位负责人来上海找到汪品先,说招了一批女孩子,让他培养她们做古化石分析。
  后来,石油部门在博鳌附近海面架设了海上平台,在岸上远远可以望到。“海底找油是在船上放炮,利用地震勘探的原理,我当时负责做古化石部分的研究。”汪品先说。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科学技术成为了生产力。
  当年,中国地质界便派出一支13人组成的石油科技代表团赴美法考察。汪是其中一员,国外所见所闻令他十分震惊。“十几年来我们一直要解放的法国,即便最穷的地方都十分发达,一路见闻令我和后来成为石油部副部长的舍友十分震撼。”汪品先说。
  令汪品先大开眼界的,还有国外科学家关于海洋勘探的报告。听完海洋微体古生物研究的报告,汪品先大受鼓舞,认为其前景广阔。回到上海的破落车间,汪品先便拿着简陋的仪器开始研究,终于在1980年与同事出版了一本《中国海洋微体古生物》。
  这本书很快引起了西方科学家的关注。几年后,在美国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一位美国权威海洋专家专门拿着这本书跟汪品先畅谈许久,并在以后的国际深海钻探中给汪品先提供帮助。
  80年代初,汪品先还曾负责同济大学海洋地质系。只是1990年开始,他只管科研教学,再不负责行政了。
  首个的海洋大型基础研究计划
  1985年,美国发起了一项由10多个国家共同出资的大洋钻探计划,通过钻探获取岩心研究大洋地壳。其前身是20世纪地球科学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深海钻探计划。
  在国家财政不算宽裕的年头,汪品先和其他院士多次呼吁中国不能缺席这项世界顶尖水准的计划。直到1998年,中国每年支付50万美元成为大洋钻探计划的一个小参与成员国。
  大洋钻探计划的国际航次并非由会费多少决定,而是国际专家组根据建议书所言问题投票产生。1997年,汪品先等人提交的建议书在全球竞争中名列第一。
  1999年春,在连续克服了敏感的“疆域政治”、“危险航道”和“海盗出没”等险阻后,汪品先与另一位国家级专家联合主持了第184航次,在南海大陆坡钻孔17口,以探寻东亚季风的历史。
  法国的古海洋学家卡罗·拉伊曾描述,中国南海中可能会有地球上最迷人的地质记录。
  200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便开始酝酿大规模的海洋课题。汪品先则从2007年开始筹备南海深海的“南海深海过程演变”计划,并邀请全国海洋专家召开了四五次会议进行商议。
  汪品先认为:“国际海上之争的现实正驱使各国赶紧拿定主意,去应对新世纪海洋开发,几十年后海底开发之争将愈演愈烈。我国的海洋开发不能满足于大陆架上的近海开发。”
  近些年,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在南海科考的投入也水涨船高。汪品先估算:“我们1. 5亿的项目在全国的海洋科考里算小头。一些项目的巨额投入能否出成果令人担忧。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这样巨额的投入能否持续下去也不好说。”
  汪品先认为,南海科考不仅是烧钱的问题,应纳入国家海洋战略。“前几天,我向科技部部长万钢建议,目前我国海洋处境十分艰难,我们除了政治、军事外,还有一张科技牌。科学家应为维护海洋权益发挥作用,俄罗斯‘和平一号’和‘和平二号’深海潜水箱在北冰洋底插上国旗就是比较成功的例子。“
  汪品先认为,如果世界对于南海的认知多数由中国人或者中国人带头完成,这无疑是南海科学主权的象征。此外,民间外交十分重要,政治捭阖和军事威慑不能解决全部问题,“我们跟南海周边国家一些准政府性质的科研机构合作非常好,我们现在可以拿出一些资金做小老板,组织南海联合科考,实现共赢。”
  汪品先介绍,南海周边国家限于经济实力,都愿意跟拿得出钱的伙伴合作。近年,美国的海洋基金申请难度加大,海洋科研投入比率虽然没有降低,但由于油价等成本上涨,美国的海洋科研投入实际是缩水的。日本经济低迷,一些高校的教授降低工资。如果不是遭遇强震,这些投入也要大打折扣。这些都为中国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从2011年“南海深海过程演变”计划实施以来,已经有24个子项目启动。随着科学家们申请的项目越来越多,汪品先希望争取更多资金,将总预算提升至两到三亿。
  最近,汪品先正计划2014年在南海搞第二次钻探,他已邀请国内外顶尖专家进行论证。项目计划租用美国船,中方出70%的经费,这需要花费5000万元。
  2011年,汪品先团队本计划使用“蛟龙号”去南海提取“可燃冰”样品。项目申请时,科技部一位领导处于稳妥考虑,认为2012年7000米海试不能出事。
  随着国家对南海投入的增多,更多的科学家加入进来,有科学家发出不同的声音,希望增加对浅海科研的投入。汪品先认为,科研项目对科学研究者是很重要,“但我觉得我们国家做南海科研应有更系统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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