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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对我们的教育从小即严。母亲常说“树苗从小扶得正，往后才能长得直”。上小学后，母亲就要求我们自己整理床铺、打扫房间卫生;放寒暑假，就教我们洗衣服、煮饭……
　　20世纪70年代，人们的物质生活还不丰富，吃的玩的都比较少，放学路上有好看的、好吃的，会不由自主地凑上去。母亲跟我们约法三章：不准“相呆”，不准走路吃东西，不准看别人吃东西。
　　儿时嘴馋，有时候故意找理由不吃早饭，想跟母亲要几分钱买个烧饼或油条。母亲总是干脆地回答：“没有，家里有早饭吃。”有一次上学前，奶奶悄悄塞给我5分钱硬币，被母亲发现：“宾儿，手上拿的是什么？”我接过钱本来就紧张，母亲一问，吓得我把钱往地上一扔，拔腿就跑。奶奶见状，急忙解释：“他没要，是我给的。”妈妈很坚决地说：“东西可以买回来给孩子吃，不能让他养成乱花錢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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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似乎有一副铁石心肠。我高中毕业后想报名参军，父亲有些犹豫，奶奶也说我瘦得跟豆芽菜似的，从小到大没有离开过父母，劝我安分在家。母亲却十分支持，并积极做通父亲和奶奶的思想工作。我如愿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成为我们家第一个军人。
　　入伍后不久，想家的情绪越来越浓，起初每周给家人写一封信，后来三天两头写，白天写不了晚上躲在被窝里写，期盼着多收几封家信，期盼着父母的安慰。没想到母亲来信居然批评我，让我把写信的精力放到学习和训练上。
　　母亲不仅对子女“狠心”，对自己也是。我入伍四年后，母亲又鼓励弟弟应征入伍。亲友们不理解：“人家养儿防老，你倒好，两个儿子全送出去了。”我和弟弟一南一北远离父母，母亲送给我们一句话：“好男儿志在四方。”
　　其实，我们走多远，母亲的牵挂就有多远，但她在人前从不表露。
　　1992年8月我第一次探家，母亲到南京站接我，说是“正好到南京出差”。那天本应该早晨5点多到达的列车晚点两个多小时，我有些歉意，母亲说“我也刚到”。后来才知道，母亲头一天晚上就来到南京，第二天天不亮就到车站等候。
　　2013年家中遭受严重火灾，父母的身心都受到重创。我接到弟弟的电话后，立即请假回到老家。看到被烧得面目全非的房屋，尤其是身上依然有黑灰和焦煳味的父母亲，心如刀绞。这时，父母亲是多么需要儿女的关心和守护啊。可是，母亲竟然责怪弟弟不该告诉我。我说：“家里出这么大的事情，怎么能不告诉我呢？”母亲说：“家事和部队的事，哪个大？”
　　这场火灾，对于父母亲来说几乎是灭顶之灾，那幢住宅花了父母亲大半辈子的积蓄和心血，是他俩安度晚年的栖身之所。从大火中逃生的父母，多么希望儿子能在身边多陪几天。但为了不影响我工作，他们故作坚强。我在家待了三天，母亲就催我回部队，她手一挥：“就买今晚的票，赶紧回去，我们会处理好的。”后来与母亲通电话时，她都显得轻松自若，让我“放心、安心”。其实，连续好几个月，父母亲经常从噩梦中惊醒，经常来到烧毁的房屋前暗自垂泪。
　　从小到大，我们哥俩就是在“狠心”的母爱下成长，在我的记忆中好像从来没有在母亲怀里撒过娇。现在回想起来，母亲虽不让我们乱花钱，但家里经济再拮据，我们学习、生活需要的东西，保证满足;不让我们“相呆”凑热闹，是担心我们路上不安全;不让我们从小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培养了我们自强自立的能力。
　　母亲看似严厉的爱，其实是一种更细腻、更深厚、更豁达的慈母之爱，就像一杯茶，喝的时候苦，回味却如此甘甜。
　　编辑 乔可可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