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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既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高等教育治理提出的目标要求，又是扎根中国大地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学校的根本保障。本刊就此话题专访了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彭斌柏。在访谈中，彭主任指出：中国高等教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重大成就;高等教育治理虽然不断完善，但在高校服务学习型社会建设，高校发展模式、分类管理和分类评价方面还存在不足;提升中国高等教育治理水平要落实立德树人，重视大学章程，积极参与学习型社会建设，推进落实教师评价改革。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中国高等教育治理取得了重大成就
《世界教育信息》：尊敬的彭主任，您好！感谢您接受我刊采访。首先，请您谈谈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治理过程中取得的成绩。
彭斌柏：我认为，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有以下几点需要关注。第一，70多年来，高等教育的发展始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是最大的治理前提，也是我们发展高等教育最成功的治理经验。第二，高等教育治理在不断调整、完善之中，从粗放式走向精细化。第三，我们在这个历史阶段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很大一个原因在于我们不断调整和完善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对于治理能力，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对治理体系进行顶层设计的能力;而治理体系则更多地表现在一系列制度安排和机制创造上。中国高等教育的领导体制、管理体制经过几十年的调整和优化，逐渐转变到中央和地方两级管理，并以地方管理为主。特别是到21世纪初，大部分高等学校已经由条块分割管理的模式变为层级管理——中央和地方两级管理的模式。第四，我国的高等教育体制是多元化的。中国的高等教育从学校的角度来看，既有中央部委管理的，又有地方管理的;既有本科以上层次学校，又有专科层次学校;既有公办学校，又有民办学校，现在还包括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大学、小型的高精尖研究型学校;既有传统的学校教育系统，又有开放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等社会教育系统。
我国高等教育现有3800多万在读学生，其中各级各类学历教育学生3000万，自考、网络教育学生840万左右。假如没有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这一社会教育系统，我们的高等教育就不可能这么快进入普及化阶段。当然，为了保证高等教育发展，我们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就是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例如，国家调控的高等学校招生计划管理体系，每年需要对招生计划进行国家层面的审核。社会上有人对此不理解甚至反感，说高等教育的招生计划是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怎样看待这种制度安排？我认为一项制度的产生，与这个国家的国情、国家性质等因素紧密相连。正是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近10年来，我国东部地区高校招收中西部地区的学生100多万人——如果说一所高校的在校生按1万人来算，中西部地区就可以少建100所万人大学。另外，我们的学位制度、教师职称制度、生均拨款制度、家庭贫困学生资助制度等，都是保障中国高等教育走到今天的“功臣”。
二、我国高等教育治理在高校服务学习型社会建设、高校发展模式、分类管理
和分类评价方面还有待改善
《世界教育信息》：您认为中国在现阶段高等教育治理方面还存在哪些不足？
彭斌柏：一是高校服务学习型社会建设不足的问题。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体系，高等教育责任重大。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前提是，该地区或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到了一定水平，简而言之，只有在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特别是普及化的时候，学习型社会的建设才有可能实现。我们的制度安排还不够完善，存在一些问题，特別是高等学校的教学资源能否向社会开放？高校之间的课程如何互选？学分如何互认？一个社会成员如何选修高等学校的课程并通过考试后学习成果（学分）得到确认这件事，目前我们还尚未做到。
二是高校发展模式问题。高等教育要走内涵式发展之路，这是我们一直倡导的。但实际情况如何？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多校区办学。有的学校有3个或4个校区，有极个别的学校校区多达9个。上述局面的形成有很多原因，但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是：有没有学校自身发展冲动的原因？假如学校没有有效的自我约束机制，良好的治理效能如何体现？
三是分类管理、分类评价问题。我们的治理体系非常重视高水平大学，即重点大学的建设机制。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全国重点建设10所大学开始，“211”“985”“双一流”都属于中国建设高水平大学的建设机制，从历史的发展看，这些措施有效推进中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但是，也需要思考这其中的评估导向需不需要优化。中国有2000多所高校，一把尺子行不行、够不够？如何落实分类管理、分类评价，避免千校一面、同质发展，从而引导不同类型的高校科学定位，办出特色、办出水平，这是摆在高等教育战线上的一个大问题。
三、中国高等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
重视大学章程，积极参与学习型社会建设，推进落实教师评价改革
《世界教育信息》：您认为应怎样提升中国高等教育治理水平？
彭斌柏：第一，着力提高立德树人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一所高等学校的建设、改革、发展成效，不能只看规模、速度，更要看质量、效益，特别是要看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的落实情况。学校的各种制度设计、政策安排，都要向落实立德树人聚焦着力，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各种制度设计、政策安排要向确保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聚焦着力，使教育领域的制度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教育领域成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强阵地。
第二，真正发挥好大学章程在高校内部运行中的作用。大学章程是高校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是一所大学的“宪法”、治校的总纲。现在所有的高校都是“一校一章程”。有了这项制度安排，就要用好这项制度，发挥好它的作用。要通过大学章程等治理体系的完善，不断提高我国高校治校理教水平。
第三，积极参与学习型社会建设。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阶段。面对“在普及化高等教育中如何开展精英教育？如何培养职业实用型人才？如何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素质？”等问题，我的理解是：大学教育、高等职业教育、继续教育要统筹协调，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加强合作，把优质资源源源不断地送向更加需要高等教育的人群与地域。一所大学要向社会公众开放，也要向其他高校开放。
第四，扎实推进教师评价改革。教师评价改革，有需要政府作为的地方，更有需要每所学校出真招、出实招、见实效的地方。在这方面，高校要充分发挥教育评价指挥棒的作用，引导教师潜心教学、全心育人。要坚持把师德师风作为第一标准，坚决克服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制定相应政策，引导教师加强与学生的交流与沟通，鼓励教师到学生中去。要把认真履行教育教学职责作为评价教师的基本要求，相关政策要向教学一线和教学效果突出的教师倾斜。要切实改进高校教师科研评价，突出质量导向和实际贡献导向。
编辑 吕伊雯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中国高等教育治理取得了重大成就
《世界教育信息》：尊敬的彭主任，您好！感谢您接受我刊采访。首先，请您谈谈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治理过程中取得的成绩。
彭斌柏：我认为，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有以下几点需要关注。第一，70多年来，高等教育的发展始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是最大的治理前提，也是我们发展高等教育最成功的治理经验。第二，高等教育治理在不断调整、完善之中，从粗放式走向精细化。第三，我们在这个历史阶段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很大一个原因在于我们不断调整和完善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对于治理能力，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对治理体系进行顶层设计的能力;而治理体系则更多地表现在一系列制度安排和机制创造上。中国高等教育的领导体制、管理体制经过几十年的调整和优化，逐渐转变到中央和地方两级管理，并以地方管理为主。特别是到21世纪初，大部分高等学校已经由条块分割管理的模式变为层级管理——中央和地方两级管理的模式。第四，我国的高等教育体制是多元化的。中国的高等教育从学校的角度来看，既有中央部委管理的，又有地方管理的;既有本科以上层次学校，又有专科层次学校;既有公办学校，又有民办学校，现在还包括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大学、小型的高精尖研究型学校;既有传统的学校教育系统，又有开放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等社会教育系统。
我国高等教育现有3800多万在读学生，其中各级各类学历教育学生3000万，自考、网络教育学生840万左右。假如没有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这一社会教育系统，我们的高等教育就不可能这么快进入普及化阶段。当然，为了保证高等教育发展，我们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就是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例如，国家调控的高等学校招生计划管理体系，每年需要对招生计划进行国家层面的审核。社会上有人对此不理解甚至反感，说高等教育的招生计划是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怎样看待这种制度安排？我认为一项制度的产生，与这个国家的国情、国家性质等因素紧密相连。正是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近10年来，我国东部地区高校招收中西部地区的学生100多万人——如果说一所高校的在校生按1万人来算，中西部地区就可以少建100所万人大学。另外，我们的学位制度、教师职称制度、生均拨款制度、家庭贫困学生资助制度等，都是保障中国高等教育走到今天的“功臣”。
二、我国高等教育治理在高校服务学习型社会建设、高校发展模式、分类管理
和分类评价方面还有待改善
《世界教育信息》：您认为中国在现阶段高等教育治理方面还存在哪些不足？
彭斌柏：一是高校服务学习型社会建设不足的问题。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体系，高等教育责任重大。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前提是，该地区或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到了一定水平，简而言之，只有在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特别是普及化的时候，学习型社会的建设才有可能实现。我们的制度安排还不够完善，存在一些问题，特別是高等学校的教学资源能否向社会开放？高校之间的课程如何互选？学分如何互认？一个社会成员如何选修高等学校的课程并通过考试后学习成果（学分）得到确认这件事，目前我们还尚未做到。
二是高校发展模式问题。高等教育要走内涵式发展之路，这是我们一直倡导的。但实际情况如何？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多校区办学。有的学校有3个或4个校区，有极个别的学校校区多达9个。上述局面的形成有很多原因，但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是：有没有学校自身发展冲动的原因？假如学校没有有效的自我约束机制，良好的治理效能如何体现？
三是分类管理、分类评价问题。我们的治理体系非常重视高水平大学，即重点大学的建设机制。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全国重点建设10所大学开始，“211”“985”“双一流”都属于中国建设高水平大学的建设机制，从历史的发展看，这些措施有效推进中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但是，也需要思考这其中的评估导向需不需要优化。中国有2000多所高校，一把尺子行不行、够不够？如何落实分类管理、分类评价，避免千校一面、同质发展，从而引导不同类型的高校科学定位，办出特色、办出水平，这是摆在高等教育战线上的一个大问题。
三、中国高等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
重视大学章程，积极参与学习型社会建设，推进落实教师评价改革
《世界教育信息》：您认为应怎样提升中国高等教育治理水平？
彭斌柏：第一，着力提高立德树人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一所高等学校的建设、改革、发展成效，不能只看规模、速度，更要看质量、效益，特别是要看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的落实情况。学校的各种制度设计、政策安排，都要向落实立德树人聚焦着力，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各种制度设计、政策安排要向确保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聚焦着力，使教育领域的制度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教育领域成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强阵地。
第二，真正发挥好大学章程在高校内部运行中的作用。大学章程是高校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是一所大学的“宪法”、治校的总纲。现在所有的高校都是“一校一章程”。有了这项制度安排，就要用好这项制度，发挥好它的作用。要通过大学章程等治理体系的完善，不断提高我国高校治校理教水平。
第三，积极参与学习型社会建设。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阶段。面对“在普及化高等教育中如何开展精英教育？如何培养职业实用型人才？如何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素质？”等问题，我的理解是：大学教育、高等职业教育、继续教育要统筹协调，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加强合作，把优质资源源源不断地送向更加需要高等教育的人群与地域。一所大学要向社会公众开放，也要向其他高校开放。
第四，扎实推进教师评价改革。教师评价改革，有需要政府作为的地方，更有需要每所学校出真招、出实招、见实效的地方。在这方面，高校要充分发挥教育评价指挥棒的作用，引导教师潜心教学、全心育人。要坚持把师德师风作为第一标准，坚决克服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制定相应政策，引导教师加强与学生的交流与沟通，鼓励教师到学生中去。要把认真履行教育教学职责作为评价教师的基本要求，相关政策要向教学一线和教学效果突出的教师倾斜。要切实改进高校教师科研评价，突出质量导向和实际贡献导向。
编辑 吕伊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