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人物简介
叶嘉莹，号迦陵。1924年出生于北京，20世纪40年代毕业于辅仁大学国文系；1991年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1993年受邀担任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
叶嘉莹是蜚声中外的学者，且不说诗词创作、理论研究，光是教书育人这一项，教了70年书的她，培养出无数人才，如今90岁高龄仍站在讲台之上，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功不可没。著名红学家冯其庸称赞叶嘉莹讲解诗词“阐说精妙，启发无穷”；学生们说“老师不但写诗是天才，讲诗也是天才”；更有人无限仰慕：“她站在那里，就是对古典诗歌最好的注解。”
在一个细雨绵绵的天气，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来到天津南开大学拜访叶先生。原本清雅的居所里，已挤进了好几位来访者。叶先生精神比年轻人还好，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工作到深夜两点半，这样的作息已经持续多年。“心无杂物，没有外物的牵念，专心与古人交流。”这是叶嘉莹总结的养生秘诀。
一身黑色的丝质衣衫尽显飘逸气质，黑色丝巾上装点着一些粉色小花，领子上别了一枚粉色的领扣，叶嘉莹看起来精致高雅，气定神闲，记者脑中猛然就跳出了一个流行词汇“民国范儿”。
“新知识，旧道德”的启蒙教育
台湾诗人痖弦形容叶嘉莹“意暖而神寒”，是“空谷幽兰一般的人物”，这种气质的形成，和叶嘉莹从小所受的教育不无关系。她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大家族，本姓叶赫那拉，祖上与纳兰性德都是蒙古裔的满族人。叶嘉莹的父母对她采用的是“新知识、旧道德”的家庭教育，虽然准许她去学校读书，但生活上对她约束极严。她被关在四合院里长大，甚少与外界接触，封闭的庭院，在她眼里却是一个自足的小世界，窗前的几抹修竹，阶下的菊花，都成了她即景生情吟咏的对象，也让她自小养成了内向文静、幽微深远的性格。
父亲教叶嘉莹认字读书，开蒙的第一本教材就是《论语》。当她读到“朝闻道，夕死可矣”，幼小的心灵极其震撼：“道”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为了它竟可以舍弃生命？对于圣贤之书，叶嘉莹强调必须真正用心去读，并且贯彻到行动中去。“现在的年轻人只是‘入乎耳，出乎口’，那是不行的，圣贤的语言在你身体里根本没发生任何作用。‘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那才是对的。”叶嘉莹对记者说。
圣贤之书让她相信，宇宙之间自有一种属“灵”的东西存在着，当人生困厄降临时，便多了应对的力量。读初中二年级时，北京被日本人占领，叶嘉莹整年吃不到白米白面，只能吃一种混合面。“酸酸臭臭的，很干很粗糙的渣滓，老舍《四世同堂》里，祁老先生的曾孙女宁愿饿死也不吃。”但是叶嘉莹没有怨言，拌上最咸的酱吃下去。
1941年，叶嘉莹才17岁，父亲远在后方失去音讯，母亲忧思成疾去世，身为家中长女，她还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弟弟。幸而当时有伯父伯母的关照，她的学业并没有中断，还如愿考上了辅仁大学。精于古典文学的伯父十分欣赏她的天分，并引导她走上诗词道路。
另一个对她产生一辈子影响的人是辅仁大学的恩师顾随先生。叶嘉莹从书柜中拿出老师当年写给她的信给记者展示。老师希望叶嘉莹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别有开发，能自建树”。信件用漂亮的繁体行草书写，叶嘉莹保存至今。读书时，她对顾先生的一字一句都舍不得错过，记下了厚厚的8本听课笔记，在颠沛流离中始终妥善保存。后来，她把它们都交给了顾随的女儿顾之京，并一起整理成书。这是叶嘉莹认为自己这辈子做的最有价值的事情之一。
风雨逼人一世来
叶嘉莹曾说，她的一生都不是自己的选择，从来都是命运把她推往何处就是何处。“让念书，也就念了。毕业后让教中学，也就教了。一位老师欣赏我，把他弟弟介绍给我，后来也就结了婚。”
刚开始教书时，生活清苦。冬天，叶嘉莹里面穿着大棉袄，外面穿一个布做的长衫。因为骑车，天长日久后面的衣服磨破了，她就打着个大补丁去上课，“只要我讲课讲得好，学生对我一样尊敬。”她有这种信念，因为她记得《论语》中说过：“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士”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无恒产而有恒心”，即便一无所有，内心仍保持高洁的品德和操守。
叶嘉莹的丈夫是国民党海军教官，婚后不久，她就跟着丈夫去了南方，1948年又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颠沛流离中，她写下这样的诗句：“转蓬辞故土，离乱断乡根。”个人命运在大历史面前被彻底改写，从此背井离乡。
1949年年末，他们的大女儿才4个月，台湾的白色恐怖就弥漫开来，丈夫被怀疑是“匪谍”抓了起来。不久后，叶嘉莹任教的中学，从校长到老师都被认为有思想问题，全部被审查。叶嘉莹没了工作，只好投奔丈夫的姐姐。夜里，在主人家的走廊上铺个地铺；中午，为了避免孩子打扰主人午休，不得不出门，在烈日之下抱着女儿在树荫底下徘徊。
3年后丈夫出狱，却性情大变，经常不可理喻地暴怒，妻子成了他首当其冲的发泄对象。本来，生活的重担已把叶嘉莹压得透不过气，丈夫又加重了她的身心负担，她经常噩梦连连近乎窒息，甚至有过轻生的念头，在绝望中，她只有“把自己一部分的精神感情完全杀死，才有勇气生存下来”。
后来经师友介绍，叶嘉莹到淡江、辅仁、台大3个大学任教。生下小女儿后，她没能好好休养，身体不堪重负，又染上哮喘。每天下课回家，都会感到胸部隐隐作痛，身体似已被掏空。她想起了王国维《水龙吟》中的句子“开时不与人看，如何一霎蒙蒙坠”，不免自伤。
后来王安石的一首诗，给了叶嘉莹一抹精神的灵光。诗是这样写的：“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瓦亦自破碎，匪独我血流。众生选众业，各有一机抽，切莫嗔此瓦，此瓦不自由。”她默默要求自己：不要怨天尤人，对待郁郁不得志的丈夫，也要宽容忍让。而这一忍，就是一辈子。这位情感丰富的女诗人，尽管深谙诗词中的儿女情长，自己却从未真正恋爱过。她的小女儿说，我母亲一辈子都在和诗词谈恋爱。 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
由于出色的教学业绩，叶嘉莹名声散播开来，她获得了台湾大学的教授职位。1966年，叶嘉莹受邀赴美国密歇根大学及哈佛大学讲学。后又接受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聘请，在温哥华定居下来。
在异国他乡用英语授课，叶嘉莹一方面大量阅读西方文论；另一方面，她有着自己独特的讲课方法。她对学生说：“诗歌里面是有生命的，我的英文也许不够好，我的文法、发音或许不够正确，但我讲一首诗，会把我所体会到的其中的生命感情讲出来。”她发自内心的真诚超越了语言和国界，在异国他乡让无数人爱上了中国古典诗词。
在拿到学校的终身聘书后，叶嘉莹以为自此就能安稳度日了，不料却再生变故。1976年，她的大女儿和女婿遭遇车祸，双双亡故。她强忍着悲痛为女儿女婿料理完后事，把自己关在家里，拒绝接触外面的一切友人。在这期间，她写下了10首哭女诗。
诗词不仅帮助叶嘉莹排解悲痛，更是帮助她走出这种生死劫难的力量。1977年，她终于有机会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大陆，看到火车上的年轻人在捧读《唐诗三百首》，她觉得，尽管这个民族历尽劫难，但诗歌的灵魂不死。于是重新燃起了内心的激情，决心回祖国。
1979年开始，叶嘉莹每年自费回国，在各地高校讲授诗词。当时中国“文革”刚结束，传统文化断层严重，学生们内心对于诗歌有着极大的渴求。很多教授还在用陈旧的阶级分析法解释诗歌，而叶嘉莹却讲解诗歌的“兴发感动”，并旁征博引，令学生们激动万分。
课堂上反响热烈，连叶嘉莹自己也完全沉浸其中了。“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经原辅仁大学外文系教师李霁野介绍，她来到南开大学，就此与南开结下深深的情缘。到了快退休的年纪，叶嘉莹却用讲学把生命填得满满的，她想起老师顾随先生说过的话：“一个人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重新焕发的热情，让她抛却了“小我”之狭隘和无常。
诗歌使人心不死
叶嘉莹写过：“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屈杜魂。”对她来说，“报国”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教书育人。讲课时，不管学生是初中生还是研究者，她一定尽己所能，把古典诗词的好处讲出来。对她来说，这不仅是对不对得起学生，更是“对不对得起杜甫、辛弃疾”的事情。
从上世纪40年代就开始教书，叶嘉莹的好多学生现在都是80多岁的老人了。今年她90岁生日时，有学生打电话给她，说很抱歉，老师的寿辰来不了了，因为已经不能走路了。叶嘉莹用自己澎湃的热情，深深感染了遍布世界各地的学生。台湾作家陈映真曾经回忆：“她能在一整堂课中以珠玑般优美的语言，条理清晰地讲解，使学生在高度审美的语言境界中，忘我地随着叶教授在中国旧诗词巍峨光辉的殿阙中，到处发现艺术和文学之美的惊叹。”
也有学生问过叶嘉莹：“叶先生您讲的诗词很好听，我也很爱听，可这对我们实际生活有什么帮助呢？”她这样回答：“你听了我的课，当然不能用来评职称，也不会加工资。可是，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古典诗词中蓄积了古代伟大之诗人的所有心灵、智慧、品格、襟抱和修养。诵读古典诗词，可以让你的心灵不死。”
2013年之前，叶嘉莹几乎每年都要在北美和中国之间来回奔波，不过，南开大学已然成为她从事古典诗词研究和推广的重要基地。早在11年前，叶嘉莹就受邀担任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不久前，有热爱中国诗词的友人听说她年老后将定居天津南开，决定给她捐助，与南开合作为她兴建了一栋集科研、办公、教学、生活于一体的小楼 ，定名为“迦陵学舍”。
如今，叶嘉莹正在从事一项浩繁的工程。“我教书70年，历年的讲课、讲演的录音，有2000小时以上。”她指指家里摞着的一个个行李箱，“这些都是我带回来的历年讲课录音和录像。”学生们正在帮助整理成书。她的著作文白相杂，理论性强，而讲课时深入浅出，整理出来更利于向读者普及。
晚年的叶嘉莹将传承古典文化作为自己的责任。在她看来，“人生总有一天像燃烧的火柴一样化为灰烬，如果将这有限的生命之火点燃其它木柴而使之继续燃烧，这火种就会长久地留传下去，所以古人常说‘薪尽火传’。有人曾劝我，年纪慢慢老了，该多写点书，少教些课。这话也有道理，可是当面的传达才更富有感发的生命力。如果到了那么一天，我愿意我的生命结束在讲台上……”
叶嘉莹说人生最大的困难，是找到意义和价值。这难题，她早已解开。
叶嘉莹，号迦陵。1924年出生于北京，20世纪40年代毕业于辅仁大学国文系；1991年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1993年受邀担任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
叶嘉莹是蜚声中外的学者，且不说诗词创作、理论研究，光是教书育人这一项，教了70年书的她，培养出无数人才，如今90岁高龄仍站在讲台之上，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功不可没。著名红学家冯其庸称赞叶嘉莹讲解诗词“阐说精妙，启发无穷”；学生们说“老师不但写诗是天才，讲诗也是天才”；更有人无限仰慕：“她站在那里，就是对古典诗歌最好的注解。”
在一个细雨绵绵的天气，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来到天津南开大学拜访叶先生。原本清雅的居所里，已挤进了好几位来访者。叶先生精神比年轻人还好，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工作到深夜两点半，这样的作息已经持续多年。“心无杂物，没有外物的牵念，专心与古人交流。”这是叶嘉莹总结的养生秘诀。
一身黑色的丝质衣衫尽显飘逸气质，黑色丝巾上装点着一些粉色小花，领子上别了一枚粉色的领扣，叶嘉莹看起来精致高雅，气定神闲，记者脑中猛然就跳出了一个流行词汇“民国范儿”。
“新知识，旧道德”的启蒙教育
台湾诗人痖弦形容叶嘉莹“意暖而神寒”，是“空谷幽兰一般的人物”，这种气质的形成，和叶嘉莹从小所受的教育不无关系。她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大家族，本姓叶赫那拉，祖上与纳兰性德都是蒙古裔的满族人。叶嘉莹的父母对她采用的是“新知识、旧道德”的家庭教育，虽然准许她去学校读书，但生活上对她约束极严。她被关在四合院里长大，甚少与外界接触，封闭的庭院，在她眼里却是一个自足的小世界，窗前的几抹修竹，阶下的菊花，都成了她即景生情吟咏的对象，也让她自小养成了内向文静、幽微深远的性格。
父亲教叶嘉莹认字读书，开蒙的第一本教材就是《论语》。当她读到“朝闻道，夕死可矣”，幼小的心灵极其震撼：“道”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为了它竟可以舍弃生命？对于圣贤之书，叶嘉莹强调必须真正用心去读，并且贯彻到行动中去。“现在的年轻人只是‘入乎耳，出乎口’，那是不行的，圣贤的语言在你身体里根本没发生任何作用。‘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那才是对的。”叶嘉莹对记者说。
圣贤之书让她相信，宇宙之间自有一种属“灵”的东西存在着，当人生困厄降临时，便多了应对的力量。读初中二年级时，北京被日本人占领，叶嘉莹整年吃不到白米白面，只能吃一种混合面。“酸酸臭臭的，很干很粗糙的渣滓，老舍《四世同堂》里，祁老先生的曾孙女宁愿饿死也不吃。”但是叶嘉莹没有怨言，拌上最咸的酱吃下去。
1941年，叶嘉莹才17岁，父亲远在后方失去音讯，母亲忧思成疾去世，身为家中长女，她还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弟弟。幸而当时有伯父伯母的关照，她的学业并没有中断，还如愿考上了辅仁大学。精于古典文学的伯父十分欣赏她的天分，并引导她走上诗词道路。
另一个对她产生一辈子影响的人是辅仁大学的恩师顾随先生。叶嘉莹从书柜中拿出老师当年写给她的信给记者展示。老师希望叶嘉莹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别有开发，能自建树”。信件用漂亮的繁体行草书写，叶嘉莹保存至今。读书时，她对顾先生的一字一句都舍不得错过，记下了厚厚的8本听课笔记，在颠沛流离中始终妥善保存。后来，她把它们都交给了顾随的女儿顾之京，并一起整理成书。这是叶嘉莹认为自己这辈子做的最有价值的事情之一。
风雨逼人一世来
叶嘉莹曾说，她的一生都不是自己的选择，从来都是命运把她推往何处就是何处。“让念书，也就念了。毕业后让教中学，也就教了。一位老师欣赏我，把他弟弟介绍给我，后来也就结了婚。”
刚开始教书时，生活清苦。冬天，叶嘉莹里面穿着大棉袄，外面穿一个布做的长衫。因为骑车，天长日久后面的衣服磨破了，她就打着个大补丁去上课，“只要我讲课讲得好，学生对我一样尊敬。”她有这种信念，因为她记得《论语》中说过：“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士”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无恒产而有恒心”，即便一无所有，内心仍保持高洁的品德和操守。
叶嘉莹的丈夫是国民党海军教官，婚后不久，她就跟着丈夫去了南方，1948年又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颠沛流离中，她写下这样的诗句：“转蓬辞故土，离乱断乡根。”个人命运在大历史面前被彻底改写，从此背井离乡。
1949年年末，他们的大女儿才4个月，台湾的白色恐怖就弥漫开来，丈夫被怀疑是“匪谍”抓了起来。不久后，叶嘉莹任教的中学，从校长到老师都被认为有思想问题，全部被审查。叶嘉莹没了工作，只好投奔丈夫的姐姐。夜里，在主人家的走廊上铺个地铺；中午，为了避免孩子打扰主人午休，不得不出门，在烈日之下抱着女儿在树荫底下徘徊。
3年后丈夫出狱，却性情大变，经常不可理喻地暴怒，妻子成了他首当其冲的发泄对象。本来，生活的重担已把叶嘉莹压得透不过气，丈夫又加重了她的身心负担，她经常噩梦连连近乎窒息，甚至有过轻生的念头，在绝望中，她只有“把自己一部分的精神感情完全杀死，才有勇气生存下来”。
后来经师友介绍，叶嘉莹到淡江、辅仁、台大3个大学任教。生下小女儿后，她没能好好休养，身体不堪重负，又染上哮喘。每天下课回家，都会感到胸部隐隐作痛，身体似已被掏空。她想起了王国维《水龙吟》中的句子“开时不与人看，如何一霎蒙蒙坠”，不免自伤。
后来王安石的一首诗，给了叶嘉莹一抹精神的灵光。诗是这样写的：“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瓦亦自破碎，匪独我血流。众生选众业，各有一机抽，切莫嗔此瓦，此瓦不自由。”她默默要求自己：不要怨天尤人，对待郁郁不得志的丈夫，也要宽容忍让。而这一忍，就是一辈子。这位情感丰富的女诗人，尽管深谙诗词中的儿女情长，自己却从未真正恋爱过。她的小女儿说，我母亲一辈子都在和诗词谈恋爱。 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
由于出色的教学业绩，叶嘉莹名声散播开来，她获得了台湾大学的教授职位。1966年，叶嘉莹受邀赴美国密歇根大学及哈佛大学讲学。后又接受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聘请，在温哥华定居下来。
在异国他乡用英语授课，叶嘉莹一方面大量阅读西方文论；另一方面，她有着自己独特的讲课方法。她对学生说：“诗歌里面是有生命的，我的英文也许不够好，我的文法、发音或许不够正确，但我讲一首诗，会把我所体会到的其中的生命感情讲出来。”她发自内心的真诚超越了语言和国界，在异国他乡让无数人爱上了中国古典诗词。
在拿到学校的终身聘书后，叶嘉莹以为自此就能安稳度日了，不料却再生变故。1976年，她的大女儿和女婿遭遇车祸，双双亡故。她强忍着悲痛为女儿女婿料理完后事，把自己关在家里，拒绝接触外面的一切友人。在这期间，她写下了10首哭女诗。
诗词不仅帮助叶嘉莹排解悲痛，更是帮助她走出这种生死劫难的力量。1977年，她终于有机会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大陆，看到火车上的年轻人在捧读《唐诗三百首》，她觉得，尽管这个民族历尽劫难，但诗歌的灵魂不死。于是重新燃起了内心的激情，决心回祖国。
1979年开始，叶嘉莹每年自费回国，在各地高校讲授诗词。当时中国“文革”刚结束，传统文化断层严重，学生们内心对于诗歌有着极大的渴求。很多教授还在用陈旧的阶级分析法解释诗歌，而叶嘉莹却讲解诗歌的“兴发感动”，并旁征博引，令学生们激动万分。
课堂上反响热烈，连叶嘉莹自己也完全沉浸其中了。“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经原辅仁大学外文系教师李霁野介绍，她来到南开大学，就此与南开结下深深的情缘。到了快退休的年纪，叶嘉莹却用讲学把生命填得满满的，她想起老师顾随先生说过的话：“一个人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重新焕发的热情，让她抛却了“小我”之狭隘和无常。
诗歌使人心不死
叶嘉莹写过：“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屈杜魂。”对她来说，“报国”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教书育人。讲课时，不管学生是初中生还是研究者，她一定尽己所能，把古典诗词的好处讲出来。对她来说，这不仅是对不对得起学生，更是“对不对得起杜甫、辛弃疾”的事情。
从上世纪40年代就开始教书，叶嘉莹的好多学生现在都是80多岁的老人了。今年她90岁生日时，有学生打电话给她，说很抱歉，老师的寿辰来不了了，因为已经不能走路了。叶嘉莹用自己澎湃的热情，深深感染了遍布世界各地的学生。台湾作家陈映真曾经回忆：“她能在一整堂课中以珠玑般优美的语言，条理清晰地讲解，使学生在高度审美的语言境界中，忘我地随着叶教授在中国旧诗词巍峨光辉的殿阙中，到处发现艺术和文学之美的惊叹。”
也有学生问过叶嘉莹：“叶先生您讲的诗词很好听，我也很爱听，可这对我们实际生活有什么帮助呢？”她这样回答：“你听了我的课，当然不能用来评职称，也不会加工资。可是，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古典诗词中蓄积了古代伟大之诗人的所有心灵、智慧、品格、襟抱和修养。诵读古典诗词，可以让你的心灵不死。”
2013年之前，叶嘉莹几乎每年都要在北美和中国之间来回奔波，不过，南开大学已然成为她从事古典诗词研究和推广的重要基地。早在11年前，叶嘉莹就受邀担任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不久前，有热爱中国诗词的友人听说她年老后将定居天津南开，决定给她捐助，与南开合作为她兴建了一栋集科研、办公、教学、生活于一体的小楼 ，定名为“迦陵学舍”。
如今，叶嘉莹正在从事一项浩繁的工程。“我教书70年，历年的讲课、讲演的录音，有2000小时以上。”她指指家里摞着的一个个行李箱，“这些都是我带回来的历年讲课录音和录像。”学生们正在帮助整理成书。她的著作文白相杂，理论性强，而讲课时深入浅出，整理出来更利于向读者普及。
晚年的叶嘉莹将传承古典文化作为自己的责任。在她看来，“人生总有一天像燃烧的火柴一样化为灰烬，如果将这有限的生命之火点燃其它木柴而使之继续燃烧，这火种就会长久地留传下去，所以古人常说‘薪尽火传’。有人曾劝我，年纪慢慢老了，该多写点书，少教些课。这话也有道理，可是当面的传达才更富有感发的生命力。如果到了那么一天，我愿意我的生命结束在讲台上……”
叶嘉莹说人生最大的困难，是找到意义和价值。这难题，她早已解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