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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勾画未来学校的理想形态，要在回望中发现，在前瞻中创造。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关于教育的论述，为我们勾画了未来理想教育的美好形态。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厚的土壤中，孕育并深蕴着宝贵的美学精神，我们可以从中国美学中去寻找、开发与构建未来学校的美学形态及其美学特征。未来学校应是一种具有“天下一家”的境界格局，充满着道德生长的意义，“情本体”的、以儿童为主体的学校形态。
关键词未来学校；未来教育；理想国；中国美学；审美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2384（2019）03-0028-04
“未来教育”“未来学校”是当下教育改革的热词。这是必然的。但是走向未来的时候，我们还要回望过往，回望过往中所蕴含的未来学校的理想形态。道理很简单，回望，既是回到事物的原点，又是在回到原点的路上触发新的想象和发现，并开始新的创造。我们多次回望过。在回望中，我们惊喜地发现：在很久很久以前，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们都已在勾画未来学校的理想形态，而且有的勾画在今天仍是适用的，是具有前瞻性的。足见，未来是个相对概念，是个过程。今天我们再次勾画未来学校的理想形态，还是要在回望中发现，在前瞻中创造。这就是走向未来的历史逻辑。
《理想国》是柏拉图在40多岁时完成的著作。那么，柏拉图心中的“理想国”是什么样呢？他对教育、对学校的理想追求是什么，又对我们今天讨论未来教育、未来学校的理想形态有什么启示？
其一，教育是国家的事业。
柏拉图说，“‘教育和培养’是国家当政者应当注意的大事，国家当政者对教育这一大事不能等闲视之”。[1]在2500年前，柏拉图对教育就有这样深刻的认知难能可贵。再细读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功在当下、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等论述，我们便可以确认：未来学校无论是何种形态，都是“国家的事业”，权且将其称为未来学校的“国家性”，这是必须坚守的；同时未来学校不管建在何处，有多么宽广的世界性，它一定是“有祖国”的。从根本上看，未来学校的形态折射出国家意志和民族发展的文化愿景及文明形态，甚或可以说，未来学校的形态在本质上是“国家形态”。
其二，教育是实现“理想国”的工具。
柏拉图还指出，实现“理想国”必须有工具，教育正是“理想国”的工具。教育这一工具，可以实现“理想国”，维持“理想国”，发展“理想国”。[2]于国家而言，教育这一工具具有战略意义，具有奠基性、全局性；教育又是一个特殊的工具，透射出国家、民族的文化特性，具有精神性、思想性；同时，教育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结合在一起，超越了其工具性本身。因此，我们应当有这样的历史判断：有什么样的教育，就会有什么样的国家和未来，工具的形态影响着国家未来学校的形态。
其三，教育必须进行制度变革。
柏拉图认为，在对待教育这一国家事业和工具大事上，必须进行制度变革。柏拉图提出的制度变革聚焦于他所憧憬的美好社会蓝图的构建上。他认为，理想的社会应当由三个阶层构成，并分别用金子、银子、铜和铁来进行描述，即哲学家身体内含有金子，军人身体内含有银子，农民和手工业者身体内含有铜和铁。这三个阶层具有不同的美德，即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而理想国社会秩序的稳定需要这四种美德；人人推崇这四种美德的社会，就是一种理想的美好社会。[3]从柏拉图隐喻式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想见，理想的教育形态（包括学校形态）是由美德构筑起来的，学校需要培养各种人才，也包括对精英人才的培养。
其四，必须构建一个完整的终身教育体系。
柏拉图提出了构建一个完整教育体系的设想。柏拉图建构的是终身教育体系，并将其大致划分为几个阶段，每个阶段有不同的培养目标和任务。他尤为重视婴幼儿的学前教育，主张儿童3岁时就应当进入附设于神庙的游戏场中接受教育；6～18岁左右，男女分别进入国家开办的学校接受普通教育；之后，未来的农民和工匠就离开学校去务农做工，未来的军人和哲学家则进入高等教育機构学习。然后在30岁、35岁时再进行选拔，其中个别出类拔萃者再经过15年的实际锻炼，才最终完成其教育，成为哲学王。[4]显然，柏拉图是以培养哲学王为教育的最高目的，但精英教育中包含着可贵的民众教育思想。从中我们领悟到，学校的理想形态应置于终身教育的宏大背景下，并体现出不同教育阶段的性质和特点。
其五，教育的任务是训练身体和陶冶心灵。
柏拉图主张教育的任务是训练身体和陶冶心灵。他说，“教育就是用体操训练身体，用音乐陶冶心灵”，其间要“用故事教育孩子们”，而故事必须是优美高尚的，他特别郑重地指出，充斥谎言的荒唐故事不能说。他还有一段十分精彩的描述：“用大才美德开辟一条道路，使我们的年轻人由此而进，如入健康之乡，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听到的，艺术作品，随处都是；使他们如坐春风，如沾花雨，潜移默化，不知不觉之间受到熏陶，从童年时，就和优美、理智融合为一。”[5]理想国不是空洞的，理想的教育形态不能脱离教育的宗旨和愿景，教育形态绝不是一种纯粹的形式，假若没有崇高的教育目的和美好的教育内容，所谓理想的学校形态只是一种面具而已，毫无意义。
综言之，柏拉图希冀用理想的教育构筑理想国，抑或说，柏拉图的理想国正是理想教育的形态，理想国是理想教育的代名词。历史证明，任何时代都在思考并追求未来教育的理想形态，而任何时代的未来教育、未来学校的理想形态都应回到“理想国”这一灿烂的概念和美好的世界去。同时笔者以为，未来学校的理想形态是永远追求的过程。正因如此，未来教育、未来学校形态才充满着神秘而极富想象的美感。
一是寻找、开发、构建“天下一家”学校形态的大格局。
上古时代，中国便已出现诗、乐、舞三位一体的乐教；西周时期又建立起礼乐文化制度，并且传承至今，影响着新的时代。春秋时期，孔子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等思想，构建了美育尤其是艺术教育的体系。孔子不仅是教育家，而且是美学家，他的美育思想及美学精神为后世的美育、美学精神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战国时期，孟子提出了“充实之谓美”；以后的宋明理学广泛吸收佛道理论之后，使中国的美育理论进一步体系化、精致化。
及至近现代，王国维的《论教育之宗旨》，蔡元培的“以美育代替宗教”，朱光潜所强调的美育对个体心灵解放的理念，丰子恺等对艺术教育新理念的践行等，无不说明，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善于借鉴西方美学思想的中国美学，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已初步架构起中国现代美育体系。“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对传统的最大超越之处，是形成了以个体独立之‘人’为本位的思维方式，重视‘人’的价值及其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并从‘人’的心理结构出发，讨论与美育相关的一系列问题。”[6]
而中国美学中这一关于人的本位思维及独特价值，体现在关于“天下体系”思想的论述中。“中国传统天下体系是一个美学化的时空体系，它是一种想象性建构”，“又从自然时空的审美认知层面，试图以礼乐为原则进行审美再造。”[7]尽管传统文化和美学中的“天下”，与当今的“天下”不完全等同，但这一美学时空体系启发我们，未来学校理想状态的架构必须有大视野、大格局，应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使命担当。为此，未来学校的理想状态当是厚植家国情怀、具有“天下一家”的大境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态。
这一理想形态，不仅是意识形态层面的，而且是美学层面的，具有独特的自由、丰富的想象，人的价值在更大时空中飞扬、驰骋，其过程是审美化的。这种具有美学特征的学校形态更富魅力，学生更喜欢，他们在其中的审美体验更愉悦，也更有深度。我们坚定地认为，不管未来学校是什么样的形态，审美化、学生喜欢，是无可非议的理想形态，是理想国应有的形态。
二是从美育与德育相互融通中寻找、开发、建构充满着道德生长意义的学校形态
中国传统文化既十分重视美育，又十分重视德育，而且美育与德育不是分离的，更不是分割的，恰恰是相互关联、相互融通的。
回到王国维的《论教育之宗旨》一文。王国维说，“古今中外教育无不以道德为中心”。后来，蔡元培、朱光潜等对王国维的观点作了补充。蔡元培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中说，美育是德育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阐释：“美感者，合美丽与尊严而言之，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津梁”，美育是德育之途径，之手段。朱光潜认为，从伦理上看，美是一种善；从美感上看，善也是一种美。朱光潜还认为，孔子的育人之道“始于美育，终于德育”。他反复强调，高尚道德的养成要从怡情养性做起，“美感教育的功用就在怡情养性，所以是德育的基础功夫”。[8]其实，中国美学思想既植根于中华文化的土壤中，又是开放的，尤其是到了近现代，中国美学从西方美学理论中进行吸收并借鉴。这样的吸收与借鉴可以将美育与德育相融通的状态概括为：道德是美的基石，美是道德的象征。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美学思想中美育与德育的融通，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奠定了理论基础，并提供了方法论的策略。翻开中国文化大典，跃入眼帘的是“立德”与“树人”的思想精髓。古人所提倡的人生“三不朽”，排在首位的便是“立德”。据此，习近平总书记鲜明地指出，“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德，将中华传统文化的本色与底色—伦理道德阐发得尤为深刻。同时，中华传统文化又有非常鲜明的“树人”思想精髓：“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立德”与“树人”的自然契合，表达了中华民族育人的初心，成为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根本任务，这本身就具有美学的特征。
由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是在过去、现在或是将来，学校的理想形态都具有道德性，都充满着道德生长的意义。倘若用杜威的观点“道德教育是教育的最高的、最终的目的”来诠释，那么学校的理想形态应是以道德教育为最高最终目的的形态，是道德意义生长的形态。显然，丢失道德意义的未来学校形态，便是抛却了教育的基石，美也便成了毫无意义和价值的装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也就无法落实。
三是从“情本体”的理论中去寻找、开发、构建有温度有美好表情的学校形态
中国美学中有一个重要的理论：情本体。所谓“本体”，李泽厚作了十分明确的界分：“‘本体’，是‘本根’、‘根本’、‘最后实在’的意思。”[9]那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体”呢？抑或什么是中国美学的“本体”呢？李泽厚毫不含糊地说，是“情本体”，即“是以‘情’为人生的最终实在、根本”。为此，他作了一个基本梳理：“在中国，先秦孔孟和郭店竹简原典儒学则对‘情’有理论话语和哲学关切。‘逝者如斯夫’‘汝安乎’（孔子）、‘道始于情’（郭店竹简）、‘恻隐之心’（孟子），都将‘情’作为某种根本或出发点。”接着他又说，“此‘情’是情感，也是情境”。[10]他还引用一些著名學者的观点来佐证，比如梁漱溟的观点，“周孔教化，亦不出于理知，而以情感为根本”；又如钱穆的观点，“中国儒学思想则更着重此心之情感部分”，“知情意三者之间，实以情为主”。他还主张“道始于情”，而非“道始于理”。从这一角度出发，李泽厚还认为，“历史本体论的关键是‘情理结构’”。[11]而且他主张“情本体”应在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判断“情本体”就是哲学。循着这样的思路，我们需要追问的是，究竟什么是“情本体”？李泽厚认为，“‘情本体’是人类学历史本体论所讲中国传统作为乐感文化的核心”。[12]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乐感文化，“情本体”是乐感文化的核心，可见“情本体”具有何等的文化价值和哲学地位，同时乐感也是教育应有的文化自觉和价值追求。 其实，艺术教育、审美教育本质上是一种情感教育，是有温度的教育，以情为纽带，以情为磁石，带动学生的认知、思维，促进学生深度体验，并从中获得审美愉悦。同时，“情本体”之“情”亦为情境，为此教育也应回到人世间的各种具体情境中，使学生的认知、思维落实到人世的情感中来，让学生快乐起来，并以快乐的心情来学习。
那么，“情本体”理论关照和关切下的学校形态是什么样呢？答案非常明确：学校绝不是一个冷冰冰的空间，而应当是以人为核心的共同体。共同体好比是冰天雪地中的火炉，可以温暖每一个人的心；好比是大风大浪中的港湾，可以让漂泊的船只拥有安全感、幸福感。这样，学校形态尤其是未来学校的理想形态便超越了物理和技术，有了温度，有了快乐的表情，具有了美学特征。在真实的情感陪伴下，在丰富的情境中，学生的核心素养也便得到培育与发展。
四是从“儿童是美”理论中寻找、开发、建构以儿童为主体的学校形态。
在中国美学中，儿童有着重要的地位。李贽的名言“夫童心者，真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已成为经典的儿童观，而“真为美”又是中国美学的又一重要理念。丰子恺认为，儿童犹如星辰。1928年，三十而立的丰子恺在故乡浙江桐乡写下散文《儿女》，文章结尾这么说，“近来我的心为四事所占据了：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这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是在世间与我因缘最深的儿童，他们在我心中占有与神明、星辰、艺术同等的地位”。儿童是丰子恺画作中创作的源泉，体现着其画作真率之趣，进而构筑了他自己和儿童的人格。儿童有自己的伟大之处。这伟大之处，陶行知的《小孩不小歌》说得特别深刻、精彩：“人人都说小孩小，谁知人小心不小。你若小看小孩子，便比小孩还要小。”“心不小”是一种伟大的志向，是无限的可能性。可能性是儿童的未来性、发展性和创造性，是儿童梦想驱动下令人惊诧的想象力、批判精神和创新能力。儿童是小的，又是“大”的；儿童是稚嫩的，又是深刻的。儿童是美的。
童心还可以超越年龄。儿童教育家李吉林说自己是长大的儿童，正是对教师童心的生动诠释。老子认为，人最终在精神状态上复归于婴孩。而这一切，又都化归凝练为四个字：童心母爱。儿童教育家斯霞将童心母爱化作自己的信念，并成为其人格的显著特征。当然，她的母爱是将母亲之爱、教师之爱、祖国之爱融为一体，又具体落实在“教书育人”这四个字上。“教书育人”这一纯粹的中国话语，将“儿童是美的”这一中国美学与教育学统一、融通起来，化作学校最为丰富、最为生动、最为精彩的形态，又化作最具中国特色的气象。讨论学校形态，离不开儿童。此时的儿童，已不仅是年龄上的界定，而是让校园里所有的人，包括教师、员工，都成为儿童。儿童们的对话，编织了学校美丽的形态，相信这一形态在未来定会放射出意想不到的光彩。
参考文献：
[1][2][3][4][5] 单中惠，朱镜人.外国教育经典解读[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6] 吴为山.以美育提升人文素养筑牢文化自信[N].光明日報，2019-02-01.
[7] 刘成纪.论中国美学的天下体系[J].探索与争鸣，2018，（8）.
[8] 杜卫.中国现代美学中的美育德育融合论[N].光明日报，2018-06-25.
[9][10][11][12] 李泽厚.人类学历史本体论[M].青岛：青岛出版社，2016.
关键词未来学校；未来教育；理想国；中国美学；审美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2384（2019）03-0028-04
“未来教育”“未来学校”是当下教育改革的热词。这是必然的。但是走向未来的时候，我们还要回望过往，回望过往中所蕴含的未来学校的理想形态。道理很简单，回望，既是回到事物的原点，又是在回到原点的路上触发新的想象和发现，并开始新的创造。我们多次回望过。在回望中，我们惊喜地发现：在很久很久以前，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们都已在勾画未来学校的理想形态，而且有的勾画在今天仍是适用的，是具有前瞻性的。足见，未来是个相对概念，是个过程。今天我们再次勾画未来学校的理想形态，还是要在回望中发现，在前瞻中创造。这就是走向未来的历史逻辑。
一、回望：未来学校应当是“理想国”的美好形态
《理想国》是柏拉图在40多岁时完成的著作。那么，柏拉图心中的“理想国”是什么样呢？他对教育、对学校的理想追求是什么，又对我们今天讨论未来教育、未来学校的理想形态有什么启示？
其一，教育是国家的事业。
柏拉图说，“‘教育和培养’是国家当政者应当注意的大事，国家当政者对教育这一大事不能等闲视之”。[1]在2500年前，柏拉图对教育就有这样深刻的认知难能可贵。再细读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功在当下、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等论述，我们便可以确认：未来学校无论是何种形态，都是“国家的事业”，权且将其称为未来学校的“国家性”，这是必须坚守的；同时未来学校不管建在何处，有多么宽广的世界性，它一定是“有祖国”的。从根本上看，未来学校的形态折射出国家意志和民族发展的文化愿景及文明形态，甚或可以说，未来学校的形态在本质上是“国家形态”。
其二，教育是实现“理想国”的工具。
柏拉图还指出，实现“理想国”必须有工具，教育正是“理想国”的工具。教育这一工具，可以实现“理想国”，维持“理想国”，发展“理想国”。[2]于国家而言，教育这一工具具有战略意义，具有奠基性、全局性；教育又是一个特殊的工具，透射出国家、民族的文化特性，具有精神性、思想性；同时，教育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结合在一起，超越了其工具性本身。因此，我们应当有这样的历史判断：有什么样的教育，就会有什么样的国家和未来，工具的形态影响着国家未来学校的形态。
其三，教育必须进行制度变革。
柏拉图认为，在对待教育这一国家事业和工具大事上，必须进行制度变革。柏拉图提出的制度变革聚焦于他所憧憬的美好社会蓝图的构建上。他认为，理想的社会应当由三个阶层构成，并分别用金子、银子、铜和铁来进行描述，即哲学家身体内含有金子，军人身体内含有银子，农民和手工业者身体内含有铜和铁。这三个阶层具有不同的美德，即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而理想国社会秩序的稳定需要这四种美德；人人推崇这四种美德的社会，就是一种理想的美好社会。[3]从柏拉图隐喻式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想见，理想的教育形态（包括学校形态）是由美德构筑起来的，学校需要培养各种人才，也包括对精英人才的培养。
其四，必须构建一个完整的终身教育体系。
柏拉图提出了构建一个完整教育体系的设想。柏拉图建构的是终身教育体系，并将其大致划分为几个阶段，每个阶段有不同的培养目标和任务。他尤为重视婴幼儿的学前教育，主张儿童3岁时就应当进入附设于神庙的游戏场中接受教育；6～18岁左右，男女分别进入国家开办的学校接受普通教育；之后，未来的农民和工匠就离开学校去务农做工，未来的军人和哲学家则进入高等教育機构学习。然后在30岁、35岁时再进行选拔，其中个别出类拔萃者再经过15年的实际锻炼，才最终完成其教育，成为哲学王。[4]显然，柏拉图是以培养哲学王为教育的最高目的，但精英教育中包含着可贵的民众教育思想。从中我们领悟到，学校的理想形态应置于终身教育的宏大背景下，并体现出不同教育阶段的性质和特点。
其五，教育的任务是训练身体和陶冶心灵。
柏拉图主张教育的任务是训练身体和陶冶心灵。他说，“教育就是用体操训练身体，用音乐陶冶心灵”，其间要“用故事教育孩子们”，而故事必须是优美高尚的，他特别郑重地指出，充斥谎言的荒唐故事不能说。他还有一段十分精彩的描述：“用大才美德开辟一条道路，使我们的年轻人由此而进，如入健康之乡，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听到的，艺术作品，随处都是；使他们如坐春风，如沾花雨，潜移默化，不知不觉之间受到熏陶，从童年时，就和优美、理智融合为一。”[5]理想国不是空洞的，理想的教育形态不能脱离教育的宗旨和愿景，教育形态绝不是一种纯粹的形式，假若没有崇高的教育目的和美好的教育内容，所谓理想的学校形态只是一种面具而已，毫无意义。
综言之，柏拉图希冀用理想的教育构筑理想国，抑或说，柏拉图的理想国正是理想教育的形态，理想国是理想教育的代名词。历史证明，任何时代都在思考并追求未来教育的理想形态，而任何时代的未来教育、未来学校的理想形态都应回到“理想国”这一灿烂的概念和美好的世界去。同时笔者以为，未来学校的理想形态是永远追求的过程。正因如此，未来教育、未来学校形态才充满着神秘而极富想象的美感。
二、寻觅：从中国美学中去寻找、开发与构建未来学校的美学形态
尽管《理想国》诞生于西方，却和同样久远的中华传统文化殊途同归。我们今天讨论未来学校的理想形态，构建未来学校的理想国，完全可以从中华文化土壤里寻觅答案。尤其是未来学校的美学形态及其美学特征，可以从中国美学中去寻找、开发与构建。一是寻找、开发、构建“天下一家”学校形态的大格局。
上古时代，中国便已出现诗、乐、舞三位一体的乐教；西周时期又建立起礼乐文化制度，并且传承至今，影响着新的时代。春秋时期，孔子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等思想，构建了美育尤其是艺术教育的体系。孔子不仅是教育家，而且是美学家，他的美育思想及美学精神为后世的美育、美学精神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战国时期，孟子提出了“充实之谓美”；以后的宋明理学广泛吸收佛道理论之后，使中国的美育理论进一步体系化、精致化。
及至近现代，王国维的《论教育之宗旨》，蔡元培的“以美育代替宗教”，朱光潜所强调的美育对个体心灵解放的理念，丰子恺等对艺术教育新理念的践行等，无不说明，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善于借鉴西方美学思想的中国美学，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已初步架构起中国现代美育体系。“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对传统的最大超越之处，是形成了以个体独立之‘人’为本位的思维方式，重视‘人’的价值及其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并从‘人’的心理结构出发，讨论与美育相关的一系列问题。”[6]
而中国美学中这一关于人的本位思维及独特价值，体现在关于“天下体系”思想的论述中。“中国传统天下体系是一个美学化的时空体系，它是一种想象性建构”，“又从自然时空的审美认知层面，试图以礼乐为原则进行审美再造。”[7]尽管传统文化和美学中的“天下”，与当今的“天下”不完全等同，但这一美学时空体系启发我们，未来学校理想状态的架构必须有大视野、大格局，应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使命担当。为此，未来学校的理想状态当是厚植家国情怀、具有“天下一家”的大境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态。
这一理想形态，不仅是意识形态层面的，而且是美学层面的，具有独特的自由、丰富的想象，人的价值在更大时空中飞扬、驰骋，其过程是审美化的。这种具有美学特征的学校形态更富魅力，学生更喜欢，他们在其中的审美体验更愉悦，也更有深度。我们坚定地认为，不管未来学校是什么样的形态，审美化、学生喜欢，是无可非议的理想形态，是理想国应有的形态。
二是从美育与德育相互融通中寻找、开发、建构充满着道德生长意义的学校形态
中国传统文化既十分重视美育，又十分重视德育，而且美育与德育不是分离的，更不是分割的，恰恰是相互关联、相互融通的。
回到王国维的《论教育之宗旨》一文。王国维说，“古今中外教育无不以道德为中心”。后来，蔡元培、朱光潜等对王国维的观点作了补充。蔡元培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中说，美育是德育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阐释：“美感者，合美丽与尊严而言之，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津梁”，美育是德育之途径，之手段。朱光潜认为，从伦理上看，美是一种善；从美感上看，善也是一种美。朱光潜还认为，孔子的育人之道“始于美育，终于德育”。他反复强调，高尚道德的养成要从怡情养性做起，“美感教育的功用就在怡情养性，所以是德育的基础功夫”。[8]其实，中国美学思想既植根于中华文化的土壤中，又是开放的，尤其是到了近现代，中国美学从西方美学理论中进行吸收并借鉴。这样的吸收与借鉴可以将美育与德育相融通的状态概括为：道德是美的基石，美是道德的象征。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美学思想中美育与德育的融通，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奠定了理论基础，并提供了方法论的策略。翻开中国文化大典，跃入眼帘的是“立德”与“树人”的思想精髓。古人所提倡的人生“三不朽”，排在首位的便是“立德”。据此，习近平总书记鲜明地指出，“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德，将中华传统文化的本色与底色—伦理道德阐发得尤为深刻。同时，中华传统文化又有非常鲜明的“树人”思想精髓：“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立德”与“树人”的自然契合，表达了中华民族育人的初心，成为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根本任务，这本身就具有美学的特征。
由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是在过去、现在或是将来，学校的理想形态都具有道德性，都充满着道德生长的意义。倘若用杜威的观点“道德教育是教育的最高的、最终的目的”来诠释，那么学校的理想形态应是以道德教育为最高最终目的的形态，是道德意义生长的形态。显然，丢失道德意义的未来学校形态，便是抛却了教育的基石，美也便成了毫无意义和价值的装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也就无法落实。
三是从“情本体”的理论中去寻找、开发、构建有温度有美好表情的学校形态
中国美学中有一个重要的理论：情本体。所谓“本体”，李泽厚作了十分明确的界分：“‘本体’，是‘本根’、‘根本’、‘最后实在’的意思。”[9]那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体”呢？抑或什么是中国美学的“本体”呢？李泽厚毫不含糊地说，是“情本体”，即“是以‘情’为人生的最终实在、根本”。为此，他作了一个基本梳理：“在中国，先秦孔孟和郭店竹简原典儒学则对‘情’有理论话语和哲学关切。‘逝者如斯夫’‘汝安乎’（孔子）、‘道始于情’（郭店竹简）、‘恻隐之心’（孟子），都将‘情’作为某种根本或出发点。”接着他又说，“此‘情’是情感，也是情境”。[10]他还引用一些著名學者的观点来佐证，比如梁漱溟的观点，“周孔教化，亦不出于理知，而以情感为根本”；又如钱穆的观点，“中国儒学思想则更着重此心之情感部分”，“知情意三者之间，实以情为主”。他还主张“道始于情”，而非“道始于理”。从这一角度出发，李泽厚还认为，“历史本体论的关键是‘情理结构’”。[11]而且他主张“情本体”应在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判断“情本体”就是哲学。循着这样的思路，我们需要追问的是，究竟什么是“情本体”？李泽厚认为，“‘情本体’是人类学历史本体论所讲中国传统作为乐感文化的核心”。[12]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乐感文化，“情本体”是乐感文化的核心，可见“情本体”具有何等的文化价值和哲学地位，同时乐感也是教育应有的文化自觉和价值追求。 其实，艺术教育、审美教育本质上是一种情感教育，是有温度的教育，以情为纽带，以情为磁石，带动学生的认知、思维，促进学生深度体验，并从中获得审美愉悦。同时，“情本体”之“情”亦为情境，为此教育也应回到人世间的各种具体情境中，使学生的认知、思维落实到人世的情感中来，让学生快乐起来，并以快乐的心情来学习。
那么，“情本体”理论关照和关切下的学校形态是什么样呢？答案非常明确：学校绝不是一个冷冰冰的空间，而应当是以人为核心的共同体。共同体好比是冰天雪地中的火炉，可以温暖每一个人的心；好比是大风大浪中的港湾，可以让漂泊的船只拥有安全感、幸福感。这样，学校形态尤其是未来学校的理想形态便超越了物理和技术，有了温度，有了快乐的表情，具有了美学特征。在真实的情感陪伴下，在丰富的情境中，学生的核心素养也便得到培育与发展。
四是从“儿童是美”理论中寻找、开发、建构以儿童为主体的学校形态。
在中国美学中，儿童有着重要的地位。李贽的名言“夫童心者，真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已成为经典的儿童观，而“真为美”又是中国美学的又一重要理念。丰子恺认为，儿童犹如星辰。1928年，三十而立的丰子恺在故乡浙江桐乡写下散文《儿女》，文章结尾这么说，“近来我的心为四事所占据了：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这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是在世间与我因缘最深的儿童，他们在我心中占有与神明、星辰、艺术同等的地位”。儿童是丰子恺画作中创作的源泉，体现着其画作真率之趣，进而构筑了他自己和儿童的人格。儿童有自己的伟大之处。这伟大之处，陶行知的《小孩不小歌》说得特别深刻、精彩：“人人都说小孩小，谁知人小心不小。你若小看小孩子，便比小孩还要小。”“心不小”是一种伟大的志向，是无限的可能性。可能性是儿童的未来性、发展性和创造性，是儿童梦想驱动下令人惊诧的想象力、批判精神和创新能力。儿童是小的，又是“大”的；儿童是稚嫩的，又是深刻的。儿童是美的。
童心还可以超越年龄。儿童教育家李吉林说自己是长大的儿童，正是对教师童心的生动诠释。老子认为，人最终在精神状态上复归于婴孩。而这一切，又都化归凝练为四个字：童心母爱。儿童教育家斯霞将童心母爱化作自己的信念，并成为其人格的显著特征。当然，她的母爱是将母亲之爱、教师之爱、祖国之爱融为一体，又具体落实在“教书育人”这四个字上。“教书育人”这一纯粹的中国话语，将“儿童是美的”这一中国美学与教育学统一、融通起来，化作学校最为丰富、最为生动、最为精彩的形态，又化作最具中国特色的气象。讨论学校形态，离不开儿童。此时的儿童，已不仅是年龄上的界定，而是让校园里所有的人，包括教师、员工，都成为儿童。儿童们的对话，编织了学校美丽的形态，相信这一形态在未来定会放射出意想不到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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