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和中国两国关系史的研究，一直是现当代史领域的热点和难点。两国从兄弟般的友谊，到公开论战，再到剑拔弩张、甚至流血对抗，其根本原因和重要的事件的真相学界都没有一致的认识，研究的困境一方面在于相关的档案材料尚未解密，而意识形态方面仍存在的诸多禁忌也影响了研究的客观和公正，使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一直步履维艰。而对中国而言，中苏关系几乎影响了几代人的生活，广大的中国民众对两国关系的急遽变化摸不着头脑，无所适从，于是种种臆断和猜测不绝于耳。
　　几十年来，我国史学研究者发表的关于两国关系的著作也有不少，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为纯学术出版物，特别是依据近年俄罗斯、美国、中国台湾相关档案开放的研究著作，对中苏两党、两国问题，《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问题，两国与朝鲜战争的问题，两国论战及交恶问题，以及两国在波匈事件中的立场、作用，直至两国的边界纠纷、冲突等等重大事件，我国学者都能引经据典、言之凿凿，有了新的认识和解读。但是，这些研究成果的受众往往是高端的学者或专业人员，普通大众往往没机会读到或没有兴趣读下去。
　　另一类为通俗出版物，大多是根据市场口味写作。写中苏两国关系如同写小说，对于重大事件猜测多于实证，甚至有的胡编乱造，可读性也许有，但是真实性无从说起。当然，有些人会说这样的演绎作品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如果真的能“大事不虚”当然很好，但事情往往并不是这样。中苏关系的研究中很多过去以为是“不虚”的大事，现在往往被新公布的档案或新的研究成果证明其实“虚得很”。
　　《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的作者何明是从事中苏关系史研究的专业人员，但本书却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而是蕴含着学术水准的通俗性作品。读这本书如同在听中苏两国间的一个个充满了戏剧性的故事，而更有意思的是何明在这些故事中展示了近年来中苏关系史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比如，有关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为什么会出兵以及出兵后中国的得失等种种问题，人们大都有所了解，不过如果细细考问，恐怕又会语焉不详，似是而非。
　　本书明确告诉读者，朝鲜战争是北方政府在精心策划后率先发动的。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北朝鲜部队迅速越过三八线，向南推进，28日朝鲜人民军即占领了汉城。这些虽然在学界早有共识，但普通读者并不清楚，许多人的对这一事情的认识还停留在“南方政府不断战争挑衅，北方被迫反击”，或者就是“南方坚持武力统一，北方也做了必要的准备”，结果朝鲜战争爆发了等过去的宣传口径上。作者说，如果事实果真如此的话，疑问就出现了：为什么说南方政府不断扩军备战，对“北进”信誓旦旦，而战争刚一打响，迅速展开大规模攻势的却是北朝鲜军队?其实，早在2000年，军事科学院编著的《抗美援朝战争史》就利用已公开的苏联档案，指出了自1950年1月以来，北方政府与苏联领导人密切协商，并使斯大林“同意朝鲜领导人对局势的分析和准备以军事方式实现国家统一的设想”等史实。而同期发表的很多专业论文和专著，对北方政府如何征得斯大林同意并凭借苏联的武器支援发动朝鲜战争，也有极为细致的论述。不过这些成果都局限在学术圈内，未能对大众产生影响。
　　关于中国何时决定出兵的问题。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研究抗美援朝出兵问题时，学者常常会引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所公布的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说明毛泽东这一天已经表明了决心出兵的态度。但是，俄国学者在斯大林个人档案中，没有查阅到这封电报，相反却找到了一封10月3日经由苏联大使转发给斯大林的毛泽东表示暂时不能出兵的电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有人甚至怀疑中国公布的第一封电报是伪造的。后来，经过严格的比对查验，中外学界达成共识，两封电报都是真实的，但是10月2日的电报写好了却并未发出。未发出的原因是当天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多数人对出兵朝鲜表示异议，毛泽东曾一度改变了出兵的态度。本书对中共高层决策出兵朝鲜的整个过程，进行了细致入微、绘声绘色的刻画，言之有据，令人信服。
　　书中对中国介入朝鲜战争付出的代价也不隐讳，“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不说，这一参战，反而使中国丧失了解放台湾的时机”。不过，作者并没有就中国如何“丧失了解放台湾的时机”展开论述，也许是因为这一问题太复杂吧。所谓“丧失了解放台湾的时机”的由来是这样的：1950年1月5日和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分别发表声明和讲话，声称“美国目前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并且宣称美国的安全线既不包括台湾，也不包括南朝鲜，美国不会为了保护这些地方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这样，中共得以紧锣密鼓地准备武力统一台湾。然而，朝鲜北方政府的进攻计划率先得到了莫斯科的批准，中共对此只得表示同意。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爆发仅两天，即6月27日，杜鲁门宣布台湾未来地位尚未确定，并命令第七舰队阻止任何对台湾的进攻，确保台湾及台湾海峡的中立化，防止战争蔓延。在毛泽东看来，美国的这一行动，无异于救了国民党的命。显然，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的存在是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而不是中国参战。但是，在中国出兵朝鲜之后，倒是出现过解决台湾问题的两次外交机遇：
　　第一次是在1950年12月，当时志愿军在军事上的优势明显，美国及联合国军尚未从打击中清醒过来。由联合国第一次在朝鲜战争问题上发生公开的意见分歧，十三个亚洲国家的代表团联合向中国和朝鲜发出呼吁，并起草了《朝鲜和平方案》，主张立即停火，中美两国军队撤出朝鲜，美军撤离台湾海峡，南北朝鲜军队解除武装，由联合国成员国组成的少量部队和联合国朝鲜委员会留在朝鲜，完成选举后撤走。随后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亚洲十三国提案。第二次是1951年1月，联合国“朝鲜停火三人小组”正式提交了达成朝鲜停战和和平解决远东问题分五步的方案，包括立即安排停火并确保它不会被利用来作为发动新的攻势的准备，非朝鲜的军队分阶段撤出朝鲜，设立包括美、苏、英和中国四国政府代表在内的适当机构，讨论解决包括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在内的远东和平问题等。很可惜，这两次解决台湾问题的外交机遇，中国未能抓住。
　　苏联的影子在朝鲜问题上无处不在，其结果更牵动着中国的利害得失。中苏间的许多重大事件，都具有类似的复杂性，而将众多的重大事件及其复杂性在一本三十余万字的书中写清楚的确不易。作者采取了将学术研究新成果融入细节之中来展现学界对重大事件的新认识，很值得称道。举个小例子，关于由谁挂帅出征朝鲜的问题，一直有“毛泽东同志原先决定让林彪去朝鲜指挥志愿军，可他害怕，托词有病，硬是不肯去”的提法，作者只说“受毛泽东器重并准备委以志愿军总司令的林彪，却明确表示不赞成出兵朝鲜”，并认为“林彪的话不无道理”，这种看法其实包含着近年来学术界出现的实事求是精神。军事科学院编著的《抗美援朝战争史》中就明确指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最初考虑挂帅出兵人选时，首先考虑的是粟裕或林彪，并非只是一个林彪，而后来改为彭德怀，也不是因为他们害怕不肯去，而是因为“林彪和粟裕均有病在身，不能挂帅出征”。类似这样的细节本书中随处可见，它不仅使读者了解到重大事件的真相，也反映出学界在中苏关系领域研究上求真的进步。
　　
　　(《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何明著，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版，5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