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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中国学会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8月版，以下凡引此书，均仅注页码)是吴小龙博士生前最重要的一部学术著作。此书在作者2001年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历时五年补充修订方正式出版。
少年中国学会这个在五四时期青年社团中，会员最多、历史最长、影响深远的学会一向为学界所忽视。除去众所周知的原因外，它成立的时间，也影响了它的成长和历史地位的确立。五四时期最辉煌的事件，一个是1915年9月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另一个是1919年5月4日的“五四”学生运动。如果说，前者主要是由《新青年》杂志编辑部的一批新派知识人中的老师辈所领导，后者则与学生社团——“新潮社”与“国民杂志社”有关。从时间上看，少年中国学会筹备于1918年6月30日，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此时新文化运动早已结束，“五四”学生运动基本告一段落，“主义”的角逐与新生社团的大量出现成了那时节的社会生态。而新文化一代老师辈思想取向上的分歧也已经肇端于世。从人员的组成看，少年中国学会中既有原《新青年》编辑部老师辈中的李大钊，也有属于学生辈的王光祈、邓中夏、恽代英、黄日葵、徐彦之等。从地域上看，会员分布在北京、成都、南京以及法国巴黎。这些也给学会本身的持续发展带来了困难。
然而，时间上的“不利”，对后世的研究者来说，恰可能是一个契机。因为通过少年中国学会的个案，也可以看到在时局急骤变化之时，现代中国的青年知识人的思想变化以及他们如何在社会的影响之下做出个人不同的选择。其实，这未始不是吴小龙研究少年中国学会的初衷。学术研究讲的是“有学术的思想，有思想的学术”，从研究的选题上，已经能见出学者的眼光和学问的高下了。
民间社团是近代中国的一个新生事物。早期的社团，一般是由开明士绅或青年学生所组建。按照学者的归纳，二十世纪初新知识界的社团的特征有二：一是民间性质，很少官方色彩；二是其成员以新知识界为主体，士多绅少，而且绅也主要是与文教新闻事业有关之人，商或与商、官关系密切的绅较少介入(参见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5月版，第288页)。五四时期的学生社团，像国民杂志社和新潮社分别成立于1918年10月和11月，它们与“五四”的前兆，1918年5月北京学生为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而发起的首次大规模请愿有关。据周太玄(无)回忆，少年中国学会的酝酿期从1917年秋开始，差不多经历了一年。筹备期则始于上述的1918年6月30日(《关于参加发起少年中国学会的回忆》，见《五四时期的社团》(1)，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第536～549页)。显然，它也是北京学生首次大规模请愿的产物。
我们不能说，五四时期新知识界的社团都起于爱国或者救国，但是，说大部分的社团都是以富于民族主义性质的爱国或者救国为号召而组建，应该不会错。少年中国学会也不例外。但与国民杂志社不同，它没有一开始就以“行动”为目的，致力于国民运动，而是像新潮社一样，将思想与学术作为自身努力的方向。正如作者指出的，“在‘少中’的活动构想中，学术研究的内容占着主要的位置”(第17页)。
矛盾也就在这里。一方面是现实的爱国或救国，一方面是非现实的学术研究的诉求，彼此之间的层面交错，已经为少年中国学会后来的分裂和解体埋下了引线。然而，内在的矛盾在筹备期只是潜伏在那里，如果一下子就爆发出来，也不会有历时七年的少年中国学会。这中间，筹备人的热情、“少年中国”的理想是一个很好的柔顺剂。而青年人之间的友情、乡谊则是结社的粘合剂。左舜生后来回忆说：“在最初几年‘少中’的会员问，实在没有给我留下半点不良的印象，这与我后来所过的党人的生活，和政治上一切钩心斗角的把戏，真是截然不同，而具有充分的人味”(第50页)。“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第19页。此宗旨在学会正式成立时，改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少年中国学会筹备初期所提出的学会宗旨充满了理想主义。而学会的目标，用王光祈的话说，就是“集合全国青年，为中国创造新生命，为东亚辟一新纪元”(同前)。
对“新纪元”的向往，在1919年的中国并不鲜见，不仅王光祈，李大钊也一样。后者曾经在《每周评论》上撰文，题目即是《新纪元》。可见，乐观的理想主义也是部分新文化老师辈的思想底色。作为少年中国学会最主要筹备人，少年中国学会的“灵魂”人物王光祈是值得注意的。这位中国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与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陈独秀、李大钊关系密切。笔者曾统计过《每周评论》作者的发文情况，在《每周评论》中，除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以外，王光祈与张申府、张慰慈的发文数量并列第四位。如果不是后来他着力于《少年中国》的编辑及少年中国学会的日常工作，很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文章在《每周评论》上出现。
也许我们可以不同意作者把少年中国学会对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认同归结为“对一种理想社会的真诚而急切的信念”、“对科学、理性的无上崇仰”和“对现实政治的否定、拒绝和回避”(第8页)等三个方面。因为不仅少年中国学会成员的思想充满了多歧性，李大钊很早即注意到成员间的思想差异，而且新文化运动也并不是三个方面所能涵盖的。但少年中国学会与新文化老师辈的关联确实相当紧密，哪怕成员间思想的差异性上也是一致的。
思想的差异性本身就是学会政治的一部分，少年中国学会成员对此并非没有自觉，相反努力在追求着这个境界。他们的理想中的学会是砥砺品德，研究学术的团体，而不是政党性质的组织，就连少年中国学会中政治意识最强，后来成为青年党党魁的曾琦在1919年10月留法之前也发表公开信提醒同人要“严防政党的利用”(第48页)。但正如作者所言，理想的宽泛使少年中国学会区别于其它具有党派性质的团体，而各说各话地表述理想，也是在高度的理想认同的前提下进行的。(第52～54页)左舜生“由少数同志组成一种学术事业生活的共同集合体”以对抗“愚昧”、“生计的艰难”以及“缺少精神修养”等“人生的堕落”的愿望(第63页)之所以得到王光祈的热烈响应，是因为在一个急骤变化的时代，知识青年们企望走出迷惘和困惑，他们寻求理想的新生活的诉求是相同的。
少年中国学会筹建前后，他们设想的几乎全是文化事业，无论是刊布图书、发行杂志，还是组织演讲以及学术谈话会，都是在思想文化的范畴之内的。如果少年中国学会就这样发展下去，它在思想文化上的成就是不可估量的。但1919年“五四”以后的中国，书斋里学术已经受到质疑，变得不再时髦。这无疑影响到青年知识人的选择。而从学会组成看，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本身就在谋求对社会生活产生直接影响的思想与学术。
学会政治的单纯性、理想性同时也造成了它的脆弱。特别是，当原先只是作为背景存在的那个民族主义的初衷得到社会氛围的簇拥而转变成似乎是改造旧社会、构建新生活的坦途时，知识人对纯粹学术研究的价值和意义的怀疑也就容 易被强化。
应该说，在那个时节，公共空间并非那样逼仄。相对而言，民间学会并没有受到多少来自政府的强力干扰，其活动空间不仅存在，而且有继续发展的可能。但历史的复杂性正在于它的不随人愿的悖谬。少年中国学会的分裂首先不是来自于外部，它本身的人员组成已预示了解体的可能性。按照作者的描述，少年中国的几个分会中就有差别。上海会员后来多投身于学术和教育，北京会员后来有不少是共产党人，而巴黎会员则多为国家主义派(第100页)。所以，1919年7月，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伊始，《少年中国》杂志上出现学会取向的讨论就是势所必然。上海会员担心过分政治化可能给学会带来麻烦，呼吁“暂多研究‘学理’，少叙述‘主义’”，北京会员则在日益政治化中表现出对政治上的“登台一试”和从事“社会革命”的宽容，而巴黎会员的明确的“主义”倾向也在对学理与“主义”关系的解释中表露无遗(参见第95～100页)。
但是，学会政治毕竟是以学术为主导的，学术的梦想在少年中国学会成立最初的几年中一直是其大多数成员不愿丢弃的。而且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思想上的宽容这类“新传统”也成为少年中国学会成员们的基本价值观。他们在学会内部是可以容忍异己，彼此迁就的。所以，争论归争论，少年中国学会并没有因此解体。不过，随着成员于会外的角色变化，少年中国学会内部的思想分歧也日渐显著。
1920年8月16日，李大钊正式提出少年中国学会确立一种“主义”的动议，但直到差不多一年后，“主义”问题仍不为大多数少年中国学会成员所认同。1921年7月，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召开第一届年会。“主义之争”再成重点。但与此同时，学科研究会的提议也得到大多数成员的响应，从人文、社会科学到理工专业的九个学科研究会作为二级学会立即成立(具体见第110～111页)。可见，多数成员严守学会特性的学术研究的取向仍居主流。然而，提倡“主义”者的鼓吹，也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少年中国学会成立初衷里的那部分社会关怀的情结。加入“旧社会”被当成“狭义的政治”，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多不屑为之，但作为“广义的政治活动”，“打破现在政治组织从事革命者”，还是有吸引力的。后者在南京年会上一付诸表决，即有19人赞同，3人反对。所以，作者分析说，“怎样从事政治、从事何种政治、以何种主义为政治活动的指导思想——这才是少年中国学会内部争论的关键所在(参见第116页)。
南京年会的确是少年中国学会从学术转向现实政治的标志。此后，学会成员的角色变化已成事实，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等信仰共产主义，是新成立的北平中共北方发起组的主要成员，1921年7月又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骨干成员；两年后，即1923年，少年中国学会中的国家主义者曾琦、李璜等人在巴黎正式成立中国青年党，他们于1924年归国，创办《醒狮周报》，鼓吹其国家主义的政治主张。1922年的杭州年会讨论的重点变成了政治活动问题。而一年后的苏州年会用“提倡青年为民族独立运动”替代原来的“以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作为少年中国学会的宗旨(第212页)，也标志着学会政治的解体，知识人团体的政党化的确立。
当然，在共产主义者与国家主义者这两极之间，仍有希望保持学会学术特性的成员，他们后来也在身体力行成就自己的思想革命或学术救国之梦。这中间，对少年中国学会贡献最多的王光祈似乎最为突出。我们有时候甚至想不出，像王光祈这样向往“新纪元”，又亲自发起组建“工读互助团”，掀起工读运动的颇有些激进的理想主义者会一直坚守和维护学会的学术特性。1920年，在第一次南京年会召开前，王光祈曾草拟了书面发言，他的具体规划仍然把思想启蒙和文化事业作为少年中国学会的重点。他写道：“若思想不革新，物质不发达，社会不改造，平民不崛起，所有一切其他政治改革，皆是虚想”(第133页)。这个努力一直持续到少年中国学会的解体之后。在1926年春公布的一份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的关于学会未来走向的调查表中，王光祈所填写的表是所有收回的调查表中，文字最多的一份。在“事业”一栏中，他填的是“毫无!至于团体关系，亦只有一个少年中国学会!”(参见《五四时期的社团》(1)，第515页)，他仍然希望把“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作为“培养民族实力”的基本方法，也作为维持学会继续生存的基本纽带(第218页)。
少年中国学会解体的原因是多重的，既有自身的思想差异，社会选择的不同，也与外部环境的刺激有关，同时，会员所处的地理位置也决定了他们的行为取向。1925年少年中国学会最后一次南京年会的主席吴俊升后来感叹说：“‘少中’原为一偏重友谊与学术的团体，但因为时代政治的冲击而致解体”(第227页)。晚年的方东美也在为少年中国学会内部因“政治信念”之争，使“纯粹学术问题，自由思想气氛”完全丧失，以致“主张学术独立与中立者回天无力”而叹惜(参见附录，第243页)。实际上，1920年南京年会上，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杨贤江和方东美都注意到了社会变化给学会带来的影响。方东美甚至发现地理位置对会员社会取向的影响。他指出：“北京会员多半因受恶势力刺激太深，为保持人格，故力争要规定共同主义”(第113页)。的确，王光祈1920年即离开政治核心地带的京城，远赴德留学，这也是他能够保持学会初期的理想和热情的重要原因。因为在国内面对一个急骤变化的时代以及强烈的政治逼迫感，中国知识人内心深处经世致用的传统很容易被激活。不仅学生辈，不少曾经致力于思想文化变革的老师辈们也走出了书斋，那些没有走出去的，也仿佛把塔建在了十字路口。在这样的情形下，王光祈一类的见解或行为往往被看作是一种缺乏勇气，是一种知识人的“怯懦”，一种自绝于社会政治和民生的自我逃遁。
社会急骤变化的时代，是不是一定要让知识人进退失据?知识人的勇气或者说脆弱，是否只能表现为顺应社会变化而失去其安身立命之所?怎样看待这种以失去主体性为代价的社会参与方式?这些也许就是吴小龙博士《少年中国学会研究》一书带给人们的思考。
(《少年中国学会研究》，吴小龙著，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8月版，28．00元)
少年中国学会这个在五四时期青年社团中，会员最多、历史最长、影响深远的学会一向为学界所忽视。除去众所周知的原因外，它成立的时间，也影响了它的成长和历史地位的确立。五四时期最辉煌的事件，一个是1915年9月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另一个是1919年5月4日的“五四”学生运动。如果说，前者主要是由《新青年》杂志编辑部的一批新派知识人中的老师辈所领导，后者则与学生社团——“新潮社”与“国民杂志社”有关。从时间上看，少年中国学会筹备于1918年6月30日，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此时新文化运动早已结束，“五四”学生运动基本告一段落，“主义”的角逐与新生社团的大量出现成了那时节的社会生态。而新文化一代老师辈思想取向上的分歧也已经肇端于世。从人员的组成看，少年中国学会中既有原《新青年》编辑部老师辈中的李大钊，也有属于学生辈的王光祈、邓中夏、恽代英、黄日葵、徐彦之等。从地域上看，会员分布在北京、成都、南京以及法国巴黎。这些也给学会本身的持续发展带来了困难。
然而，时间上的“不利”，对后世的研究者来说，恰可能是一个契机。因为通过少年中国学会的个案，也可以看到在时局急骤变化之时，现代中国的青年知识人的思想变化以及他们如何在社会的影响之下做出个人不同的选择。其实，这未始不是吴小龙研究少年中国学会的初衷。学术研究讲的是“有学术的思想，有思想的学术”，从研究的选题上，已经能见出学者的眼光和学问的高下了。
民间社团是近代中国的一个新生事物。早期的社团，一般是由开明士绅或青年学生所组建。按照学者的归纳，二十世纪初新知识界的社团的特征有二：一是民间性质，很少官方色彩；二是其成员以新知识界为主体，士多绅少，而且绅也主要是与文教新闻事业有关之人，商或与商、官关系密切的绅较少介入(参见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5月版，第288页)。五四时期的学生社团，像国民杂志社和新潮社分别成立于1918年10月和11月，它们与“五四”的前兆，1918年5月北京学生为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而发起的首次大规模请愿有关。据周太玄(无)回忆，少年中国学会的酝酿期从1917年秋开始，差不多经历了一年。筹备期则始于上述的1918年6月30日(《关于参加发起少年中国学会的回忆》，见《五四时期的社团》(1)，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第536～549页)。显然，它也是北京学生首次大规模请愿的产物。
我们不能说，五四时期新知识界的社团都起于爱国或者救国，但是，说大部分的社团都是以富于民族主义性质的爱国或者救国为号召而组建，应该不会错。少年中国学会也不例外。但与国民杂志社不同，它没有一开始就以“行动”为目的，致力于国民运动，而是像新潮社一样，将思想与学术作为自身努力的方向。正如作者指出的，“在‘少中’的活动构想中，学术研究的内容占着主要的位置”(第17页)。
矛盾也就在这里。一方面是现实的爱国或救国，一方面是非现实的学术研究的诉求，彼此之间的层面交错，已经为少年中国学会后来的分裂和解体埋下了引线。然而，内在的矛盾在筹备期只是潜伏在那里，如果一下子就爆发出来，也不会有历时七年的少年中国学会。这中间，筹备人的热情、“少年中国”的理想是一个很好的柔顺剂。而青年人之间的友情、乡谊则是结社的粘合剂。左舜生后来回忆说：“在最初几年‘少中’的会员问，实在没有给我留下半点不良的印象，这与我后来所过的党人的生活，和政治上一切钩心斗角的把戏，真是截然不同，而具有充分的人味”(第50页)。“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第19页。此宗旨在学会正式成立时，改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少年中国学会筹备初期所提出的学会宗旨充满了理想主义。而学会的目标，用王光祈的话说，就是“集合全国青年，为中国创造新生命，为东亚辟一新纪元”(同前)。
对“新纪元”的向往，在1919年的中国并不鲜见，不仅王光祈，李大钊也一样。后者曾经在《每周评论》上撰文，题目即是《新纪元》。可见，乐观的理想主义也是部分新文化老师辈的思想底色。作为少年中国学会最主要筹备人，少年中国学会的“灵魂”人物王光祈是值得注意的。这位中国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与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陈独秀、李大钊关系密切。笔者曾统计过《每周评论》作者的发文情况，在《每周评论》中，除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以外，王光祈与张申府、张慰慈的发文数量并列第四位。如果不是后来他着力于《少年中国》的编辑及少年中国学会的日常工作，很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文章在《每周评论》上出现。
也许我们可以不同意作者把少年中国学会对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认同归结为“对一种理想社会的真诚而急切的信念”、“对科学、理性的无上崇仰”和“对现实政治的否定、拒绝和回避”(第8页)等三个方面。因为不仅少年中国学会成员的思想充满了多歧性，李大钊很早即注意到成员间的思想差异，而且新文化运动也并不是三个方面所能涵盖的。但少年中国学会与新文化老师辈的关联确实相当紧密，哪怕成员间思想的差异性上也是一致的。
思想的差异性本身就是学会政治的一部分，少年中国学会成员对此并非没有自觉，相反努力在追求着这个境界。他们的理想中的学会是砥砺品德，研究学术的团体，而不是政党性质的组织，就连少年中国学会中政治意识最强，后来成为青年党党魁的曾琦在1919年10月留法之前也发表公开信提醒同人要“严防政党的利用”(第48页)。但正如作者所言，理想的宽泛使少年中国学会区别于其它具有党派性质的团体，而各说各话地表述理想，也是在高度的理想认同的前提下进行的。(第52～54页)左舜生“由少数同志组成一种学术事业生活的共同集合体”以对抗“愚昧”、“生计的艰难”以及“缺少精神修养”等“人生的堕落”的愿望(第63页)之所以得到王光祈的热烈响应，是因为在一个急骤变化的时代，知识青年们企望走出迷惘和困惑，他们寻求理想的新生活的诉求是相同的。
少年中国学会筹建前后，他们设想的几乎全是文化事业，无论是刊布图书、发行杂志，还是组织演讲以及学术谈话会，都是在思想文化的范畴之内的。如果少年中国学会就这样发展下去，它在思想文化上的成就是不可估量的。但1919年“五四”以后的中国，书斋里学术已经受到质疑，变得不再时髦。这无疑影响到青年知识人的选择。而从学会组成看，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本身就在谋求对社会生活产生直接影响的思想与学术。
学会政治的单纯性、理想性同时也造成了它的脆弱。特别是，当原先只是作为背景存在的那个民族主义的初衷得到社会氛围的簇拥而转变成似乎是改造旧社会、构建新生活的坦途时，知识人对纯粹学术研究的价值和意义的怀疑也就容 易被强化。
应该说，在那个时节，公共空间并非那样逼仄。相对而言，民间学会并没有受到多少来自政府的强力干扰，其活动空间不仅存在，而且有继续发展的可能。但历史的复杂性正在于它的不随人愿的悖谬。少年中国学会的分裂首先不是来自于外部，它本身的人员组成已预示了解体的可能性。按照作者的描述，少年中国的几个分会中就有差别。上海会员后来多投身于学术和教育，北京会员后来有不少是共产党人，而巴黎会员则多为国家主义派(第100页)。所以，1919年7月，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伊始，《少年中国》杂志上出现学会取向的讨论就是势所必然。上海会员担心过分政治化可能给学会带来麻烦，呼吁“暂多研究‘学理’，少叙述‘主义’”，北京会员则在日益政治化中表现出对政治上的“登台一试”和从事“社会革命”的宽容，而巴黎会员的明确的“主义”倾向也在对学理与“主义”关系的解释中表露无遗(参见第95～100页)。
但是，学会政治毕竟是以学术为主导的，学术的梦想在少年中国学会成立最初的几年中一直是其大多数成员不愿丢弃的。而且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思想上的宽容这类“新传统”也成为少年中国学会成员们的基本价值观。他们在学会内部是可以容忍异己，彼此迁就的。所以，争论归争论，少年中国学会并没有因此解体。不过，随着成员于会外的角色变化，少年中国学会内部的思想分歧也日渐显著。
1920年8月16日，李大钊正式提出少年中国学会确立一种“主义”的动议，但直到差不多一年后，“主义”问题仍不为大多数少年中国学会成员所认同。1921年7月，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召开第一届年会。“主义之争”再成重点。但与此同时，学科研究会的提议也得到大多数成员的响应，从人文、社会科学到理工专业的九个学科研究会作为二级学会立即成立(具体见第110～111页)。可见，多数成员严守学会特性的学术研究的取向仍居主流。然而，提倡“主义”者的鼓吹，也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少年中国学会成立初衷里的那部分社会关怀的情结。加入“旧社会”被当成“狭义的政治”，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多不屑为之，但作为“广义的政治活动”，“打破现在政治组织从事革命者”，还是有吸引力的。后者在南京年会上一付诸表决，即有19人赞同，3人反对。所以，作者分析说，“怎样从事政治、从事何种政治、以何种主义为政治活动的指导思想——这才是少年中国学会内部争论的关键所在(参见第116页)。
南京年会的确是少年中国学会从学术转向现实政治的标志。此后，学会成员的角色变化已成事实，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等信仰共产主义，是新成立的北平中共北方发起组的主要成员，1921年7月又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骨干成员；两年后，即1923年，少年中国学会中的国家主义者曾琦、李璜等人在巴黎正式成立中国青年党，他们于1924年归国，创办《醒狮周报》，鼓吹其国家主义的政治主张。1922年的杭州年会讨论的重点变成了政治活动问题。而一年后的苏州年会用“提倡青年为民族独立运动”替代原来的“以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作为少年中国学会的宗旨(第212页)，也标志着学会政治的解体，知识人团体的政党化的确立。
当然，在共产主义者与国家主义者这两极之间，仍有希望保持学会学术特性的成员，他们后来也在身体力行成就自己的思想革命或学术救国之梦。这中间，对少年中国学会贡献最多的王光祈似乎最为突出。我们有时候甚至想不出，像王光祈这样向往“新纪元”，又亲自发起组建“工读互助团”，掀起工读运动的颇有些激进的理想主义者会一直坚守和维护学会的学术特性。1920年，在第一次南京年会召开前，王光祈曾草拟了书面发言，他的具体规划仍然把思想启蒙和文化事业作为少年中国学会的重点。他写道：“若思想不革新，物质不发达，社会不改造，平民不崛起，所有一切其他政治改革，皆是虚想”(第133页)。这个努力一直持续到少年中国学会的解体之后。在1926年春公布的一份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的关于学会未来走向的调查表中，王光祈所填写的表是所有收回的调查表中，文字最多的一份。在“事业”一栏中，他填的是“毫无!至于团体关系，亦只有一个少年中国学会!”(参见《五四时期的社团》(1)，第515页)，他仍然希望把“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作为“培养民族实力”的基本方法，也作为维持学会继续生存的基本纽带(第218页)。
少年中国学会解体的原因是多重的，既有自身的思想差异，社会选择的不同，也与外部环境的刺激有关，同时，会员所处的地理位置也决定了他们的行为取向。1925年少年中国学会最后一次南京年会的主席吴俊升后来感叹说：“‘少中’原为一偏重友谊与学术的团体，但因为时代政治的冲击而致解体”(第227页)。晚年的方东美也在为少年中国学会内部因“政治信念”之争，使“纯粹学术问题，自由思想气氛”完全丧失，以致“主张学术独立与中立者回天无力”而叹惜(参见附录，第243页)。实际上，1920年南京年会上，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杨贤江和方东美都注意到了社会变化给学会带来的影响。方东美甚至发现地理位置对会员社会取向的影响。他指出：“北京会员多半因受恶势力刺激太深，为保持人格，故力争要规定共同主义”(第113页)。的确，王光祈1920年即离开政治核心地带的京城，远赴德留学，这也是他能够保持学会初期的理想和热情的重要原因。因为在国内面对一个急骤变化的时代以及强烈的政治逼迫感，中国知识人内心深处经世致用的传统很容易被激活。不仅学生辈，不少曾经致力于思想文化变革的老师辈们也走出了书斋，那些没有走出去的，也仿佛把塔建在了十字路口。在这样的情形下，王光祈一类的见解或行为往往被看作是一种缺乏勇气，是一种知识人的“怯懦”，一种自绝于社会政治和民生的自我逃遁。
社会急骤变化的时代，是不是一定要让知识人进退失据?知识人的勇气或者说脆弱，是否只能表现为顺应社会变化而失去其安身立命之所?怎样看待这种以失去主体性为代价的社会参与方式?这些也许就是吴小龙博士《少年中国学会研究》一书带给人们的思考。
(《少年中国学会研究》，吴小龙著，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8月版，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