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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的作品，每每为时代留下影子；时代的影子，又往往替作家的作品圈定了一定的范围。文坛上经历越久的作家，他的作品反映的这一规律也越鲜明。综览曾被冰心老人归入“功力很深的散文作家”之列的徐开垒，他的新作《家在文缘村——徐开垒散文自选集》（文汇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更使人觉得：作家作品与时代的关系，确实是形影不离。
尽管在这本书里，徐开垒的第一篇散文《阴天》和最后一篇散文《迟写的后记》，都发表在上海文汇报副刊上，但从一九三八年六月十四日到一九九九年二月七日，相隔已有整整六十一年。在这样漫长的时间里，作家曾经历了几个时代的变迁！从抗日战争初期“孤岛”的“阴天”，到租界沦陷时写的“望雷篇”；又经抗战胜利后的“下野”，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后五十年代初期的“竞赛”，直至文革结束，听到“幽林里的琴声”，作“忆念中的欢聚”，发现“森林与森林老人”，抚摩“家事”，默祝“新年快乐”。在这将近一百五十篇作品中，几乎没有一篇不渗透时代所给予的悲欢。
选入《家在文缘村》里的散文，有几篇从未在新中国建立后露过面的。半个世纪以来，徐开垒曾有《芝巷村的人们》《围垦区散记》《孟小妹》《雕塑家传奇》《圣者的脚印》《鲜花与美酒》，以及上海抗战文学丛书《笼里》等散文集出版，但把《到蓝村来的坐轿人》《下野》等篇章编在集内，这还是第一次。为什么这几篇作品在过去没有被选入，而这次却在作者“自选集”编了进去？如果人们能细读一下这些作品，就会觉得这个过程很值得研究。因为这几篇作品，不论作为散文来看，或甚至作为小说来读，从文字意境，到艺术高度，都可以作徐开垒青年时代文学写作上的极品。而五十年来，作者却一直把它们埋在坟墓里。
试以《到蓝村来的坐轿人》为例。作者写一个偏僻的村落，在一个平和的黄昏里，有个年老的箍桶匠田文正，正坐在墙脚下为村人修席补桶，忽然发现早上帮他挑担，跟着他进村来的十五岁孙子小牛，在跟着村里的几个孩子一起去田里捉泥鳅、捕蟋蟀玩不久，此刻却被村里的一个大户人家媳妇张嫂子追赶着过来，骂他：“小鬼，你是我们家里的天魔星，你怎么带我们家大成、慧珍到这种地方去？你不看看大成给蜈蚣咬成了这样？小鬼，你看中了慧珍是不是？你也不撒泡尿，瞧瞧自己的脸！”于是，箍桶匠悲愤地从他的破椅子上站起来，他知道这只是一件小事：他孙子小牛和张嫂子的儿子、女儿一起去田头玩，张家儿子的左臂被蜈蚣咬一下，但这与小牛毫无关系，更谈不上天真无邪的田小牛看不看中慧珍问题。眼前田文正祖孙三代只剩下 他们两个，他不能忍受张家大户人家对他孙子这样的侮辱。他老泪纵横，立刻把担子收拾起来，走出了这个村庄，对他孙子说：“小牛，我们明天起，不到蓝村去了，永远不去！”……
于是十五年，也许二十年过去了。又是一个平和的黄昏，溪水照常唱着永远唱不完的动人的歌，村屋前后的桑树和槐树比先前已更加高大，田野中有另一代的十五岁的孩子在蹲着捉泥鳅、捕蟋蟀和青蛙。
忽然一个消息传来，城里来的催粮人到了。人们早就听说城里闹着饥荒，县政府要派人到各个乡村里来征催粮饷，要把村子里的稻谷全部收割去，要把牛羊鸡鸭全部牵走拉光。于是蓝村出现有史以来第一次骚动，人们像疯狂一样赶集到村头来看催粮人。
催粮人的轿子刚刚抬过茅亭，轿夫揩着汗把轿子停放在一旁，催粮人坐在轿子里。这显然是一个平凡的人，一个至多是所谓委任第几级的一等科员，他到蓝村来干什么？请不要责怪他的多事，每个人都会起奇怪的念头，他只是为了想看看旧时的相识者，只是想重温一下他童年时的旧梦，他竟然自告奋勇地愿意做件别人所不愿做的事情：到穷乡僻村来调查所谓“粮食生产情况”。
他的使命就是如此无聊而简单。然而这个人究竟是谁？他不正是田孝义吗？他爷爷叫他做“小杂种”，人家叫他“田小牛”的田孝义？他跟着他爷爷离开蓝村以后，这些年来他在干什么？他爷爷今年该九十岁了，想早已进入坟墓了吧？这些情况人们无从知道。在蓝村，一切都跟先前人们预料的那样：张大成的父亲，那个土财主，他终于操劳过度死了；张大成的母亲张嫂 子，两腿已完全瘫痪，她比先前更加暴躁，更加容易多怒，然而又不得不整天躺在床上。他们的女儿张慧珍，果真有比张家更有钱的人家看中了她，而且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至于张大成，他把他父亲所有的田地牛羊全继承下来，他第一天就亲自下田，他比他的父亲更勤俭，更能够做活。此刻他也站在人丛中，跟村里的人一起关心着这位来自城里的催粮人，看着看着，突然 发出一声欢呼：“这不是田小牛吗？”
这当然是田小牛，一点也不错：正是十年前跟着他一同捉泥鳅、捕蟋蟀的田小牛。可是我们该怎样来形容这个坐在轿子里的所谓“催粮人”？他这时心里有多么慌张，他做梦也不曾想到村子里的人会聚集在一起看他！他的心在跳，他的脸发红；他什么也不曾听到，就连张大成一声欢呼也没有听见。他惟一的感觉，就是他必须立刻走。因此他吩咐他的轿夫重新赶路，他说他不准备在蓝村耽搁，他必须立刻到另一个村落去，那村落有他的老家，有他爷爷的坟墓。两个轿夫答应着，把轿子抬起来，却一前一后在想：“真是个奇怪的人。”
村子里的人也都愣然。他们最初害怕催粮人来到村子里，现在毫无作为的走了，似乎又有些失望，他们议论纷纷，最后也跟那两个轿夫一样，说他真是奇怪的人。
真是个怪人吗？也许是，也许不是。我们只知道这个田孝义现在正在路上，盘算着怎样写蓝村的粮食生产报告，这报告反正对任何人都是最不重要的事情。对于公家，田小牛也许是不称职的人；对于他的爷爷，那该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因为他终于听从了他爷爷的一句话：“我们不到蓝村去了，永远不去了！”（《到蓝村来的坐轿人》发表在1948年9月《幸福》月刊第 21期）
……
作为当年新生代作家的徐开垒，写出的这样一篇作品，肯定无法被归入当时革命文学作品之列。五十年来，作者编集从不把这篇作品端出来示众。这原因是可以想象的。我们欢迎今天出版的《家在文缘村——徐开垒散文自选集》终于把此文编入，反映作者在今天时代的影响下思想的解脱。应该说，这篇散文确是接受思想改造运动以前的徐开垒对现实生活的心灵感悟，同 时也显示了当年作者独特的审美视角和价值取向。因此，作品具有相当强烈的艺术生命力。我们还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此后的“十七年文学”中，许多作家作品今天已无法检阅，而徐开垒散文作品中仍还有一部分可以回顾，如《竞赛》《解冻》《围垦区随笔》等作品，在九十年代初被编入《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散文卷。特别是《竞赛》，文短而情深，曾被收入教科书作为中学语文课文，传诵一时。正是因为这几篇文章有过像《到蓝村来的坐轿人》这类作品的写作基础。
确实，《家在文缘村》一书里收录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六年的徐开垒散文，只不过七篇。这与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九年十一年中收录的十八篇，从数量上对比来看，强烈地反映了徐开垒“十七年文学”中的严重歉收。当然这不是说徐开垒在十七年中写作的数量很少，实际恰恰相反，在这十七年中，正是徐开垒的青壮年时期，也正是徐开垒在写作上的旺盛时期。他在这十七年中写的作品，远远不止这七篇。这些没有被他的“自选集”选入（或者被淘汰）的作品，也许正是巴金所说过的属于“废品”一类的东西。这一歉收现象的出现，究其原因，并不是这个时期作者开始脱离实际，脱离生活。相反，了解徐开垒的人，都知道他在建国前就进入革命学校参加革命，解放军进城后，他又参加上海市文联土改工作队，到松江与农民生活在一起， 从事土改工作。以后又在报社积极投入思想改造运动，做新闻记者，与群众广泛接触，从事采访，在“大跃进”中，更是没有一天不进工厂，不去农村。可以说，比一九四九年以前，他的生活面广阔多了。那么在十七年中，他写的作品，怎么只剩下这么七篇呢？而且在这七篇散文中，《阿满她们》还是一九四九年六月发表的，当时解放军刚进城，新中国还没有成立。《竞 赛》《书桌》发表在一九五六年人民日报上，当时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口号，尚有个人感情可以抒发。其他几篇如发表在《上海文学》的《雕塑家传奇》，发表在《人民文学》的《围垦区随笔》《第一棵树》，发表在《收获》的《新安江灯火》，则完全从“下生活”中来，它们所以在今天还具有生命力，主要还是依靠作者沿袭四十年代写小人物的思想感情，和作者在许多人被卷入“大跃进”热潮而被冲昏头脑时，仍能稍稍保持冷静的心态，以与艺术相交几十年的审美视角，摘取生活中的吉光片羽。但那四篇作品也还是在六十年代初期写的，到一九六九年以后，就只好向文坛交白卷，直到“文革”结束，一九七九年下半年才开始有不同于过去年代的新作出现（从1977年至1999年“自选集”选入作品114篇）。
为什么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八年这么一个长达三十年的年月中，作为终身从事散文创作的作家，在他的“自选集”中只交出寥寥七篇作品？在这本《家在文缘村》的书里，有一篇《和巴金先生对谈》（1989年《文汇月刊》第一期），从这篇对谈中，也许可以找到答案：
徐开垒：“……解放以后的十七年中，我们的许多作家，如茅盾、叶圣陶、冰心、沈从文、曹禺、夏衍、钱钟书等，也包括老舍和您自己，为什么在创作上进入了一个低潮？不但许多人搁笔不写了，就是继续从事创作的，从数量到质量，都大不如前，这是为什么？”
巴金：现在看来，“你出主意，我写作，”这样的方式从事创作，总是要失败的。解放初期，我不过四十出头，正当壮年，总想写出点东西来，但总是写不好。可以说，我在十七年中，没有写出一篇使自己满意的作品。……看来写作总是以写自己熟悉的题材为好，写不熟悉的生活总没有办法写好……我们这么多年放弃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勉强去写不熟悉的题材，甚至要作家的作品去解释政策，而政策有时又不免有反复，这样要创作丰收，是很难的……”
……
从《家在文缘村》所反映的徐开垒创作生涯成果起伏，再一次证明：文艺为政治服务，导致艺术与政治错位，它使作家歉收，决不止于巴金、老舍等一些前辈作家……
（《家在文缘村——徐开垒散文自选集》，文汇出版社1999年11月版，定价26元）
尽管在这本书里，徐开垒的第一篇散文《阴天》和最后一篇散文《迟写的后记》，都发表在上海文汇报副刊上，但从一九三八年六月十四日到一九九九年二月七日，相隔已有整整六十一年。在这样漫长的时间里，作家曾经历了几个时代的变迁！从抗日战争初期“孤岛”的“阴天”，到租界沦陷时写的“望雷篇”；又经抗战胜利后的“下野”，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后五十年代初期的“竞赛”，直至文革结束，听到“幽林里的琴声”，作“忆念中的欢聚”，发现“森林与森林老人”，抚摩“家事”，默祝“新年快乐”。在这将近一百五十篇作品中，几乎没有一篇不渗透时代所给予的悲欢。
选入《家在文缘村》里的散文，有几篇从未在新中国建立后露过面的。半个世纪以来，徐开垒曾有《芝巷村的人们》《围垦区散记》《孟小妹》《雕塑家传奇》《圣者的脚印》《鲜花与美酒》，以及上海抗战文学丛书《笼里》等散文集出版，但把《到蓝村来的坐轿人》《下野》等篇章编在集内，这还是第一次。为什么这几篇作品在过去没有被选入，而这次却在作者“自选集”编了进去？如果人们能细读一下这些作品，就会觉得这个过程很值得研究。因为这几篇作品，不论作为散文来看，或甚至作为小说来读，从文字意境，到艺术高度，都可以作徐开垒青年时代文学写作上的极品。而五十年来，作者却一直把它们埋在坟墓里。
试以《到蓝村来的坐轿人》为例。作者写一个偏僻的村落，在一个平和的黄昏里，有个年老的箍桶匠田文正，正坐在墙脚下为村人修席补桶，忽然发现早上帮他挑担，跟着他进村来的十五岁孙子小牛，在跟着村里的几个孩子一起去田里捉泥鳅、捕蟋蟀玩不久，此刻却被村里的一个大户人家媳妇张嫂子追赶着过来，骂他：“小鬼，你是我们家里的天魔星，你怎么带我们家大成、慧珍到这种地方去？你不看看大成给蜈蚣咬成了这样？小鬼，你看中了慧珍是不是？你也不撒泡尿，瞧瞧自己的脸！”于是，箍桶匠悲愤地从他的破椅子上站起来，他知道这只是一件小事：他孙子小牛和张嫂子的儿子、女儿一起去田头玩，张家儿子的左臂被蜈蚣咬一下，但这与小牛毫无关系，更谈不上天真无邪的田小牛看不看中慧珍问题。眼前田文正祖孙三代只剩下 他们两个，他不能忍受张家大户人家对他孙子这样的侮辱。他老泪纵横，立刻把担子收拾起来，走出了这个村庄，对他孙子说：“小牛，我们明天起，不到蓝村去了，永远不去！”……
于是十五年，也许二十年过去了。又是一个平和的黄昏，溪水照常唱着永远唱不完的动人的歌，村屋前后的桑树和槐树比先前已更加高大，田野中有另一代的十五岁的孩子在蹲着捉泥鳅、捕蟋蟀和青蛙。
忽然一个消息传来，城里来的催粮人到了。人们早就听说城里闹着饥荒，县政府要派人到各个乡村里来征催粮饷，要把村子里的稻谷全部收割去，要把牛羊鸡鸭全部牵走拉光。于是蓝村出现有史以来第一次骚动，人们像疯狂一样赶集到村头来看催粮人。
催粮人的轿子刚刚抬过茅亭，轿夫揩着汗把轿子停放在一旁，催粮人坐在轿子里。这显然是一个平凡的人，一个至多是所谓委任第几级的一等科员，他到蓝村来干什么？请不要责怪他的多事，每个人都会起奇怪的念头，他只是为了想看看旧时的相识者，只是想重温一下他童年时的旧梦，他竟然自告奋勇地愿意做件别人所不愿做的事情：到穷乡僻村来调查所谓“粮食生产情况”。
他的使命就是如此无聊而简单。然而这个人究竟是谁？他不正是田孝义吗？他爷爷叫他做“小杂种”，人家叫他“田小牛”的田孝义？他跟着他爷爷离开蓝村以后，这些年来他在干什么？他爷爷今年该九十岁了，想早已进入坟墓了吧？这些情况人们无从知道。在蓝村，一切都跟先前人们预料的那样：张大成的父亲，那个土财主，他终于操劳过度死了；张大成的母亲张嫂 子，两腿已完全瘫痪，她比先前更加暴躁，更加容易多怒，然而又不得不整天躺在床上。他们的女儿张慧珍，果真有比张家更有钱的人家看中了她，而且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至于张大成，他把他父亲所有的田地牛羊全继承下来，他第一天就亲自下田，他比他的父亲更勤俭，更能够做活。此刻他也站在人丛中，跟村里的人一起关心着这位来自城里的催粮人，看着看着，突然 发出一声欢呼：“这不是田小牛吗？”
这当然是田小牛，一点也不错：正是十年前跟着他一同捉泥鳅、捕蟋蟀的田小牛。可是我们该怎样来形容这个坐在轿子里的所谓“催粮人”？他这时心里有多么慌张，他做梦也不曾想到村子里的人会聚集在一起看他！他的心在跳，他的脸发红；他什么也不曾听到，就连张大成一声欢呼也没有听见。他惟一的感觉，就是他必须立刻走。因此他吩咐他的轿夫重新赶路，他说他不准备在蓝村耽搁，他必须立刻到另一个村落去，那村落有他的老家，有他爷爷的坟墓。两个轿夫答应着，把轿子抬起来，却一前一后在想：“真是个奇怪的人。”
村子里的人也都愣然。他们最初害怕催粮人来到村子里，现在毫无作为的走了，似乎又有些失望，他们议论纷纷，最后也跟那两个轿夫一样，说他真是奇怪的人。
真是个怪人吗？也许是，也许不是。我们只知道这个田孝义现在正在路上，盘算着怎样写蓝村的粮食生产报告，这报告反正对任何人都是最不重要的事情。对于公家，田小牛也许是不称职的人；对于他的爷爷，那该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因为他终于听从了他爷爷的一句话：“我们不到蓝村去了，永远不去了！”（《到蓝村来的坐轿人》发表在1948年9月《幸福》月刊第 21期）
……
作为当年新生代作家的徐开垒，写出的这样一篇作品，肯定无法被归入当时革命文学作品之列。五十年来，作者编集从不把这篇作品端出来示众。这原因是可以想象的。我们欢迎今天出版的《家在文缘村——徐开垒散文自选集》终于把此文编入，反映作者在今天时代的影响下思想的解脱。应该说，这篇散文确是接受思想改造运动以前的徐开垒对现实生活的心灵感悟，同 时也显示了当年作者独特的审美视角和价值取向。因此，作品具有相当强烈的艺术生命力。我们还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此后的“十七年文学”中，许多作家作品今天已无法检阅，而徐开垒散文作品中仍还有一部分可以回顾，如《竞赛》《解冻》《围垦区随笔》等作品，在九十年代初被编入《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散文卷。特别是《竞赛》，文短而情深，曾被收入教科书作为中学语文课文，传诵一时。正是因为这几篇文章有过像《到蓝村来的坐轿人》这类作品的写作基础。
确实，《家在文缘村》一书里收录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六年的徐开垒散文，只不过七篇。这与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九年十一年中收录的十八篇，从数量上对比来看，强烈地反映了徐开垒“十七年文学”中的严重歉收。当然这不是说徐开垒在十七年中写作的数量很少，实际恰恰相反，在这十七年中，正是徐开垒的青壮年时期，也正是徐开垒在写作上的旺盛时期。他在这十七年中写的作品，远远不止这七篇。这些没有被他的“自选集”选入（或者被淘汰）的作品，也许正是巴金所说过的属于“废品”一类的东西。这一歉收现象的出现，究其原因，并不是这个时期作者开始脱离实际，脱离生活。相反，了解徐开垒的人，都知道他在建国前就进入革命学校参加革命，解放军进城后，他又参加上海市文联土改工作队，到松江与农民生活在一起， 从事土改工作。以后又在报社积极投入思想改造运动，做新闻记者，与群众广泛接触，从事采访，在“大跃进”中，更是没有一天不进工厂，不去农村。可以说，比一九四九年以前，他的生活面广阔多了。那么在十七年中，他写的作品，怎么只剩下这么七篇呢？而且在这七篇散文中，《阿满她们》还是一九四九年六月发表的，当时解放军刚进城，新中国还没有成立。《竞 赛》《书桌》发表在一九五六年人民日报上，当时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口号，尚有个人感情可以抒发。其他几篇如发表在《上海文学》的《雕塑家传奇》，发表在《人民文学》的《围垦区随笔》《第一棵树》，发表在《收获》的《新安江灯火》，则完全从“下生活”中来，它们所以在今天还具有生命力，主要还是依靠作者沿袭四十年代写小人物的思想感情，和作者在许多人被卷入“大跃进”热潮而被冲昏头脑时，仍能稍稍保持冷静的心态，以与艺术相交几十年的审美视角，摘取生活中的吉光片羽。但那四篇作品也还是在六十年代初期写的，到一九六九年以后，就只好向文坛交白卷，直到“文革”结束，一九七九年下半年才开始有不同于过去年代的新作出现（从1977年至1999年“自选集”选入作品114篇）。
为什么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八年这么一个长达三十年的年月中，作为终身从事散文创作的作家，在他的“自选集”中只交出寥寥七篇作品？在这本《家在文缘村》的书里，有一篇《和巴金先生对谈》（1989年《文汇月刊》第一期），从这篇对谈中，也许可以找到答案：
徐开垒：“……解放以后的十七年中，我们的许多作家，如茅盾、叶圣陶、冰心、沈从文、曹禺、夏衍、钱钟书等，也包括老舍和您自己，为什么在创作上进入了一个低潮？不但许多人搁笔不写了，就是继续从事创作的，从数量到质量，都大不如前，这是为什么？”
巴金：现在看来，“你出主意，我写作，”这样的方式从事创作，总是要失败的。解放初期，我不过四十出头，正当壮年，总想写出点东西来，但总是写不好。可以说，我在十七年中，没有写出一篇使自己满意的作品。……看来写作总是以写自己熟悉的题材为好，写不熟悉的生活总没有办法写好……我们这么多年放弃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勉强去写不熟悉的题材，甚至要作家的作品去解释政策，而政策有时又不免有反复，这样要创作丰收，是很难的……”
……
从《家在文缘村》所反映的徐开垒创作生涯成果起伏，再一次证明：文艺为政治服务，导致艺术与政治错位，它使作家歉收，决不止于巴金、老舍等一些前辈作家……
（《家在文缘村——徐开垒散文自选集》，文汇出版社1999年11月版，定价26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