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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4日，奥巴马总统致电祝贺中国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希望保持两国元首交往，加强对话沟通，努力建设基于健康竞争而非战略博弈的“新型大国关系”。习近平主席对奥巴马的祝贺表示感谢，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牢牢把握两国关系的大方向，“推进合作伙伴关系建设，走出一条新型大国关系之路”。
新思想引出新概念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思想的提出可以追溯到2012年。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在达成“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重要共识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新设想：中美之间应建立一种“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5月3日，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胡锦涛主席明确使用了“新型大国关系”这一词汇，并就“如何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出了“创新思维、相互信任、平等互谅、积极行动、厚植友谊”的五点构想。在中国政府的积极推动下，“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在美国广泛传播，并得到美国各界的积极回应。奥巴马总统、拜登副总统、克林顿国务卿分别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中美关系应当超越传统的大国兴衰范式，“中国的崛起不是美国的终结”，美国欢迎一个强大、繁荣、稳定和在世界上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愿意为崛起大国和既有大国建立新的互动模式。 11月，中共十八大胜利召开，“新型大国关系”被写入十八大报告，成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战略指南。2013年3月，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托马斯·多尼隆在亚洲协会发表美国亚太政策基调演讲，强调美国并不认同“崛起大国必然挑战既有大国”的传统国际政治思想，他明确表示，美国愿与中国在亚太地区加强合作，共同构建新型的大国关系。之后，美国总统特使、新任财长雅各布·卢来华访问，主要目的就是同新一届中国领导人就中美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交换意见，而“新型大国关系”一词也频频见诸美国报端，受到各界关注。作为一个完全由中国提出的概念，它能够在美国舆论界获得如此热捧，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新地位带来新困境
当前的中美关系之所以不同于以往，关键在于中国的国际地位已经发生了改变。冷战结束之后、金融危机之前的中美关系基本上可以称作是“超——强关系”，美国是惟一超级大国，而中国只是“多强”中普通的一员。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关系与俄美、欧美、日美关系没有根本区别。但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的实力地位，而中国则保持着快速上升态势。中美关系的基本结构开始向“老大Vs老二”的关系模式转变，美国是守成霸权国，而中国则成为新兴崛起国，两国关系被外界赋予国际关系史上“大国兴衰”、“权力转移”的特殊意义。尽管中美之间的差距依然巨大，但不容否认的是，过去10年，中国在“多强”中脱颖而出的态势十分明朗，在欧洲深陷债务危机、日本遭受海啸与强震多重打击后，中国的表现显得更加抢眼。从中美实力对比看，2011年中国GDP达到47.16万亿元人民币，约合7.3万亿美元，相当于同年美国GDP的48.5%，而2001年这一比例仅为12.8%。这意味着，中国在10年时间里，将GDP总量从美国的1/8提升至1/2，这一追赶速度不可谓不惊人。而从未来预期看，国际多个权威机构普遍预测，中国GDP总量赶超美国很可能在2020年左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报告更大胆预测这一时间会提前至2016年。按照中共十八大上提出2020年人均收入翻番的战略目标来看，中国未来GDP赶超美国将成为必然。而这一对比如果同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和西方大国整体性低迷这一国际体系大变迁的时代背景联系在一起，如果同中国在军事、网络、太空、海洋、科技等领域的长足发展联系在一起，中美实力拉近之势就更加凸显。
这种新的实力地位变化改变了中美两国民众的心态，近年来美方对华态度变得格外敏感和焦虑。今天的中美关系极易被套进“老大VS老二”的关系模版，不仅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自觉从这一范式入手分析中美关系的发展，而且美国政要也总爱有意无意将中国“单拎”出来。奥巴马在2012年《国情咨文》中五次提到中国，五角大楼新发布的国防报告公然指称“中国作为地区强权的崛起将从各方面影响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在备受世人关注的美国大选过程中，两党候选人频频“拿中国当靶子”，渲染中国威胁论，对华示强以拉拢选民。媒体也加大炒作中美两强并立乃至对立，认为中美之间的对抗不可避免。总之，中国作为美国的区域性军事对手、全球性经济对手、全面性政治对手的观念正在美国精英层逐步强化，并朝着“自我实现的预言”方向发展。美国现实主义的理论认知及其强硬的政策表现给中国民众造成了一种误解，认为美国企图遏制中国崛起。原来一直被淡化的中美结构性矛盾在多元化的舆论压力下重新凸显。再加上美国国内政治极化和社会保守化趋向愈演愈烈，经济民族主义和社会民粹主义大行其道，支持中美关系的力量板块有相对松动的迹象。一时间，冷战思维、零和思维“沉渣泛起”，两国似乎陷入了某种“战略互疑”、“战略不信任”的怪圈，这给中美关系带来了巨大风险。
新问题亟需新答案
奥巴马上台以后，中美战略基础已经出现松动，美国的政策调整导致两国在多个领域竞争性增强，如何寻求新的战略基础成为中美两国亟待思考的问题。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美具有共同对付苏联的战略基础，冷战结束后依靠全球化时代经济相互依存，9.11事件后两国则拥有反恐合作与经贸合作“双引擎”。奥巴马上台以后进行了一系列政策调整，涉及多个领域。在经济领域，奥巴马为了提振就业，推动经济复苏，倡导“制造业回归”和“出口倍增”计划，而中国正推动经济转型、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两国经济互补性减弱，竞争性增强。而在反恐领域，两国的合作“风光不再”，美国出于多种因素考虑，将“战略重心”移至亚太，弱化了合作的又一引擎，中美地缘政治竞争态势不断增强。奥巴马高调“重返亚太”，加强与盟国之间的安全承诺，在多边场合借“南海问题”向中国施压，同时拉拢东盟各国，经济上推出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军事上明确将中国视为威胁，并据此调整军事战略，增强在亚太的军事存在，更有学者称“美国正对中国构筑新的C型包围圈”。
在两国实力对比拉近、战略基础松动、内外环境日趋复杂的大背景下，过去40年规范两国关系的基本框架显然已不足以指导未来两国关系。按照十八大报告上提出的目标看，2020年中国的GDP规模将接近甚至超越美国，外界亟待中国就一些重大问题提前做出战略思考：在国家经济力量出现重大变化时，国家的战略意图是否会发生改变；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的战略目标，在这一目标指引下，中美两国实力对比拉近后将如何共处；如何构筑新的战略根基；国际国内环境变化，中美如何确保关系长期稳定等，这些都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试图要回答的问题。
新关系亟需新范式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别于历史上其他大国关系。中国的和平发展的诚意与成就有目共睹，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已经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目前，把中国同一战前的德国、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相提并论的说法已很难见到，而二战前的美英关系、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冷战后的美欧、美日关系则越来越被用来同今日的中美关系做比较。中美高层共同认识到，中国不是苏联，不寻求意识形态扩张和颠覆现有国际体系，因此中美不会重蹈美苏关系的覆辙。同时，中国既不具备与美国全面抗衡的军事实力，也不追求二元霸权相互制约的消极稳定状态。二战后美国同欧洲、日本关系虽然保持了长时期的和平，但这种和平是建立在美国对欧日的控制、彼此相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以及军事同盟的基础上，由于中美之间存在着多重结构性矛盾，在可预见的将来，中美无法建成类似美欧、美日的这种关系。一些学者认为，19世纪末至二战前的美英关系属于大国权力和平过渡的典范，值得中美借鉴。但实际上，当时美国与英国之间围绕“权力转移”而进行的斗争也是非常激烈的。那场斗争之所以未上升为战争，主要是由于“一战”、“二战”使美英与德日的矛盾盖过了他们彼此之间的矛盾，加之同文同种，美英“权力转移”因而显得相对平和。这种特殊背景无法为今日之中美关系所复制。因此，可以说，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没有任何先例可循，也缺少相应的理论借鉴，是一条全新的道路，只能靠两国来摸索、创造条件。
新思想引出新概念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思想的提出可以追溯到2012年。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在达成“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重要共识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新设想：中美之间应建立一种“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5月3日，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胡锦涛主席明确使用了“新型大国关系”这一词汇，并就“如何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出了“创新思维、相互信任、平等互谅、积极行动、厚植友谊”的五点构想。在中国政府的积极推动下，“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在美国广泛传播，并得到美国各界的积极回应。奥巴马总统、拜登副总统、克林顿国务卿分别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中美关系应当超越传统的大国兴衰范式，“中国的崛起不是美国的终结”，美国欢迎一个强大、繁荣、稳定和在世界上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愿意为崛起大国和既有大国建立新的互动模式。 11月，中共十八大胜利召开，“新型大国关系”被写入十八大报告，成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战略指南。2013年3月，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托马斯·多尼隆在亚洲协会发表美国亚太政策基调演讲，强调美国并不认同“崛起大国必然挑战既有大国”的传统国际政治思想，他明确表示，美国愿与中国在亚太地区加强合作，共同构建新型的大国关系。之后，美国总统特使、新任财长雅各布·卢来华访问，主要目的就是同新一届中国领导人就中美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交换意见，而“新型大国关系”一词也频频见诸美国报端，受到各界关注。作为一个完全由中国提出的概念，它能够在美国舆论界获得如此热捧，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新地位带来新困境
当前的中美关系之所以不同于以往，关键在于中国的国际地位已经发生了改变。冷战结束之后、金融危机之前的中美关系基本上可以称作是“超——强关系”，美国是惟一超级大国，而中国只是“多强”中普通的一员。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关系与俄美、欧美、日美关系没有根本区别。但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的实力地位，而中国则保持着快速上升态势。中美关系的基本结构开始向“老大Vs老二”的关系模式转变，美国是守成霸权国，而中国则成为新兴崛起国，两国关系被外界赋予国际关系史上“大国兴衰”、“权力转移”的特殊意义。尽管中美之间的差距依然巨大，但不容否认的是，过去10年，中国在“多强”中脱颖而出的态势十分明朗，在欧洲深陷债务危机、日本遭受海啸与强震多重打击后，中国的表现显得更加抢眼。从中美实力对比看，2011年中国GDP达到47.16万亿元人民币，约合7.3万亿美元，相当于同年美国GDP的48.5%，而2001年这一比例仅为12.8%。这意味着，中国在10年时间里，将GDP总量从美国的1/8提升至1/2，这一追赶速度不可谓不惊人。而从未来预期看，国际多个权威机构普遍预测，中国GDP总量赶超美国很可能在2020年左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报告更大胆预测这一时间会提前至2016年。按照中共十八大上提出2020年人均收入翻番的战略目标来看，中国未来GDP赶超美国将成为必然。而这一对比如果同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和西方大国整体性低迷这一国际体系大变迁的时代背景联系在一起，如果同中国在军事、网络、太空、海洋、科技等领域的长足发展联系在一起，中美实力拉近之势就更加凸显。
这种新的实力地位变化改变了中美两国民众的心态，近年来美方对华态度变得格外敏感和焦虑。今天的中美关系极易被套进“老大VS老二”的关系模版，不仅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自觉从这一范式入手分析中美关系的发展，而且美国政要也总爱有意无意将中国“单拎”出来。奥巴马在2012年《国情咨文》中五次提到中国，五角大楼新发布的国防报告公然指称“中国作为地区强权的崛起将从各方面影响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在备受世人关注的美国大选过程中，两党候选人频频“拿中国当靶子”，渲染中国威胁论，对华示强以拉拢选民。媒体也加大炒作中美两强并立乃至对立，认为中美之间的对抗不可避免。总之，中国作为美国的区域性军事对手、全球性经济对手、全面性政治对手的观念正在美国精英层逐步强化，并朝着“自我实现的预言”方向发展。美国现实主义的理论认知及其强硬的政策表现给中国民众造成了一种误解，认为美国企图遏制中国崛起。原来一直被淡化的中美结构性矛盾在多元化的舆论压力下重新凸显。再加上美国国内政治极化和社会保守化趋向愈演愈烈，经济民族主义和社会民粹主义大行其道，支持中美关系的力量板块有相对松动的迹象。一时间，冷战思维、零和思维“沉渣泛起”，两国似乎陷入了某种“战略互疑”、“战略不信任”的怪圈，这给中美关系带来了巨大风险。
新问题亟需新答案
奥巴马上台以后，中美战略基础已经出现松动，美国的政策调整导致两国在多个领域竞争性增强，如何寻求新的战略基础成为中美两国亟待思考的问题。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美具有共同对付苏联的战略基础，冷战结束后依靠全球化时代经济相互依存，9.11事件后两国则拥有反恐合作与经贸合作“双引擎”。奥巴马上台以后进行了一系列政策调整，涉及多个领域。在经济领域，奥巴马为了提振就业，推动经济复苏，倡导“制造业回归”和“出口倍增”计划，而中国正推动经济转型、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两国经济互补性减弱，竞争性增强。而在反恐领域，两国的合作“风光不再”，美国出于多种因素考虑，将“战略重心”移至亚太，弱化了合作的又一引擎，中美地缘政治竞争态势不断增强。奥巴马高调“重返亚太”，加强与盟国之间的安全承诺，在多边场合借“南海问题”向中国施压，同时拉拢东盟各国，经济上推出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军事上明确将中国视为威胁，并据此调整军事战略，增强在亚太的军事存在，更有学者称“美国正对中国构筑新的C型包围圈”。
在两国实力对比拉近、战略基础松动、内外环境日趋复杂的大背景下，过去40年规范两国关系的基本框架显然已不足以指导未来两国关系。按照十八大报告上提出的目标看，2020年中国的GDP规模将接近甚至超越美国，外界亟待中国就一些重大问题提前做出战略思考：在国家经济力量出现重大变化时，国家的战略意图是否会发生改变；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的战略目标，在这一目标指引下，中美两国实力对比拉近后将如何共处；如何构筑新的战略根基；国际国内环境变化，中美如何确保关系长期稳定等，这些都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试图要回答的问题。
新关系亟需新范式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别于历史上其他大国关系。中国的和平发展的诚意与成就有目共睹，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已经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目前，把中国同一战前的德国、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相提并论的说法已很难见到，而二战前的美英关系、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冷战后的美欧、美日关系则越来越被用来同今日的中美关系做比较。中美高层共同认识到，中国不是苏联，不寻求意识形态扩张和颠覆现有国际体系，因此中美不会重蹈美苏关系的覆辙。同时，中国既不具备与美国全面抗衡的军事实力，也不追求二元霸权相互制约的消极稳定状态。二战后美国同欧洲、日本关系虽然保持了长时期的和平，但这种和平是建立在美国对欧日的控制、彼此相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以及军事同盟的基础上，由于中美之间存在着多重结构性矛盾，在可预见的将来，中美无法建成类似美欧、美日的这种关系。一些学者认为，19世纪末至二战前的美英关系属于大国权力和平过渡的典范，值得中美借鉴。但实际上，当时美国与英国之间围绕“权力转移”而进行的斗争也是非常激烈的。那场斗争之所以未上升为战争，主要是由于“一战”、“二战”使美英与德日的矛盾盖过了他们彼此之间的矛盾，加之同文同种，美英“权力转移”因而显得相对平和。这种特殊背景无法为今日之中美关系所复制。因此，可以说，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没有任何先例可循，也缺少相应的理论借鉴，是一条全新的道路，只能靠两国来摸索、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