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亚洲区域的再／统合(re/integration)，是所有批判圈知识分子共同的责任，而在当前历史的运动方向里，统合的最大障碍似乎是日本的政府（与社会）。要寄望日本的批判圈能够产生作用，从内部扭转形势，我们处于亚洲不同地区的人们必须跟他们站在一起，共同思考根本问题之所在，给他们提供外在的支持，让他们清楚地得到外在的信息与看法，才可能一起跨越临界点，走向亚洲整合的新阶段。这个临界点就是：日本有没有办法脱离对美国的军事依赖，从美国独立出来。
东亚局势正在发生“二战”以来极为关键性的变化，总体变动的主要动力，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和平崛起”所带动的区域性经济统合，然而牵动整体区域性“国际政治”动力场域中关系重组的催化剂，则是卢武铉政府调整韩国长期以来的“亲美反共”政策，不再依赖于美国的军事力量，试图走向朝鲜半岛的独立自主的努力。卢政权的调整不是突如其来，而是有着自身的盘算，它试图在韩国分析家所称的未来“东北亚的世纪”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持续仰仗美国是无法发挥主体意识的；特别是韩国的反美与民主运动一直是结合在一起的，政策的调整有庞大的民意基础，将美军逐出朝鲜半岛是韩民族自尊的基本表现。韩国的新走向，当然触动着总体区域性的神经系统，效果上是对过去冷战体制的挑战，是走向亚洲独立的重要环节。相对于韩国“去冷战”的积极走向，陈水扁与日本的小泉政权对于中国大陆的崛起则感到恐惧，不但没有脱离对美依赖走向自主，反倒是在持续深化“亲美反共”的冷战结构，不断向强势的布什主义靠拢。如果台湾地区及日本的知识界不能在此关键时刻发挥积极的介入力量，响应韩国的“脱美返亚”，走出冷战格局，走向东亚的后冷战时代，那么亚洲地区追求独立自主的可能性将再次沦为幻影，甚至将激化区域性的冲突。最近中国大陆及韩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反日运动，正在刺激台湾地区及日本右派的蠢蠢欲动，反映的也正是区域性的历史问题并没有被认真面对；此刻，历史的新情势正再次逼迫着我们走进历史，在认真面对中，寻求脱困的途径。
相对于这一波中国大陆与韩国两地的强烈反日运动，台湾地区因为长期的亲美、日，所以反日声浪相当薄弱。但是，这并不表示台湾对于区域性的变动全然免疫，相反的，台湾政治情势自二○○五年起变化的速度令人惊讶。过去，几乎所有的政治人物都不敢轻易去中国大陆访问，都怕被认为是在“亲中卖台”。然而，从陈水扁二○○四年的勉强连任，以及年底立法委员改选的失败，绿色阵营确定无法一厢情愿继续走台独路线，因而被迫妥协，开始调整与中国大陆的关系。中国大陆的《反分裂国家法》通过之前，陈水扁就开始示好，但是并没有能够阻止《反分裂国家法》的通过；《反分裂国家法》反倒加速了台湾社会内部维持台海和平的共识，任何政治力量能够化解冲突，就会赢得正当性，受到民众的支持。于是，在野的国民党与亲民党，纷纷开始跳过台湾政府，直接与中国共产党接触，以和解之名企图缓和、扭转两岸关系。国民党主席连战在二○○五年四月底访问大陆，与胡锦涛直接对话，在象征意义上形成了“国共”和谈的态势。这样场景的上演，在二○○五年之前是难以想像的。这样的走向虽然并不意味着两岸的统一即将到来，但是对“独派”的气势确实是一次重击。台湾内部的真实状况是，从过去二十年间所累积的冲突矛盾来看，短中期内，在没有任何共识的情况下，除非要冒着台湾内部发生“内战”的危机，贸然进行统一或独立都不会是政治上可能的走向。问题的关键在于台湾当局是否能与大陆签署和平协议，化解长期冲突的危机，在政治上搁置统独问题，台湾保证不继续走台湾独立的路线，中国大陆承诺不武力攻台强迫统一，而在其他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层次上持续互动。这样的提案已经被许多政治人物提出，在台湾社会内部正在逐渐形成共识。目前的动向是，以李登辉为代表的台独基本教义派对于这样的变化极端不满，提出要跟大陆谈，应该是“美日中台”四方在美国谈。李氏过于直白的要求，立刻遭到美方的否定，因此，“独派”可以发挥多大的作用力，目前难以评估，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基本教义派的悲情意识会成为台湾右翼力量未来的动员基础。
台湾问题是历史问题。在脱离中国大陆一世纪后，重新来思考两岸的再／统合，必定得面对层层纠结的历史问题。战后冷战体制的形成，搁置了殖民地台湾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历史关系的反思；这个搁置历经战后国民党所构筑的总体性“亲美反共”文化，一方面助长了统独问题，另一方面反倒形成李登辉以降的亲美、亲日格局，再次延迟了对于殖民地历史关系的厘清。台湾当前的情势是冷战文化的延续，具有批判性的主体意识要能够形成，必须得面对、超克战后冷战体制下所规范的台美关系，也才可能有空间去重新思索历史性的台日关系。
从当前快速变化的情势来看，如果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和平统合是大势所趋，是亚洲统合的主要构成之一，那么在东亚的新情势中，最为棘手的很显然是日本问题。除非是真的要选择走上脱亚的道路（只是这次不是入欧而是入美），日本的政府与社会必须得厘清与美国在“二战”后的历史关系。麻烦的是，无论是“返亚”还是“入美”，日本社会似乎都还没有做好准备，主因就在于无法真正“独立地”面对纠结的历史。
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在纪念万隆会议五十周年的大会上，小泉再次代表日本，对于日本“二战”期间对亚洲的侵略表示道歉（日本政府曾经对韩国及中国大陆，但是从来没有正式向前殖民地台湾地区的人民公开道歉）。坦白地说，西方帝国主义何时对它们的前殖民地公开道歉？美国对菲律宾、英国对印度、法国对越南、荷兰对印度尼西亚，何曾表示过歉意？那么，日本官方不止一次的公开道歉，为什么亚洲人总不领情，这到底如何解释？
简单的解释是，日本几次道歉的姿态很高，一般人感受不到道歉者的诚意。就像这次小泉还是很高姿态地声称日本是经济大国，不是军事大国一样，老是要站在强势者的位置，并没有放低身段，跟弱势者站在一起；再者，日本政府的言行不一，一方面道歉，一方面依靠外来的强者。一般人嘴上不说但是心里难免要问：你到底跟亚洲人站在一起，还是跟美国人站在一起？你说你不是军事大国，那是因为你的军事完全依靠美国这个超级军事强国，你日本到底是不是独立国家都还是个争议，那你凭什么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借着美国的力量，即使进了安理会，也不过是让美国多了一票而已，没有自主性的国家，我们不支持。也就是说，日本的道歉具有过度工具性的色彩，诚意是相当表面化的，并没有将对亚洲的道歉转化到政策的实践上，例如，体现在国际关系上，日本的亚洲政策到底是什么？它在亚洲的统合过程中作了些什么政策改变，来实质地体现道歉的诚意？简单讲，以国家利益为前提的道歉，是没有说服力的，无法在情感层次上打动受害者。
换句话说，日本战后的所谓成功，仅止于经济，不论在政治及文化上，都没有赢得亚洲人的尊敬。而能够受到尊重的前提之一，就是得重新思考日本自身在东亚区域中的身份、认同与位置。
在与日本批判圈大量友人的互动中，我积累了以下的问题。从当下的观点来看，日本主体性的内在问题来自于二战战败后的“共识”：美军的接管带来了民主（这个“上帝赐予的礼物”）与经济繁荣。从殖民者快速转换身份变成美国的军事殖民地，从加害者快速转变成受害者，消解了日本社会积极面对、反思它与前殖民地与被侵略地区关系的契机。再加上冷战体制的快速形成，也阻绝了前殖民地逼迫日本帝国进行反思的推动力量。于是，日本战后社会的共识，就是丢开政治，从事经济生产，忘记过去这段不愉快的历史，只看未来，反正民主也有了，国防军事就交给美国吧！这首先意味着日本战后经济快速的复苏，乃至于如今成为所谓的经济大国，其实是依附于美国军事防卫力量的结果；当然，它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亦即表面自主独立，其实臣服于美国，文化上与其他亚洲地区一样是第三世界，但是又不愿那样来自我定位，跟邻居站在一起。因为他高人一等的表现，也就无法建立起与亚洲的连带。另外，韩国、台湾地区八十年代以后的民主运动是与威权体制长期抗争来的，是在艰难的土壤中长出来的，至今两地民主的发展虽然有它的问题，但是至少不是天下掉下来的礼物，更不是美国军政府恩赐的，那么不是争来的民主，不是在抵抗中从本土中生成的制度，它的基本价值何在？它是真实的民主实践吗？让人不解的是，日本战后的反天皇制运动，似乎没有搞对焦距，天皇背后站着的是美国政府，如果反对天皇不将背后的人一起揪出，那不就是患了短视症吗？
日本知识界的集体短视症是形式主义的产物，是与政体、与美国帝国主义的共谋；无法面对最基本的存在价值的问题，又如何能够认真面对历史问题，又怎么可能与其他国家达到内心真正的和解呢？简化地说，我们要问的是：战后的日本至今到底是不是独立的国家？如果是，那又为什么会容许大量美军驻扎在自己的领土上呢？你当然可以说那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产物，是战败后进入冷战时期政治上的安排，但是冷战不是结束了么，到底还有什么正当性继续保留美军基地？要保留到什么时候？坦白地说，不经过全民运动来解决这个问题，争取独立，就是全面性的共谋／共识，就等于是以美国的军事力量来交换日本的经济发展，受惠的是日本，但是受害的是整个亚洲，让亚洲无法走向独立的道路。如果要美军持续滞留是全民的选择，那为什么不能大胆地承认日本是美国的藩属国呢？进步的日本知识界是否该跟亚洲其他地区一起彻底面对战后的日美关系？严格地说，政治、军事乃至于知识上，日本战后从来就没有独立过，一直就跟韩国、台湾地区一样，是美国的附庸。这个问题不是政治正确的问题，是关乎基本生存的主体性问题。
日本战后的政治安排是在冷战的格局中完成的，今天已经不再适用，必须要重新调整，而这是一连串，甚至是总体性自我定位、身份认同的调整，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必须重新辩论。日本战后的反共亲美虽然已经松动，对于中国与朝鲜的仇视也发生了变化，但是亲美的基本格局并没有改变，因此让人强烈感受到，在亚洲与美国之间，日本忠诚地跟美国站在一起，而这正是冷战心态的持续。在这些具体而关键的问题上，我们看不到小泉政府勇敢面对，反而与东亚走向统合的趋势越离越远。
日本战后的重要思想家竹内好，在一九五二年美军军管期间曾经提出了深刻的反省，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把事情看得清楚些：
今天，我们所需要做的是，国民大众齐心合力，为确立独立的目标而提出国家之理想。我们应当关怀的不是纠缠于法律的、政治性的独立之名义，而是支撑着这些名义的实质性的独立，我想，或许该称其为文化的独立吧。明治以来，日本的国家形成之主流精神，只重视独立的外在形式，不去反省它的实质内涵，结果失败了。在国际政治中，被承认为是独立国，被称为是一等国，于是便得意洋洋起来，今天看来，那并不是真正的独立。明治时代教养人今天可能还在把战前的日本视为独立国家的典范，然而，我不承认那是典范。那时的日本，看上去好像是按照自己的自我意志在行动，实际上并不然。不管是否有意识，总之，不过是被国际上的帝国主义所操纵，盲目地充当了帝国主义的炮灰而已。名义上独立，而实际上乃是别人的奴隶。今日的被占领乃是顺理成章的结果，并非是因为战败才失掉独立的。我们这一代人，通过自己的切身体验懂得了这一点。（竹内好，《国家的独立和理想》，载《近代的超克》，三联书店二○○五年版）
在今天读竹内五十年前的发言，不免让人唏嘘，感叹半世纪以来，不只是日本，更为宽广的东亚地区并没有取得竹内好意义下的实质独立。竹内认为“文化”的独立比法律和政治更为深层，不能通过形式来完成。如前所述，日本战后急于解除被美军占领的迫切性，即使是像竹内这样高度自省的思想家，都无法跳脱那样的认识论限制，去进一步以同理心思索当初日本对其他地区的占领，特别是剥夺了前殖民地的独立，所造成的长期痛苦（我个人认为这其实是问题的关键，如果日本知识界不能从独立问题中思考它对于其他地区造成的无法独立，那么战败还真的是种错误）；对于竹内提出这样的要求或许不公平，至少相对于其他的知识人，竹内处在那样高度的国耻状态中，却能够冷静地进行反思，从战败的痛苦经验中思索错误，并且要求国人在争取独立时不要再度陷入形式主义，不然表面上是有主体意识的行动，结果只是在当帝国主义的奴隶。
竹内对于日本独立问题的思考让我们反省：“独立”到底意味着什么？“独立”是一种向往自主性的历史动力，是掌握自己的命运，当家做主；放在第三世界反殖民运动的历史来看，“独立”是脱离帝国主义的殖民宰制，建立具有尊严的主体性。从这个角度来想，如今高举台湾民主反对运动旗帜的民进党在二○○○年取得了政权，声称这是台湾主体意识的胜利，又有什么民主的内涵？族群、性别、阶级的平等与公平正义达到了吗？在台湾，我们不但看不到台湾独立运动提出“独立”的民主内涵，反而很清晰地看到台湾当前的“独运”深化着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臣服。因此，亚洲的民主反对运动必须要重新清理过去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得有主体性地去面对日本殖民主义对亚洲各地所造成的长远伤害，以及美国支持亚洲亲美政权的过程中对于民主所造成的迫害及长远影响，而不只是切掉历史的重要构成，通过简单的外化问题来自我正当化。我们要超越前人的论述，不能再把帝国主义仅仅当成是外在的力量去反对它，其实帝国主义早已在我们所有人的身体、欲望及思想中流动着，主体性的批判性重建必须从自身的清理开始。我认为这样的思索是走向“独立”的基本条件，而在此基础上我们必须走出冷战结构的枷锁，认知到“二战”后的东亚地区其实并未“独立”，最多只是竹内好所说的形式上的“独立”，是继续在做帝国主义的奴隶。
竹内认为独立暗示了所企求的理念，对他而言，没有理想的独立是没有意义的，那么到底要提出什么样的理想？竹内并没有直接提出确切的答案，但是他认为这个理想的形成，必须经过一个国民集体的内在过程才能产生作用力；明治以来的“富国强兵”是不具伦理实践意义的，早已被历史证明是一场虚幻的大梦，战败是必然的，如何在失败中记取教训，走向实质独立才是关键所在。他以一贯的论证方式，认为与日本走了相反道路的印度及中国，“虽然没有能够获得形式上的独立，而反过来在实质上却把握到多么独立不羁的理想啊”！他进一步引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来帮助国人想像什么是理想：
中国对于世界究竟要负什么责任呢？现在世界列强所走的路是毁人国家的；如果中国强盛起来，也要去毁人国家，也去学习列强的帝国主义，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们的覆辙。所以我们要先决定一种政策，要济弱扶倾，才是我们民族的天职。我们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对于世界的列强要抵抗他。如果全国人民都立定这个志愿，中国民族才可以发展。若是不立定这个志愿，中国民族便没有希望。我们今日在没有发展之先，立定扶倾济弱的志愿，将来到了强盛时候，想到今日身受到了列强政治经济压迫的痛苦，将来弱小民族如果也受到痛苦，我们便要把那些帝国主义来消灭，那才算是治国平天下。（孙中山，《民族主义》，转引自上书，281页）
竹内好动容于孙中山所提出的理念，也深知日本的条件不容许简单地模仿孙中山，但是要国人在同样的伦理层次受到他的启发，共同思考独立的理念到底何在，日本在未来才可能独立。半个世纪以后，我们在东亚的脉络中，再次来思考独立，所面对的局势已经不同了，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已经有了丰厚的经济资源，中国虽未强盛却也在“和平崛起”，如果今天要谈亚洲独立的理念，就算我们没有办法提出更为高超的理想，但是至少得开始兑现孙中山当初提出的方向：济弱扶倾。抵抗帝国主义，不该只是口号，而是具有实践意涵。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后冷战时代应该来临，原有区域性的对峙格局不能继续下去，那么追求“独立”除了得推动美国军事力量所代表的帝国主义撤出亚洲，建立起全球均势状态，慢慢走向世界和平的理念之外，也必须实践济弱扶倾的基本理念，资源丰富的国家，要能够跳脱简单的“国家利益”来想问题，让各种的人力物力资源能够在各地更为流通丰富，也才能达到实质上的平等对待。
在这个过程中，持续抵抗帝国主义不该只是一种抵御外侮的姿态而已，身为华人／中国人，我们要跳出西方帝国主义入侵造成的历史经验的叙述，这个受苦受难的情感不应该阻挡我们去重新反思历史上中华帝国对周边地区所造成的庞大政治、军事及文化上的压力。今天亚洲地区对于中国崛起的担忧，其实不全然来自于当代中国，而是历史的中国，那个所谓朝贡体系的中国；从朝鲜半岛、冲绳、越南，到整个东南亚，对于中国崛起的暧昧态度就是对于过去历史中的中华帝国的忧心，难道我们是在重返那个历史的朝贡关系？中国大陆的知识界要充分认知，中国已经不再是帝国，应该有条件反省中国前近代时期的身份位置，不能再重蹈以往的帝国大梦，主观地期待中国成为强权，与美国帝国平起平坐，来取得自我的肯定。在亚洲，去帝国化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反思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日本帝国主义的暴力、战后美国通过冷战持续帝国主义在亚洲的扩张，同时也更得认真面对作为帝国对于别人造成的压迫。中国从帝国变成大国，要如何清楚地自我定位、寻找新的方式来对待邻近地区？我认为必须从自身尚未去帝国化的问题开始，不继续梦想回到帝国的位置去对抗美国帝国主义，而是清楚地站在大国的位置，担负起大国该尽的责任，至少在亚洲统合的过程中，做出该有的贡献，而不是在欲求主导世界的领导权。
“日本是否是独立国家？”这个问题的提出，目的不在于挑衅，同时也是在自我质疑，根本目的则是为了开启东亚区域内部的和解进程无法推进的核心问题。日本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大陆与台湾知识界崇美的程度绝不低于日本，视野中没有邻居只有强者，而之所以会如此深层地认同美国，就是因为没有能力去认识到我们自身帝国认同的因子，也就是在历史教科书中建立起了我们深厚的中华帝国认同。层层拨开历史中缠绕的帝国欲望，才是走向亚洲和解、统合与独立的先决条件。
二○○五年五月八日于新加坡
东亚局势正在发生“二战”以来极为关键性的变化，总体变动的主要动力，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和平崛起”所带动的区域性经济统合，然而牵动整体区域性“国际政治”动力场域中关系重组的催化剂，则是卢武铉政府调整韩国长期以来的“亲美反共”政策，不再依赖于美国的军事力量，试图走向朝鲜半岛的独立自主的努力。卢政权的调整不是突如其来，而是有着自身的盘算，它试图在韩国分析家所称的未来“东北亚的世纪”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持续仰仗美国是无法发挥主体意识的；特别是韩国的反美与民主运动一直是结合在一起的，政策的调整有庞大的民意基础，将美军逐出朝鲜半岛是韩民族自尊的基本表现。韩国的新走向，当然触动着总体区域性的神经系统，效果上是对过去冷战体制的挑战，是走向亚洲独立的重要环节。相对于韩国“去冷战”的积极走向，陈水扁与日本的小泉政权对于中国大陆的崛起则感到恐惧，不但没有脱离对美依赖走向自主，反倒是在持续深化“亲美反共”的冷战结构，不断向强势的布什主义靠拢。如果台湾地区及日本的知识界不能在此关键时刻发挥积极的介入力量，响应韩国的“脱美返亚”，走出冷战格局，走向东亚的后冷战时代，那么亚洲地区追求独立自主的可能性将再次沦为幻影，甚至将激化区域性的冲突。最近中国大陆及韩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反日运动，正在刺激台湾地区及日本右派的蠢蠢欲动，反映的也正是区域性的历史问题并没有被认真面对；此刻，历史的新情势正再次逼迫着我们走进历史，在认真面对中，寻求脱困的途径。
相对于这一波中国大陆与韩国两地的强烈反日运动，台湾地区因为长期的亲美、日，所以反日声浪相当薄弱。但是，这并不表示台湾对于区域性的变动全然免疫，相反的，台湾政治情势自二○○五年起变化的速度令人惊讶。过去，几乎所有的政治人物都不敢轻易去中国大陆访问，都怕被认为是在“亲中卖台”。然而，从陈水扁二○○四年的勉强连任，以及年底立法委员改选的失败，绿色阵营确定无法一厢情愿继续走台独路线，因而被迫妥协，开始调整与中国大陆的关系。中国大陆的《反分裂国家法》通过之前，陈水扁就开始示好，但是并没有能够阻止《反分裂国家法》的通过；《反分裂国家法》反倒加速了台湾社会内部维持台海和平的共识，任何政治力量能够化解冲突，就会赢得正当性，受到民众的支持。于是，在野的国民党与亲民党，纷纷开始跳过台湾政府，直接与中国共产党接触，以和解之名企图缓和、扭转两岸关系。国民党主席连战在二○○五年四月底访问大陆，与胡锦涛直接对话，在象征意义上形成了“国共”和谈的态势。这样场景的上演，在二○○五年之前是难以想像的。这样的走向虽然并不意味着两岸的统一即将到来，但是对“独派”的气势确实是一次重击。台湾内部的真实状况是，从过去二十年间所累积的冲突矛盾来看，短中期内，在没有任何共识的情况下，除非要冒着台湾内部发生“内战”的危机，贸然进行统一或独立都不会是政治上可能的走向。问题的关键在于台湾当局是否能与大陆签署和平协议，化解长期冲突的危机，在政治上搁置统独问题，台湾保证不继续走台湾独立的路线，中国大陆承诺不武力攻台强迫统一，而在其他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层次上持续互动。这样的提案已经被许多政治人物提出，在台湾社会内部正在逐渐形成共识。目前的动向是，以李登辉为代表的台独基本教义派对于这样的变化极端不满，提出要跟大陆谈，应该是“美日中台”四方在美国谈。李氏过于直白的要求，立刻遭到美方的否定，因此，“独派”可以发挥多大的作用力，目前难以评估，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基本教义派的悲情意识会成为台湾右翼力量未来的动员基础。
台湾问题是历史问题。在脱离中国大陆一世纪后，重新来思考两岸的再／统合，必定得面对层层纠结的历史问题。战后冷战体制的形成，搁置了殖民地台湾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历史关系的反思；这个搁置历经战后国民党所构筑的总体性“亲美反共”文化，一方面助长了统独问题，另一方面反倒形成李登辉以降的亲美、亲日格局，再次延迟了对于殖民地历史关系的厘清。台湾当前的情势是冷战文化的延续，具有批判性的主体意识要能够形成，必须得面对、超克战后冷战体制下所规范的台美关系，也才可能有空间去重新思索历史性的台日关系。
从当前快速变化的情势来看，如果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和平统合是大势所趋，是亚洲统合的主要构成之一，那么在东亚的新情势中，最为棘手的很显然是日本问题。除非是真的要选择走上脱亚的道路（只是这次不是入欧而是入美），日本的政府与社会必须得厘清与美国在“二战”后的历史关系。麻烦的是，无论是“返亚”还是“入美”，日本社会似乎都还没有做好准备，主因就在于无法真正“独立地”面对纠结的历史。
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在纪念万隆会议五十周年的大会上，小泉再次代表日本，对于日本“二战”期间对亚洲的侵略表示道歉（日本政府曾经对韩国及中国大陆，但是从来没有正式向前殖民地台湾地区的人民公开道歉）。坦白地说，西方帝国主义何时对它们的前殖民地公开道歉？美国对菲律宾、英国对印度、法国对越南、荷兰对印度尼西亚，何曾表示过歉意？那么，日本官方不止一次的公开道歉，为什么亚洲人总不领情，这到底如何解释？
简单的解释是，日本几次道歉的姿态很高，一般人感受不到道歉者的诚意。就像这次小泉还是很高姿态地声称日本是经济大国，不是军事大国一样，老是要站在强势者的位置，并没有放低身段，跟弱势者站在一起；再者，日本政府的言行不一，一方面道歉，一方面依靠外来的强者。一般人嘴上不说但是心里难免要问：你到底跟亚洲人站在一起，还是跟美国人站在一起？你说你不是军事大国，那是因为你的军事完全依靠美国这个超级军事强国，你日本到底是不是独立国家都还是个争议，那你凭什么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借着美国的力量，即使进了安理会，也不过是让美国多了一票而已，没有自主性的国家，我们不支持。也就是说，日本的道歉具有过度工具性的色彩，诚意是相当表面化的，并没有将对亚洲的道歉转化到政策的实践上，例如，体现在国际关系上，日本的亚洲政策到底是什么？它在亚洲的统合过程中作了些什么政策改变，来实质地体现道歉的诚意？简单讲，以国家利益为前提的道歉，是没有说服力的，无法在情感层次上打动受害者。
换句话说，日本战后的所谓成功，仅止于经济，不论在政治及文化上，都没有赢得亚洲人的尊敬。而能够受到尊重的前提之一，就是得重新思考日本自身在东亚区域中的身份、认同与位置。
在与日本批判圈大量友人的互动中，我积累了以下的问题。从当下的观点来看，日本主体性的内在问题来自于二战战败后的“共识”：美军的接管带来了民主（这个“上帝赐予的礼物”）与经济繁荣。从殖民者快速转换身份变成美国的军事殖民地，从加害者快速转变成受害者，消解了日本社会积极面对、反思它与前殖民地与被侵略地区关系的契机。再加上冷战体制的快速形成，也阻绝了前殖民地逼迫日本帝国进行反思的推动力量。于是，日本战后社会的共识，就是丢开政治，从事经济生产，忘记过去这段不愉快的历史，只看未来，反正民主也有了，国防军事就交给美国吧！这首先意味着日本战后经济快速的复苏，乃至于如今成为所谓的经济大国，其实是依附于美国军事防卫力量的结果；当然，它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亦即表面自主独立，其实臣服于美国，文化上与其他亚洲地区一样是第三世界，但是又不愿那样来自我定位，跟邻居站在一起。因为他高人一等的表现，也就无法建立起与亚洲的连带。另外，韩国、台湾地区八十年代以后的民主运动是与威权体制长期抗争来的，是在艰难的土壤中长出来的，至今两地民主的发展虽然有它的问题，但是至少不是天下掉下来的礼物，更不是美国军政府恩赐的，那么不是争来的民主，不是在抵抗中从本土中生成的制度，它的基本价值何在？它是真实的民主实践吗？让人不解的是，日本战后的反天皇制运动，似乎没有搞对焦距，天皇背后站着的是美国政府，如果反对天皇不将背后的人一起揪出，那不就是患了短视症吗？
日本知识界的集体短视症是形式主义的产物，是与政体、与美国帝国主义的共谋；无法面对最基本的存在价值的问题，又如何能够认真面对历史问题，又怎么可能与其他国家达到内心真正的和解呢？简化地说，我们要问的是：战后的日本至今到底是不是独立的国家？如果是，那又为什么会容许大量美军驻扎在自己的领土上呢？你当然可以说那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产物，是战败后进入冷战时期政治上的安排，但是冷战不是结束了么，到底还有什么正当性继续保留美军基地？要保留到什么时候？坦白地说，不经过全民运动来解决这个问题，争取独立，就是全面性的共谋／共识，就等于是以美国的军事力量来交换日本的经济发展，受惠的是日本，但是受害的是整个亚洲，让亚洲无法走向独立的道路。如果要美军持续滞留是全民的选择，那为什么不能大胆地承认日本是美国的藩属国呢？进步的日本知识界是否该跟亚洲其他地区一起彻底面对战后的日美关系？严格地说，政治、军事乃至于知识上，日本战后从来就没有独立过，一直就跟韩国、台湾地区一样，是美国的附庸。这个问题不是政治正确的问题，是关乎基本生存的主体性问题。
日本战后的政治安排是在冷战的格局中完成的，今天已经不再适用，必须要重新调整，而这是一连串，甚至是总体性自我定位、身份认同的调整，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必须重新辩论。日本战后的反共亲美虽然已经松动，对于中国与朝鲜的仇视也发生了变化，但是亲美的基本格局并没有改变，因此让人强烈感受到，在亚洲与美国之间，日本忠诚地跟美国站在一起，而这正是冷战心态的持续。在这些具体而关键的问题上，我们看不到小泉政府勇敢面对，反而与东亚走向统合的趋势越离越远。
日本战后的重要思想家竹内好，在一九五二年美军军管期间曾经提出了深刻的反省，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把事情看得清楚些：
今天，我们所需要做的是，国民大众齐心合力，为确立独立的目标而提出国家之理想。我们应当关怀的不是纠缠于法律的、政治性的独立之名义，而是支撑着这些名义的实质性的独立，我想，或许该称其为文化的独立吧。明治以来，日本的国家形成之主流精神，只重视独立的外在形式，不去反省它的实质内涵，结果失败了。在国际政治中，被承认为是独立国，被称为是一等国，于是便得意洋洋起来，今天看来，那并不是真正的独立。明治时代教养人今天可能还在把战前的日本视为独立国家的典范，然而，我不承认那是典范。那时的日本，看上去好像是按照自己的自我意志在行动，实际上并不然。不管是否有意识，总之，不过是被国际上的帝国主义所操纵，盲目地充当了帝国主义的炮灰而已。名义上独立，而实际上乃是别人的奴隶。今日的被占领乃是顺理成章的结果，并非是因为战败才失掉独立的。我们这一代人，通过自己的切身体验懂得了这一点。（竹内好，《国家的独立和理想》，载《近代的超克》，三联书店二○○五年版）
在今天读竹内五十年前的发言，不免让人唏嘘，感叹半世纪以来，不只是日本，更为宽广的东亚地区并没有取得竹内好意义下的实质独立。竹内认为“文化”的独立比法律和政治更为深层，不能通过形式来完成。如前所述，日本战后急于解除被美军占领的迫切性，即使是像竹内这样高度自省的思想家，都无法跳脱那样的认识论限制，去进一步以同理心思索当初日本对其他地区的占领，特别是剥夺了前殖民地的独立，所造成的长期痛苦（我个人认为这其实是问题的关键，如果日本知识界不能从独立问题中思考它对于其他地区造成的无法独立，那么战败还真的是种错误）；对于竹内提出这样的要求或许不公平，至少相对于其他的知识人，竹内处在那样高度的国耻状态中，却能够冷静地进行反思，从战败的痛苦经验中思索错误，并且要求国人在争取独立时不要再度陷入形式主义，不然表面上是有主体意识的行动，结果只是在当帝国主义的奴隶。
竹内对于日本独立问题的思考让我们反省：“独立”到底意味着什么？“独立”是一种向往自主性的历史动力，是掌握自己的命运，当家做主；放在第三世界反殖民运动的历史来看，“独立”是脱离帝国主义的殖民宰制，建立具有尊严的主体性。从这个角度来想，如今高举台湾民主反对运动旗帜的民进党在二○○○年取得了政权，声称这是台湾主体意识的胜利，又有什么民主的内涵？族群、性别、阶级的平等与公平正义达到了吗？在台湾，我们不但看不到台湾独立运动提出“独立”的民主内涵，反而很清晰地看到台湾当前的“独运”深化着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臣服。因此，亚洲的民主反对运动必须要重新清理过去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得有主体性地去面对日本殖民主义对亚洲各地所造成的长远伤害，以及美国支持亚洲亲美政权的过程中对于民主所造成的迫害及长远影响，而不只是切掉历史的重要构成，通过简单的外化问题来自我正当化。我们要超越前人的论述，不能再把帝国主义仅仅当成是外在的力量去反对它，其实帝国主义早已在我们所有人的身体、欲望及思想中流动着，主体性的批判性重建必须从自身的清理开始。我认为这样的思索是走向“独立”的基本条件，而在此基础上我们必须走出冷战结构的枷锁，认知到“二战”后的东亚地区其实并未“独立”，最多只是竹内好所说的形式上的“独立”，是继续在做帝国主义的奴隶。
竹内认为独立暗示了所企求的理念，对他而言，没有理想的独立是没有意义的，那么到底要提出什么样的理想？竹内并没有直接提出确切的答案，但是他认为这个理想的形成，必须经过一个国民集体的内在过程才能产生作用力；明治以来的“富国强兵”是不具伦理实践意义的，早已被历史证明是一场虚幻的大梦，战败是必然的，如何在失败中记取教训，走向实质独立才是关键所在。他以一贯的论证方式，认为与日本走了相反道路的印度及中国，“虽然没有能够获得形式上的独立，而反过来在实质上却把握到多么独立不羁的理想啊”！他进一步引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来帮助国人想像什么是理想：
中国对于世界究竟要负什么责任呢？现在世界列强所走的路是毁人国家的；如果中国强盛起来，也要去毁人国家，也去学习列强的帝国主义，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们的覆辙。所以我们要先决定一种政策，要济弱扶倾，才是我们民族的天职。我们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对于世界的列强要抵抗他。如果全国人民都立定这个志愿，中国民族才可以发展。若是不立定这个志愿，中国民族便没有希望。我们今日在没有发展之先，立定扶倾济弱的志愿，将来到了强盛时候，想到今日身受到了列强政治经济压迫的痛苦，将来弱小民族如果也受到痛苦，我们便要把那些帝国主义来消灭，那才算是治国平天下。（孙中山，《民族主义》，转引自上书，281页）
竹内好动容于孙中山所提出的理念，也深知日本的条件不容许简单地模仿孙中山，但是要国人在同样的伦理层次受到他的启发，共同思考独立的理念到底何在，日本在未来才可能独立。半个世纪以后，我们在东亚的脉络中，再次来思考独立，所面对的局势已经不同了，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已经有了丰厚的经济资源，中国虽未强盛却也在“和平崛起”，如果今天要谈亚洲独立的理念，就算我们没有办法提出更为高超的理想，但是至少得开始兑现孙中山当初提出的方向：济弱扶倾。抵抗帝国主义，不该只是口号，而是具有实践意涵。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后冷战时代应该来临，原有区域性的对峙格局不能继续下去，那么追求“独立”除了得推动美国军事力量所代表的帝国主义撤出亚洲，建立起全球均势状态，慢慢走向世界和平的理念之外，也必须实践济弱扶倾的基本理念，资源丰富的国家，要能够跳脱简单的“国家利益”来想问题，让各种的人力物力资源能够在各地更为流通丰富，也才能达到实质上的平等对待。
在这个过程中，持续抵抗帝国主义不该只是一种抵御外侮的姿态而已，身为华人／中国人，我们要跳出西方帝国主义入侵造成的历史经验的叙述，这个受苦受难的情感不应该阻挡我们去重新反思历史上中华帝国对周边地区所造成的庞大政治、军事及文化上的压力。今天亚洲地区对于中国崛起的担忧，其实不全然来自于当代中国，而是历史的中国，那个所谓朝贡体系的中国；从朝鲜半岛、冲绳、越南，到整个东南亚，对于中国崛起的暧昧态度就是对于过去历史中的中华帝国的忧心，难道我们是在重返那个历史的朝贡关系？中国大陆的知识界要充分认知，中国已经不再是帝国，应该有条件反省中国前近代时期的身份位置，不能再重蹈以往的帝国大梦，主观地期待中国成为强权，与美国帝国平起平坐，来取得自我的肯定。在亚洲，去帝国化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反思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日本帝国主义的暴力、战后美国通过冷战持续帝国主义在亚洲的扩张，同时也更得认真面对作为帝国对于别人造成的压迫。中国从帝国变成大国，要如何清楚地自我定位、寻找新的方式来对待邻近地区？我认为必须从自身尚未去帝国化的问题开始，不继续梦想回到帝国的位置去对抗美国帝国主义，而是清楚地站在大国的位置，担负起大国该尽的责任，至少在亚洲统合的过程中，做出该有的贡献，而不是在欲求主导世界的领导权。
“日本是否是独立国家？”这个问题的提出，目的不在于挑衅，同时也是在自我质疑，根本目的则是为了开启东亚区域内部的和解进程无法推进的核心问题。日本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大陆与台湾知识界崇美的程度绝不低于日本，视野中没有邻居只有强者，而之所以会如此深层地认同美国，就是因为没有能力去认识到我们自身帝国认同的因子，也就是在历史教科书中建立起了我们深厚的中华帝国认同。层层拨开历史中缠绕的帝国欲望，才是走向亚洲和解、统合与独立的先决条件。
二○○五年五月八日于新加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