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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条锈病是长期影响小麦产量的严重生物灾害。感染条锈病的小麦叶子发黄，麦粒干瘪，如同生锈。如果防控不及时，往往会造成减产，在病害大流行年份，甚至导致绝收。
如何有效防治小麦条锈病，一直是摆在农业科学家面前的重大难题。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康振生40年来坚守中国西北旱区，回答了我国小麦条锈病致病菌从哪里来、如何致病、如何防控等一系列问题。他的科研成果使我国小麦每年避免减产20多亿公斤。
康振生与农业科研结缘于1977年，那一年，正在插队的他考入西北农学院。“我下乡3年，目睹了农村的落后。”康振生说。
用科学帮助农民增产增收、摆脱贫困的种子从此在康振生心里种下了。在大学里，他找到了自己的科研方向——植物病理学。
1982年，康振生开始跟随著名植物病理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振岐学习。李振岐在上世纪50年代发现，我国东部小麦条锈病的发病菌源每年都是从西部吹过去的。甘肃、青海、宁夏、陕西、四川交界的大区域内，形成了一个条锈菌藏身越夏的“越夏易变区”。小麦品种洛夫林10、洛夫林13最早作为抗病品种被引进。但没几年，人们就发现，“越夏易变区”内种植的洛夫林小麦对条锈病的抗病性消失了。
为何曾经的抗病品种不再抗病？康振生下决心搞明白。近两年时间内，他出行累计超40次，采集了近7000份小麦标本，足迹几乎踏遍了甘肃南部所有乡镇。康振生最终找到并首次在国内公布了使洛夫林小麦感染条锈病的新菌系。
“康老师非常勤奋，几乎没有周末，一有节假日就去山区调研，驴车都上不去的地方，他徒步攀爬。渴了喝口凉水，饿了啃口干馍，晚上睡农民炕头，饥一顿饱一顿是常态。”康振生的学生、西农大教授王晓杰说。 一般人眼中的苦，康振生却甘之如饴。他总说，3年知青生活赋予他吃苦耐劳的精神。那如健康小麦麦芒一般的坚韧品格，支撑他攻破一道道科研难关。
1988年，康振生被公派到加拿大农业部温尼伯研究所深造。从实验样品加工、切片到数据采集分析，他身兼数职，争分夺秒做实验。他的勤奋感动了挑剔的当地科研人员，对方甚至给他单独配了一把实验室钥匙，方便他利用周末搞研究。
“温尼伯研究所是全球研究小麦条锈病最好的单位，我可以留所工作，也可以拿绿卡，但我从没想过要留在那里。”康振生在与妻子的国际长途电话中说，“国家派我出国的费用相当于几十个农民一年的纯收入。我是党培养的，回国尽忠理所应当。”
1990年末，康振生回到陕西杨凌。凭着一片赤诚之心，康振生在西北大地上挥洒汗水。他牵头组建陕西省农业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后发展为旱区作物逆境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从事农业生命科学基础研究。以阻止病菌大区间传播为目标的全国条锈病三级防控技术体系，于2006年被农业部采纳，迄今在陕甘等12个省区市推广，使全国小麦条锈病发病面积降低50.83%，每年挽回小麦损失20多亿公斤。2012年，该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2010年，有美国学者发现小檗上出现条锈病。康振生敏锐地察觉到，这种枝干上带有小针刺的落叶灌木，可能助长小麦条锈病的传播。为了验证自己的判断，康振生走进大山，如海里捞针般寻觅小檗植株，“甚至不确定海里有没有针”。
为收集足够多的小檗植株，康振生几近痴迷。一次，康振生在西北采集小檗标本，因为满脸尘土且携带有铁锹、GPS等物品，被高速收费站人员误认为盗墓贼和文物贩子，幸亏他及时出示证件，才澄清误会。
功夫不负有心人，海里也能捞金针。通过数千份样本采集、上万次实验研究，康振生团队发现，有性生殖是我国条锈菌致病性变异的主要途径。野生小檗广泛分布于西北山区，小麦条锈菌则在小檗上“生儿育女”，并不断变异，影响原有抗病材料发挥作用。2017年8月，这项研究成果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植物病理学年评》上发布，引起业内强烈反响。
防治病害的成果最终还要由农民掌握才能显出实效。为了让农民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康振生将研发出的阻止条锈菌有性生殖防控技术概括为“遮、铲、喷”，即遮盖麦垛、铲除小檗和喷施杀菌剂。
今年春季，小麦条锈病传播范围增大，全国遭遇近10年来程度最重的一次小麦条锈病。
康振生從1月起就赴多地开展小麦病虫害普查，提前两个月发出条锈病大流行预警。他提出“春病冬治，控前保后;控西保东，打点保面”的防治策略，使处于我国小麦条锈病东西部菌源交流“桥梁”地带的陕西省防控效果达到了95%，全国夏粮丰收成为定局。
在西农大师生心中，位于学校北区的“东南窑”有种神奇的力量。这个由防空洞改造的窑洞实验室，先后走出过李振岐、康振生两位“师生院士”，成为一代代学子的精神家园。
始终心怀祖国，服务国家需求。康振生既是农业科技的探路者，又是传道授业的掌灯人。多年来，康振生累计培养硕博士生170余名。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康振生团队陆续与哈萨克斯坦、土耳其等10余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合作，让中国农业科研成果走出国门。有外国专家把他的团队赞为“杨凌Group”，将他的实验室称为“康Lab”。
杨凌是农科城也是小城，生活条件和吸引力颇为有限。康振生团队成员来自五湖四海，几乎每位“牛人”都曾拒绝过沿海高校的“挖角”。他们说：科研是第一位的，杨凌接地气。搞农业的，离田地近，心里踏实！
如今的康振生坦承自己最爱的称呼仍是老师和科学家。他每学期给本科生上30学时的课，身体力行教会年轻人知农爱农;他对科研严谨依旧，从不用自身影响力帮学生申请项目;他一到田里就兴奋，经常为了帮农民看一种小麦病害，翻山越岭几个小时……
弟子们都喜欢康振生的一句话：“农业院校教师一生要站好两个讲台，一是教书育人的讲台，一是田间地头的讲台。常常自问初心何在，人生之路就会走稳走远。”
◎ 来源|半月谈
如何有效防治小麦条锈病，一直是摆在农业科学家面前的重大难题。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康振生40年来坚守中国西北旱区，回答了我国小麦条锈病致病菌从哪里来、如何致病、如何防控等一系列问题。他的科研成果使我国小麦每年避免减产20多亿公斤。
康振生与农业科研结缘于1977年，那一年，正在插队的他考入西北农学院。“我下乡3年，目睹了农村的落后。”康振生说。
用科学帮助农民增产增收、摆脱贫困的种子从此在康振生心里种下了。在大学里，他找到了自己的科研方向——植物病理学。
1982年，康振生开始跟随著名植物病理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振岐学习。李振岐在上世纪50年代发现，我国东部小麦条锈病的发病菌源每年都是从西部吹过去的。甘肃、青海、宁夏、陕西、四川交界的大区域内，形成了一个条锈菌藏身越夏的“越夏易变区”。小麦品种洛夫林10、洛夫林13最早作为抗病品种被引进。但没几年，人们就发现，“越夏易变区”内种植的洛夫林小麦对条锈病的抗病性消失了。
为何曾经的抗病品种不再抗病？康振生下决心搞明白。近两年时间内，他出行累计超40次，采集了近7000份小麦标本，足迹几乎踏遍了甘肃南部所有乡镇。康振生最终找到并首次在国内公布了使洛夫林小麦感染条锈病的新菌系。
“康老师非常勤奋，几乎没有周末，一有节假日就去山区调研，驴车都上不去的地方，他徒步攀爬。渴了喝口凉水，饿了啃口干馍，晚上睡农民炕头，饥一顿饱一顿是常态。”康振生的学生、西农大教授王晓杰说。 一般人眼中的苦，康振生却甘之如饴。他总说，3年知青生活赋予他吃苦耐劳的精神。那如健康小麦麦芒一般的坚韧品格，支撑他攻破一道道科研难关。
1988年，康振生被公派到加拿大农业部温尼伯研究所深造。从实验样品加工、切片到数据采集分析，他身兼数职，争分夺秒做实验。他的勤奋感动了挑剔的当地科研人员，对方甚至给他单独配了一把实验室钥匙，方便他利用周末搞研究。
“温尼伯研究所是全球研究小麦条锈病最好的单位，我可以留所工作，也可以拿绿卡，但我从没想过要留在那里。”康振生在与妻子的国际长途电话中说，“国家派我出国的费用相当于几十个农民一年的纯收入。我是党培养的，回国尽忠理所应当。”
1990年末，康振生回到陕西杨凌。凭着一片赤诚之心，康振生在西北大地上挥洒汗水。他牵头组建陕西省农业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后发展为旱区作物逆境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从事农业生命科学基础研究。以阻止病菌大区间传播为目标的全国条锈病三级防控技术体系，于2006年被农业部采纳，迄今在陕甘等12个省区市推广，使全国小麦条锈病发病面积降低50.83%，每年挽回小麦损失20多亿公斤。2012年，该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2010年，有美国学者发现小檗上出现条锈病。康振生敏锐地察觉到，这种枝干上带有小针刺的落叶灌木，可能助长小麦条锈病的传播。为了验证自己的判断，康振生走进大山，如海里捞针般寻觅小檗植株，“甚至不确定海里有没有针”。
为收集足够多的小檗植株，康振生几近痴迷。一次，康振生在西北采集小檗标本，因为满脸尘土且携带有铁锹、GPS等物品，被高速收费站人员误认为盗墓贼和文物贩子，幸亏他及时出示证件，才澄清误会。
功夫不负有心人，海里也能捞金针。通过数千份样本采集、上万次实验研究，康振生团队发现，有性生殖是我国条锈菌致病性变异的主要途径。野生小檗广泛分布于西北山区，小麦条锈菌则在小檗上“生儿育女”，并不断变异，影响原有抗病材料发挥作用。2017年8月，这项研究成果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植物病理学年评》上发布，引起业内强烈反响。
防治病害的成果最终还要由农民掌握才能显出实效。为了让农民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康振生将研发出的阻止条锈菌有性生殖防控技术概括为“遮、铲、喷”，即遮盖麦垛、铲除小檗和喷施杀菌剂。
今年春季，小麦条锈病传播范围增大，全国遭遇近10年来程度最重的一次小麦条锈病。
康振生從1月起就赴多地开展小麦病虫害普查，提前两个月发出条锈病大流行预警。他提出“春病冬治，控前保后;控西保东，打点保面”的防治策略，使处于我国小麦条锈病东西部菌源交流“桥梁”地带的陕西省防控效果达到了95%，全国夏粮丰收成为定局。
在西农大师生心中，位于学校北区的“东南窑”有种神奇的力量。这个由防空洞改造的窑洞实验室，先后走出过李振岐、康振生两位“师生院士”，成为一代代学子的精神家园。
始终心怀祖国，服务国家需求。康振生既是农业科技的探路者，又是传道授业的掌灯人。多年来，康振生累计培养硕博士生170余名。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康振生团队陆续与哈萨克斯坦、土耳其等10余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合作，让中国农业科研成果走出国门。有外国专家把他的团队赞为“杨凌Group”，将他的实验室称为“康Lab”。
杨凌是农科城也是小城，生活条件和吸引力颇为有限。康振生团队成员来自五湖四海，几乎每位“牛人”都曾拒绝过沿海高校的“挖角”。他们说：科研是第一位的，杨凌接地气。搞农业的，离田地近，心里踏实！
如今的康振生坦承自己最爱的称呼仍是老师和科学家。他每学期给本科生上30学时的课，身体力行教会年轻人知农爱农;他对科研严谨依旧，从不用自身影响力帮学生申请项目;他一到田里就兴奋，经常为了帮农民看一种小麦病害，翻山越岭几个小时……
弟子们都喜欢康振生的一句话：“农业院校教师一生要站好两个讲台，一是教书育人的讲台，一是田间地头的讲台。常常自问初心何在，人生之路就会走稳走远。”
◎ 来源|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