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表明，一旦中国经济失衡达到严重程度，在改变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方面拖延的时间越长，为此付出的代价就越大。
　　
　　在有关最近中国人大会议的新闻报道中，通胀是焦点所在，但是，一场围绕中国经济再平衡的内部激辩或许会让人们更感兴趣。从“投资型增长”转变为“消费型增长”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中国家庭消费的演变是近几十年最令人瞩目的经济事件之一。上世纪80年代，家庭消费在中国GDP中占的比重为50-52%，属于低水平，但尚在亚洲其他高储蓄国家所处的范畴之内。
　　在之后的十年内，由于中国经济增速快于消费增速，家庭消费在GDP中的占比缓慢下降，到2000年降至令人担忧的46%。不断扩大的投资和贸易顺差由此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在接下来的十年内，这两个环节迅速扩张，推动中国经济年均增长10%以上。
　　然而，在接下来的十年内，由于处于破产境地的中国各家银行亟需救助，消费与投资和出口以更快的速度背道而驰。
　　到2005年，消费的占比降至40%这一前所未有的最低水平。在温家宝总理领导下，中国政府决心推动经济均衡增长，提高家庭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但是，低消费并非偶然现象，而是现有增长模式的根本特征。不放弃现有模式，就无法改变低消费。果不其然，中国政府不愿意这么做。于是，接下来的5年里，家庭消费比重进一步下滑到35%，令人愕然。
　　中国经济的极速增长受到了大规模家庭财富转移的推动。家庭财富的转移为制造业和投资的繁荣提供了补贴，并为不良贷款埋单。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央行制定的极低利率。在低利率的作用下，每年从家庭转移给银行和贷款者的财富起码占GDP的5-7%。家庭财富减少，自然导致家庭消费下降。
　　投资驱动型的增长模式并非中国所独有。许多国家都有过成功的先例，但也都遇到了同样的困境。迅速扩张、受政府指导的投资往往存在配置不当的问题。所造成的损失会被巨额隐性利率补贴掩盖起来，但不会因此消失。
　　中国也不例外。中国资本错配的规模之大已到了难以维系的地步。因此，现在中国政府必须允许家庭从近几十年产生的巨额财富中获得更大份额，使消费取代投资，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但这中间暗藏隐患。再平衡要求中国降低投资增速。不良投资累积越多，就必须从家庭转移出越多财富，来维持那些投资。然而，投资减少势必导致经济增长骤然放缓。加快投资步伐是政策制定者维持经济高增长的唯一途径。
　　这就是中国国内这场争论变得如此激烈的原因所在。改革派认为，要形成一种更可持续的增长模式，就必须减少投资，放慢经济增长步伐。反对者——主要集中在受益于现有增长模式的行业——则认为高增长和低消费之间不存在关联。他们主张采取行政手段，在不导致投资减速的前提下扩大消费。
　　中国何时能够解决这场争论至关重要。历史表明，一旦国内失衡达到严重程度，在改变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方面拖延的时间越长，为此付出的代价就越大。但是，历史先例也让我们知道了，这种模式会让人多么上瘾。这正是中国领导层面临的挑战。只要投资还在迅速增长，就需要家庭部门提供更多补贴，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就将停滞不前。只有在中国开始朝着新增长模式转变以后，再平衡才会启动。
　　改革派（他们就像传递坏消息的信使一样惹人讨厌）和维护现有模式的阵营（他们认为没必要放弃一种带来如此高速增长的模式）之间的激烈辩论，已经成为一场世界级辩论。这场辩论何时落下帷幕，将决定未来几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性质。
　　作者系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卡内基基金会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