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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一直在寻找李雪，寻找一个能正大光明出现在户籍本上、被一枚红章印承认身份的妹妹。
阳光洒在北京南二环的侯庄，一片破烂、外来人口占多数的老瓦房区。李雪家在最里边靠近京津高速铁路的地方。火车驶过，前年才翻修的铁皮屋便跟着颤抖。
记者敲门，虎子的声音冲到门口，这条前腿残疾的狗是她家最忠实的保镖。男主人李鸿玉开了门，在听明来意后略略松开了紧缩的眉头，但那张脸依旧皱巴着。他领记者一行走进大女儿李彬的房间。你在这里等会，他说，我把她们叫回来。
李雪的房间就横在旁边，很整洁，但终年晒不到太阳，就像她的身份：黑户人口。
照片
李彬就在家附近的二手房公司上班。两分钟后，她气喘吁吁出现在房间里，很大方地冲记者笑笑，有些激动，但也不乏警惕：“你们是哪里的媒体？”
出去买菜的母亲白秀玲带着15岁的李雪也回来了。李雪给母亲搬来凳子，然后往姐姐身旁靠。记者与她握手，她小手冰冷，脸庞泛起怯生生的红晕，回避对方打量自己的视线。
白秀玲从不讳言李雪的身世：如果不是我有小儿麻痹症，又恰好在怀孕初期受伤了不能做手术，压根就没有她。
李雪是超生的，父母都是残疾人，交不起5000元的社会抚养费。但他们坚持认为上户口和交罚款这两件事不应绑在一起，和有关部门交涉了15年，打了10年官司——为此付出的钱其实早就超过5000元，也给自家带来数不尽的麻烦。
然而这个一直没法在户口本上落足的孩子同样给李家带来过欢乐。你看不看她小时候的照片？白秀玲殷勤地问。
李彬从抽屉里找出李雪的相簿。第一组照片是11个月大的李雪。看得出拍照时的房间光线并不好，她坐在大床上，好奇地盯着镜头。但不借助闪光灯，相机依旧捕捉下孩子圆润、红彤彤的脸蛋，眼睛像黑钻石熠熠发光。
然后是3岁的李雪。“租我们房子的那家人带她去天坛公园外面的游乐园照的。”李彬扫了眼记者正在看的那几张照片。照片上的孩子不会笑，僵硬地站在花圃前。拿相机的大人说：笑一个啊。她便勉强弯弯嘴角。
有相片记载的历史到此戛然而止。记者没有看到姐妹俩的合照。“哪有什么机会照相啊。她照相的时候，我在上课呢。”李彬自嘲地笑，又侧身看身旁不停搓手的妹妹：站好，别乱动。李雪低头看地板，真不动了。
变化
李鸿玉退出房间，留下三个女人和记者聊天。李彬是这场对话的主角，她自学了4年法律，思路清晰，常常一边介绍情况，一边从抽屉、柜子里翻出各类材料，“你看看吧，需要拍照尽管拍。”她拼命向摄影记者推销那些卷宗证明。
她没想到记者会问出一个不相干的问题：李彬，听说你都不穿裙子？
这个问题让李彬有点尴尬。10岁那年她被父亲勒令“穿裤子，不要穿裙子了”。买裙子要花钱，裤子可以从母亲的旧衣服堆里扒拉出好几条。
服饰会给人心理暗示，裤子给李彬的暗示是勇敢、利落、像个男孩子一样行事。
她跟着父母去找计生委和公安局讨说法。父母坚持先上户口后交罚款的做法让一家子成了官方最讨厌的人，往往刚走到大门口就被门卫拦住，像赶瘟神：怎么又来了！
“你和妹妹等在门外。”母亲把妹妹的手交给她，然后和父亲往里冲。楼里涌出一群人把李鸿玉推倒在地、全身痉挛躺在门口；母亲随后也被人绊摔，扶住墙费尽力气也爬不起来。
眼前的混乱吓坏了5岁的李雪， 13岁的姐姐成了除父母外唯一的避风港。她紧紧抱住李彬的腰，眼泪大颗大颗往下掉，却哭不出声。
李彬不是第一次经历这阵势，她用身体挡住李雪不让她再看下去，并轻轻拍打妹妹的背：不要怕，姐姐在呢，一会看姐姐上去打坏人。
不再穿裙子的李彬真变得像个男孩了，刚直，野性。似乎唯有这样的变化，才能在弯下腰后如同一棵坚硬的树，代替父母遮住妹妹小小的身体。她的同龄人几乎都没有兄弟姐妹。而她却意外地有了个妹妹，这种天然的奇妙联系让她从小就懂得保护妹妹。
李雪其实也极少穿裙子，但她从不觉得有什么遗憾。在侯庄长到15岁，她能见到的人数都数得过来，虽然已经长成全家最高最胖的人，心却懵懂如孩童。
老师
阳光射进李彬的房间，照着窗台上的一叠课本。姐妹俩几乎同时失去了读书的权利。在李雪的房间里还有一台复读机，那是李彬买给她学英语用的。每天下午白秀玲买菜回家时，都能听到小女儿在房里读英语。一会儿男声，一会儿女声，自己跟自己对话。
“你怎么学呢？”记者问扭捏的李雪。她细声细气地回答：姐姐教我，自己看书。
2001年，8岁的李雪坐在家门口，看侯庄其他孩子背着书包、睡眼惺忪把小手放进父母的大手。她转头回到里屋，什么也没说。7岁时，母亲到处求人希望能让她上学，努力了一年，没户口又交不起赞助费的李雪还是被学校拒之门外。
李彬跟着走进屋，和妹妹并排坐在床边：姐教你。她的中专录取通知书被自己扔到抽屉最里面，关抽屉的瞬间心倏地狠狠疼了下。
16岁的李彬只知道不能让妹妹变成文盲。她跑遍侯庄，还厚着脸皮找到并无多少接触的中学同学：“有没有没丢的小学课本？”自个儿的成绩也不好，她只能学着老师的模样告诉李雪：先看书，把课文读熟了，不懂的再问我。
她还会去超市买打三折四折的习题集，回家扔给妹妹：明天考这个。考完了，李雪自己给自己打分，有时20多分，有时70多分。
李彬能教的，也就三门课程：语文，数学，英语。“其他的没想让她学，家里也没人会。”记者问李雪：姐姐教得好吗？害羞的小姑娘终于有了点底气：“好多姐姐也不会的。”
李彬自己也不会的，便跑到几公里外去请教她认识的一个大学生。人家告诉她：某某教参辅导书比较好。她把书名抄在小本上，周末牵着妹妹去书店找，然后蹲书架前看免费的。
李雪13岁时，新到任的派出所所长给她联系了所中学，只要通过考试就能入读中学。可是改卷的老师说这孩子只有小学二三年级的知识水平，建议先上小学二年级。
白秀玲拒绝了。她说不想让女儿坐在一群8岁孩子间感到不自在。于是，李雪一直由姐姐教，如今已学到小学六年级。
你现在还想读书吗？记者小心翼翼地问李雪。她低头不作声，用脚尖在地上戳看不见的东西。李彬握住她的手连连示意，她才闷出一句：我不知道。
她本来有一次机会改变命运。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国家大赦“黑孩子”。当时有普查员到李家，但没有人告诉他们有这样一个政策。
屈辱
16岁时，李彬成了家中的顶梁柱。她会上树打枣，会上屋补瓦，会生蜂窝煤炉子，会去煤站买煤和拉煤车的人讨价还价。
19岁时，她自学法律给妹妹打官司，抱着别人送的二手电脑琢磨怎么写诉状。
2008年11月18日，李彬输了她经手的第12场官司——李雪状告崇文区公安分局的案子。官司输了，李鸿玉的脸色很难看，“谁让你不好好读书！”委屈的李彬回家钻进被窝哭了一宿，第二天若无其事地上班。这样的忍耐多半是为了妹妹。李雪少言，相当敏感，她知道这一切的根源是自己。“我不想给她心理压力。”姐姐说。
为了李雪，李彬和人打过架。在北京的敏感时期，李家门外总站着免费“保镖”，有时会跟着她们出门，有时根本不许人出去。2005年，李雪发高烧了，“保镖”守住门不让去医院，交涉争吵了几个小时也不让步。
“你们凭啥不让我妹去看病！”李彬火了，在小院里高声指挥母亲：打110报警！然后像个男孩子挥舞着拳头照当先那人打下去。
110姗姗来迟，两个小时的对峙和再三保证后，李彬被获准送妹妹去医院。医生埋怨她：都烧到39度多了，怎么不早点送来。
两天后，李彬遭遇报复。侯庄人自家里都没厕所，必须去东头的公厕。你去哪？那个不请自来的“保镖”伸手拦她。去厕所，你去吗？李彬回头蔑他。然后她惊恐地发现这个不请自到的“保镖”紧紧跟在自己身后。
如果不是厕所里还有其他女人、她们的尖叫声让对方招架不住退出去，那会是李彬一辈子的噩梦。
回到家，她进屋找到妹妹：以后要去厕所，记得喊姐，姐和你一块去。
类似这样的事李彬并不十分在意，过了就过了。她担心的是被李雪遇到。对人心复杂一无所知的妹妹会怎么应对，她不敢想。
未来
虎子又跑进屋，亲昵地舔李彬的手。它更亲近你还是你姐？记者问李雪，以为答案是“我”，因为小姑娘窝在家的时间最长。李雪却说：她。
李彬笑嘻嘻逗虎子原地转圈，摸摸它的头：我每天带它去溜达，当然喜欢我。李雪老折磨它。一听邻居家孩子说学校怎么怎么，她就跑进屋，边嘀咕“烦死了，烦死了”边把虎子的脸搓成一堆。无聊时，她爱捧着虎子的肚子晃荡，吓得它直叫。
大把大把的时间，李雪都待在家里，看电视，看看书，或者跳房子、跳橡皮筋、发呆。出门时她会跟着母亲或者姐姐中的任一个，不过最喜欢的还是跟着姐姐。
想过未来干什么吗？这个问题是问两姐妹的。
李彬愣了一下，干净利落地说：没想过，就这样呗，反正要把她户口的事解决了。23岁的李彬几乎没有朋友，不会去想谈恋爱、玩乐一类的“奢侈事物”，她说自己心态有问题。
李雪习惯性地弯嘴角，眼睛里却很迷惘。没想过，也不敢去想。
为什么？
因为我没知识。她把头扭过去看外面的太阳，不再看记者。
采访结束时，记者邀请李雪：“想不想去天坛看看？”她曾透露过想去要买15元门票的天坛里看看，看回音谷石壁上的波纹是不是和自己床头的木纹一样曲折。
邀请让她苍白的脸泛出血色，她羞涩而惊喜地望着李彬，对方犹豫了一下就同意了，她是这个家中最宠李雪的人。可这份欣喜几分钟后被她的父亲抹杀。
“别去了，你身体不好，外面又冷，就在家好了。”李鸿玉沉着脸，在回绝记者时还略带笑容，转头望向女儿，那笑意飞快地消失了。这个父亲识字不多，至今仍像从前那样粗糙地对待两个已成大姑娘的女儿。他坚持认为当年办户口的人不该先收罚款才办户口，他们应该认错、补偿李雪的教育费。对于记者的问题：“这对李雪的成长，对她的一生是否值得？”他默然良久，回答说：“没想过。”
于是李雪耷拉着脸，面无表情站在长着野草的屋前，与姐姐留影在我们的相机里。
这是姐妹俩的第一张合照。
阳光洒在北京南二环的侯庄，一片破烂、外来人口占多数的老瓦房区。李雪家在最里边靠近京津高速铁路的地方。火车驶过，前年才翻修的铁皮屋便跟着颤抖。
记者敲门，虎子的声音冲到门口，这条前腿残疾的狗是她家最忠实的保镖。男主人李鸿玉开了门，在听明来意后略略松开了紧缩的眉头，但那张脸依旧皱巴着。他领记者一行走进大女儿李彬的房间。你在这里等会，他说，我把她们叫回来。
李雪的房间就横在旁边，很整洁，但终年晒不到太阳，就像她的身份：黑户人口。
照片
李彬就在家附近的二手房公司上班。两分钟后，她气喘吁吁出现在房间里，很大方地冲记者笑笑，有些激动，但也不乏警惕：“你们是哪里的媒体？”
出去买菜的母亲白秀玲带着15岁的李雪也回来了。李雪给母亲搬来凳子，然后往姐姐身旁靠。记者与她握手，她小手冰冷，脸庞泛起怯生生的红晕，回避对方打量自己的视线。
白秀玲从不讳言李雪的身世：如果不是我有小儿麻痹症，又恰好在怀孕初期受伤了不能做手术，压根就没有她。
李雪是超生的，父母都是残疾人，交不起5000元的社会抚养费。但他们坚持认为上户口和交罚款这两件事不应绑在一起，和有关部门交涉了15年，打了10年官司——为此付出的钱其实早就超过5000元，也给自家带来数不尽的麻烦。
然而这个一直没法在户口本上落足的孩子同样给李家带来过欢乐。你看不看她小时候的照片？白秀玲殷勤地问。
李彬从抽屉里找出李雪的相簿。第一组照片是11个月大的李雪。看得出拍照时的房间光线并不好，她坐在大床上，好奇地盯着镜头。但不借助闪光灯，相机依旧捕捉下孩子圆润、红彤彤的脸蛋，眼睛像黑钻石熠熠发光。
然后是3岁的李雪。“租我们房子的那家人带她去天坛公园外面的游乐园照的。”李彬扫了眼记者正在看的那几张照片。照片上的孩子不会笑，僵硬地站在花圃前。拿相机的大人说：笑一个啊。她便勉强弯弯嘴角。
有相片记载的历史到此戛然而止。记者没有看到姐妹俩的合照。“哪有什么机会照相啊。她照相的时候，我在上课呢。”李彬自嘲地笑，又侧身看身旁不停搓手的妹妹：站好，别乱动。李雪低头看地板，真不动了。
变化
李鸿玉退出房间，留下三个女人和记者聊天。李彬是这场对话的主角，她自学了4年法律，思路清晰，常常一边介绍情况，一边从抽屉、柜子里翻出各类材料，“你看看吧，需要拍照尽管拍。”她拼命向摄影记者推销那些卷宗证明。
她没想到记者会问出一个不相干的问题：李彬，听说你都不穿裙子？
这个问题让李彬有点尴尬。10岁那年她被父亲勒令“穿裤子，不要穿裙子了”。买裙子要花钱，裤子可以从母亲的旧衣服堆里扒拉出好几条。
服饰会给人心理暗示，裤子给李彬的暗示是勇敢、利落、像个男孩子一样行事。
她跟着父母去找计生委和公安局讨说法。父母坚持先上户口后交罚款的做法让一家子成了官方最讨厌的人，往往刚走到大门口就被门卫拦住，像赶瘟神：怎么又来了！
“你和妹妹等在门外。”母亲把妹妹的手交给她，然后和父亲往里冲。楼里涌出一群人把李鸿玉推倒在地、全身痉挛躺在门口；母亲随后也被人绊摔，扶住墙费尽力气也爬不起来。
眼前的混乱吓坏了5岁的李雪， 13岁的姐姐成了除父母外唯一的避风港。她紧紧抱住李彬的腰，眼泪大颗大颗往下掉，却哭不出声。
李彬不是第一次经历这阵势，她用身体挡住李雪不让她再看下去，并轻轻拍打妹妹的背：不要怕，姐姐在呢，一会看姐姐上去打坏人。
不再穿裙子的李彬真变得像个男孩了，刚直，野性。似乎唯有这样的变化，才能在弯下腰后如同一棵坚硬的树，代替父母遮住妹妹小小的身体。她的同龄人几乎都没有兄弟姐妹。而她却意外地有了个妹妹，这种天然的奇妙联系让她从小就懂得保护妹妹。
李雪其实也极少穿裙子，但她从不觉得有什么遗憾。在侯庄长到15岁，她能见到的人数都数得过来，虽然已经长成全家最高最胖的人，心却懵懂如孩童。
老师
阳光射进李彬的房间，照着窗台上的一叠课本。姐妹俩几乎同时失去了读书的权利。在李雪的房间里还有一台复读机，那是李彬买给她学英语用的。每天下午白秀玲买菜回家时，都能听到小女儿在房里读英语。一会儿男声，一会儿女声，自己跟自己对话。
“你怎么学呢？”记者问扭捏的李雪。她细声细气地回答：姐姐教我，自己看书。
2001年，8岁的李雪坐在家门口，看侯庄其他孩子背着书包、睡眼惺忪把小手放进父母的大手。她转头回到里屋，什么也没说。7岁时，母亲到处求人希望能让她上学，努力了一年，没户口又交不起赞助费的李雪还是被学校拒之门外。
李彬跟着走进屋，和妹妹并排坐在床边：姐教你。她的中专录取通知书被自己扔到抽屉最里面，关抽屉的瞬间心倏地狠狠疼了下。
16岁的李彬只知道不能让妹妹变成文盲。她跑遍侯庄，还厚着脸皮找到并无多少接触的中学同学：“有没有没丢的小学课本？”自个儿的成绩也不好，她只能学着老师的模样告诉李雪：先看书，把课文读熟了，不懂的再问我。
她还会去超市买打三折四折的习题集，回家扔给妹妹：明天考这个。考完了，李雪自己给自己打分，有时20多分，有时70多分。
李彬能教的，也就三门课程：语文，数学，英语。“其他的没想让她学，家里也没人会。”记者问李雪：姐姐教得好吗？害羞的小姑娘终于有了点底气：“好多姐姐也不会的。”
李彬自己也不会的，便跑到几公里外去请教她认识的一个大学生。人家告诉她：某某教参辅导书比较好。她把书名抄在小本上，周末牵着妹妹去书店找，然后蹲书架前看免费的。
李雪13岁时，新到任的派出所所长给她联系了所中学，只要通过考试就能入读中学。可是改卷的老师说这孩子只有小学二三年级的知识水平，建议先上小学二年级。
白秀玲拒绝了。她说不想让女儿坐在一群8岁孩子间感到不自在。于是，李雪一直由姐姐教，如今已学到小学六年级。
你现在还想读书吗？记者小心翼翼地问李雪。她低头不作声，用脚尖在地上戳看不见的东西。李彬握住她的手连连示意，她才闷出一句：我不知道。
她本来有一次机会改变命运。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国家大赦“黑孩子”。当时有普查员到李家，但没有人告诉他们有这样一个政策。
屈辱
16岁时，李彬成了家中的顶梁柱。她会上树打枣，会上屋补瓦，会生蜂窝煤炉子，会去煤站买煤和拉煤车的人讨价还价。
19岁时，她自学法律给妹妹打官司，抱着别人送的二手电脑琢磨怎么写诉状。
2008年11月18日，李彬输了她经手的第12场官司——李雪状告崇文区公安分局的案子。官司输了，李鸿玉的脸色很难看，“谁让你不好好读书！”委屈的李彬回家钻进被窝哭了一宿，第二天若无其事地上班。这样的忍耐多半是为了妹妹。李雪少言，相当敏感，她知道这一切的根源是自己。“我不想给她心理压力。”姐姐说。
为了李雪，李彬和人打过架。在北京的敏感时期，李家门外总站着免费“保镖”，有时会跟着她们出门，有时根本不许人出去。2005年，李雪发高烧了，“保镖”守住门不让去医院，交涉争吵了几个小时也不让步。
“你们凭啥不让我妹去看病！”李彬火了，在小院里高声指挥母亲：打110报警！然后像个男孩子挥舞着拳头照当先那人打下去。
110姗姗来迟，两个小时的对峙和再三保证后，李彬被获准送妹妹去医院。医生埋怨她：都烧到39度多了，怎么不早点送来。
两天后，李彬遭遇报复。侯庄人自家里都没厕所，必须去东头的公厕。你去哪？那个不请自来的“保镖”伸手拦她。去厕所，你去吗？李彬回头蔑他。然后她惊恐地发现这个不请自到的“保镖”紧紧跟在自己身后。
如果不是厕所里还有其他女人、她们的尖叫声让对方招架不住退出去，那会是李彬一辈子的噩梦。
回到家，她进屋找到妹妹：以后要去厕所，记得喊姐，姐和你一块去。
类似这样的事李彬并不十分在意，过了就过了。她担心的是被李雪遇到。对人心复杂一无所知的妹妹会怎么应对，她不敢想。
未来
虎子又跑进屋，亲昵地舔李彬的手。它更亲近你还是你姐？记者问李雪，以为答案是“我”，因为小姑娘窝在家的时间最长。李雪却说：她。
李彬笑嘻嘻逗虎子原地转圈，摸摸它的头：我每天带它去溜达，当然喜欢我。李雪老折磨它。一听邻居家孩子说学校怎么怎么，她就跑进屋，边嘀咕“烦死了，烦死了”边把虎子的脸搓成一堆。无聊时，她爱捧着虎子的肚子晃荡，吓得它直叫。
大把大把的时间，李雪都待在家里，看电视，看看书，或者跳房子、跳橡皮筋、发呆。出门时她会跟着母亲或者姐姐中的任一个，不过最喜欢的还是跟着姐姐。
想过未来干什么吗？这个问题是问两姐妹的。
李彬愣了一下，干净利落地说：没想过，就这样呗，反正要把她户口的事解决了。23岁的李彬几乎没有朋友，不会去想谈恋爱、玩乐一类的“奢侈事物”，她说自己心态有问题。
李雪习惯性地弯嘴角，眼睛里却很迷惘。没想过，也不敢去想。
为什么？
因为我没知识。她把头扭过去看外面的太阳，不再看记者。
采访结束时，记者邀请李雪：“想不想去天坛看看？”她曾透露过想去要买15元门票的天坛里看看，看回音谷石壁上的波纹是不是和自己床头的木纹一样曲折。
邀请让她苍白的脸泛出血色，她羞涩而惊喜地望着李彬，对方犹豫了一下就同意了，她是这个家中最宠李雪的人。可这份欣喜几分钟后被她的父亲抹杀。
“别去了，你身体不好，外面又冷，就在家好了。”李鸿玉沉着脸，在回绝记者时还略带笑容，转头望向女儿，那笑意飞快地消失了。这个父亲识字不多，至今仍像从前那样粗糙地对待两个已成大姑娘的女儿。他坚持认为当年办户口的人不该先收罚款才办户口，他们应该认错、补偿李雪的教育费。对于记者的问题：“这对李雪的成长，对她的一生是否值得？”他默然良久，回答说：“没想过。”
于是李雪耷拉着脸，面无表情站在长着野草的屋前，与姐姐留影在我们的相机里。
这是姐妹俩的第一张合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