剥去《逃离越古镇》和《丁七的前半生》表层的情节，露出的可能是一个同质的核：试图逃离，仍然回归。《逃离越古镇》中的马克，逃到边境后被高墙阻隔，遭遇一场几乎是被动进入的爱情，却又因为并未实质发生的背叛而情变，然后决定回归到在小说中并未正面显影的林岚身边。《丁七的前半生》中，丁七一直想逃进某座寺庙而始终不被收容，逃到俄罗斯后虚构恐怖事件如愿以偿进了监狱，渴望在监狱里终老却仍然被驱逐，然后因为“一个想象中的父亲”而回归唐家庄。胡月和林桃，这两个不幸的女人一直想逃进过去的爱情里，也许那里对她们来说这就意味着回归。丁七的母亲也是如此。李红孤守在边境，是一种对婚姻的变相逃离，唐平原想用婚姻赎罪，实际上是一种对内疚的逃离。李红诱惑马克不成，唐平原最终没有感化林桃，他们回归的道路被封死了。甚至唐小东和莫卡卡，丁七母亲的情人和林桃的堂叔，也可能在小说之外挣扎于逃离还是回归之间。
　　我希望这样说不过于牵强附会，因为那确实是我真实的想法。
　　马克和丁七，他们本可以选择继续逃离，却不再那样做，而是决定往回走。我想表达的是，在逃离与回归之间有一个转折点。这个点的出现当然有情节发展本身的推动力，但无论逃离还是回归毕竟都不是非此不可的，选择也许只在人物的一念之间。但我想让故事从这个中点起不再往前，而是向后。因为我不敢把人物抛到更惨痛的境遇里，让他们回到来时的道路上去。那里可能是安全的。
　　我的现实生活几乎每天都让我感觉到，“一念之间”这个人生转折点是有多么致命。
　　在写作之初我时常为自己阅历的苍白而担心，没有独特而不可被别人复制的出生地，没有人数庞杂几代同住的家族，没有外祖母的童话和鬼故事，没有战争和社会动荡，甚至我身边每个人都只是平凡地死去。那时我觉得我的写作缺少至为重要的一环，没有任何外来的事物非要强加到我身上不可，而相反的情形在让我望而生畏的作家们身上似乎显而易见，随便就可以举出长长的名单来，马尔克斯、福克纳和海明威、格拉斯和伯尔、库切、巴别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战争、家族史、童年、主义之争或成长历程，凝聚在他们笔尖，一旦找到了它们需要的独此无二的风格就会喷涌而出，虚构出一个与众不同但又真实无比的世界。
　　这个不幸从进入法律行业之后好像有了改观，我时常会接触到一些奇怪的人。我开始发现，真实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比我所能想象的更近乎荒诞。在他们的讲述中，漫长的生命时光浓缩成半小时的悲剧电影，让我感叹、震撼和难受。有时，远观似乎更有戏剧效果。在单位门口，一个老妇人每天清晨即来，喝一小瓶二锅头后开始唱歌，声音高得十几层楼上听来都字字清晰。一对夫妻在水泥地上睡了整个冬天，只有两床薄棉被，他们作息时间很规律。一个中年男人全身戴孝，举着招魂幡来回走动半个上午，一语不发。一个老人成天坐在石凳上，套着写满字的罩衫，不走近无法看清内容。还有很多更极端的情形。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深得让人难以探究，简单说，因为本人或亲属曾经被判定犯罪，他们采取各种方式喊冤。他们可能永远不会放弃，至少在内心里。他们可能也不会去想，在本人或亲属犯罪的那一刹那，如果想到收手，转身离开。
　　我曾在一篇小说里写到，医生看惯了生老病死，而我的工作让我见得最多的是：父子成仇、夫妻反目、兄弟相残。这种说法一点也不夸张。当我终于招徕这些形似那些我敬畏的作家们的经历时，它们却立即反向报复了我，世间各种形态的恶开始轮番在我面前上演，对我而言，下面这些不是新闻中的冰冷文字，而是曾经面对或间接面对的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诈骗的、盗窃的、抢劫的、强奸的、因吸毒或赌博而家破人亡的、尾随跟踪多年后杀人的，杀人后铁笼沉湖或分尸七块抛置在三个省份的，纵火烧公交车的，丈夫雇凶杀妻的，三个儿子不愿负担一分钱赡养费的、年轻时满怀理想中年贪污晚年入狱的、家暴致残的……所有罪行的周围似乎都集聚着各种外在“强迫性”的因素，看上去好像是“不得不走到今天这一步”，然而恶从内心走进现实，仍然逃不开一个“念头”。
　　我写作时想尽力避开他们，曾经给自己定下一个原则，不去写当下发生在身边的事情，我担心会影响甚至改变我在工作中的判断和正常生活。然而有时候做不到，他们像驱而不散的幽灵盘旋在我的指尖上，伺机就要钻出来。如果我必须写下他们，或者我迟钝地发现他们已经出来时，我会要求自己在较为真实地描述他们的同时，一定避免让事情变得更加可怕，我不想在虚构的文字中也把他们逼到绝境里，我想带着他们从披荆斩棘的负重前行中挣脱出来，给他们一个出口。
　　《逃离越古镇》中，我一直没有让不在场的林岚缺席，她始终是马克的一个念想，但我不知道马克回去之后，等待他的林岚和新生活会是怎样。或许我经历的现实还是彻底影响了我——但愿我说的不太玄虚，在《丁七的前半生》中就提供了一种完全相悖的证明：丁七终于回归到父亲身边，却遭遇了林桃。写完一段时间后再读时我才发现这点。
　　我以前认为，小说不需要也不应该提供一种道德教导，一个可以用来比照解决现实生活难题和困境的路径，它所要做的只是呈现。无论采用何种形式和风格，它都绝不应逃开——真实。再伟大的虚构，都只是真实的一个截面。我总是很鲁莽地将残忍的本原面目推至人们面前。但写到今天，我已经想在残忍处收敛一点，哪怕给它敷上一层微风即可揭去的面纱，我会企图在小说的骨头里注上温情的针剂，哪怕它很快就会风干成粉末。这两篇小说，写完后我想，如果唐小东没有逃离，如果马克没有逃来边境，如果李红愿意在无爱的婚姻中厮守，也许胡月能过上另外一种生活而不会成为一个自认疯子的人。如果丁七母亲的情人不抛弃她，如果丁七母亲从他走后就收束心神，如果唐栋材不理会丁七母亲的诱惑，如果林桃堂叔回到故乡后从此痛改前非不欺骗一个多情少女，如果唐平原是个冷漠的人而没有那么多自责，如果医生认错，丁七的人生就不会那么凄惨，唐平原也就不用去杀医生，所有的人都可以过上安稳的生活。
　　小说的走向显然和我的初衷背离了。这是否说明，善在大行其道的恶面前，有时候也只是个不堪一击的念头。我希望自己言过其实了，因为比如林桃的恶，既不是天生的也好像是她不能自控的。而回归又是不是另一种形式的逃离呢？比如马克回归，可能是对胡月的逃离。既然我无法向自己交代，也只好由它去吧。何况我目前还不是一个佛教徒，不认为改变一时“念头”就能让一个人彻底改过自新。我现实中遭遇的人，他们的生活只会比我描写的要复杂、坚硬和难堪得多，他们很难改变。
　　但我毕竟做到了一些。唐平原的原型在《丁七的前半生》中只是一个模糊的存在，连背景的意义都很难赋予。现实中他是个杀医者，后来被执行死刑。据他自己陈述，他患上慢性鼻炎后，看的第一个医生就动错了刀，让他成了一个空鼻症患者，他前后又向七十多个医生求治，却再也无法复原，很多并发症折磨他。他感受了太多的医生同行相护、不公正、欺骗和歧视。他找过第一个医生若干次，却总是被推诿、否认和喝骂，并被攻击有精神病。他准备了凶器，在墙上写下了遗言，然后去杀了医生。他不后悔，自封为一个战士，认为自己是在代国人向医疗体制宣战，必须用自己的性命来换取医疗体制的反省。
　　我把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抹掉了。我给他找了一个可以共患难的兄弟，还给他找了一个比身体的痛楚要美麗的理由，好像是在为爱情和婚姻的失败去寻找一个“嫁祸”的出口。而且，我让他的故事停止在一个未决状态里，一个可以往前也可以向后的中点。我希望这个人物的命运在未写出来的部分里能有所转机。
　　本栏责任编辑 包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