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是一部以“尖刻”闻名的讽刺小说,它的讽刺有其独到之处。既不像鲁迅那样辛辣幽默,也不像老舍那样深切温婉,也有别于沙汀的沉郁浑厚,张天翼的冷峭尖刻。钱钟书出身于江南书香门第,家学渊源,又受到现代教育,有着丰富的学历,并长期从事高级研究生活。他创作《围城》的时候,已经在生活上有了长期的积累与准备。他是一位造诣高深的学问家,对教育界、知识界的情形又十分熟悉,因而他对自己所表现的这一人生领域,有着透彻的观察和认识,并将自己观察和认识的结果,锤炼成为格言警句式的词语,使之在作品中焕发光彩。《围城》中这种讽刺艺术主要表现如下:
　　精雕的细节自然流露出讽刺意味
　　《围城》通过书中人物可笑嘴脸的惟妙惟肖的勾画,形象地暴露人物卑下的灵魂,使作品收到良好的喜剧效果。书中描写方鸿渐留洋归来大出洋相的一段,就很有讽刺意味。方鸿渐留学西欧,花钱买得一张假博士文凭“衣锦还乡”,他应邀回母校作报告,说什么“古代诗人向酒里找灵感,近代欧美诗人都从鸦片里得灵感”。还说什么“梅毒在遗传上产生白痴、疯狂和残疾,但据说也能刺激天才”。方博士的一番宏论,使一个不学无术、满口荒唐的形象跃然纸上,使人感到滑稽可笑。作家就是这样通过方鸿渐荒唐可笑的宏论,尖刻而犀利地讽刺了所谓的“西洋文明”,即资产阶级宣扬的“文明”无非是些鸦片、梅毒之类罢了。
　　钱钟书还善于抓住具讽刺意味的细节描写。如写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先聘方鸿渐当教授,后又食言,但不肯承担责任,撒谎说他先已给方鸿渐写信讲明白了这件事情。高松年出尔反尔,以政治手腕耍弄教授,大胆撒谎,并配之以“三百瓦特的眼光”射向对方,倒反使方鸿渐惶遽起来,反而觉得都是自己的错。食言者变成了办事认真、只讲真才实学,善于体恤人的正人君子;而作为受害者的方鸿渐却羞愧异常,除了睁大眼晴之外,别无他话可讲,而当面撒谎者却气壮如牛。对于双方的这一心理过程,作者用了如下一些直观性极强的描写来加以揭示:作者特别写了从高松年那“心灵的窗户”里直射出来的老辣的目光,“一般人撒谎,嘴跟眼晴不能合作,嘴尽管雄赳赳地胡说,眼晴懦怯不敢平视对方”。而高松年则不同,他知道运用西洋人相传的智慧,“那就是:假使你的眼光能与狮子或老虎的眼光相接,彼此怒目对视,那野兽给你催眠了不敢扑你,……”
　　精辟的比喻、简练生动的语言体现出讽刺风格
　　细腻逼真的人物心理描写加上丰富精辟的比喻和简练生动的语言,建立了钱钟书独特的讽刺艺术风格。
　　《围城》中的语言独具特色,处处都闪烁着幽默、智慧的火花。可以说,幽默贯穿《围城》的始终。无论是叙述还是评论,都在真实的基础上不作空泛的指责,在讽刺可笑的人和事中,让人悟出深刻的道理。小说题目《围城》的本身,就充满了深刻的哲理性。再如作者用挖苦、揶揄的笔墨描述有名无术的“科学家”高松年僭居大学校长的职位时,突然话头一转,将锋芒对准旧中国的官场习气:“中国是世上最提倡科学的国家,没有别的国家肯这样给科学家大官做的。外国科学家进步,中国科学家进爵。”尤其是后面两句,可谓一语中的,掷地有声,极恰当地点出了当时官场和学界的弊端。再如方鸿渐从爱尔兰人手中买到廉价的假文凭后,回信反劝这个骗子改邪归正,爱尔兰人“气得咒骂个不停,喝了酒,红着眼要找中国人打架”。作者戏言这是“中国自有外交或订商约以来惟一的胜利”,用喜剧性的语言发出戏剧性的感叹,讽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贫穷落后导致外交的失败。
　　《围城》中的比喻带有深刻的哲理性,使人在频频发笑的同时,认识了深刻的道理。如当赵辛楣谈到高松年的缺点是“地位高了,会变得糊涂”的时候,作者议论道:“一个人的缺点像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面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他向树上爬,就把后部供给大众瞻仰,可是这红臀长尾巴本来就有,并非地位爬高了的新标识”……这样带有格言味道的比喻通过作者借用书中人物奚落的口吻说出来,对高松年爬上校长地位后就暴露恶劣本性进行了彻底的嘲弄与讽刺。《围城》还擅长用讽刺性的比喻进行点评,生动风趣,使人忍俊不禁。例如,方鸿渐经不起父亲和丈人的两面夹攻,懂得文凭的重要。作者作了这样的比喻:“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自己没有文凭,好像精神上赤条条的,没有包裹”。作者用这个比喻作点评,新颖深刻,在含蓄幽默的方式中,注入了自己强烈的喜怒哀乐的感情,起到画龙点晴的作用。
　　总之,可以说《围城》的语言处处是幽默,时时有讽刺。《围城》的讽刺艺术,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丰厚独特的新天地。在小说那对社会不容情面的奚落、挖苦的背后,又蕴含着作者对人生的热切期望。通过方鸿渐的命运,剖析当时灰暗社会的丑陋,更重要的是想唤醒在“围城中徘徊、挣扎的人们,冲破围城,去走自己的新路”。因此,我们可以说,钱钟书独特的讽刺艺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定重要的位置。《围城》是现代文坛上的一朵“讽刺”奇葩,是一部《新儒林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