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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中国第一位女外交官，中共地下党“红色特工”，苏德战场唯一的中国女记者； 她是《人民日报》驻海外记者，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是中国外交史、新闻史上的一位传奇女性。
她，就是胡济邦。她的神秘身份是一个传奇， 她的非凡经历更是一部传奇……
苦难童年追求光明
1911 年是近代中国发生急剧变化的一年。这一年的10 月10 日，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 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武昌起义刚刚过去21 天， 即11 月1 日农历九月十一日，在浙江省永康县古山镇一个世代务农的贫苦家庭，一个女婴呱呱坠地，父亲给她起了一个近似男孩的名字——胡济邦，希望这个生于乱世的女儿将来能济世兴邦。
然而，胡济邦来到这个世界时，她并不知道未来时日的艰难。胡济邦的祖父共有五个子女， 只有她父亲胡仁锲读了几年古书。胡仁锲曾经通过科考取得了安徽“候补知县”的名份，遗憾的是他一直没有机会“补”上这个职位。但他毕竟是读过书的人，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为了维持生计，他只能靠在外地谋些小差事，积蓄点钱， 含辛茹苦培养几个孩子。可是，几个孩子还未长大成人，胡仁锲就因病去世，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全都落在胡济邦母亲的身上。
那个年代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很严重，这样清贫的家庭怎么会让女孩子去读书呢？可是，胡济邦自幼非常聪明，又非常好学。在家人的支持下， 母亲才让她进家乡的一所学校——崇正小学（即古山小学）学习。
1923 年秋，12 岁的胡济邦从崇正小学毕业， 考入永康县的初级女子师范学校就读。3 年后， 她千里迢迢来到山东济南，投奔当时还在津浦铁路局工厂的二哥胡济川。胡济川设法将小妹妹安排到济南东城根中学读书。1927 年，胡济邦在杭州考上了一所女子法政学校。正值豆蔻年华的胡济邦在此时开始接触革命思想。1928 年，胡济邦依靠自身努力，又以优异成绩考入南京中央大学经济系。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她加入了由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群众团体——反帝大同盟。不久，胡济邦就成为进步学生的骨干，并成为南京中央大学13 名护校委员会的成员之一。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各地进步学生赴南京请愿，要求抗日的学生代表，会同南京学生共3 万余人联合举行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行进到珍珠桥时，早已部署在此的军警，对手无寸铁的学生进行了血腥镇压。为了营救被捕的同学， 胡济邦不顾个人安危，凭借永康同乡关系，径自到胡公馆去找国民党中央监狱长胡逸民。胡逸民这几天正为大批学生被捕、南京监狱人满为患而大伤脑筋，经过一番调查，就将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都放了。
1932 年夏，胡济邦因为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被学校开除。但这位已接受进步思想的姑娘毫不气馁，立即北上，辗转到北京大学旁听，她一边学习， 一边继续参加革命活动。
一个隐秘的“红色特工”
胡济邦积极参加革命活动的行为，引起了地下党组织的关注，并列为培养对象。 后来，因生活所迫胡济邦又返回南京。不久，她又去找胡逸民， 请他帮助寻个生活出路。巧的是兵工署署长俞大维正托胡逸民物色一名英语家庭教师，找上门来的胡济邦不正是最合适的人吗？经胡逸民介绍， 再加上在兵工署预算处当会计的四哥胡济时的推荐，胡济邦顺利地进入到俞大维将军府，当了俞大维独生儿子的英语家庭教师。
1933 年，蒋介石在四次“围剿”红军失败后， 又调兵遣将，准备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为了确保“围剿”成功，蒋介石特意请来德国军事顾问制定了一份全新的“围剿”计划书。当时的上海地下党情报科负责人王世英找到王昆仑，让他尽快搞到蒋介石的这份“围剿”计划。王昆仑是中共上海地下党员，与胡济邦是好朋友。经过一番思考，他认为俞大维一定有蒋介石的“围剿” 计划。因为兵工署长必须熟悉兵力部署，要不然无法向各部提供武器弹药。于是，王昆仑立即找到胡济邦，想通过她来获取这份重要情报。尽管当时胡济邦还没有加入共产党，但她还是义无返顾地接受了这一艰巨任务。
胡济邦在俞家的出色表现，深得俞大维一家人的喜欢，再加上她又是自己心腹部属胡济时的胞妹，所以俞大维对她如同家人一样深信不疑。另外，他觉得胡济邦颇有见地，所以公务之余还时常与她谈论一些时局及国民党的内幕消息。7 月的一天，俞大维从庐山回到南京，闲谈时他得意地对胡济邦说：“委员长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 部署了进剿共军的详细计划……”胡济邦猜想他手里一定有了作战计划，便不动声色继续与他交谈。然后，她没费多大周折就找到了俞大维从庐山带回的一大摞军事文件，都是绝密材料。其中包括蒋介石为制定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红军行动方案而召开的庐山军事会议的绝密材料。胡济邦既紧张又惊喜，她用最快的速度一一拍照， 虽然没有经过专门训练，却像专业特工那样一切都做的天衣无缝。当晚，这些绝密情报就被送到南京中央路305 号“正元实业社”，该社为中央特科的一个重要秘密联络点，并很快将情报转到中共情报负责人李克农手中。
当江西瑞金中央苏区的红色通讯社刊出这些绝密文件的时候，蒋介石大惊失色，气得差点晕倒。他怎么也搞不明白，是哪个深潜内部的“高深共谍”竟能把庐山军事会议这样的绝密文件搞得一清二楚！
1933 年夏，经二哥胡济川和恩师何浩若举荐， 胡济邦凭着一口流利的英语，进入国民政府外交部国际司，并仍兼俞大维家庭教师，继续为共产党从事情报工作。
经过斗争的考验，胡济邦日渐成熟。1934 年春，胡济邦由卢涛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卢涛就是雨花台著名的革命烈士卢志英）。时隔不久，中共地下党需要办理几张赴苏联护照。但在白色恐怖下，办理去苏联的护照是被严格控制的。共产党前往苏联学习和治病的人员，往往要从满洲里和新疆秘密越境，非常危险。为了保证赴苏人员的安全，党组织希望通过正常途径出境。但如果转弯抹角从上层找关系，牵涉面太广，反而会误事。于是，中共秘密党员王昆仑（其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立法院立法委员） 想到了已经打入护照科的胡济邦。 王昆仑欣喜异常，没想到胡济邦一下子给他送来16 本护照，轻松解决了地下党的一个大难题。可是，怎样才能把这些护照安全送往上海地下党组织手中呢？因为这时王昆仑已经被戴笠列入黑名单，行动也受到严密监视。情急之下，胡济邦假扮成王昆仑的情人，以去上海度周末为由，结伴而行。军统闻讯立即在上海霞飞路霞飞坊王公馆四周布控，伺机抓捕。胡济邦和王昆仑为了摆脱陷阱，在上海站下车后，根本没有回家，而是分别入住两个饭店，然后迅即赶往事先约好的接头地点，将护照交给组织。军统特务蹲坑守了一夜， 连个人影也没见到！只好以“王和情人在外夜宿未归”电告戴笠复命。
采访各国政要的女记者
1936 年，胡济邦被派往国民党驻苏联大使馆工作，任大使馆新闻专员，兼《中苏文化》杂志驻苏记者，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正式派驻国外的第一位女外交官。
这一去就是十三年。这期间，胡济邦时刻牵挂着国内组织，并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想方设法与组织联系。1937 年，胡济邦委托由英伦回国、途经莫斯科的于炳然（ 解放后曾任重庆市公安局长） 带给曹亮250 美元，信中暗示是她交的党费。之前，约在1935 年底，胡济邦也将自己出国置装节约下的300 元交了党费。
苏德战争期间，胡济邦以外交官和记者的身份活跃在抵抗德军进攻的前线。她以自己的所见所闻，采写了大量战地报道，是经历苏德战争全过程的唯一的一位中国女记者。
在苏联期间，胡济邦与美、英等国的西方记者一道，参加了战时战后在莫斯科举行的各种国际会议，包括三外长会议、四外长会议、各国政府代表团以及领袖访问莫斯科等。她先后采访过一大批世界政坛风云人物。战后还去乌克兰的基辅采访对德国战犯的审判，她的足迹遍及法国、德国、瑞士、波兰、埃及、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芬兰、丹麦、捷克、意大利……
经过二战的洗礼，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解放了南斯拉夫全境，并于1945 年12 月22 日，宣布成立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1946 年，应南斯拉夫政府之邀，胡济邦以中国女记者的身份，参加了南斯拉夫对米哈齐维奇的审判。这时，全世界都想了解这个新生的国家。胡济邦的采访申请很快就得到南斯拉夫政府的批准，为了便于采访还给她派了一辆专车，一个陪同和两名武装战士随行保护。这让胡济邦深感意外，便抓住这个机会，跑遍了南斯拉夫全国6 个共和邦，调查采访了部长、基层干部、士兵等各类人员。最后，在黑山还采访到了铁托总统。由于她能与铁托总统直接交流，采访非常顺利。在
采访中，铁托向胡济邦重点介绍了当时南斯拉夫和美国的关系，他说：“今天早上，美国一家通讯社还造谣说我在黑山翻车受伤。”实际上这类造谣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胡济邦机智地回答：“我来给你辟谣吧！”铁托听后大笑，随即非常高兴地与这位睿智的中国女记者合影留念。
为新中国培训第一批外交人员
1949 年3 月，解放战争鏖战正酣，眼见腐朽的国民党政府摇摇欲坠，国民党驻苏使馆全体起义。4 月，阔别故土十三载的胡济邦以赴欧学习为名离开国民党驻苏大使馆，乘飞机经瑞士抵香港转道回国。中途胡济邦考虑到路途遥远，在境外时常停留，尤其是到香港后还要待命，为防意外和不测，机智的胡济邦在途经瑞士时，将不便随身携带的美元、金洋90 枚等存入瑞士银行保险箱，回国后即向组织报告。1953 年2 月，由我驻瑞士使馆取出了这批美元和金洋，胡济邦把这笔外汇折算成人民币全部捐献给了外交部幼儿园。
1949 年5 月，胡济邦历尽艰险，回到祖国。这时北京刚解放，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百废待兴的千头万绪。特别是即将迎来一个新中国的诞生， 急需做好外交工作的各项准备。可是外交方面的人才奇缺，胡济邦的归来，正应外交工作的急需。当年9 月，胡济邦进入正在筹建的新中国外交部大楼，成为这里的主人。同年11 月至次年7 月在外交部东二楼大厅举办驻外大使学习班，学习班由李克农副部长主管，具体组织工作由办公厅副主任阎宝航负责，胡济邦担任外交礼仪教官，负责培训外交礼仪，受训的是新中国第一批驻外大使馆工作人员。
著名将军外交家、前外交部副部长耿飙（ 首任驻瑞典大使兼首任驻丹麦、芬兰公使，前驻巴基斯坦、缅甸、阿尔巴尼亚大使） 这样回忆道：“记得有一次，我们这些大使和夫人们，在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阎宝航和胡济邦的率领下，全体人马开到北京饭店举行彩排。彩排的主要内容是吃西餐，包括怎样安排主人和客人的座位，怎样执刀弄叉，怎样切肉喝汤，怎样铺餐巾，怎样抹黄油等等，每个人都全过程地演练一遍，直到阎宝航和胡济邦点头满意为止。”
尽管遇到一些大使夫人们的抵触情绪，但胡济邦还是极富耐心地加以开导和示范，使新中国的第一批外交使节，以崭新的形象亮相于世界舞台。
胡济邦在外交部办公厅工作了7 年，历任秘书科长、处长，研究室研究员等职，在新中国的初建时期，为共和国外交部的筹建和培养外交人员，付出了大量心血。
记者是一种很崇高的职业
尽管胡济邦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官，但她似乎更倾心记者这一职业。
1956 年，胡济邦被调入《人民日报》国际部任记者，常驻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国家。当年10 月23 日，匈牙利事件爆发，胡济邦深入第一线调查研究，及时发回大量通讯和社会动态内参，使国内能够及时掌握这一事件的动向。在1956 年11 月至1958 年3 月间，《人民日报》先后发表她撰写的专稿31 篇，其内容为国内广大党政军干部关注。后来匈牙利劳动党总书记卡达尔来北京访问时，曾对毛主席说：“你们派来的《人民日报》记者胡济邦很勇敢，工作表现很出色，谢谢你们。” 毛主席听后点点头，微笑着说：“是的，我从她的报道里，晓得了你们的真实情况……”
胡济邦从东欧回国后，任《人民日报》国际部评论员。她以灵敏的笔触，纵横国际风云，许多观点敏锐深刻的评论员文章，常常被外电作为研究我国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胡济邦同时兼任全国记协国际联络部部长。这一时期，她一直活跃在新闻战线上。
在胡济邦身上体现了中国记者的良知和坚持真理正义的职业素养。用胡济邦自己的话来说： “我认为，记者是一种很崇高的职业。当记者对我的工作来说，就好像插上了飞翔的翅膀。作为一名战地记者，要有良好的素质和职业道德。触角要敏锐，要关心政治，要有正义感，要坚持真理。要真实、要准确，不能浮夸。更不能当‘客里空’（“客里空”是苏联作家柯涅楚克在卫国战争期间创作的话剧《前线》中一个特派记者的名字。此人善于捕风捉影、弄虚作假，他不调查了解， 坐在指挥部拟稿。“客里空”是俄语的音译，其意译为“乱嚷乱叫的人”或“喧嚣的人”，后来这个名字就成了新闻中虚构胡编的代名词。人们把那些歪曲事实的报道消息称为“客里空”）。要深入第一线调查研究，要善于发现新情况、新问题。要准要快。准是属于质量问题，快是属于数量问题。准比快更重要。既准又快更好。要当好一个记者，还要了解当地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譬如， 在苏联，你不知道普希金，就很难与这个国家的文学艺术家交往。当记者应该成为百事通，不然， 工作就很难开展。”
1979 年6 月，胡济邦的丈夫毕季龙，继唐明照后就任中国第二位联合国副秘书长，负责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同年，胡济邦随夫至美国纽约， 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借助联合国这个国际舞台，他们夫妻俩在6 年的时间里先后访问了六七十个国家，足迹遍布亚、非、拉美各国， 广泛结交了众多国家的各界人士和朋友，在外交界，这对夫妻外交家被誉为“最美好的一对”。
虽然胡济邦用她灵巧的笔为她所经历的时代留下一批珍贵的文字，但是她却没有为自己留下自传，仅有的一些日记在搬家时遗失，这便成了一个永远也无法弥补的遗憾。时至今日，很多人甚至都搞不清楚她的真实身份。
“红色秘密特工”，十三年的战场烽火，十载的外交生涯，一位有良知和正义感的记者，胡济邦的一生纵然神秘，并有各种不同的身份和职业， 但无论身在何处，她心中的信念从未动摇。
1995 年2 月，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杰出女性永远闭上了双眼。遵其嘱，她的骨灰被撒向家乡的江河。家乡亲友为纪念她，为其立下衣冠冢。这位从浙江永康县古山农家走出的女儿，在外辛劳奔波一生后，终于又回到家乡的山水之间，并在这里永远休憩。
她，就是胡济邦。她的神秘身份是一个传奇， 她的非凡经历更是一部传奇……
苦难童年追求光明
1911 年是近代中国发生急剧变化的一年。这一年的10 月10 日，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 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武昌起义刚刚过去21 天， 即11 月1 日农历九月十一日，在浙江省永康县古山镇一个世代务农的贫苦家庭，一个女婴呱呱坠地，父亲给她起了一个近似男孩的名字——胡济邦，希望这个生于乱世的女儿将来能济世兴邦。
然而，胡济邦来到这个世界时，她并不知道未来时日的艰难。胡济邦的祖父共有五个子女， 只有她父亲胡仁锲读了几年古书。胡仁锲曾经通过科考取得了安徽“候补知县”的名份，遗憾的是他一直没有机会“补”上这个职位。但他毕竟是读过书的人，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为了维持生计，他只能靠在外地谋些小差事，积蓄点钱， 含辛茹苦培养几个孩子。可是，几个孩子还未长大成人，胡仁锲就因病去世，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全都落在胡济邦母亲的身上。
那个年代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很严重，这样清贫的家庭怎么会让女孩子去读书呢？可是，胡济邦自幼非常聪明，又非常好学。在家人的支持下， 母亲才让她进家乡的一所学校——崇正小学（即古山小学）学习。
1923 年秋，12 岁的胡济邦从崇正小学毕业， 考入永康县的初级女子师范学校就读。3 年后， 她千里迢迢来到山东济南，投奔当时还在津浦铁路局工厂的二哥胡济川。胡济川设法将小妹妹安排到济南东城根中学读书。1927 年，胡济邦在杭州考上了一所女子法政学校。正值豆蔻年华的胡济邦在此时开始接触革命思想。1928 年，胡济邦依靠自身努力，又以优异成绩考入南京中央大学经济系。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她加入了由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群众团体——反帝大同盟。不久，胡济邦就成为进步学生的骨干，并成为南京中央大学13 名护校委员会的成员之一。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各地进步学生赴南京请愿，要求抗日的学生代表，会同南京学生共3 万余人联合举行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行进到珍珠桥时，早已部署在此的军警，对手无寸铁的学生进行了血腥镇压。为了营救被捕的同学， 胡济邦不顾个人安危，凭借永康同乡关系，径自到胡公馆去找国民党中央监狱长胡逸民。胡逸民这几天正为大批学生被捕、南京监狱人满为患而大伤脑筋，经过一番调查，就将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都放了。
1932 年夏，胡济邦因为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被学校开除。但这位已接受进步思想的姑娘毫不气馁，立即北上，辗转到北京大学旁听，她一边学习， 一边继续参加革命活动。
一个隐秘的“红色特工”
胡济邦积极参加革命活动的行为，引起了地下党组织的关注，并列为培养对象。 后来，因生活所迫胡济邦又返回南京。不久，她又去找胡逸民， 请他帮助寻个生活出路。巧的是兵工署署长俞大维正托胡逸民物色一名英语家庭教师，找上门来的胡济邦不正是最合适的人吗？经胡逸民介绍， 再加上在兵工署预算处当会计的四哥胡济时的推荐，胡济邦顺利地进入到俞大维将军府，当了俞大维独生儿子的英语家庭教师。
1933 年，蒋介石在四次“围剿”红军失败后， 又调兵遣将，准备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为了确保“围剿”成功，蒋介石特意请来德国军事顾问制定了一份全新的“围剿”计划书。当时的上海地下党情报科负责人王世英找到王昆仑，让他尽快搞到蒋介石的这份“围剿”计划。王昆仑是中共上海地下党员，与胡济邦是好朋友。经过一番思考，他认为俞大维一定有蒋介石的“围剿” 计划。因为兵工署长必须熟悉兵力部署，要不然无法向各部提供武器弹药。于是，王昆仑立即找到胡济邦，想通过她来获取这份重要情报。尽管当时胡济邦还没有加入共产党，但她还是义无返顾地接受了这一艰巨任务。
胡济邦在俞家的出色表现，深得俞大维一家人的喜欢，再加上她又是自己心腹部属胡济时的胞妹，所以俞大维对她如同家人一样深信不疑。另外，他觉得胡济邦颇有见地，所以公务之余还时常与她谈论一些时局及国民党的内幕消息。7 月的一天，俞大维从庐山回到南京，闲谈时他得意地对胡济邦说：“委员长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 部署了进剿共军的详细计划……”胡济邦猜想他手里一定有了作战计划，便不动声色继续与他交谈。然后，她没费多大周折就找到了俞大维从庐山带回的一大摞军事文件，都是绝密材料。其中包括蒋介石为制定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红军行动方案而召开的庐山军事会议的绝密材料。胡济邦既紧张又惊喜，她用最快的速度一一拍照， 虽然没有经过专门训练，却像专业特工那样一切都做的天衣无缝。当晚，这些绝密情报就被送到南京中央路305 号“正元实业社”，该社为中央特科的一个重要秘密联络点，并很快将情报转到中共情报负责人李克农手中。
当江西瑞金中央苏区的红色通讯社刊出这些绝密文件的时候，蒋介石大惊失色，气得差点晕倒。他怎么也搞不明白，是哪个深潜内部的“高深共谍”竟能把庐山军事会议这样的绝密文件搞得一清二楚！
1933 年夏，经二哥胡济川和恩师何浩若举荐， 胡济邦凭着一口流利的英语，进入国民政府外交部国际司，并仍兼俞大维家庭教师，继续为共产党从事情报工作。
经过斗争的考验，胡济邦日渐成熟。1934 年春，胡济邦由卢涛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卢涛就是雨花台著名的革命烈士卢志英）。时隔不久，中共地下党需要办理几张赴苏联护照。但在白色恐怖下，办理去苏联的护照是被严格控制的。共产党前往苏联学习和治病的人员，往往要从满洲里和新疆秘密越境，非常危险。为了保证赴苏人员的安全，党组织希望通过正常途径出境。但如果转弯抹角从上层找关系，牵涉面太广，反而会误事。于是，中共秘密党员王昆仑（其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立法院立法委员） 想到了已经打入护照科的胡济邦。 王昆仑欣喜异常，没想到胡济邦一下子给他送来16 本护照，轻松解决了地下党的一个大难题。可是，怎样才能把这些护照安全送往上海地下党组织手中呢？因为这时王昆仑已经被戴笠列入黑名单，行动也受到严密监视。情急之下，胡济邦假扮成王昆仑的情人，以去上海度周末为由，结伴而行。军统闻讯立即在上海霞飞路霞飞坊王公馆四周布控，伺机抓捕。胡济邦和王昆仑为了摆脱陷阱，在上海站下车后，根本没有回家，而是分别入住两个饭店，然后迅即赶往事先约好的接头地点，将护照交给组织。军统特务蹲坑守了一夜， 连个人影也没见到！只好以“王和情人在外夜宿未归”电告戴笠复命。
采访各国政要的女记者
1936 年，胡济邦被派往国民党驻苏联大使馆工作，任大使馆新闻专员，兼《中苏文化》杂志驻苏记者，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正式派驻国外的第一位女外交官。
这一去就是十三年。这期间，胡济邦时刻牵挂着国内组织，并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想方设法与组织联系。1937 年，胡济邦委托由英伦回国、途经莫斯科的于炳然（ 解放后曾任重庆市公安局长） 带给曹亮250 美元，信中暗示是她交的党费。之前，约在1935 年底，胡济邦也将自己出国置装节约下的300 元交了党费。
苏德战争期间，胡济邦以外交官和记者的身份活跃在抵抗德军进攻的前线。她以自己的所见所闻，采写了大量战地报道，是经历苏德战争全过程的唯一的一位中国女记者。
在苏联期间，胡济邦与美、英等国的西方记者一道，参加了战时战后在莫斯科举行的各种国际会议，包括三外长会议、四外长会议、各国政府代表团以及领袖访问莫斯科等。她先后采访过一大批世界政坛风云人物。战后还去乌克兰的基辅采访对德国战犯的审判，她的足迹遍及法国、德国、瑞士、波兰、埃及、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芬兰、丹麦、捷克、意大利……
经过二战的洗礼，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解放了南斯拉夫全境，并于1945 年12 月22 日，宣布成立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1946 年，应南斯拉夫政府之邀，胡济邦以中国女记者的身份，参加了南斯拉夫对米哈齐维奇的审判。这时，全世界都想了解这个新生的国家。胡济邦的采访申请很快就得到南斯拉夫政府的批准，为了便于采访还给她派了一辆专车，一个陪同和两名武装战士随行保护。这让胡济邦深感意外，便抓住这个机会，跑遍了南斯拉夫全国6 个共和邦，调查采访了部长、基层干部、士兵等各类人员。最后，在黑山还采访到了铁托总统。由于她能与铁托总统直接交流，采访非常顺利。在
采访中，铁托向胡济邦重点介绍了当时南斯拉夫和美国的关系，他说：“今天早上，美国一家通讯社还造谣说我在黑山翻车受伤。”实际上这类造谣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胡济邦机智地回答：“我来给你辟谣吧！”铁托听后大笑，随即非常高兴地与这位睿智的中国女记者合影留念。
为新中国培训第一批外交人员
1949 年3 月，解放战争鏖战正酣，眼见腐朽的国民党政府摇摇欲坠，国民党驻苏使馆全体起义。4 月，阔别故土十三载的胡济邦以赴欧学习为名离开国民党驻苏大使馆，乘飞机经瑞士抵香港转道回国。中途胡济邦考虑到路途遥远，在境外时常停留，尤其是到香港后还要待命，为防意外和不测，机智的胡济邦在途经瑞士时，将不便随身携带的美元、金洋90 枚等存入瑞士银行保险箱，回国后即向组织报告。1953 年2 月，由我驻瑞士使馆取出了这批美元和金洋，胡济邦把这笔外汇折算成人民币全部捐献给了外交部幼儿园。
1949 年5 月，胡济邦历尽艰险，回到祖国。这时北京刚解放，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百废待兴的千头万绪。特别是即将迎来一个新中国的诞生， 急需做好外交工作的各项准备。可是外交方面的人才奇缺，胡济邦的归来，正应外交工作的急需。当年9 月，胡济邦进入正在筹建的新中国外交部大楼，成为这里的主人。同年11 月至次年7 月在外交部东二楼大厅举办驻外大使学习班，学习班由李克农副部长主管，具体组织工作由办公厅副主任阎宝航负责，胡济邦担任外交礼仪教官，负责培训外交礼仪，受训的是新中国第一批驻外大使馆工作人员。
著名将军外交家、前外交部副部长耿飙（ 首任驻瑞典大使兼首任驻丹麦、芬兰公使，前驻巴基斯坦、缅甸、阿尔巴尼亚大使） 这样回忆道：“记得有一次，我们这些大使和夫人们，在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阎宝航和胡济邦的率领下，全体人马开到北京饭店举行彩排。彩排的主要内容是吃西餐，包括怎样安排主人和客人的座位，怎样执刀弄叉，怎样切肉喝汤，怎样铺餐巾，怎样抹黄油等等，每个人都全过程地演练一遍，直到阎宝航和胡济邦点头满意为止。”
尽管遇到一些大使夫人们的抵触情绪，但胡济邦还是极富耐心地加以开导和示范，使新中国的第一批外交使节，以崭新的形象亮相于世界舞台。
胡济邦在外交部办公厅工作了7 年，历任秘书科长、处长，研究室研究员等职，在新中国的初建时期，为共和国外交部的筹建和培养外交人员，付出了大量心血。
记者是一种很崇高的职业
尽管胡济邦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官，但她似乎更倾心记者这一职业。
1956 年，胡济邦被调入《人民日报》国际部任记者，常驻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国家。当年10 月23 日，匈牙利事件爆发，胡济邦深入第一线调查研究，及时发回大量通讯和社会动态内参，使国内能够及时掌握这一事件的动向。在1956 年11 月至1958 年3 月间，《人民日报》先后发表她撰写的专稿31 篇，其内容为国内广大党政军干部关注。后来匈牙利劳动党总书记卡达尔来北京访问时，曾对毛主席说：“你们派来的《人民日报》记者胡济邦很勇敢，工作表现很出色，谢谢你们。” 毛主席听后点点头，微笑着说：“是的，我从她的报道里，晓得了你们的真实情况……”
胡济邦从东欧回国后，任《人民日报》国际部评论员。她以灵敏的笔触，纵横国际风云，许多观点敏锐深刻的评论员文章，常常被外电作为研究我国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胡济邦同时兼任全国记协国际联络部部长。这一时期，她一直活跃在新闻战线上。
在胡济邦身上体现了中国记者的良知和坚持真理正义的职业素养。用胡济邦自己的话来说： “我认为，记者是一种很崇高的职业。当记者对我的工作来说，就好像插上了飞翔的翅膀。作为一名战地记者，要有良好的素质和职业道德。触角要敏锐，要关心政治，要有正义感，要坚持真理。要真实、要准确，不能浮夸。更不能当‘客里空’（“客里空”是苏联作家柯涅楚克在卫国战争期间创作的话剧《前线》中一个特派记者的名字。此人善于捕风捉影、弄虚作假，他不调查了解， 坐在指挥部拟稿。“客里空”是俄语的音译，其意译为“乱嚷乱叫的人”或“喧嚣的人”，后来这个名字就成了新闻中虚构胡编的代名词。人们把那些歪曲事实的报道消息称为“客里空”）。要深入第一线调查研究，要善于发现新情况、新问题。要准要快。准是属于质量问题，快是属于数量问题。准比快更重要。既准又快更好。要当好一个记者，还要了解当地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譬如， 在苏联，你不知道普希金，就很难与这个国家的文学艺术家交往。当记者应该成为百事通，不然， 工作就很难开展。”
1979 年6 月，胡济邦的丈夫毕季龙，继唐明照后就任中国第二位联合国副秘书长，负责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同年，胡济邦随夫至美国纽约， 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借助联合国这个国际舞台，他们夫妻俩在6 年的时间里先后访问了六七十个国家，足迹遍布亚、非、拉美各国， 广泛结交了众多国家的各界人士和朋友，在外交界，这对夫妻外交家被誉为“最美好的一对”。
虽然胡济邦用她灵巧的笔为她所经历的时代留下一批珍贵的文字，但是她却没有为自己留下自传，仅有的一些日记在搬家时遗失，这便成了一个永远也无法弥补的遗憾。时至今日，很多人甚至都搞不清楚她的真实身份。
“红色秘密特工”，十三年的战场烽火，十载的外交生涯，一位有良知和正义感的记者，胡济邦的一生纵然神秘，并有各种不同的身份和职业， 但无论身在何处，她心中的信念从未动摇。
1995 年2 月，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杰出女性永远闭上了双眼。遵其嘱，她的骨灰被撒向家乡的江河。家乡亲友为纪念她，为其立下衣冠冢。这位从浙江永康县古山农家走出的女儿，在外辛劳奔波一生后，终于又回到家乡的山水之间，并在这里永远休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