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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以来，小额贷款作为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促进就业的一种新型金融方式，因其将输血式扶贫改为造血式扶贫，在帮助穷人建立自立和自我发展能力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逐步在全世界得到重视和推广。20世纪90年代，海南省被设立为经济特区，在经济快速发展、房地产业大规模扩张的同时吸引了国内大量金融机构的涌入。90年代中后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各个银行高息揽储，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破灭，许多银行都出现了大量不良资产，而对储户承诺的高利息也加剧了这些银行的经营困境。1997年，海南关闭了5家已经实质性破产的信用社。1998年海南发展银行的倒闭彻底破坏了海南的金融生态，使海南银行业陷入重重危机。正因为如此，海南一度被称为“金融高风险区”，人们“谈金（地方金融）色变”，“谈社（农信社）色变”，“谈小（小额贷款）色变”。2007年8月，在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成立之初，全省农信社存款仅90亿元，贷款仅53亿元，不良率高达68%，其中小额贷款仅13亿元，但不良率却高达71%。
海南省作为中国唯一以农业、农民为主体的经济特区，60%的人口是农民，80%以上的土地在农村，全省约1/3的生产总值来源于农业，农业在全省发展大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目前，海南省共有国家级和省级贫困县11个，占全部19个县市的58%，部分贫困县市位于中部山区，如何更好地解决“三农”问题就显得尤为关键。海南省农业增产增效、农民增收都迫切需要小额贷款的支持，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更需要小额贷款等资金的注入。但是在海南农村大部分地区，农民贷款难的问题普遍存在，仅有农信社等少数机构提供直接面向农民的小额贷款产品，另外由于审批条件较为严格，许多农民长期无法获得资金支持。海南农信社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农民小额贷款，直接面向广大农民发放贷款，2009年至今小额贷款放款规模已达90多亿元，帮扶近30万户农民，不良率控制在2%以内，利用小额贷款实现农民致富的梦想得以初步实现。
借鉴格莱珉模式破解农民贷款难题
小額贷款是国际公认的难题，其特点是涉及面广、单笔额度小、平均费用高、有效担保物缺乏、还款风险大。对银行等金融机构来说，完成一笔小额贷款与完成一笔大额贷款在很多程序方面都是一样的，然而办理小额贷款的边际成本较高。小额贷款面对千家万户，在缺乏抵、质押物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健全的制度和严格的管理，不论是银行工作人员还是农户，都极易出现道德风险。同时，小额贷款较高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往往会导致银行不愿办也很难办好这项业务。
海南省农村地区曾经和全国其他贫困地区一样，面临着贷款难的问题。到2006年年底，海南各类金融机构相继撤离乡镇，农信社小额贷款也几乎停止，农民难以从正规渠道获得再生产流动资金和生活周转资金。由于缺乏必要的资金支持，农民正常生产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每当农民缺少资金的时候，只能通过亲戚朋友借钱或者转向高利贷，而高利贷意味着一旦农户某一次生产出现问题，会导致终身难以脱贫。同时，海南农信社和其他金融机构一样面临小额贷款发放和回收难的问题。一方面，农信社和农户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农信社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深入农村，对农户的种养产业和贷款需求了解不够，部分农户对贷款产品和贷款流程认识不多，金融机构和农户之间缺乏信息沟通平台。另一方面，农业是弱质产业，受自然灾害和市场因素影响大，部分农户看到受灾农户无力偿还贷款后就盲目效仿，把贷款当做政府的扶贫资金，不偿还贷款导致诚信环境受到破坏。
2005年被联合国确定为“国际小额信贷年”，2006年12月，孟加拉国格莱珉创始人尤努斯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小额贷款开始得到重视。2007年3月，尤努斯参加博鳌亚洲论坛并与时任海南省长罗保铭会见，海南省进而决定引进格莱珉小额信贷模式，并由海南农信社负责落实。2007年以来，海南农信社在借鉴格莱珉银行模式的基础上，结合以往农村小额贷款的经验教训，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实践中成功探索出农户（农村妇女）联保小额贷款模式，即“一小通”模式。“一小通”小额贷款实施以来，极大支持了海南农民扩大生产规模，改善了生活水平，初步实现了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和农村发展。
格莱珉银行模式小额信贷项目是由海南省政府牵头、海南省农村信用社与孟加拉格莱珉信托联合主办的金融项目。2008年，该项目在地处海南中部山区的国家级贫困县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进行试点，格莱珉模式的运作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以商业上可持续的经营模式来消除贫困。其显著特点和技术核心可以概括如下：
贷款给妇女。妇女在社会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与男性相比，她们节俭、顾家、责任感强，违约的可能性低。
注重社会关系的约束。这种约束包括成员之间的约束和社会舆论的约束。通过发动农户组成5人小组，其中一人的不良信用记录对小组其他成员均有影响，从而充分发挥贷户的能动性，调动他们从事生产的积极性，提高他们的信用意识和信用观念。
坚持客户培训。格莱珉小额贷款坚持给借款客户7～10天的培训，并严格要求客户遵从培训的方式与效果，从形式和心理上让客户对机构产生认同感。
贷款额度小，利率高。格莱珉模式在海南试点的时候，格莱珉专家坚持采取在孟加拉开展的模式，贷款额度从500～2000元开始，最高不超过4000元，但贷款利率却在20%以上。
采用多频度分期还款的方式。格莱珉模式按照分期还款模式，客户贷款之后分50周按周等额偿还贷款本息。客户一旦没有按期还款，银行就可以及时发现并采取措施。通过对客户频繁的接触，可以增强客户的还款意识，及时了解客户的经营状况。
格莱珉项目作为一个增强信贷支农服务功能的项目，与传统意义上的银行信贷相比，具有贷款规模小、无需实物抵押作担保、网络覆盖面大等特点。因此，借鉴格莱珉模式开展小额贷款，简化了贷款手续，方便了群众，是实现农信社与农民“双赢”的有效途径，为解决农户贷款难问题，支持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发挥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而对海南农信社来说，改良传统的农村小额贷款的发放模式，发展自身的小额贷款模式意义重大，为农信社开展农村小额贷款奠定了基础。 事业部制管理体制发挥关键作用
海南农信社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不良贷款，使得原大部分信贷员都受到牵连。省联社成立以来，加大了对贷款的管理，加强对不良贷款的清收和责任追究，使很多信贷员产生了惧贷、畏贷的心理，尤其是面对农村无抵押、无担保的情况更不敢放款。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实现农信社对农民的服务，使小额贷款业务真正做到“放得出、管得住、收得回、有效益”，必须建立健全体制机制，强化队伍建设，实现集约化经营。因此，农信社在海南省农信社联合社成立了小额信贷管理处，在琼中联社成立小额信贷总部，在各市县成立小额信贷部，在各乡镇成立小额信贷服务站，形成了小额信贷总部、市县小额信贷部、乡镇小额信贷服务站三级管理架构。面向全社会招聘500名应届毕业大学生作为小额信贷技术员，驻扎乡镇，服务农村，专职小额贷款，形成了“专业专心专职专管专责专利”的小额信贷“童子军”队伍。他们发挥“走千山万水、访千家万户、道千言万语、理千头万绪、吃千辛万苦”的精神，每天走村串巷“给农民放款、教农民技术、帮农民经营、促农民增收、保农民还款”。
小额信贷总部作为海南农信社在琼中联社设置的独立事业部制机构，其人员的聘任、考核、薪酬、风控等均由小额信贷总部独立进行，各市县小额信贷部接受小额信贷总部的领导。小额信贷总部实行单独核算，各市县联社对小额信贷技术员发放的小额贷款不承担风险损失，所有风险和损失由小额信贷总部承担。这使得海南农信社小额贷款可以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环境下，和以往的不良贷款、不良风气割裂开来，按照新的制度、新的要求开展工作，这是海南农信社小额贷款成功的关键。
完善的制度体系是海南农信小额贷款的保障
联保申请培训合格的贷审机制。农户（主要是农村妇女）主动提出申请，自愿组成5户联保，贷款在2万元以内，接受5天培训，成绩合格且无不良诚信记录、无违法犯罪记录、无赌博吸毒等严重不良嗜好且有劳动能力的，在7日内就能获得贷款，信贷员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发放。前次还款记录良好，再次贷款无需审批，申请当日放款到位。培训被农信社视为比抵押物更重要的防范機制，被列入小额贷款重要的风险控制措施。上述机制既可保证农户便捷获得贷款，又可有效约束信贷员的自由裁量权。
分期付息到期还本和利率浮动奖励机制。在学习格莱珉多频度还款模式的基础上，农信社根据当地的产业特点将小额贷款还款方式改进为按月还息、到期还本。这样既能保证小额信贷技术员对客户的跟踪，培养客户的还款意识，又能够让农户在可承受的范围内还本付息。在贷款利率方面，小额贷款协议利率由基本贷款利率（年9.72%）和诚信奖励金率（年4.68%）两部分构成。在执行中，实际缴纳诚信奖励金率由农户还本付息履约程度决定。农户还本付息信用越好，退还诚信奖励金率就越多，到期实际缴纳诚信奖励金率就越低。如果农户都能按时还本付息，农信社则退还全部诚信保证金，到期实际缴纳利率为基本贷款利率；否则，根据不同程度违约，按不同档次少退甚至不退诚信奖励金。这个机制可以通过经济手段培养农户的诚信意识，同时减轻诚信农户的利息负担。
环形监督的内控机制。海南全省分6个市县片区，设6名小额信贷总部副主任，各市县小额信贷部设1名小额信贷部经理，1～2名副经理，原则上2个乡镇设立一个分支经理。每个乡镇配备2～3名小额信贷技术员，实行“鱼咬尾”环形监督机制。每名信贷员，同时又是监督员，既发放贷款，又监督别人，同时也被别人监督，两人不能相互监督，分支经理对所辖信贷员再监督。对每一笔贷款，信贷员、直接监督人员、分支经理、小额信贷部经理、市县片区副主任按照比例承担责任并分享绩效，负责包放、包管、包收、包盈、包赔。3万元以下由分支经理审批，3万～5万元由小额信贷部经理审批，5万元以上由市县片区副主任负责审批，按照贷款额度分层次的审批权限保障了小额贷款的效率和安全性。
绩效挂钩及对风险承担无限责任的分配机制。信贷员工资包括基础工资、绩效工资和年终奖金。绩效工资按照信贷员所放贷款收息总额的20%发放，其中10个百分点当月发放，3个百分点按每笔所放贷款本息完全收回后再发放，另外7个百分点等到所放贷款全部收回并不再从事这项业务后一次性发放。信贷员要缴纳“贷款损失赔偿金”。贷款损失由信贷员按承担责任的比例全额赔偿、终身负责。信贷员收入完全根据贷款发展业务多少和形成风险的大小决定。绩效工资发放与潜在风险化解程度挂钩。信贷员收入与绩效挂钩，并对风险承担无限责任，可以强化信贷员责任意识。
贷款额度累进增加的风险防控机制。“额度小”是格莱珉模式成功的特点之一，海南农信小额贷款据此确定了小额贷款额度累进增加的风险防控机制。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理事长吴伟雄提出小额贷款必须“额度适度”，过高的贷款额度有时会害农户而不是帮农户。因此，农信社小额贷款原则上从5000元开始，通过对客户生产能力和还款意识的培养，逐步增加到10000元，20000元，50000元。通过贷款额度累进增加的机制，既能够让农户有一个稳步的发展，也能够测试和培养农户的信用意识。
海南农信小额贷款的力量源泉
小额信贷技术员是海南农信社小额信贷的主力军、生力军，充满生机的小额信贷技术员铁军是海南农信小额贷款的力量源泉。吴伟雄理事长说：“农民只有挣到了钱，才能保证贷款的归还，要做好农民的小额贷款工作，仅懂金融知识是不够的，还要懂农业技术，必须改变信贷员只管放贷、收贷的传统做法。要做到给农民放款、教农民技术、帮农民经营、促农民增收、保农民还款。”为此，他为信贷员起名“小额信贷技术员”，并寄予厚望。500名小额信贷技术员，都是2008年以后面向全社会公开招聘的大专以上学历的应届毕业生，包括部分研究生，其中大多出身于农民家庭。为培养这支队伍，海南农信社专门建立了一整套选拔、培养、管理、激励和约束机制。
构建小额信贷技术员选拔流程。一是笔试，考查应聘大学生的基础知识。二是面试，测试其表达沟通能力、吃苦耐劳精神、对农民的感情及对小额信贷事业的热衷度等。三是培训，内容包括军事训练、企业文化、拓展训练、贷款品种、业务流程以及与农民的沟通技巧等。四是实践，为期半个月跟着老信贷员在农村实践。五是师傅带徒弟，选择有经验的优秀信贷员作为师傅，徒弟在帮助师傅发展30名客户后出师转正，出师转正后与农信社签订劳动合同，享有独立放款权。 加强企业文化和日常管理。小额信贷总部对小额信贷技术员的管理既有红色教育，讲革命历史，讲党的传统，也讲“三农”的地位和作用，要求他们学会做群众工作；也有现代化管理知识的教育，《穷人的银行家》、《致加西亚的信》、《责任胜于能力》这几本书是必读教材。同时按照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要求，倡导学习两套书，一套是《毛泽东选集》，另一套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进一步打好理论基础和业务基础。他们有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小额信贷员开会时，要进行企业文化宣誓。企业文化主要内容为：“行为准则：不喝客户一口水、不抽客户一支烟、不拿客户一分钱；工作精神：走千山万水、访千家万户、道千言万语、理千头万绪、吃千辛万苦；工作态度：争先赶超凭业绩，不等不靠凭自己；工作守则：调查进屋、培训到户、额度适度、真情投入、职责各负；工作方法：给农民放款、教农民技术、帮农民经营、促农民增收、保农民还款；工作理念：农民最讲诚信；风险控制原则：坚持五人联保、坚持贷款给妇女、坚持培训不低于五天、坚持整贷零还、坚持小额广覆盖；核心价值观：利息拖欠零容忍。”通过企业文化宣誓，将小额信贷文化牢牢固化在小额信贷技术员的心中，并落实到行动中。
艰苦奋斗与农民建立鱼水情。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副主任、时任小额信贷总部主任的陈奎明认为：“农民借款能不能还，不在于其家庭资产的多少，不在于挣钱多少，而在于小额信贷技术员跟农民的感情有多深。”农信社小额信贷技术员的工作非常辛苦，他们吃住在乡村，下乡骑自行车，深入农户，为农民培训和发放贷款。所有的小额信贷技术员要帮每一个贷款农户劳动至少半个小时，培养与农民的感情，成为农民的贴心人。这样既能加强信贷员对客户的了解，也可以让农民对待信贷员像对待亲人一样，不会欠贷款。
铁腕维护铁军形象。一个业绩不错的小额信贷员只因违规收受400元“感谢费”，且第二天就托人送还了，时隔3年被举报后，还是被小额信贷总部处以1万元的罚款。针对该事件，有人认为处分太过严厉，但是小额信贷总部坚决严肃处置。这体现了小额信贷总部“不喝客户一口水、不抽客户一支烟、不拿客户一分钱”的“三不”铁律，也是造就新型信贷员崭新生命的基因密码。海南省农信联社在海南日报、海口晚报、海南电视台、蓝网等多家媒体对外承诺，凡是农信社员工违反了“三不”铁律且经举报查证属实的，给予举报人1万元的奖励。
因地制宜开发系列贷款产品满足农民需要。为满足不同层次农民的资金需求，海南农信社（具体由小额信贷总部实施）加大了对小额贷款产品的创新力度，与省委组织部、省团委、省农业厅、省扶贫办、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省妇联签订合作协议，开发了党员干部双带致富贷款、农村诚信青年创业贷款、妇女联保贷款、财政惠民“一卡通”小額贷款、农民专业合作社小额贷款等小额贷款产品，根据海南橡胶、槟榔产业发达的特点，开发出林权抵押小额贷款产品。根据本地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的特点，通过产品创新与部门、产业结合的方式，满足不同层次农民的资金需求。
诚信建设支撑良性运转
政府对诚信环境的建设和对农民小额贷款的补贴是海南农信小额贷款的有力支撑。海南省农信社联合社成立以前，大量的不良贷款使农信社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为改善海南的诚信状况，海南省政府从清收农信社不良贷款出发，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2008年，省纪委、省监察厅提出“不还钱，就摘帽子”，帮助信用社清收党政干部欠贷1.3亿多元，收回不良贷款5.5亿元；2009年，省高院帮助农信社依法收回不良贷款11.1亿元；2010年，省纪委、省委组织部牵头，借助村“两委”换届之机，清收农村干部欠贷3664万元，收回不良贷款17.5亿元，被海南人民称为“清欠风暴”。以上动作有效改善了海南的诚信环境，为海南农信社顺利开展小额贷款起到了有力的助推作用。
同时，为鼓励农民发展、减轻农民负担，海南省政府自2009年开始对全省农民小额贷款提供贴息，将小额贷款贴息工作列入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十大事项”之一。一方面，对发放或担保农民小额贷款的金融机构按贷款额的1.5%给予金融机构风险补偿，给予农民小额贷款0.5%的当年新发放贷款奖励，通过财政手段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金融机构的贷款损失压力；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市县农民小额贷款不良率达到5%，政府就会帮助金融机构开展贷款清收工作，适当运用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以更符合农民实情的方式进行催收。2010年，省财政设立了农民小额贷款贴息专项资金，统筹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贴息资金，2010年安排7700万元，2011年安排8000万元，2012年安排9000万元，2013年安排1.46亿元。在贴息率方面，全省定为不低于5%，有很多市县已经开始对农民10万元以下小额贷款实行全额贴息，有效解决了农民的贷款负担。政府的一系列支持措施对海南农信社开展农民小额贷款提供了有力支撑。
结语
海南省农村信用社是全国最后一家实现改革的农信社，作为海南唯一一家地方性金融机构，服务“三农”是农信社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推进海南新农村建设、优化海南金融服务也是农信社坚定不移的目标。在海南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结合本地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特色，其小额贷款在体制建设、制度建设、队伍建设、产品建设、文化建设、风险控制等方面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体系。小额贷款在模式上的实践和创新是对以往农信社开展小额贷款的革命，为农信社开展小额贷款探索了一条特色新路，为破解农民贷款难问题、加快农业农村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作者单位：海南农信社琼中小额信贷总部）
海南省作为中国唯一以农业、农民为主体的经济特区，60%的人口是农民，80%以上的土地在农村，全省约1/3的生产总值来源于农业，农业在全省发展大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目前，海南省共有国家级和省级贫困县11个，占全部19个县市的58%，部分贫困县市位于中部山区，如何更好地解决“三农”问题就显得尤为关键。海南省农业增产增效、农民增收都迫切需要小额贷款的支持，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更需要小额贷款等资金的注入。但是在海南农村大部分地区，农民贷款难的问题普遍存在，仅有农信社等少数机构提供直接面向农民的小额贷款产品，另外由于审批条件较为严格，许多农民长期无法获得资金支持。海南农信社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农民小额贷款，直接面向广大农民发放贷款，2009年至今小额贷款放款规模已达90多亿元，帮扶近30万户农民，不良率控制在2%以内，利用小额贷款实现农民致富的梦想得以初步实现。
借鉴格莱珉模式破解农民贷款难题
小額贷款是国际公认的难题，其特点是涉及面广、单笔额度小、平均费用高、有效担保物缺乏、还款风险大。对银行等金融机构来说，完成一笔小额贷款与完成一笔大额贷款在很多程序方面都是一样的，然而办理小额贷款的边际成本较高。小额贷款面对千家万户，在缺乏抵、质押物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健全的制度和严格的管理，不论是银行工作人员还是农户，都极易出现道德风险。同时，小额贷款较高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往往会导致银行不愿办也很难办好这项业务。
海南省农村地区曾经和全国其他贫困地区一样，面临着贷款难的问题。到2006年年底，海南各类金融机构相继撤离乡镇，农信社小额贷款也几乎停止，农民难以从正规渠道获得再生产流动资金和生活周转资金。由于缺乏必要的资金支持，农民正常生产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每当农民缺少资金的时候，只能通过亲戚朋友借钱或者转向高利贷，而高利贷意味着一旦农户某一次生产出现问题，会导致终身难以脱贫。同时，海南农信社和其他金融机构一样面临小额贷款发放和回收难的问题。一方面，农信社和农户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农信社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深入农村，对农户的种养产业和贷款需求了解不够，部分农户对贷款产品和贷款流程认识不多，金融机构和农户之间缺乏信息沟通平台。另一方面，农业是弱质产业，受自然灾害和市场因素影响大，部分农户看到受灾农户无力偿还贷款后就盲目效仿，把贷款当做政府的扶贫资金，不偿还贷款导致诚信环境受到破坏。
2005年被联合国确定为“国际小额信贷年”，2006年12月，孟加拉国格莱珉创始人尤努斯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小额贷款开始得到重视。2007年3月，尤努斯参加博鳌亚洲论坛并与时任海南省长罗保铭会见，海南省进而决定引进格莱珉小额信贷模式，并由海南农信社负责落实。2007年以来，海南农信社在借鉴格莱珉银行模式的基础上，结合以往农村小额贷款的经验教训，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实践中成功探索出农户（农村妇女）联保小额贷款模式，即“一小通”模式。“一小通”小额贷款实施以来，极大支持了海南农民扩大生产规模，改善了生活水平，初步实现了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和农村发展。
格莱珉银行模式小额信贷项目是由海南省政府牵头、海南省农村信用社与孟加拉格莱珉信托联合主办的金融项目。2008年，该项目在地处海南中部山区的国家级贫困县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进行试点，格莱珉模式的运作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以商业上可持续的经营模式来消除贫困。其显著特点和技术核心可以概括如下：
贷款给妇女。妇女在社会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与男性相比，她们节俭、顾家、责任感强，违约的可能性低。
注重社会关系的约束。这种约束包括成员之间的约束和社会舆论的约束。通过发动农户组成5人小组，其中一人的不良信用记录对小组其他成员均有影响，从而充分发挥贷户的能动性，调动他们从事生产的积极性，提高他们的信用意识和信用观念。
坚持客户培训。格莱珉小额贷款坚持给借款客户7～10天的培训，并严格要求客户遵从培训的方式与效果，从形式和心理上让客户对机构产生认同感。
贷款额度小，利率高。格莱珉模式在海南试点的时候，格莱珉专家坚持采取在孟加拉开展的模式，贷款额度从500～2000元开始，最高不超过4000元，但贷款利率却在20%以上。
采用多频度分期还款的方式。格莱珉模式按照分期还款模式，客户贷款之后分50周按周等额偿还贷款本息。客户一旦没有按期还款，银行就可以及时发现并采取措施。通过对客户频繁的接触，可以增强客户的还款意识，及时了解客户的经营状况。
格莱珉项目作为一个增强信贷支农服务功能的项目，与传统意义上的银行信贷相比，具有贷款规模小、无需实物抵押作担保、网络覆盖面大等特点。因此，借鉴格莱珉模式开展小额贷款，简化了贷款手续，方便了群众，是实现农信社与农民“双赢”的有效途径，为解决农户贷款难问题，支持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发挥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而对海南农信社来说，改良传统的农村小额贷款的发放模式，发展自身的小额贷款模式意义重大，为农信社开展农村小额贷款奠定了基础。 事业部制管理体制发挥关键作用
海南农信社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不良贷款，使得原大部分信贷员都受到牵连。省联社成立以来，加大了对贷款的管理，加强对不良贷款的清收和责任追究，使很多信贷员产生了惧贷、畏贷的心理，尤其是面对农村无抵押、无担保的情况更不敢放款。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实现农信社对农民的服务，使小额贷款业务真正做到“放得出、管得住、收得回、有效益”，必须建立健全体制机制，强化队伍建设，实现集约化经营。因此，农信社在海南省农信社联合社成立了小额信贷管理处，在琼中联社成立小额信贷总部，在各市县成立小额信贷部，在各乡镇成立小额信贷服务站，形成了小额信贷总部、市县小额信贷部、乡镇小额信贷服务站三级管理架构。面向全社会招聘500名应届毕业大学生作为小额信贷技术员，驻扎乡镇，服务农村，专职小额贷款，形成了“专业专心专职专管专责专利”的小额信贷“童子军”队伍。他们发挥“走千山万水、访千家万户、道千言万语、理千头万绪、吃千辛万苦”的精神，每天走村串巷“给农民放款、教农民技术、帮农民经营、促农民增收、保农民还款”。
小额信贷总部作为海南农信社在琼中联社设置的独立事业部制机构，其人员的聘任、考核、薪酬、风控等均由小额信贷总部独立进行，各市县小额信贷部接受小额信贷总部的领导。小额信贷总部实行单独核算，各市县联社对小额信贷技术员发放的小额贷款不承担风险损失，所有风险和损失由小额信贷总部承担。这使得海南农信社小额贷款可以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环境下，和以往的不良贷款、不良风气割裂开来，按照新的制度、新的要求开展工作，这是海南农信社小额贷款成功的关键。
完善的制度体系是海南农信小额贷款的保障
联保申请培训合格的贷审机制。农户（主要是农村妇女）主动提出申请，自愿组成5户联保，贷款在2万元以内，接受5天培训，成绩合格且无不良诚信记录、无违法犯罪记录、无赌博吸毒等严重不良嗜好且有劳动能力的，在7日内就能获得贷款，信贷员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发放。前次还款记录良好，再次贷款无需审批，申请当日放款到位。培训被农信社视为比抵押物更重要的防范機制，被列入小额贷款重要的风险控制措施。上述机制既可保证农户便捷获得贷款，又可有效约束信贷员的自由裁量权。
分期付息到期还本和利率浮动奖励机制。在学习格莱珉多频度还款模式的基础上，农信社根据当地的产业特点将小额贷款还款方式改进为按月还息、到期还本。这样既能保证小额信贷技术员对客户的跟踪，培养客户的还款意识，又能够让农户在可承受的范围内还本付息。在贷款利率方面，小额贷款协议利率由基本贷款利率（年9.72%）和诚信奖励金率（年4.68%）两部分构成。在执行中，实际缴纳诚信奖励金率由农户还本付息履约程度决定。农户还本付息信用越好，退还诚信奖励金率就越多，到期实际缴纳诚信奖励金率就越低。如果农户都能按时还本付息，农信社则退还全部诚信保证金，到期实际缴纳利率为基本贷款利率；否则，根据不同程度违约，按不同档次少退甚至不退诚信奖励金。这个机制可以通过经济手段培养农户的诚信意识，同时减轻诚信农户的利息负担。
环形监督的内控机制。海南全省分6个市县片区，设6名小额信贷总部副主任，各市县小额信贷部设1名小额信贷部经理，1～2名副经理，原则上2个乡镇设立一个分支经理。每个乡镇配备2～3名小额信贷技术员，实行“鱼咬尾”环形监督机制。每名信贷员，同时又是监督员，既发放贷款，又监督别人，同时也被别人监督，两人不能相互监督，分支经理对所辖信贷员再监督。对每一笔贷款，信贷员、直接监督人员、分支经理、小额信贷部经理、市县片区副主任按照比例承担责任并分享绩效，负责包放、包管、包收、包盈、包赔。3万元以下由分支经理审批，3万～5万元由小额信贷部经理审批，5万元以上由市县片区副主任负责审批，按照贷款额度分层次的审批权限保障了小额贷款的效率和安全性。
绩效挂钩及对风险承担无限责任的分配机制。信贷员工资包括基础工资、绩效工资和年终奖金。绩效工资按照信贷员所放贷款收息总额的20%发放，其中10个百分点当月发放，3个百分点按每笔所放贷款本息完全收回后再发放，另外7个百分点等到所放贷款全部收回并不再从事这项业务后一次性发放。信贷员要缴纳“贷款损失赔偿金”。贷款损失由信贷员按承担责任的比例全额赔偿、终身负责。信贷员收入完全根据贷款发展业务多少和形成风险的大小决定。绩效工资发放与潜在风险化解程度挂钩。信贷员收入与绩效挂钩，并对风险承担无限责任，可以强化信贷员责任意识。
贷款额度累进增加的风险防控机制。“额度小”是格莱珉模式成功的特点之一，海南农信小额贷款据此确定了小额贷款额度累进增加的风险防控机制。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理事长吴伟雄提出小额贷款必须“额度适度”，过高的贷款额度有时会害农户而不是帮农户。因此，农信社小额贷款原则上从5000元开始，通过对客户生产能力和还款意识的培养，逐步增加到10000元，20000元，50000元。通过贷款额度累进增加的机制，既能够让农户有一个稳步的发展，也能够测试和培养农户的信用意识。
海南农信小额贷款的力量源泉
小额信贷技术员是海南农信社小额信贷的主力军、生力军，充满生机的小额信贷技术员铁军是海南农信小额贷款的力量源泉。吴伟雄理事长说：“农民只有挣到了钱，才能保证贷款的归还，要做好农民的小额贷款工作，仅懂金融知识是不够的，还要懂农业技术，必须改变信贷员只管放贷、收贷的传统做法。要做到给农民放款、教农民技术、帮农民经营、促农民增收、保农民还款。”为此，他为信贷员起名“小额信贷技术员”，并寄予厚望。500名小额信贷技术员，都是2008年以后面向全社会公开招聘的大专以上学历的应届毕业生，包括部分研究生，其中大多出身于农民家庭。为培养这支队伍，海南农信社专门建立了一整套选拔、培养、管理、激励和约束机制。
构建小额信贷技术员选拔流程。一是笔试，考查应聘大学生的基础知识。二是面试，测试其表达沟通能力、吃苦耐劳精神、对农民的感情及对小额信贷事业的热衷度等。三是培训，内容包括军事训练、企业文化、拓展训练、贷款品种、业务流程以及与农民的沟通技巧等。四是实践，为期半个月跟着老信贷员在农村实践。五是师傅带徒弟，选择有经验的优秀信贷员作为师傅，徒弟在帮助师傅发展30名客户后出师转正，出师转正后与农信社签订劳动合同，享有独立放款权。 加强企业文化和日常管理。小额信贷总部对小额信贷技术员的管理既有红色教育，讲革命历史，讲党的传统，也讲“三农”的地位和作用，要求他们学会做群众工作；也有现代化管理知识的教育，《穷人的银行家》、《致加西亚的信》、《责任胜于能力》这几本书是必读教材。同时按照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要求，倡导学习两套书，一套是《毛泽东选集》，另一套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进一步打好理论基础和业务基础。他们有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小额信贷员开会时，要进行企业文化宣誓。企业文化主要内容为：“行为准则：不喝客户一口水、不抽客户一支烟、不拿客户一分钱；工作精神：走千山万水、访千家万户、道千言万语、理千头万绪、吃千辛万苦；工作态度：争先赶超凭业绩，不等不靠凭自己；工作守则：调查进屋、培训到户、额度适度、真情投入、职责各负；工作方法：给农民放款、教农民技术、帮农民经营、促农民增收、保农民还款；工作理念：农民最讲诚信；风险控制原则：坚持五人联保、坚持贷款给妇女、坚持培训不低于五天、坚持整贷零还、坚持小额广覆盖；核心价值观：利息拖欠零容忍。”通过企业文化宣誓，将小额信贷文化牢牢固化在小额信贷技术员的心中，并落实到行动中。
艰苦奋斗与农民建立鱼水情。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副主任、时任小额信贷总部主任的陈奎明认为：“农民借款能不能还，不在于其家庭资产的多少，不在于挣钱多少，而在于小额信贷技术员跟农民的感情有多深。”农信社小额信贷技术员的工作非常辛苦，他们吃住在乡村，下乡骑自行车，深入农户，为农民培训和发放贷款。所有的小额信贷技术员要帮每一个贷款农户劳动至少半个小时，培养与农民的感情，成为农民的贴心人。这样既能加强信贷员对客户的了解，也可以让农民对待信贷员像对待亲人一样，不会欠贷款。
铁腕维护铁军形象。一个业绩不错的小额信贷员只因违规收受400元“感谢费”，且第二天就托人送还了，时隔3年被举报后，还是被小额信贷总部处以1万元的罚款。针对该事件，有人认为处分太过严厉，但是小额信贷总部坚决严肃处置。这体现了小额信贷总部“不喝客户一口水、不抽客户一支烟、不拿客户一分钱”的“三不”铁律，也是造就新型信贷员崭新生命的基因密码。海南省农信联社在海南日报、海口晚报、海南电视台、蓝网等多家媒体对外承诺，凡是农信社员工违反了“三不”铁律且经举报查证属实的，给予举报人1万元的奖励。
因地制宜开发系列贷款产品满足农民需要。为满足不同层次农民的资金需求，海南农信社（具体由小额信贷总部实施）加大了对小额贷款产品的创新力度，与省委组织部、省团委、省农业厅、省扶贫办、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省妇联签订合作协议，开发了党员干部双带致富贷款、农村诚信青年创业贷款、妇女联保贷款、财政惠民“一卡通”小額贷款、农民专业合作社小额贷款等小额贷款产品，根据海南橡胶、槟榔产业发达的特点，开发出林权抵押小额贷款产品。根据本地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的特点，通过产品创新与部门、产业结合的方式，满足不同层次农民的资金需求。
诚信建设支撑良性运转
政府对诚信环境的建设和对农民小额贷款的补贴是海南农信小额贷款的有力支撑。海南省农信社联合社成立以前，大量的不良贷款使农信社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为改善海南的诚信状况，海南省政府从清收农信社不良贷款出发，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2008年，省纪委、省监察厅提出“不还钱，就摘帽子”，帮助信用社清收党政干部欠贷1.3亿多元，收回不良贷款5.5亿元；2009年，省高院帮助农信社依法收回不良贷款11.1亿元；2010年，省纪委、省委组织部牵头，借助村“两委”换届之机，清收农村干部欠贷3664万元，收回不良贷款17.5亿元，被海南人民称为“清欠风暴”。以上动作有效改善了海南的诚信环境，为海南农信社顺利开展小额贷款起到了有力的助推作用。
同时，为鼓励农民发展、减轻农民负担，海南省政府自2009年开始对全省农民小额贷款提供贴息，将小额贷款贴息工作列入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十大事项”之一。一方面，对发放或担保农民小额贷款的金融机构按贷款额的1.5%给予金融机构风险补偿，给予农民小额贷款0.5%的当年新发放贷款奖励，通过财政手段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金融机构的贷款损失压力；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市县农民小额贷款不良率达到5%，政府就会帮助金融机构开展贷款清收工作，适当运用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以更符合农民实情的方式进行催收。2010年，省财政设立了农民小额贷款贴息专项资金，统筹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贴息资金，2010年安排7700万元，2011年安排8000万元，2012年安排9000万元，2013年安排1.46亿元。在贴息率方面，全省定为不低于5%，有很多市县已经开始对农民10万元以下小额贷款实行全额贴息，有效解决了农民的贷款负担。政府的一系列支持措施对海南农信社开展农民小额贷款提供了有力支撑。
结语
海南省农村信用社是全国最后一家实现改革的农信社，作为海南唯一一家地方性金融机构，服务“三农”是农信社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推进海南新农村建设、优化海南金融服务也是农信社坚定不移的目标。在海南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结合本地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特色，其小额贷款在体制建设、制度建设、队伍建设、产品建设、文化建设、风险控制等方面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体系。小额贷款在模式上的实践和创新是对以往农信社开展小额贷款的革命，为农信社开展小额贷款探索了一条特色新路，为破解农民贷款难问题、加快农业农村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作者单位：海南农信社琼中小额信贷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