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本文通过解读中国现代诗人冯至《十四行集》中献给歌德的十四行诗，试图说明冯至的“星象宇宙”不仅弥漫着真实的、微不足道的事物和周遭“渺小”的人物，而且还暗指其诗歌的整体框架是从本土的或外来的文学（如歌德、里尔克为代表的德语文学）、艺术、哲学和宗教世界中摘取的“众星”汇合，冯至的早期诗歌创作旨在推动现代中国人的“精神复兴”。
关键词：《十四行集》；星象宇宙；宇宙之爱；精神复兴
在论及冯至（1905-1993）这位中国著名诗人、学者和德国文学的杰出研究专家之前，我希望以同他的两次会晤为始。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1986年4月14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当时中国著名的斯洛伐克研究专家戈宝权（1913-2000）也在场。我们和其他学者一起讨论有关冯至的创作问题，涉及他与德国浪漫主义、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及其《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Die Sonette an Orpheus）、有关梵高（Vincent Van Gogh）和威尼斯风格的十四行诗的关联。{1}我一直在重申自己的看法，正如我在那时刚出版的著作《中西文学关系的里程碑1898-1979》（Milestones in Sino-Western Literary Confrontation， 1898-1979）中论述的，冯至诗歌中的宇宙观与其同时代的中国作家不同，尤其与郭沫若（1892-1978）“太阳”（Solar）神话的诗歌宇宙观大相径庭。冯至在其早期诗歌中体现为：
这个世界里，就像空旷夜天中数不清的天体一样，布满着无数可见而又易受忽略的、发亮或闪光的小小事物；而且，还有心田里的珍珠，花儿的蓓蕾，小溪，乐器，锦绣，夜半的散步，黄昏时分，月下的一曲情歌——在这时刻，“宇宙的万象在我的面前轮转，没有一处不是爱的力量”。{2}
我认为，《狂风中》这首诗涉及的织女来自织女星座和天琴星座，牵牛（或牛郎）来自天鹰星座，两者排列在银河两边。冯至当时并不同意我的论述，也不同意我论及的这首诗是对著名画家丁托列托（Jacopo Tintoretto，1518-1594）的画作《银河诞生》（Creation of Milky Way）的模仿。此画现存伦敦国家美术馆。冯至只是不愿承认在其创作的最佳期属于一位创造神话的诗人（mythopoetic poet），而这一点恰恰是我力图向读者呈现的。
不过，后来他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主要是在阅读了我撰写的有关威尼斯的十四行诗的文章和上述的《中西文学关系的里程碑》第9章之后。{1}在1987年8月中旬我们第二次会晤之际，当我登门造访时，他承认我是对的，送给我新近发表的文章《外来的养分》，并告诉我在同年9月访问意大利期间，他要把我有关威尼斯的十四行诗的文章复印件送给朋友们。
一
如今重新审视我早期的观点，我要向我的老朋友和同事阿·欧文·奥尔德里奇（A. Owen Aldridge）教授致以深切的敬意，同时我还要补充说明，冯至的“星象宇宙”（astral universe）不仅弥漫着真实的、微不足道的事物和周遭“渺小”的人物，令人想起从女神赫拉胸前洒落的点点乳汁（银河），而且还暗指其诗歌的整体框架乃是从本土的或外来的文学、艺术、哲学和宗教世界中摘取的“众星”。
冯至创作献给歌德的十四行诗及其他26首十四行诗（后汇集为《十四行集》的小册子）时，正值抗日战争（1937-1945），他一直居住在覆盖着“桉树与硝烟”的云南省昆明市郊区。1941年他住在昆明郊外的一个小村庄，每星期仅进城两次，给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生们上课，顺便买点蔬菜或其他日用品。他用以下文字回忆了这段时光及其沿路的“漫游”：
十五里的路程，走去走回，是很好的散步。一人在山径上、田埂间，总不免要看，要想，看的好像比往日看的格外多，想得也比往日想的格外丰富……但是有一次，在一个冬天的下午，望着几架银色的飞机在蓝得像结晶体一般的天空里飞翔，想到古人的鹏鸟梦，我就随着脚步的节奏，信口说出一首有韵的诗，回家写在纸上，正巧是一首变体的十四行。{2}
“鹏鸟梦”是《庄子》（公元前3世纪）中第一章的一个隐喻，关于这个梦有几种不同的解释：“快乐的飘游”③、“自由而轻松的漂泊”{4}、“灵魂的漫游”{5}，或“远游”{6}等等。冯至总是善于追忆阅读过、研究过、相逢过以及遭遇过的一切，无论是现在或过去、国内或国外、本土或外来的各种神话，探究有关生与死、战争与和平、梦境与现实的奥秘，以及孤独、忧伤又交织着希望的浩大宇宙，虽然这一切终究会消逝殆尽，但人类之间的相互沟通依然是可能的。
在冯至的“精神漫游”（spiritual wandering）中，他结识了海内外文化历史上的几位璀璨闪烁的“星星”，如杜甫（712-770）、蔡元培（1868-1940）、鲁迅（1881-1936）、歌德（1749-1832）和梵高（1853-1890）等，并为他们每人创作了一首十四行诗。
《十四行集》中的第13首是献给歌德的，原诗如下：
你生长在平凡的市民的家庭，
你为过许多平凡的女子流泪，
在一代雄主的面前你也敬畏；
你八十年的岁月是那样平静，
好像宇宙在那儿寂寞地运行，
但是不曾有一分一秒的停息，
随时随处都演化出新的生机，
不管风风雨雨，或是日朗天晴。
从沉重的病中换来新的健康，
从绝望的爱里换来新的营养，
你知道飞蛾为什么投向火焰，
蛇为什么脱去旧皮才能生长；
万物都在享用你的那句名言，
它道破一切生的意义：“死和变”。{1}
这首诗由张错（Dominic Cheung）翻译为英语，如下： You were born into a family of commoners，
she tears for many ordinary girls.
You feared， revered the one who rules the realm
and lived a life of eighty tranquil years.
Just as the globe turns silently
without a minute or a second’s rest，
new signs evolve， all the time， everywhere，
in wind and rain， fair weather and foul，
comes new health from heavy sickness，
new strength out of desperate love；
you know why moths plunge into fire，
why snakes shed their skins in growth；
all things observe your creed
which reveals the meaning of life： Death and metamorphosis.{2}
这首诗和其他5首十四行诗都是献给以上提及的伟人们，让读者熟悉了他们生命历程中的主要事迹。它们都蕴含着一种强烈的“精神”特质。无人知晓其中的哪一首诗是最早创作的，很可能是1941年3月5日蔡元培逝世一周年之际，冯至为纪念他而写的这首十四行诗。其主要观点是“精神复兴”（spiritual renewal），这也是整部诗集直接或间接所要表现的主题。冯至在纪念中国现代文艺复兴之父及北京大学的创立者蔡元培去世时，涉及里尔克在1917年11月19日一封信中提及战时和战后的欧洲文艺界痛失奥古斯特·罗丹（Auguste Rodin，1840-1917）和爱弥尔·凡尔哈伦（Emile Verhaeren，1855-1916），这进一步拓展了其深切的哀悼之情。③
在抗战的第四年，冯至有足够的时间来默想以前在中国和德国的人生经验和阅读求知的“重荷”。对蔡元培的追念把他引向了里尔克，这位他一直热爱钟情的德国诗人。在送给我的文章中，冯至详细地分析了自1913年以来他与里尔克的关系。里尔克在1912-1922年间写的《杜伊洛哀歌》（Duino Elegies）、《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对于其1941年的创作尤显重要。冯至对这段激动而兴奋的学习经历充满着怀念，后来他回忆说：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前战后他经历了10年的苦闷与彷徨，最后完成了他晚期两部总结性的著作：《杜伊洛哀歌》、《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这里不再是没有自我，而是自我与万物交流，一方面怨诉——我借用陶渊明的两句诗——“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一方面又感到世界上的一切真实，不管有名的或无名的，能否承受和担当的，都值得赞美。{1}
在整个1930年代，尤其是在30年代前期，冯至阅读了里尔克的小说《马尔特·劳利得·布里格随笔》（Die Aufzeichnungen des Malte Laurids Brigge）及其书信集。他很快意识到里尔克的诗歌艰难晦涩。他近来回忆道：“那时每逢我下了一番功夫，读懂了几首里尔克的诗，都好像有一个新的发现，所感到的欢悦，远远超过自己写出一首自以为满意的诗。我读《杜伊洛哀歌》和《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尽管我不是都能读懂），时常想到歌德《浮士德》最后几行‘神秘的合唱’……我以为，为文学艺术奋斗一生的人，在他们最后能够完成总结性的作品时，都会唱出这样的高歌。”{2}冯至忘记了他的老同事郭沫若也曾把《神秘的合唱》中的头四行置于其第一部诗集《女神》之首。③
二
像许多中国年轻人一样，冯至曾被郭沫若翻译的歌德早期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迷住了。这本书于1921年在上海出版，同年《女神》出版。不过，冯至对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关注只持续了几年。{4}
30年代后期，尤其是“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开始了漫长的抗日战争（1937-1945），这一新形势不仅影响了中国的文化政治生活，也影响了冯至的文学和哲学思想的发展方向。十年沧桑之后，也许是在追随里尔克的过程中，冯至又重新认识了歌德。{5}不过，这次不再是年轻的歌德，而是写下了《东西合集》（West-？觟stlicher Divan，1819）和《浮士德》第二部（1832）的65岁的老歌德。
歌德是在阅读了约瑟·冯·锤（Joseph von hammer，1812-1813）翻译的《哈菲兹诗集》（Der Diwan von Mohammed Schemsed-din Hafis）后，写下了《东西合集》。{6}那时，正值欧洲拿破仑战争结束之际，歌德写道：“感谢上帝，在这行将没落的世界我不再年轻。”{7}那时，“欧洲已经精疲力竭。成千上万的壮士消失了，成百上千亩的土地荒芜了；人们开始痛苦而缓慢地恢复被战争所吞噬的残存的文明”{8}。在歌德看来，靡菲斯特并没有胜利，浮士德仍雄心勃勃，满怀希望。虽然晚年歌德并未追随浮士德，但作为一个圣人，他力求道德和美学的完善。在那个悲观、混乱和怀疑主义的时代，他仍然坚持不懈，追求着精神的复兴，寻觅着创作的新源泉。这一次，最宝贵的资源来自东方。哈菲兹（Hafiz，1326-1390）这位波斯和世界文学中最有名的抒情诗人，“是歌德创作《东西合集》的最初和重要的来源，同时也促进了歌德在这期间写下了众多非同凡响的诗歌作品”{9}。
1814年，歌德写下了一首对冯至产生深刻影响的十四行诗，他是在一天中完成了这些诗行。{10}我记得这首题为《幸福的憧憬》（Selige Sehnsucht； Spiritual Yearning）的诗写于1814年7月31日。 在对比分析冯至的十四行诗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歌德的原作：
别对人说，除了哲士，
因为俗人只知嘲讽；
我要颂扬那渴望去
死在火光中的生灵。
在爱之夜的清凉里，
你接受，又赐与生命；
异样的感觉抓住你，
当烛光静静地辉映。
你再也不能够蛰伏
在黑暗的影里困守，
新的怅望把你催促
去处那更高的婚媾。
你不计路程的远近，
飞着跑来，像着了迷，
而终于，贪恋若光明，
飞蛾，你被生生焚死。
如果你一天不发觉
“你得死和变！”这道理，
终是个凄凉的过客
在这阴森森的逆旅。{1} （梁宗岱译）
我们并不清楚（也无法知晓）冯至在创作献给歌德的十四行诗时的内心所思，尤其该诗的最后一句。我们可以参考他写于1947年9月即抗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两年的回忆文章。1941年中国的处境比起1814年的欧洲更糟糕，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日本侵略的恐怖时期风靡一时。冯至并不寄希望于物质生活的改善，而是把信念寄托在人类之间的“相互沟通”和“精神复兴”上。前一个概念源自他在海德堡读书时的德国老师雅斯贝斯（Karl Jasper，1883-1969）{2}，后一个则源自歌德和里尔克的作品。在1927-1929年间，冯至相信“宇宙之爱”（cosmic love），在宇宙造物主的神话诗学中，这种神秘之爱是宇宙能量的最重要源泉：
我的灵魂是琴弦似地跳动，
我的脚步是汇水般地奔跑。
我向着一切招手，
我向着一切呼喊：
“宇宙的一切，
请你们接受吧，
我的感谢！”③
在世界文学中，冯至献给歌德的十四行诗显然是对歌德生平及其哲学的最精练的表达。头四行描写了歌德的家庭背景、爱情生活和政治生涯，但这种概述并不准确。显而易见，歌德并不会为“平凡的女子”潸然落泪，也许是《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影响依然留存在冯至的记忆中。张错把“宇宙”一词翻译为“globe”并不准确，顾彬（Wolfgang Kubing）把它译为“universe”更为贴切。{4}在第二节和接下来的押韵的三行中，出现了“飞蛾”（in nuce）这个具有哲学意味的形态学词汇，在歌德的文章和诗歌中它常与自然科学相关。
最重要的是最后一节，在冯至的原诗与张错的英译之间存在极大的歧义。正如我十多年前所认为的那样，歌德的“死和变”（Stirb und werde）既非“死亡”也非“生死变形”，更非“死亡与存在”。{1}1982年，冯至承认他在把德语祈使语气动词“werde”翻译为诸如“变形或变化”等具有“演”的意思时出现了“失误”。他向读者透露，在歌德那里，实际上应理解为“完成”、“臻于完善”{2}。我们从歌德的十四行诗中可以得出同一结论。
冯至在1947年出版的文章《歌德的<西东合集>》中提及，《幸福的憧憬》一诗是歌德“对生活最深刻的理解”。③但当他用歌德有关自然科学的观点对此进行解释时，却误解了歌德的意思。歌德诗中的“飞蛾”意象源自哈菲兹诗中的ghazel{4}，“飞蛾扑火”与自然万物的变形毫无关系。其寓意是指著名人物或贵族的高贵心灵，“精神上的丰富”（rich in spirit）{5}，做“盐”做“光”{6}，超越于“乌合之众”{7}。他们是那类致力于知识、道德及审美等领域达到更完美境界的大公无私的伟人。因此，在前面提到的歌德的几个作品中，人之灵魂的“飞蛾蜕变”皆指“完善”之意。因此，《幸福的憧憬》这个题目并不太适合“歌德诗中的最复杂深奥”的主旨。{8}在以上提及的术语中，只有“完善”（Vollendung， Perfection）才更贴近此诗中有关高贵心灵的内涵。{9}
三
据《出埃及记》4：10-11，摩西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尽管有上帝耶和华的责备和许诺，摩西还是顺服神的指令，一路艰难地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奴役中解放出来。
在《可兰经》的《塔哈》20：25-28，我们读到了同一段，有关摩西的话改写为：“穆萨回答说，‘我的主啊！求你使我的心情舒畅，求你使我的事业顺利，求你解除我的口吃，以便他们理解我的话。’”{10}
我们不知道冯至是否读过《可兰经》，但他至少信手引用过歌德（大约是1872年7月10日）写给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的信，其中歌德把莫格林（David Friedrich Megerlin，1699-1778）翻译的穆罕默德版的第一句（《塔哈》20：25）改写为 “O mein Herr mache mir Raum in meiner eigen Brust”{1}。冯至把这句话准确地译为：“主啊，给我狭窄的胸以空间。”{2}在另一首引用穆罕默德和歌德的祷告语的第22首十四行诗中，冯至与歌德及莫格林的译本不同，而是像穆罕默德引用《出埃及记》那样，对此作了一些改动，对“无所不在的全能上帝”祈求道：
给我狭窄的心
一个大的宇宙！③
“大的宇宙”正是我所谓的冯至的“星象宇宙”，由无数存在于我们之中或之外的事物构成，被“宇宙之爱”所孕育滋养。这是一种泛神论的思想。
这是蛰居在昆明附近，被桉树环绕庇护的茅屋中的冯至与西奈圣山（Mountain Sinai）的摩西、Towa圣村（Sacred valley Towa）中的穆罕默德这两位先知的不同。虽然他们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向同一个上帝祷告。此外，从价值论上而言，年轻诗人冯至的使命并不落后于这两位先知。
冯至的决心与中国历史上最谦卑而清贫的诗人与思想家陶渊明——这位介于屈原（前340-278）和李白（701-782）之间的最伟大诗人——并无二致。冯至在描写自然万物对其庇护之时引用了陶渊明的两行诗，以此表明这位先辈是“高洁的隐士”{4}、伟大人格的楷模，即具备在贫困、寒冷、饥饿等恶劣环境下依然毫不妥协的道德和审美境界。
可惜冯至的诗歌，尤其是其《十四行诗》仅供广大读者阅读浏览，却未在他们中间引发一场精神的复兴。{5}更为遗憾的是，冯至在其晚年（至少是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及此后）抛弃了他青年和成年时期与摩西、陶渊明、哈菲兹和歌德等人一脉相承的理想。
【责任编辑 孙彩霞】
关键词：《十四行集》；星象宇宙；宇宙之爱；精神复兴
在论及冯至（1905-1993）这位中国著名诗人、学者和德国文学的杰出研究专家之前，我希望以同他的两次会晤为始。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1986年4月14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当时中国著名的斯洛伐克研究专家戈宝权（1913-2000）也在场。我们和其他学者一起讨论有关冯至的创作问题，涉及他与德国浪漫主义、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及其《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Die Sonette an Orpheus）、有关梵高（Vincent Van Gogh）和威尼斯风格的十四行诗的关联。{1}我一直在重申自己的看法，正如我在那时刚出版的著作《中西文学关系的里程碑1898-1979》（Milestones in Sino-Western Literary Confrontation， 1898-1979）中论述的，冯至诗歌中的宇宙观与其同时代的中国作家不同，尤其与郭沫若（1892-1978）“太阳”（Solar）神话的诗歌宇宙观大相径庭。冯至在其早期诗歌中体现为：
这个世界里，就像空旷夜天中数不清的天体一样，布满着无数可见而又易受忽略的、发亮或闪光的小小事物；而且，还有心田里的珍珠，花儿的蓓蕾，小溪，乐器，锦绣，夜半的散步，黄昏时分，月下的一曲情歌——在这时刻，“宇宙的万象在我的面前轮转，没有一处不是爱的力量”。{2}
我认为，《狂风中》这首诗涉及的织女来自织女星座和天琴星座，牵牛（或牛郎）来自天鹰星座，两者排列在银河两边。冯至当时并不同意我的论述，也不同意我论及的这首诗是对著名画家丁托列托（Jacopo Tintoretto，1518-1594）的画作《银河诞生》（Creation of Milky Way）的模仿。此画现存伦敦国家美术馆。冯至只是不愿承认在其创作的最佳期属于一位创造神话的诗人（mythopoetic poet），而这一点恰恰是我力图向读者呈现的。
不过，后来他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主要是在阅读了我撰写的有关威尼斯的十四行诗的文章和上述的《中西文学关系的里程碑》第9章之后。{1}在1987年8月中旬我们第二次会晤之际，当我登门造访时，他承认我是对的，送给我新近发表的文章《外来的养分》，并告诉我在同年9月访问意大利期间，他要把我有关威尼斯的十四行诗的文章复印件送给朋友们。
一
如今重新审视我早期的观点，我要向我的老朋友和同事阿·欧文·奥尔德里奇（A. Owen Aldridge）教授致以深切的敬意，同时我还要补充说明，冯至的“星象宇宙”（astral universe）不仅弥漫着真实的、微不足道的事物和周遭“渺小”的人物，令人想起从女神赫拉胸前洒落的点点乳汁（银河），而且还暗指其诗歌的整体框架乃是从本土的或外来的文学、艺术、哲学和宗教世界中摘取的“众星”。
冯至创作献给歌德的十四行诗及其他26首十四行诗（后汇集为《十四行集》的小册子）时，正值抗日战争（1937-1945），他一直居住在覆盖着“桉树与硝烟”的云南省昆明市郊区。1941年他住在昆明郊外的一个小村庄，每星期仅进城两次，给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生们上课，顺便买点蔬菜或其他日用品。他用以下文字回忆了这段时光及其沿路的“漫游”：
十五里的路程，走去走回，是很好的散步。一人在山径上、田埂间，总不免要看，要想，看的好像比往日看的格外多，想得也比往日想的格外丰富……但是有一次，在一个冬天的下午，望着几架银色的飞机在蓝得像结晶体一般的天空里飞翔，想到古人的鹏鸟梦，我就随着脚步的节奏，信口说出一首有韵的诗，回家写在纸上，正巧是一首变体的十四行。{2}
“鹏鸟梦”是《庄子》（公元前3世纪）中第一章的一个隐喻，关于这个梦有几种不同的解释：“快乐的飘游”③、“自由而轻松的漂泊”{4}、“灵魂的漫游”{5}，或“远游”{6}等等。冯至总是善于追忆阅读过、研究过、相逢过以及遭遇过的一切，无论是现在或过去、国内或国外、本土或外来的各种神话，探究有关生与死、战争与和平、梦境与现实的奥秘，以及孤独、忧伤又交织着希望的浩大宇宙，虽然这一切终究会消逝殆尽，但人类之间的相互沟通依然是可能的。
在冯至的“精神漫游”（spiritual wandering）中，他结识了海内外文化历史上的几位璀璨闪烁的“星星”，如杜甫（712-770）、蔡元培（1868-1940）、鲁迅（1881-1936）、歌德（1749-1832）和梵高（1853-1890）等，并为他们每人创作了一首十四行诗。
《十四行集》中的第13首是献给歌德的，原诗如下：
你生长在平凡的市民的家庭，
你为过许多平凡的女子流泪，
在一代雄主的面前你也敬畏；
你八十年的岁月是那样平静，
好像宇宙在那儿寂寞地运行，
但是不曾有一分一秒的停息，
随时随处都演化出新的生机，
不管风风雨雨，或是日朗天晴。
从沉重的病中换来新的健康，
从绝望的爱里换来新的营养，
你知道飞蛾为什么投向火焰，
蛇为什么脱去旧皮才能生长；
万物都在享用你的那句名言，
它道破一切生的意义：“死和变”。{1}
这首诗由张错（Dominic Cheung）翻译为英语，如下： You were born into a family of commoners，
she tears for many ordinary girls.
You feared， revered the one who rules the realm
and lived a life of eighty tranquil years.
Just as the globe turns silently
without a minute or a second’s rest，
new signs evolve， all the time， everywhere，
in wind and rain， fair weather and foul，
comes new health from heavy sickness，
new strength out of desperate love；
you know why moths plunge into fire，
why snakes shed their skins in growth；
all things observe your creed
which reveals the meaning of life： Death and metamorphosis.{2}
这首诗和其他5首十四行诗都是献给以上提及的伟人们，让读者熟悉了他们生命历程中的主要事迹。它们都蕴含着一种强烈的“精神”特质。无人知晓其中的哪一首诗是最早创作的，很可能是1941年3月5日蔡元培逝世一周年之际，冯至为纪念他而写的这首十四行诗。其主要观点是“精神复兴”（spiritual renewal），这也是整部诗集直接或间接所要表现的主题。冯至在纪念中国现代文艺复兴之父及北京大学的创立者蔡元培去世时，涉及里尔克在1917年11月19日一封信中提及战时和战后的欧洲文艺界痛失奥古斯特·罗丹（Auguste Rodin，1840-1917）和爱弥尔·凡尔哈伦（Emile Verhaeren，1855-1916），这进一步拓展了其深切的哀悼之情。③
在抗战的第四年，冯至有足够的时间来默想以前在中国和德国的人生经验和阅读求知的“重荷”。对蔡元培的追念把他引向了里尔克，这位他一直热爱钟情的德国诗人。在送给我的文章中，冯至详细地分析了自1913年以来他与里尔克的关系。里尔克在1912-1922年间写的《杜伊洛哀歌》（Duino Elegies）、《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对于其1941年的创作尤显重要。冯至对这段激动而兴奋的学习经历充满着怀念，后来他回忆说：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前战后他经历了10年的苦闷与彷徨，最后完成了他晚期两部总结性的著作：《杜伊洛哀歌》、《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这里不再是没有自我，而是自我与万物交流，一方面怨诉——我借用陶渊明的两句诗——“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一方面又感到世界上的一切真实，不管有名的或无名的，能否承受和担当的，都值得赞美。{1}
在整个1930年代，尤其是在30年代前期，冯至阅读了里尔克的小说《马尔特·劳利得·布里格随笔》（Die Aufzeichnungen des Malte Laurids Brigge）及其书信集。他很快意识到里尔克的诗歌艰难晦涩。他近来回忆道：“那时每逢我下了一番功夫，读懂了几首里尔克的诗，都好像有一个新的发现，所感到的欢悦，远远超过自己写出一首自以为满意的诗。我读《杜伊洛哀歌》和《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尽管我不是都能读懂），时常想到歌德《浮士德》最后几行‘神秘的合唱’……我以为，为文学艺术奋斗一生的人，在他们最后能够完成总结性的作品时，都会唱出这样的高歌。”{2}冯至忘记了他的老同事郭沫若也曾把《神秘的合唱》中的头四行置于其第一部诗集《女神》之首。③
二
像许多中国年轻人一样，冯至曾被郭沫若翻译的歌德早期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迷住了。这本书于1921年在上海出版，同年《女神》出版。不过，冯至对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关注只持续了几年。{4}
30年代后期，尤其是“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开始了漫长的抗日战争（1937-1945），这一新形势不仅影响了中国的文化政治生活，也影响了冯至的文学和哲学思想的发展方向。十年沧桑之后，也许是在追随里尔克的过程中，冯至又重新认识了歌德。{5}不过，这次不再是年轻的歌德，而是写下了《东西合集》（West-？觟stlicher Divan，1819）和《浮士德》第二部（1832）的65岁的老歌德。
歌德是在阅读了约瑟·冯·锤（Joseph von hammer，1812-1813）翻译的《哈菲兹诗集》（Der Diwan von Mohammed Schemsed-din Hafis）后，写下了《东西合集》。{6}那时，正值欧洲拿破仑战争结束之际，歌德写道：“感谢上帝，在这行将没落的世界我不再年轻。”{7}那时，“欧洲已经精疲力竭。成千上万的壮士消失了，成百上千亩的土地荒芜了；人们开始痛苦而缓慢地恢复被战争所吞噬的残存的文明”{8}。在歌德看来，靡菲斯特并没有胜利，浮士德仍雄心勃勃，满怀希望。虽然晚年歌德并未追随浮士德，但作为一个圣人，他力求道德和美学的完善。在那个悲观、混乱和怀疑主义的时代，他仍然坚持不懈，追求着精神的复兴，寻觅着创作的新源泉。这一次，最宝贵的资源来自东方。哈菲兹（Hafiz，1326-1390）这位波斯和世界文学中最有名的抒情诗人，“是歌德创作《东西合集》的最初和重要的来源，同时也促进了歌德在这期间写下了众多非同凡响的诗歌作品”{9}。
1814年，歌德写下了一首对冯至产生深刻影响的十四行诗，他是在一天中完成了这些诗行。{10}我记得这首题为《幸福的憧憬》（Selige Sehnsucht； Spiritual Yearning）的诗写于1814年7月31日。 在对比分析冯至的十四行诗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歌德的原作：
别对人说，除了哲士，
因为俗人只知嘲讽；
我要颂扬那渴望去
死在火光中的生灵。
在爱之夜的清凉里，
你接受，又赐与生命；
异样的感觉抓住你，
当烛光静静地辉映。
你再也不能够蛰伏
在黑暗的影里困守，
新的怅望把你催促
去处那更高的婚媾。
你不计路程的远近，
飞着跑来，像着了迷，
而终于，贪恋若光明，
飞蛾，你被生生焚死。
如果你一天不发觉
“你得死和变！”这道理，
终是个凄凉的过客
在这阴森森的逆旅。{1} （梁宗岱译）
我们并不清楚（也无法知晓）冯至在创作献给歌德的十四行诗时的内心所思，尤其该诗的最后一句。我们可以参考他写于1947年9月即抗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两年的回忆文章。1941年中国的处境比起1814年的欧洲更糟糕，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日本侵略的恐怖时期风靡一时。冯至并不寄希望于物质生活的改善，而是把信念寄托在人类之间的“相互沟通”和“精神复兴”上。前一个概念源自他在海德堡读书时的德国老师雅斯贝斯（Karl Jasper，1883-1969）{2}，后一个则源自歌德和里尔克的作品。在1927-1929年间，冯至相信“宇宙之爱”（cosmic love），在宇宙造物主的神话诗学中，这种神秘之爱是宇宙能量的最重要源泉：
我的灵魂是琴弦似地跳动，
我的脚步是汇水般地奔跑。
我向着一切招手，
我向着一切呼喊：
“宇宙的一切，
请你们接受吧，
我的感谢！”③
在世界文学中，冯至献给歌德的十四行诗显然是对歌德生平及其哲学的最精练的表达。头四行描写了歌德的家庭背景、爱情生活和政治生涯，但这种概述并不准确。显而易见，歌德并不会为“平凡的女子”潸然落泪，也许是《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影响依然留存在冯至的记忆中。张错把“宇宙”一词翻译为“globe”并不准确，顾彬（Wolfgang Kubing）把它译为“universe”更为贴切。{4}在第二节和接下来的押韵的三行中，出现了“飞蛾”（in nuce）这个具有哲学意味的形态学词汇，在歌德的文章和诗歌中它常与自然科学相关。
最重要的是最后一节，在冯至的原诗与张错的英译之间存在极大的歧义。正如我十多年前所认为的那样，歌德的“死和变”（Stirb und werde）既非“死亡”也非“生死变形”，更非“死亡与存在”。{1}1982年，冯至承认他在把德语祈使语气动词“werde”翻译为诸如“变形或变化”等具有“演”的意思时出现了“失误”。他向读者透露，在歌德那里，实际上应理解为“完成”、“臻于完善”{2}。我们从歌德的十四行诗中可以得出同一结论。
冯至在1947年出版的文章《歌德的<西东合集>》中提及，《幸福的憧憬》一诗是歌德“对生活最深刻的理解”。③但当他用歌德有关自然科学的观点对此进行解释时，却误解了歌德的意思。歌德诗中的“飞蛾”意象源自哈菲兹诗中的ghazel{4}，“飞蛾扑火”与自然万物的变形毫无关系。其寓意是指著名人物或贵族的高贵心灵，“精神上的丰富”（rich in spirit）{5}，做“盐”做“光”{6}，超越于“乌合之众”{7}。他们是那类致力于知识、道德及审美等领域达到更完美境界的大公无私的伟人。因此，在前面提到的歌德的几个作品中，人之灵魂的“飞蛾蜕变”皆指“完善”之意。因此，《幸福的憧憬》这个题目并不太适合“歌德诗中的最复杂深奥”的主旨。{8}在以上提及的术语中，只有“完善”（Vollendung， Perfection）才更贴近此诗中有关高贵心灵的内涵。{9}
三
据《出埃及记》4：10-11，摩西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尽管有上帝耶和华的责备和许诺，摩西还是顺服神的指令，一路艰难地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奴役中解放出来。
在《可兰经》的《塔哈》20：25-28，我们读到了同一段，有关摩西的话改写为：“穆萨回答说，‘我的主啊！求你使我的心情舒畅，求你使我的事业顺利，求你解除我的口吃，以便他们理解我的话。’”{10}
我们不知道冯至是否读过《可兰经》，但他至少信手引用过歌德（大约是1872年7月10日）写给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的信，其中歌德把莫格林（David Friedrich Megerlin，1699-1778）翻译的穆罕默德版的第一句（《塔哈》20：25）改写为 “O mein Herr mache mir Raum in meiner eigen Brust”{1}。冯至把这句话准确地译为：“主啊，给我狭窄的胸以空间。”{2}在另一首引用穆罕默德和歌德的祷告语的第22首十四行诗中，冯至与歌德及莫格林的译本不同，而是像穆罕默德引用《出埃及记》那样，对此作了一些改动，对“无所不在的全能上帝”祈求道：
给我狭窄的心
一个大的宇宙！③
“大的宇宙”正是我所谓的冯至的“星象宇宙”，由无数存在于我们之中或之外的事物构成，被“宇宙之爱”所孕育滋养。这是一种泛神论的思想。
这是蛰居在昆明附近，被桉树环绕庇护的茅屋中的冯至与西奈圣山（Mountain Sinai）的摩西、Towa圣村（Sacred valley Towa）中的穆罕默德这两位先知的不同。虽然他们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向同一个上帝祷告。此外，从价值论上而言，年轻诗人冯至的使命并不落后于这两位先知。
冯至的决心与中国历史上最谦卑而清贫的诗人与思想家陶渊明——这位介于屈原（前340-278）和李白（701-782）之间的最伟大诗人——并无二致。冯至在描写自然万物对其庇护之时引用了陶渊明的两行诗，以此表明这位先辈是“高洁的隐士”{4}、伟大人格的楷模，即具备在贫困、寒冷、饥饿等恶劣环境下依然毫不妥协的道德和审美境界。
可惜冯至的诗歌，尤其是其《十四行诗》仅供广大读者阅读浏览，却未在他们中间引发一场精神的复兴。{5}更为遗憾的是，冯至在其晚年（至少是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及此后）抛弃了他青年和成年时期与摩西、陶渊明、哈菲兹和歌德等人一脉相承的理想。
【责任编辑 孙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