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曲艺牡丹奖是经中央批准，中国文联、中国曲协共同主办的全国性曲艺专业奖项，每两年评选一届，今年迎来了第九届。和往届不同，第九届中国曲艺牡丹奖是曲艺界严格落实全国性文艺评奖改革各项要求之后的第一次评奖，面临很多新情况、新问题、新任务、新要求，因此备受关注，成功举办与否，必将对今后评奖工作和艺术发展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其牵动性、导向性和示范性尤为突出。
　　7月25日至29日，合肥赛区比赛如期进行，相声、小品、三书几项曲种同场竞技。本赛区入围节目主要来自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河南、安徽、广东等17个省区市和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国广播艺术团、中国铁路文工团等专业院团以及山东快书研究会等民营曲艺团体，涉及200余名演职人员。其中相声类节目17个，小品类节目12个，快板类节目13个，评书快书类节目14个。涉及节目奖参评节目23个，表演奖参评演员28人，新人奖参评演员28人，文学奖参评作品19篇。由于赛制、参赛人员构成等现实条件的变化，围绕赛事出现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新情况，笔者谨以该赛区赛况为例，梳理如下：
　　评奖数量和标准的变化对曲艺创演提出更高要求
　　随着奖项数目的减少等变化，比起对传统作品的演绎，参赛作品更注重原创性，对曲艺创作在尊重艺术本体的基础上能够有所思考和创新的要求应运而生。
　　本次比赛中颇受好评的群口大同数来宝《工钱》创作时间长度接近一年半，迄今已演出八十余场。主创之一柴京海表示：“创作时我们必须走进工厂、走进农村、走进建筑工地，真正和农民工在一起摸爬滚打，熟悉他们的语言、生活方式、心理上的困扰和喜悦，力求能做到感同身受。让人感到立在舞台上的形象就是农民工自己，避免太重的表演痕迹。形式上打破了群口数来宝大家共说一词的惯有模式，形成了剧情关系，演出时让每一个演员都着力突出一个他所代表的群体的明显个性特色，一个人代表了一个工种。”依照这一设计原则，台上有数的一群演员实际上在有限的舞台空间里浓缩演绎了较为广大的农民工这一群体。在数十场面向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不同人群的演出中，作品不断得到打磨，主创的匠心甚至细致到对人物的口音设计上——“所以在这个作品中你可能听出来有人说话带有一点南方口音，而他到底来自四川、云南，还是贵州呢？并说不清。农民工常年在外工作，走南闯北，四海为家，他的语言已经混杂了，所以我们没有把语言倒口做得特别准，反而显得不那么准确，才是对的。”
　　合肥赛区赛况表明，“突出曲艺艺术特色、观照现实”的创作选材更受欢迎，现实迫切地呼唤着真正来源于生活、有温度的曲艺作品。创作中具有“问题意识”很重要。“首先你能不能提出一个问题，其次你是否具备疏导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解决社会问题是政府职能，作为曲艺作者和演员我们并不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看到问题、将之剥丝抽茧，至少能缓解、舒缓人们的情绪，形成正确导向，这是《工钱》的一个创作核心。”柴京海说，“创作的燃点要保持和表现对象在一个水平上，我们这个作品的表现对象是农民工，如果你推高了、拿范儿，他们会觉得跟你有距离，因此我们要求即使平时打板儿打得再好，在这个节目中也不能玩儿出花哨和架子来。因此，表演需要颠覆以往的方式，要像真正的农民工拿着劳动工具一样，真情流露，看着是板儿，但实际很可能代表一对钳子，或者一对铲子。包括服饰、道具，台上的一举一动都是由深入工地几个月观察得来的结果。创作出有温度、有笔端的东西，才是真正体验了生活、提炼了生活、还原了生活，完成了艺术的再创造。”
　　“越比越感觉到创作的迫切性，越比越感觉到我们要走在时代最前列的迫切性，越比越感觉到我们的青年一代的成长过程中间需要的除技巧之外，更多的是思想上的飞跃，这绝不是讲空话和大话，而是实际迫切的需要。”多年从事曲艺创作表演的杨鲁平评委表示。他认为在反映当今社会的道德风尚和人文审美情趣上，曲艺做得还远远不够，并没有走在时代最前列，而原因恰恰是创作不够─“我始终认为有了创作就有演员，没有创作，好演员最后也将沦为一般。这是创作的重要性。”
　　目前很多小剧场的创作中流行一种模式：即拿来传统作品的框架，像加佐料似的加上一些时兴的网络语言，再加上现代社会流行的生活方式等等，糅合糅合，攒一个所谓的新创作品。在杨鲁平看来，这种急功近利的创作方式十足不可取：“尽管剧场效果可能不错，而这不应该是曲艺创作最终的目的，新时期的曲艺创作应该立足抒写属于我们时代的新的作品。人们讲文学即人学，好的作品必然人物刻画得好，给人思考和启迪。快餐式的创作模式则很可能忽视了这一点，总觉得我火了，包袱也不少，然而从创作规律上讲，这样的作品呈现碎片化，很难出人物，遑论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呢？”
　　新人奖角逐见证了并作用于曲艺新生代的崛起
　　合肥赛区比赛中新人表现突出是一大亮点，新人奖提名的角逐异常激烈。由于该奖项参报人数多且质量高，并且分布于不同曲种、不同行当，因此被评委认为是“最难评比的奖项”。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曲艺新生代的崛起，曲艺艺术后继有人；同时由评奖进一步得到明晰的导向，也将起到规范和指导新生代成长的作用。如王声（参评曲种相声）、袁国虎（参评曲种四川评书）等新人奖评选参与者的现场可圈可点，他们的舞台表现和与观众的交流能力已经趋于成熟，形成了自身独有的风格。
　　颇受年轻一代观众欢迎的青年相声演员李丁也携原创作品《男朋友 女朋友》参加了本次新人奖的角逐并获得提名。从当初的崭露头角到如今摸索出个性鲜明、辨识度较高的表演模式，他对于相声艺术的实践和思考渐趋成熟。通过比赛中的同场竞技和赛场下的交流切磋，他越发清醒地意识到个性鲜明的表演模式是一把双刃剑。形成稳定的表演模式的同时也相当于受到一定套路的限制，那么如何进一步打开表演的空间，发掘和实现更多的可能性成为一个需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李丁表示：“现在我比较努力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看看是否有更多的表演方式、更多的创作模式能够被我掌握和运用，无论是像他人学习也好还是自己研发也好。比较客观地说，现在确实是我的一个瓶颈期，用固有的套路去写节目不太甘心。我不想虽然内容不一样了，但是表演手法、处理包袱的方法还是一样。我和搭档董建春希望尽可能在台上有不同的尝试，给观众带来不同的呈现，然而这些东西需要慢慢摸索，我确实感到了很大的压力。然而压力也是动力，促使我不断尝试塑造不同的人物，在人物之上再形成新的作品。比起拿来现成的作品，自己动手在人物塑造上应该更占有优势，更能比较准确地表达我们想要表达的东西。”
　　评奖的公开性和重要性为厘清艺术边界纠纷提供了机会
　　小品是广为观众欢迎的一种艺术形式，然而自它诞生之日起，艺术边界的纠纷从未停歇。作为全国性的专业奖项，牡丹奖的重要地位和广泛的社会关注度毋庸置疑。因此在牡丹奖这一平台上严格把握艺术的本质特征加以评判显得尤为重要，这关乎艺术发展的导向性，是一个“专业知识”面向大众普及的绝佳机会。中国曲协副主席崔凯认为：“比赛中还有对艺术形式把握不准的现象存在，有的小品很明显地从创作到表演都是戏剧小品，缺乏曲艺表演的本体特征，而如果以话剧小品参加牡丹奖评选显然不合适。”他认为这并不是创作者的问题，而是过去的评奖过程中强调得不够好，导致现在对艺术形式的把握出现了偏差。他强调：“还是应该把握艺术本体的特征，曲艺小品有曲艺小品的特征，比如战友文工团表演的山东快书小品，无论如何你都觉得它是曲艺，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上艺术的边界纠纷是能够通过引导和强调得到解决的，解决了边界问题，曲艺小品在艺术内涵上的提高和表现形式上的创新才是更值得着力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