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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前，一场罕见的暴风雪袭击了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草原。那里所发生的“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故事曾拨动了亿万人的心弦，激励着千千万万的青少年。这个故事当年曾被无数记者和作家写过，也被拍成电影、动画片，搬上过舞台，写进过小学课本。然而，一切真的如当年艺术作品所演绎的那样吗？有关真相到底是什么？如今，这对姐妹又在做些什么？生活和工作还好吗？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走进内蒙古，走近这对姐妹。
生命中刻骨铭心的一天一夜
那是1964年2月9日（农历腊月二十六）上午，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草原上空飘着几片云，11岁的龙梅和9岁的玉荣代父吴添喜出门放牧。玉荣回忆说：“那天我们家的邻居叫爸爸来粉刷房屋。说是邻居，其实好远的，草原上不像你们那里，草原那里人家不多，都隔得远。当时我爸就答应了给邻居粉刷，我和姐姐就临时替阿爸阿妈放羊。”
吴家有6个子女，2子4女，龙梅排行第三，玉荣排行第四。父亲离开家时，对龙梅、玉荣说：“阿爸去一会儿就回来，你们临时放一会儿。”龙梅说：“阿爸你就放心吧，我们也不是第一次放羊。”
上午，10点多钟，天色还好，风微微地吹，龙梅、玉荣赶着羊群出了门。临行，妈妈嘱咐道：“你们不要走远，一会儿你阿爸回来就接你们去。”
于是，龙梅和玉荣顺风赶着羊出了门。前不久才下过雪，雪把草埋住了，因为吃不上草，羊就往前跑。不知不觉走出了一两里路，为了让羊好好地多吃点儿草，姐妹俩就跟着羊群顺风走，渐渐地看不见家了。
中午时分，天气突变，低垂的云层洒下了片片鹅毛大雪，怒吼着的西北风卷起大雪漫天狂舞。刹那间，白毛风吞没了茫茫的草原：暴风雪来了！
羊群开始不安地四处逃窜，龙梅和玉荣急忙拢住羊群，转身往回赶。但是狂风暴雪就像一道无形的墙，阻挡着羊群的归路，羊群拥挤着乱窜。龙梅见状，忙对妹妹说：“这雪越来越大，你赶紧回家把阿爸叫来，把羊群赶回去。”
小玉荣听了姐姐的话，掉转头顶着风雪拼命地跑，没跑多远就栽倒了。她爬起来回头一看，只见姐姐一个人在暴风雪中，左手拿着羊鞭，右手甩着脱下来的皮袄左拦右挡，羊群越发乱了。这时离家还很远，如果等把阿爸找回来，姐姐和羊群就找不见了。玉荣顾不得许多了，立即返回羊群，手里挥动着小皮帽嘴里不断地喊着。
无法辨清方向的龙梅和玉荣跟着羊群一路不知道跑了多长时间，跑了多少路。经过与暴风雪搏斗的第一个回合，龙梅和玉荣总算把散乱的羊群聚拢在一起。在一片混沌的暴风雪中，在狂风和寒冷中，两个孩子更显得恐惧和孤独。
天渐渐地黑了下来，暴风雪到了晚上，似乎更加疯狂起来。姐妹俩只能凭借着地上积雪的映光，尽力识别自己的羊群，羊群照旧在风雪的呼啸中朝东南方狂奔着。在紧紧追赶羊群的时候，姐妹俩怕在奔跑 中失散，便机智地相互高喊着：“龙……梅……”“玉……荣……”，彼此关照激励着，羊群在她们的呵护下一直没有跑散。
就这样，小姐妹俩同风雪搏斗了一天一夜，已走出了70多里路。
第二天拂晓，龙梅突然发现妹妹脚上没有了靴子，便着急地问：“妹妹，你的靴子呢？”冻得已经有些麻木的玉荣一愣，看了一眼自己的双脚，说：“那不是在脚上穿着么？”龙梅仔细一看，那哪是靴子，脚上分明是裹着只冰坨子。玉荣回忆说：“我的靴子早跑没了。雪特别深，一脚踩下去再抬腿时靴子就掉了。但是那会儿已经冻麻木了，不知道靴子还在不在。羊顺风不停地走，我们就跟羊，如果不走的话，可能连人带羊都冻死了。”
龙梅急忙向回走了几百米，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只靴子，可是玉荣怎么也穿不进去了。羊群慢慢往前走，龙梅想背着玉荣走，玉荣不同意，说：“姐姐，你哪能背动我，我坐在这，你去把羊拢回来。”
于是，龙梅找了个山沟避风处把玉荣安顿好，又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给妹妹，然后追赶羊群去了。
羊群要过白云鄂博车站的铁道了，就在这里，龙梅遇到了救命恩人哈斯朝禄和他的儿子那仁满都拉。
真相被掩盖21年之后才得到澄清
2月9日这天早晨，牧民哈斯朝禄早早地起来为前来做客的老同学特木尔高力陶做早饭。老同学当天准备赶到白云鄂博乘车回家。
哈斯朝禄也打算去白云鄂博购物，便牵着狗、带上儿子一起送老同学上路了。
他们一行人在茫茫雪原上走了半天，赶到白云鄂博火车站，已经是下午2点55分了，10多分钟后开往包头的客车就要发车了，而老同学还有部分行李寄放在达茂旗物资局办事处。那里距火车站有两里路，还要翻过一座小山，取回东西就要误车了。他们只好在白云鄂博留宿，等第二天再走。
第二天，风雪仍在肆虐，哈斯朝禄坐不住了，他惦念家里的那群羊，惦念放羊的两个年幼的女儿，于是告别老同学特木尔高力陶，带着儿子领着狗背着年货踏上了回家的路。这时已是中午11点了，正刮着西北大风，人侧着身子，狗耸着毛，一步步地往前顶。
横穿过铁道不一会儿，父子俩远远地望见铁路西的一道浅沟里有一群羊挤在一起，偶尔传来几声羸弱的咩叫。哈斯朝禄的心忽地一沉：别是自己两个女儿冻坏了，羊群跑到这里来了？
父子俩跌跌撞撞地跑到那群羊前，这才发现不是自家的羊群。三四百只羊身上挂满了冰溜子，肚子瘪瘪的，在风雪中抖簌，紧紧地挤着不抬头。
“不管是谁的羊，咱们先把它们赶到桑布家，然后让他骑骆驼送到大队去。”可不论父子俩怎么吆喝、哄赶，羊群却一步也不挪动。这时，哈斯朝禄才发现有3只羊冻死了，便对儿子说：“你在这儿看住羊群，千万别让它们顺风跑掉，阿爸把这3只死羊送到火车站暂存一下，听见了吗，孩子！”
说完，哈斯朝禄背起其中那只尚未完全冻硬的公山羊，深一脚浅一脚地朝车站走。在火车站扳道房门前，一个30岁左右的王姓年轻人打开门，疑惑地盯着这位风雪中的蒙古族牧民。哈斯朝禄把羊放在窗户下边，气喘吁吁地解释了原委，并保证一两天内就会让大队的人来取。王某断然拒绝了，说怕给弄丢了。哈斯朝禄说：“丢不了，谁要这皮包骨的死羊啊？”哀求了半天，对方才答应暂时寄放，不过要求他在下午6点之前取走。 哈斯朝禄拔腿就往回跑，回到原地时才发现还有一个小女孩和他儿子在一起。这个女孩两腮冻得青紫，毡疙瘩里灌满了雪，雪在里边融化后又冻成冰，围着脚脖子结成了一个圆形冰坨。她看见哈斯朝禄，咧了咧嘴，似乎要哭了。这个小女孩就是龙梅。
哈斯朝禄断断续续从龙梅口中得知情况后，便急切地问：“你妹妹在哪儿呢？”龙梅举起鞭杆指着西北方向的山谷：“玉荣在山里等我，她的毡疙瘩靴子也丢了。”哈斯朝禄已意识到龙梅的伤势，如不早抢救会有生命危险，赶紧说：“我也是那仁格日勒大队的，快跟我到扳道房里暖和暖和，我再去寻妹妹。”说着，他一手拎起装有年货的麻袋扛在肩上，一手紧紧拉住龙梅，又招呼儿子，直奔扳道房。
哈斯朝禄把她带到火车站扳道房后，请求工人们去西山谷找玉荣，自己去邮局打电话叫救护车。从邮局出来，他又跑到矿区，一进传达室就喊：“我们有两个人要冻死了，请你们去一辆车抢救。”矿区区长伍龙得知后，随即组织了10多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叫来汽车、救护车向山里进发找玉荣。
这边，哈斯朝禄等人脱掉龙梅脚上的冰砣子之后，赶紧用雪为她搓脚、搓脸，之后喂开水、面包。小龙梅总算清醒过来了，但是她听不懂工人们的汉话，全靠蒙汉语兼通的哈斯朝禄当翻译。
不一会儿，一个工人怀抱着昏迷的玉荣进来了，把她放在床上。只见她直挺挺躺着，没有一点知觉，脚上的靴子也没有了，只有像靴子一样的冰疙瘩。
大家见情况危急，忙把小姐妹俩送往矿山医院抢救……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哈斯朝禄1936年毕业于兴安盟陆军军官学校，1946年参加革命，1947年毕业于东北军政大学第九期，历任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会内防厅军事部秘书，内蒙古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军事研究委员会委员，长春市公安局《长春公安》杂志社编辑及内蒙古人民出版社蒙文编辑部编辑。1958年，哈斯朝禄被错误地打成“蒙修特务”，被蛮横地开除了公职，且被下放到达茂旗新宝勒格公社“劳动管制”。救助龙梅、玉荣就发生在他被“管制”期间。
1964年3月14日，《内蒙古日报》在头版发表了关于“草原英雄小姐妹”的长篇通讯。哈斯朝禄是在很多天后才读到这篇报道的，对于其中救助龙梅的几段文字，他读后很茫然：事情怎么变成这样子了？明明是我救了龙梅，怎么变成了是扳道工发现救助的？
这之后，随着“草原英雄小姐妹”的动人故事在大江南北广为传诵，包头市话剧团赶排出话剧《草原英雄小姐妹》，其中“偷羊贼”、反动牧主白音影射的便是哈斯朝禄。
哈斯朝禄万万没有料到，由于他救助了龙梅、玉荣，一下子便从“被管制分子”升格为“偷羊贼”、“杀人未遂”者以及舞台上的“反动牧主白音”。这时，呼和浩特铁路局给王某等8名铁路工人授予“民族团结光辉榜样”的光荣称号，并作出决定，号召全局职工学习白云鄂博车站乙班职工在抢救蒙古族少年儿童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阶级友爱和助人为乐的共产主义精神。不久，内蒙古自治区召开隆重的庆功大会给王某为代表的13名人员披红挂金。
直到1979年，哈斯朝禄才被摘掉“蒙修特务”的帽子，恢复了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的工作。这一年，哈斯朝禄一家阔别生活了20年的草原，回到了呼和浩特市。可是，哈斯朝禄救助“草原英雄小姐妹”的壮举一直不能被承认。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坚持让其“将功抵罪”，不予表扬。这自然深深伤害了哈斯朝禄的心。
1979年4月，一起救龙梅的哈斯朝禄之子那仁满都拉给《人民日报》撰文《谁是第一个抢救“草原英雄小姐妹”的人》。此外，哈斯朝禄也曾多次上访申诉，提出：哈斯朝禄父子是第一个发现并参与抢救“草原英雄小姐妹”的人，要求给予调查处理并见报正名。
不久，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中宣部部长、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对此案作了批示，要“彻底甄别处理”，1984年初中央组织部催问查处情况。为彻底甄别核实，由内蒙古自治区区委组织部牵头，通过对当时的主要当事人进行调查，于1985年1月正式确认哈斯朝禄父子是首先发现并参与抢救龙梅、玉荣的人，表示由宣传部门通过适当的宣传手段消除有关社会影响，建议有关部门对哈斯朝禄给予一定的奖励，强调处理历史遗留问题要本着宜粗不宜细的精神，做好各方面的善后工作。
迟到21年之久的处理意见，终于洗清了强加在哈斯朝禄身上的不白之冤。然而，由于当年各种政治环境及历史环境的局限，真实的历史事实并不为广大民众所知晓。
两代人之间难以释疑的困惑
2月10日下午，龙梅和玉荣被送入了包钢白云鄂博铁矿医院。
对于当年的抢救情况，龙梅和玉荣姐妹俩说自己也记不清楚了，毕竟当时她们神志并不清醒。
在白云鄂博铁矿医院当年的诊疗记录上有这样两组文字记录：“患儿龙梅，入院时表情淡漠，不能言语，手指手背肿胀明显，触之冰凉而坚硬，无明显压痛；两脚尚在毡靴内，与鞋冻在一起无法脱下。初步诊断为：全身冻僵、冻伤性休克及肾功能障碍。”“患儿玉荣，入院时呈昏迷状态。双耳肿胀，有水泡形成；眼睑浮肿，瞳孔对光反应迟钝；两小腿自膝关节以下皮肤呈紫色，踝关节以下呈暗黑色，表面有冰层附着，足背两侧动脉消失。初步诊断为：全身冻僵，上下肢冻伤面积28.5%，冻伤性休克及肾功能障碍。”
经过白云鄂博铁矿医院的精心抢救，龙梅、玉荣姐妹挣脱出死神的怀抱。不久，这对小姐妹被组织上先后转送到内蒙古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住院治疗。国家派出了最精良的医护人员为她们治疗，并给她们使用了最先进的仪器和药品。但由于冻伤严重，龙梅失去了左脚拇指；玉荣右腿膝关节以下和左腿踝关节以下做了截肢手术，造成终身残疾。
1964年3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暴风雪中一昼夜》，详细报道了她们的英雄事迹。3月13日，时任内蒙古自治区主席的乌兰夫亲笔题词：“龙梅、玉荣小姊妹是牧区人民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革命接班人。我区各族青少年努力学习她们的模范行为和高贵品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授予她们“草原英雄小姐妹”的光荣称号。3月14日，《内蒙古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草原英雄小姐妹》。 后来，她们的故事陆续被拍成电影、搬上话剧和京剧舞台，还被谱写成歌曲、编入小学课本，成为进行集体主义教育的好典型。很快，龙梅、玉荣这两个名字被人所熟知。
小姐妹出院后，在政府关怀下，她们回到老家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开始读书，从此再没有放过羊。为了照顾她们的生活，组织上每月发给她们每人20元生活补贴，还安排了一位阿姨边照顾她们的生活边辅导她们的学习，直到中学毕业。
17岁那年，玉荣还在读初中时就被任命为乌兰察布盟教育局副局长。“1972年我被任命为教育局副局长，那时好像是‘军管’时期，任副局长只是挂个名儿，属于那种不脱产任命。”玉荣回忆说，“后来我从内蒙古师范学院毕业后才真正走上了教育局副局长岗位。”
采访期间，记者注意到姐姐龙梅沉稳谨慎，妹妹玉荣开朗善谈。玉荣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龙梅会很认真地听，当玉荣为回答某个新问题而略有思索的时候，龙梅就会在她耳边小声提点，“得令”的玉荣心领神会，便又是一番滔滔不绝。后来，记者了解到：因为当年冻伤以致龙梅说话多了嘴唇会发抖，于是妹妹玉荣就成了“发言人”。
谈及当年姐妹俩所作所为出于什么考虑时，玉荣说：“精神是不能用金钱衡量的。我们家是1960年从老家辽宁阜新过来的，那时候是困难时期，自然灾害，过来以后第二年分到牧区内蒙古乌兰察布盟达茂旗新宝勒格公社那仁格日勒大队。因为那是公社羊群，是集体财产，是我们牧民的命根子，所以我们全家人都很珍惜这群羊。我记得当时一只羊的价钱是2块钱，384只羊死了3只，等于损失了6块钱。可是为了这6块钱，我落下了终身残疾。当时遇到暴风雪时没丢下羊群跑回家，第一个想法是害怕父母的责骂。姐姐有一次放羊时丢了一只小羊羔，阿爸硬是让姐姐摸黑把羊羔找了回来。集体的东西，丢了可咋办呀？当时想法很单纯。”
姐妹俩之所以那么做，玉荣补充说：“那是我们家教严。阿爸总告诫我们：一定要放好公社交给我们的每一只羊，一只也不能丢。当年的偶像就是雷锋、董存瑞、黄继光。我们生活的那个时代倡导人活在世界上不只是为自己而活的。每个人都应该多想想国家、集体和他人，这样的人生也许更精彩。直至现在，这种思想比较牢固。如果现在再遇到这种事，我想我还能像以前那样去做——我们姐妹从来没有后悔过当年的举动。”
玉荣接着说：“草原上气候变化无常，因为放羊而致疾的牧民并不少见。我家附近的一个大队就有一户人家，也是在20世纪60年代，放羊时遇到了暴风雪，也是一天一夜才被救，那个牧民10个手指没有了，两条腿被截肢，他们也是为了保护集体的羊群，他们也是英雄，但没有被宣传，没人知道。但我们却成了时代的英雄，我们是幸运的，可能因为我们俩当时年纪比较小，所以宣传得比较多。我们不过是普通牧民的孩子，是党和人民把我们培养成为大学生、国家干部，并给予了我们很高的荣誉。”透过这些朴实的话，记者看到了一颗难能可贵的平常心。
玉荣有两个可爱的女儿：大女儿阿米拉乐，意为“生命的礼花”，汉语名为“乐乐”；小女儿格果日乐，意为“曙光”，汉语名为“朵朵”。玉荣经常对孩子说，你们现在条件好了，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政治思想上，应该像“烈士”一样，工作上像“英雄模范”一样，生活上像“贫苦的人们”一样，这样心理会很坦然、很平衡。
可对孩子的教育，玉荣曾一度困惑。两个女儿得知姨妈和妈妈当年同暴风雪搏斗保护集体羊群的事迹后，并不能完全理解她们的行为。小女儿格果日乐问：“妈妈，人比羊更应该受到保护，为什么为了救羊而把人冻坏呢？你们可以先回家，第二天再去找羊嘛！”玉荣苦笑：“那是集体的羊。人的生命尽管比羊的生命重要，但集体的羊是国家的财产，如果你在那个年代你也会像妈妈那样去做。”格果日乐又问：“集体的羊和个人的羊不一样吗？”玉荣陷入了沉思：如今的孩子思想观念与以前的她们大不同了。想要用一两句话来向孩子们阐明“为了集体利益有时需个人做出牺牲”这个道理是不可能的。她知道：对孩子的教育不是她一个家长所能做到的，需要的是全社会共同参与。
在龙梅、玉荣看来，虽然时代发展了，完全按照过去的标准去教育当代青年已经不大现实，但是过去的优良传统，爱祖国、爱人民、爱集体的传统还应该继承和发扬下去，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她们很高兴看到国家对这方面的重视，说，“八荣八耻”所强调的观念很重要。玉荣对现下的追星也有自己的看法：“追星不是不可以，但应该更有追求，追求的不应该是明星那些光鲜的外表，而应该追求他们成功背后的精神。在这方面，父母更应该引导孩子。”
荣誉的光环下走过坦途历经爱情坎坷
当年各种宣传报道、各种社会活动、数不清的会议，让内向的龙梅迅速成熟起来，独立而又有主见。16岁那年，龙梅如愿以偿地穿上军装，成为解放军253医院理疗科的一位白衣天使。第二年，即1970年，她作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出席了北京军区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的“双代会”。
在“双代会”上，一个沉默寡言、长得文雅而秀气的精瘦小伙子闯进了龙梅的视野。他是内蒙军区驻西盟骑兵团的卫生员张平。然而，民族差异的难题摆在两人面前。龙梅是蒙古族人，家里人都希望她找一个蒙古族的小伙子，而张平是汉族人，连老同志也发话了：“蒙古族培养了你，你一定要找一个蒙古族的小伙子。”对张平，有人当面就讥讽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说你找个英雄，将来还不是给人家带孩子、洗尿布，说不定人家地位高会把你蹬了。
在各种阻挠和压力下，龙梅和张平的恋爱足足谈了8年，直至1977年，龙梅以“为了民族团结”为由向内蒙古自治区党委递交了报告，申请结婚，才获得批准。两位有情人终成眷属。
后来，龙梅被保送进包头市医专、内蒙古蒙文专科学校学习。自1976年转业后，龙梅先后担任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旗委副书记、包头市东河区团委副书记、东河区统战部副部长、东河区人大副主任，1999年当选为东河区政协主席，并在换届中连任。龙梅对这份简历常常感到不安：“我和妹妹其实只做了一件很小的事情，而党和人民却给予我们这么高的荣誉和待遇。”龙梅也经常告诫自己“要面对现实，把本职工作做好，不辜负党和人民给予的第二次生命”。 1999年10月的一天，突发的心脏病夺去了张平的生命。
2001年5月，经人介绍，龙梅与包头市公交公司内退职工张宝生组成了新家庭。
在感情上，姐姐龙梅似乎总是波澜不断，而身体上，妹妹玉荣的终身残疾却造成了难以弥补的遗憾。当年被送到医院之后，年仅9岁的玉荣还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情，天真地问护士：“阿姨，我的脚呢？”大家都不忍心让这么小的孩子面对截肢的现实，哄她：“现在给你窝回去了，过几天才能放开。”没过几天，在换药的时候，小玉荣看到自己的脚没有了。
实际上，她的右腿膝下全部被截去了，左腿保留了脚后跟，不得不装起了假肢。随着身体的成长，那一节节增长的假肢，记录了玉荣艰难成长的历程。“每换一次假肢都特别痛苦，创口处总要经历一次重新磨合，直到磨出肉茧，20岁出头才算稳定。”回想往事，玉荣感慨地说，“夏天最难熬，两条假肢护腿的材料既厚重又不透气，接口处的肢体常在汗水里泡着，走得时间一长，就又红又肿，有时还会发炎。”
玉荣一次次忍着剧痛，任由假肢在原来的皮肤上磨出血、磨出茧子，才慢慢适应了失去双脚的人生。身体上的残疾让开朗的她更加坚强起来，还学会了骑自行车。在车水马龙的人流中，没有人会注意到她和别人有什么不同。
然而，在爱情上她却怯步了。玉荣中学毕业后被保送到内蒙古师范学院，成为一名工农兵大学生。在那里她遇上了同班的一位朴实憨厚的蒙古小伙子朝克。
大学毕业之后，玉荣被组织安排到内蒙古集宁市，担任乌兰察布盟教育局副局长，而朝克也被分配到乌盟民族中学任教。两年后，玉荣被下放到民族中学锻炼，在这所学校任副校长兼副书记，和朝克在一起工作。两人朝夕相处，暗生情愫，但玉荣想得很多，自己身体上的残疾让她自卑，而姐姐曲折的爱情经历也使她对自己的感情非常谨慎。而朝克自小是孤儿，跟着养父母长大，整个背景就与玉荣差了一大截。
1979年10月，玉荣被派到北京中央民族学院进修，两人见面不能说出来的话，却在往来的书信里互诉了衷肠。信中，朝克忘情地告诉玉荣：“你虽然是残疾，但这不是天生的，是为了保护集体的羊群而致残的，我不嫌弃。”朝克的话很简单，很朴实，让玉荣再次感动了好久。
回到内蒙后，玉荣把自己和朝克恋爱的事向组织上做了汇报。组织上对朝克做了考察后，告诉玉荣：“这后生还不错！”
1981年的五一劳动节，玉荣和朝克顺利地结婚了。婚后，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上，玉荣和朝克总是相互支持，相互理解：如维修假肢，拧拧螺丝，添添黄油，都由朝克承包；朝克调自治区广播电台蒙语专题部任编辑后，工作十分忙，买菜、洗衣、做饭等家务活，玉荣总是抢着做，尽量减轻朝克的负担。朝克的文笔特别幽默，颇受广大听众的欢迎，玉荣很为他骄傲。
玉荣先后出任过乌盟团委副书记、内蒙古自治区残联副理事长、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办公厅副主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秘书长等职。
姐妹俩曾当选为全国人大第四、五届代表，玉荣曾是团十一、十二大代表，中国残联一、二、三届代表，还获得全国扶残助残先进个人、自强模范称号。1969年国庆节时，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姐妹俩还到北京参加国庆20周年庆祝活动。在庆祝活动中，周总理亲自安排龙梅、玉荣在中南海里住了15天。两人还一同出席了国宴，一同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大典，一同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龙梅还去过法国、日本访问，玉荣去过罗马尼亚、韩国等访问。
英雄的魅力是永恒的。不管英雄身上烙上哪个时代的烙印，但她们身上所体现出的精神和品格却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减弱它特有的价值，也不会因为社会的变化而磨灭它内在的光辉。1998年9月27日，北京朝外大街引来无数热切的目光——街道两侧的灯箱广告上，赫然映出50位英模的图像，“草原英雄小姐妹”列于其中。2001年4月，姐妹俩还被评选为“20世纪我心中的英模”。2013年3月，她们还同时获首届“雷锋奖”。采访结束时，龙梅和玉荣送上一盘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新录制的动画片《草原英雄小姐妹》VCD，并郑重地分别签上名字。（题图为动画片《草原英雄小姐妹》一幕）
（责任编辑：吴 玫）
生命中刻骨铭心的一天一夜
那是1964年2月9日（农历腊月二十六）上午，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草原上空飘着几片云，11岁的龙梅和9岁的玉荣代父吴添喜出门放牧。玉荣回忆说：“那天我们家的邻居叫爸爸来粉刷房屋。说是邻居，其实好远的，草原上不像你们那里，草原那里人家不多，都隔得远。当时我爸就答应了给邻居粉刷，我和姐姐就临时替阿爸阿妈放羊。”
吴家有6个子女，2子4女，龙梅排行第三，玉荣排行第四。父亲离开家时，对龙梅、玉荣说：“阿爸去一会儿就回来，你们临时放一会儿。”龙梅说：“阿爸你就放心吧，我们也不是第一次放羊。”
上午，10点多钟，天色还好，风微微地吹，龙梅、玉荣赶着羊群出了门。临行，妈妈嘱咐道：“你们不要走远，一会儿你阿爸回来就接你们去。”
于是，龙梅和玉荣顺风赶着羊出了门。前不久才下过雪，雪把草埋住了，因为吃不上草，羊就往前跑。不知不觉走出了一两里路，为了让羊好好地多吃点儿草，姐妹俩就跟着羊群顺风走，渐渐地看不见家了。
中午时分，天气突变，低垂的云层洒下了片片鹅毛大雪，怒吼着的西北风卷起大雪漫天狂舞。刹那间，白毛风吞没了茫茫的草原：暴风雪来了！
羊群开始不安地四处逃窜，龙梅和玉荣急忙拢住羊群，转身往回赶。但是狂风暴雪就像一道无形的墙，阻挡着羊群的归路，羊群拥挤着乱窜。龙梅见状，忙对妹妹说：“这雪越来越大，你赶紧回家把阿爸叫来，把羊群赶回去。”
小玉荣听了姐姐的话，掉转头顶着风雪拼命地跑，没跑多远就栽倒了。她爬起来回头一看，只见姐姐一个人在暴风雪中，左手拿着羊鞭，右手甩着脱下来的皮袄左拦右挡，羊群越发乱了。这时离家还很远，如果等把阿爸找回来，姐姐和羊群就找不见了。玉荣顾不得许多了，立即返回羊群，手里挥动着小皮帽嘴里不断地喊着。
无法辨清方向的龙梅和玉荣跟着羊群一路不知道跑了多长时间，跑了多少路。经过与暴风雪搏斗的第一个回合，龙梅和玉荣总算把散乱的羊群聚拢在一起。在一片混沌的暴风雪中，在狂风和寒冷中，两个孩子更显得恐惧和孤独。
天渐渐地黑了下来，暴风雪到了晚上，似乎更加疯狂起来。姐妹俩只能凭借着地上积雪的映光，尽力识别自己的羊群，羊群照旧在风雪的呼啸中朝东南方狂奔着。在紧紧追赶羊群的时候，姐妹俩怕在奔跑 中失散，便机智地相互高喊着：“龙……梅……”“玉……荣……”，彼此关照激励着，羊群在她们的呵护下一直没有跑散。
就这样，小姐妹俩同风雪搏斗了一天一夜，已走出了70多里路。
第二天拂晓，龙梅突然发现妹妹脚上没有了靴子，便着急地问：“妹妹，你的靴子呢？”冻得已经有些麻木的玉荣一愣，看了一眼自己的双脚，说：“那不是在脚上穿着么？”龙梅仔细一看，那哪是靴子，脚上分明是裹着只冰坨子。玉荣回忆说：“我的靴子早跑没了。雪特别深，一脚踩下去再抬腿时靴子就掉了。但是那会儿已经冻麻木了，不知道靴子还在不在。羊顺风不停地走，我们就跟羊，如果不走的话，可能连人带羊都冻死了。”
龙梅急忙向回走了几百米，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只靴子，可是玉荣怎么也穿不进去了。羊群慢慢往前走，龙梅想背着玉荣走，玉荣不同意，说：“姐姐，你哪能背动我，我坐在这，你去把羊拢回来。”
于是，龙梅找了个山沟避风处把玉荣安顿好，又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给妹妹，然后追赶羊群去了。
羊群要过白云鄂博车站的铁道了，就在这里，龙梅遇到了救命恩人哈斯朝禄和他的儿子那仁满都拉。
真相被掩盖21年之后才得到澄清
2月9日这天早晨，牧民哈斯朝禄早早地起来为前来做客的老同学特木尔高力陶做早饭。老同学当天准备赶到白云鄂博乘车回家。
哈斯朝禄也打算去白云鄂博购物，便牵着狗、带上儿子一起送老同学上路了。
他们一行人在茫茫雪原上走了半天，赶到白云鄂博火车站，已经是下午2点55分了，10多分钟后开往包头的客车就要发车了，而老同学还有部分行李寄放在达茂旗物资局办事处。那里距火车站有两里路，还要翻过一座小山，取回东西就要误车了。他们只好在白云鄂博留宿，等第二天再走。
第二天，风雪仍在肆虐，哈斯朝禄坐不住了，他惦念家里的那群羊，惦念放羊的两个年幼的女儿，于是告别老同学特木尔高力陶，带着儿子领着狗背着年货踏上了回家的路。这时已是中午11点了，正刮着西北大风，人侧着身子，狗耸着毛，一步步地往前顶。
横穿过铁道不一会儿，父子俩远远地望见铁路西的一道浅沟里有一群羊挤在一起，偶尔传来几声羸弱的咩叫。哈斯朝禄的心忽地一沉：别是自己两个女儿冻坏了，羊群跑到这里来了？
父子俩跌跌撞撞地跑到那群羊前，这才发现不是自家的羊群。三四百只羊身上挂满了冰溜子，肚子瘪瘪的，在风雪中抖簌，紧紧地挤着不抬头。
“不管是谁的羊，咱们先把它们赶到桑布家，然后让他骑骆驼送到大队去。”可不论父子俩怎么吆喝、哄赶，羊群却一步也不挪动。这时，哈斯朝禄才发现有3只羊冻死了，便对儿子说：“你在这儿看住羊群，千万别让它们顺风跑掉，阿爸把这3只死羊送到火车站暂存一下，听见了吗，孩子！”
说完，哈斯朝禄背起其中那只尚未完全冻硬的公山羊，深一脚浅一脚地朝车站走。在火车站扳道房门前，一个30岁左右的王姓年轻人打开门，疑惑地盯着这位风雪中的蒙古族牧民。哈斯朝禄把羊放在窗户下边，气喘吁吁地解释了原委，并保证一两天内就会让大队的人来取。王某断然拒绝了，说怕给弄丢了。哈斯朝禄说：“丢不了，谁要这皮包骨的死羊啊？”哀求了半天，对方才答应暂时寄放，不过要求他在下午6点之前取走。 哈斯朝禄拔腿就往回跑，回到原地时才发现还有一个小女孩和他儿子在一起。这个女孩两腮冻得青紫，毡疙瘩里灌满了雪，雪在里边融化后又冻成冰，围着脚脖子结成了一个圆形冰坨。她看见哈斯朝禄，咧了咧嘴，似乎要哭了。这个小女孩就是龙梅。
哈斯朝禄断断续续从龙梅口中得知情况后，便急切地问：“你妹妹在哪儿呢？”龙梅举起鞭杆指着西北方向的山谷：“玉荣在山里等我，她的毡疙瘩靴子也丢了。”哈斯朝禄已意识到龙梅的伤势，如不早抢救会有生命危险，赶紧说：“我也是那仁格日勒大队的，快跟我到扳道房里暖和暖和，我再去寻妹妹。”说着，他一手拎起装有年货的麻袋扛在肩上，一手紧紧拉住龙梅，又招呼儿子，直奔扳道房。
哈斯朝禄把她带到火车站扳道房后，请求工人们去西山谷找玉荣，自己去邮局打电话叫救护车。从邮局出来，他又跑到矿区，一进传达室就喊：“我们有两个人要冻死了，请你们去一辆车抢救。”矿区区长伍龙得知后，随即组织了10多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叫来汽车、救护车向山里进发找玉荣。
这边，哈斯朝禄等人脱掉龙梅脚上的冰砣子之后，赶紧用雪为她搓脚、搓脸，之后喂开水、面包。小龙梅总算清醒过来了，但是她听不懂工人们的汉话，全靠蒙汉语兼通的哈斯朝禄当翻译。
不一会儿，一个工人怀抱着昏迷的玉荣进来了，把她放在床上。只见她直挺挺躺着，没有一点知觉，脚上的靴子也没有了，只有像靴子一样的冰疙瘩。
大家见情况危急，忙把小姐妹俩送往矿山医院抢救……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哈斯朝禄1936年毕业于兴安盟陆军军官学校，1946年参加革命，1947年毕业于东北军政大学第九期，历任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会内防厅军事部秘书，内蒙古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军事研究委员会委员，长春市公安局《长春公安》杂志社编辑及内蒙古人民出版社蒙文编辑部编辑。1958年，哈斯朝禄被错误地打成“蒙修特务”，被蛮横地开除了公职，且被下放到达茂旗新宝勒格公社“劳动管制”。救助龙梅、玉荣就发生在他被“管制”期间。
1964年3月14日，《内蒙古日报》在头版发表了关于“草原英雄小姐妹”的长篇通讯。哈斯朝禄是在很多天后才读到这篇报道的，对于其中救助龙梅的几段文字，他读后很茫然：事情怎么变成这样子了？明明是我救了龙梅，怎么变成了是扳道工发现救助的？
这之后，随着“草原英雄小姐妹”的动人故事在大江南北广为传诵，包头市话剧团赶排出话剧《草原英雄小姐妹》，其中“偷羊贼”、反动牧主白音影射的便是哈斯朝禄。
哈斯朝禄万万没有料到，由于他救助了龙梅、玉荣，一下子便从“被管制分子”升格为“偷羊贼”、“杀人未遂”者以及舞台上的“反动牧主白音”。这时，呼和浩特铁路局给王某等8名铁路工人授予“民族团结光辉榜样”的光荣称号，并作出决定，号召全局职工学习白云鄂博车站乙班职工在抢救蒙古族少年儿童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阶级友爱和助人为乐的共产主义精神。不久，内蒙古自治区召开隆重的庆功大会给王某为代表的13名人员披红挂金。
直到1979年，哈斯朝禄才被摘掉“蒙修特务”的帽子，恢复了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的工作。这一年，哈斯朝禄一家阔别生活了20年的草原，回到了呼和浩特市。可是，哈斯朝禄救助“草原英雄小姐妹”的壮举一直不能被承认。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坚持让其“将功抵罪”，不予表扬。这自然深深伤害了哈斯朝禄的心。
1979年4月，一起救龙梅的哈斯朝禄之子那仁满都拉给《人民日报》撰文《谁是第一个抢救“草原英雄小姐妹”的人》。此外，哈斯朝禄也曾多次上访申诉，提出：哈斯朝禄父子是第一个发现并参与抢救“草原英雄小姐妹”的人，要求给予调查处理并见报正名。
不久，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中宣部部长、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对此案作了批示，要“彻底甄别处理”，1984年初中央组织部催问查处情况。为彻底甄别核实，由内蒙古自治区区委组织部牵头，通过对当时的主要当事人进行调查，于1985年1月正式确认哈斯朝禄父子是首先发现并参与抢救龙梅、玉荣的人，表示由宣传部门通过适当的宣传手段消除有关社会影响，建议有关部门对哈斯朝禄给予一定的奖励，强调处理历史遗留问题要本着宜粗不宜细的精神，做好各方面的善后工作。
迟到21年之久的处理意见，终于洗清了强加在哈斯朝禄身上的不白之冤。然而，由于当年各种政治环境及历史环境的局限，真实的历史事实并不为广大民众所知晓。
两代人之间难以释疑的困惑
2月10日下午，龙梅和玉荣被送入了包钢白云鄂博铁矿医院。
对于当年的抢救情况，龙梅和玉荣姐妹俩说自己也记不清楚了，毕竟当时她们神志并不清醒。
在白云鄂博铁矿医院当年的诊疗记录上有这样两组文字记录：“患儿龙梅，入院时表情淡漠，不能言语，手指手背肿胀明显，触之冰凉而坚硬，无明显压痛；两脚尚在毡靴内，与鞋冻在一起无法脱下。初步诊断为：全身冻僵、冻伤性休克及肾功能障碍。”“患儿玉荣，入院时呈昏迷状态。双耳肿胀，有水泡形成；眼睑浮肿，瞳孔对光反应迟钝；两小腿自膝关节以下皮肤呈紫色，踝关节以下呈暗黑色，表面有冰层附着，足背两侧动脉消失。初步诊断为：全身冻僵，上下肢冻伤面积28.5%，冻伤性休克及肾功能障碍。”
经过白云鄂博铁矿医院的精心抢救，龙梅、玉荣姐妹挣脱出死神的怀抱。不久，这对小姐妹被组织上先后转送到内蒙古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住院治疗。国家派出了最精良的医护人员为她们治疗，并给她们使用了最先进的仪器和药品。但由于冻伤严重，龙梅失去了左脚拇指；玉荣右腿膝关节以下和左腿踝关节以下做了截肢手术，造成终身残疾。
1964年3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暴风雪中一昼夜》，详细报道了她们的英雄事迹。3月13日，时任内蒙古自治区主席的乌兰夫亲笔题词：“龙梅、玉荣小姊妹是牧区人民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革命接班人。我区各族青少年努力学习她们的模范行为和高贵品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授予她们“草原英雄小姐妹”的光荣称号。3月14日，《内蒙古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草原英雄小姐妹》。 后来，她们的故事陆续被拍成电影、搬上话剧和京剧舞台，还被谱写成歌曲、编入小学课本，成为进行集体主义教育的好典型。很快，龙梅、玉荣这两个名字被人所熟知。
小姐妹出院后，在政府关怀下，她们回到老家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开始读书，从此再没有放过羊。为了照顾她们的生活，组织上每月发给她们每人20元生活补贴，还安排了一位阿姨边照顾她们的生活边辅导她们的学习，直到中学毕业。
17岁那年，玉荣还在读初中时就被任命为乌兰察布盟教育局副局长。“1972年我被任命为教育局副局长，那时好像是‘军管’时期，任副局长只是挂个名儿，属于那种不脱产任命。”玉荣回忆说，“后来我从内蒙古师范学院毕业后才真正走上了教育局副局长岗位。”
采访期间，记者注意到姐姐龙梅沉稳谨慎，妹妹玉荣开朗善谈。玉荣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龙梅会很认真地听，当玉荣为回答某个新问题而略有思索的时候，龙梅就会在她耳边小声提点，“得令”的玉荣心领神会，便又是一番滔滔不绝。后来，记者了解到：因为当年冻伤以致龙梅说话多了嘴唇会发抖，于是妹妹玉荣就成了“发言人”。
谈及当年姐妹俩所作所为出于什么考虑时，玉荣说：“精神是不能用金钱衡量的。我们家是1960年从老家辽宁阜新过来的，那时候是困难时期，自然灾害，过来以后第二年分到牧区内蒙古乌兰察布盟达茂旗新宝勒格公社那仁格日勒大队。因为那是公社羊群，是集体财产，是我们牧民的命根子，所以我们全家人都很珍惜这群羊。我记得当时一只羊的价钱是2块钱，384只羊死了3只，等于损失了6块钱。可是为了这6块钱，我落下了终身残疾。当时遇到暴风雪时没丢下羊群跑回家，第一个想法是害怕父母的责骂。姐姐有一次放羊时丢了一只小羊羔，阿爸硬是让姐姐摸黑把羊羔找了回来。集体的东西，丢了可咋办呀？当时想法很单纯。”
姐妹俩之所以那么做，玉荣补充说：“那是我们家教严。阿爸总告诫我们：一定要放好公社交给我们的每一只羊，一只也不能丢。当年的偶像就是雷锋、董存瑞、黄继光。我们生活的那个时代倡导人活在世界上不只是为自己而活的。每个人都应该多想想国家、集体和他人，这样的人生也许更精彩。直至现在，这种思想比较牢固。如果现在再遇到这种事，我想我还能像以前那样去做——我们姐妹从来没有后悔过当年的举动。”
玉荣接着说：“草原上气候变化无常，因为放羊而致疾的牧民并不少见。我家附近的一个大队就有一户人家，也是在20世纪60年代，放羊时遇到了暴风雪，也是一天一夜才被救，那个牧民10个手指没有了，两条腿被截肢，他们也是为了保护集体的羊群，他们也是英雄，但没有被宣传，没人知道。但我们却成了时代的英雄，我们是幸运的，可能因为我们俩当时年纪比较小，所以宣传得比较多。我们不过是普通牧民的孩子，是党和人民把我们培养成为大学生、国家干部，并给予了我们很高的荣誉。”透过这些朴实的话，记者看到了一颗难能可贵的平常心。
玉荣有两个可爱的女儿：大女儿阿米拉乐，意为“生命的礼花”，汉语名为“乐乐”；小女儿格果日乐，意为“曙光”，汉语名为“朵朵”。玉荣经常对孩子说，你们现在条件好了，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政治思想上，应该像“烈士”一样，工作上像“英雄模范”一样，生活上像“贫苦的人们”一样，这样心理会很坦然、很平衡。
可对孩子的教育，玉荣曾一度困惑。两个女儿得知姨妈和妈妈当年同暴风雪搏斗保护集体羊群的事迹后，并不能完全理解她们的行为。小女儿格果日乐问：“妈妈，人比羊更应该受到保护，为什么为了救羊而把人冻坏呢？你们可以先回家，第二天再去找羊嘛！”玉荣苦笑：“那是集体的羊。人的生命尽管比羊的生命重要，但集体的羊是国家的财产，如果你在那个年代你也会像妈妈那样去做。”格果日乐又问：“集体的羊和个人的羊不一样吗？”玉荣陷入了沉思：如今的孩子思想观念与以前的她们大不同了。想要用一两句话来向孩子们阐明“为了集体利益有时需个人做出牺牲”这个道理是不可能的。她知道：对孩子的教育不是她一个家长所能做到的，需要的是全社会共同参与。
在龙梅、玉荣看来，虽然时代发展了，完全按照过去的标准去教育当代青年已经不大现实，但是过去的优良传统，爱祖国、爱人民、爱集体的传统还应该继承和发扬下去，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她们很高兴看到国家对这方面的重视，说，“八荣八耻”所强调的观念很重要。玉荣对现下的追星也有自己的看法：“追星不是不可以，但应该更有追求，追求的不应该是明星那些光鲜的外表，而应该追求他们成功背后的精神。在这方面，父母更应该引导孩子。”
荣誉的光环下走过坦途历经爱情坎坷
当年各种宣传报道、各种社会活动、数不清的会议，让内向的龙梅迅速成熟起来，独立而又有主见。16岁那年，龙梅如愿以偿地穿上军装，成为解放军253医院理疗科的一位白衣天使。第二年，即1970年，她作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出席了北京军区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的“双代会”。
在“双代会”上，一个沉默寡言、长得文雅而秀气的精瘦小伙子闯进了龙梅的视野。他是内蒙军区驻西盟骑兵团的卫生员张平。然而，民族差异的难题摆在两人面前。龙梅是蒙古族人，家里人都希望她找一个蒙古族的小伙子，而张平是汉族人，连老同志也发话了：“蒙古族培养了你，你一定要找一个蒙古族的小伙子。”对张平，有人当面就讥讽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说你找个英雄，将来还不是给人家带孩子、洗尿布，说不定人家地位高会把你蹬了。
在各种阻挠和压力下，龙梅和张平的恋爱足足谈了8年，直至1977年，龙梅以“为了民族团结”为由向内蒙古自治区党委递交了报告，申请结婚，才获得批准。两位有情人终成眷属。
后来，龙梅被保送进包头市医专、内蒙古蒙文专科学校学习。自1976年转业后，龙梅先后担任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旗委副书记、包头市东河区团委副书记、东河区统战部副部长、东河区人大副主任，1999年当选为东河区政协主席，并在换届中连任。龙梅对这份简历常常感到不安：“我和妹妹其实只做了一件很小的事情，而党和人民却给予我们这么高的荣誉和待遇。”龙梅也经常告诫自己“要面对现实，把本职工作做好，不辜负党和人民给予的第二次生命”。 1999年10月的一天，突发的心脏病夺去了张平的生命。
2001年5月，经人介绍，龙梅与包头市公交公司内退职工张宝生组成了新家庭。
在感情上，姐姐龙梅似乎总是波澜不断，而身体上，妹妹玉荣的终身残疾却造成了难以弥补的遗憾。当年被送到医院之后，年仅9岁的玉荣还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情，天真地问护士：“阿姨，我的脚呢？”大家都不忍心让这么小的孩子面对截肢的现实，哄她：“现在给你窝回去了，过几天才能放开。”没过几天，在换药的时候，小玉荣看到自己的脚没有了。
实际上，她的右腿膝下全部被截去了，左腿保留了脚后跟，不得不装起了假肢。随着身体的成长，那一节节增长的假肢，记录了玉荣艰难成长的历程。“每换一次假肢都特别痛苦，创口处总要经历一次重新磨合，直到磨出肉茧，20岁出头才算稳定。”回想往事，玉荣感慨地说，“夏天最难熬，两条假肢护腿的材料既厚重又不透气，接口处的肢体常在汗水里泡着，走得时间一长，就又红又肿，有时还会发炎。”
玉荣一次次忍着剧痛，任由假肢在原来的皮肤上磨出血、磨出茧子，才慢慢适应了失去双脚的人生。身体上的残疾让开朗的她更加坚强起来，还学会了骑自行车。在车水马龙的人流中，没有人会注意到她和别人有什么不同。
然而，在爱情上她却怯步了。玉荣中学毕业后被保送到内蒙古师范学院，成为一名工农兵大学生。在那里她遇上了同班的一位朴实憨厚的蒙古小伙子朝克。
大学毕业之后，玉荣被组织安排到内蒙古集宁市，担任乌兰察布盟教育局副局长，而朝克也被分配到乌盟民族中学任教。两年后，玉荣被下放到民族中学锻炼，在这所学校任副校长兼副书记，和朝克在一起工作。两人朝夕相处，暗生情愫，但玉荣想得很多，自己身体上的残疾让她自卑，而姐姐曲折的爱情经历也使她对自己的感情非常谨慎。而朝克自小是孤儿，跟着养父母长大，整个背景就与玉荣差了一大截。
1979年10月，玉荣被派到北京中央民族学院进修，两人见面不能说出来的话，却在往来的书信里互诉了衷肠。信中，朝克忘情地告诉玉荣：“你虽然是残疾，但这不是天生的，是为了保护集体的羊群而致残的，我不嫌弃。”朝克的话很简单，很朴实，让玉荣再次感动了好久。
回到内蒙后，玉荣把自己和朝克恋爱的事向组织上做了汇报。组织上对朝克做了考察后，告诉玉荣：“这后生还不错！”
1981年的五一劳动节，玉荣和朝克顺利地结婚了。婚后，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上，玉荣和朝克总是相互支持，相互理解：如维修假肢，拧拧螺丝，添添黄油，都由朝克承包；朝克调自治区广播电台蒙语专题部任编辑后，工作十分忙，买菜、洗衣、做饭等家务活，玉荣总是抢着做，尽量减轻朝克的负担。朝克的文笔特别幽默，颇受广大听众的欢迎，玉荣很为他骄傲。
玉荣先后出任过乌盟团委副书记、内蒙古自治区残联副理事长、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办公厅副主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秘书长等职。
姐妹俩曾当选为全国人大第四、五届代表，玉荣曾是团十一、十二大代表，中国残联一、二、三届代表，还获得全国扶残助残先进个人、自强模范称号。1969年国庆节时，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姐妹俩还到北京参加国庆20周年庆祝活动。在庆祝活动中，周总理亲自安排龙梅、玉荣在中南海里住了15天。两人还一同出席了国宴，一同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大典，一同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龙梅还去过法国、日本访问，玉荣去过罗马尼亚、韩国等访问。
英雄的魅力是永恒的。不管英雄身上烙上哪个时代的烙印，但她们身上所体现出的精神和品格却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减弱它特有的价值，也不会因为社会的变化而磨灭它内在的光辉。1998年9月27日，北京朝外大街引来无数热切的目光——街道两侧的灯箱广告上，赫然映出50位英模的图像，“草原英雄小姐妹”列于其中。2001年4月，姐妹俩还被评选为“20世纪我心中的英模”。2013年3月，她们还同时获首届“雷锋奖”。采访结束时，龙梅和玉荣送上一盘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新录制的动画片《草原英雄小姐妹》VCD，并郑重地分别签上名字。（题图为动画片《草原英雄小姐妹》一幕）
（责任编辑：吴 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