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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19年，对于陈独秀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是陈独秀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这一年里，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等上发表了很多文章，阐述了救国救民的道理，名声大躁：也是在这一年，他被迫离开北京大学：更是在这一年里，他与李大钊等共产党早期创始人领导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爱国运动。今天，我们就来简单阐述一下1919年前半年的陈独秀。
关键词：锋芒毕露；离开北大；五四爱国运动
一、锋芒毕露
创刊于1918年12月22日，周刊，8开4页，先后开辟了“国外大事述评”，“国内大事述评”，“社论”，“名著”，“随感录”等栏目。每周评论》在1919年6月28日之前，陈独秀是主编。在此期刊上，陈独秀發表了大量文章，来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张，例如：1月5日，在《每周评论》3号社论栏内发表了《国民军问题》，指出：“中国民困财穷”，“最好将现在所有的兵，分年裁尽，一个也不留”。陈独秀在谈到俄国的事件时，说：“一般的工人农夫向来是受劳苦和践踏的，听了过激派的福音，当然是欢忭无量的，但过激派要求世人承认他的胜利，应该做出一种公平的政治组织，把国内混沌状态肃清才是。”这是陈独秀对俄国当时社会状况的认识，反映了他在二月、十月革命之前已经开始关注俄国，注意思考这些阶级和派系间的问题了。在《武治与文治》一文中，陈独秀尖锐而愤慨地指出:中国的武治主义，就是利用不识字的丘八，来压迫政见不同的政党，或者是设一个军政执法处，来乱杀平民。中国的文治主义，就是引用腐败的新旧官僚，来吸取人民的膏血”，陈独秀一针见血的指出了当时中国黑暗的政治现象，体现了他对中国政局实质的把握。另外，从《每周评论》7号开始，陈独秀陆续发表了《我的国内和平建议》的长篇文章，对"和平会议”提出了关于先决问题、废督问题、裁军问题、国防军问题等关键问题所在。在每周评论第23号上，车独秀发表《山东问题与国民觉醒》一文，开始把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与政治觉悟问题紧密结合起来，明确指出：“国民‘应该有两种彻底的觉悟：（一）不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二)不能让少数人垄断政权的觉悟’”，还指出:“强权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陈独秀作为一个旧政治现实的反对派，此时，他的言论更具有了鲜明的政治活动的性质，从精神领袖迈出了向政治领袖过渡的第一步，这些正是在《每周评论》的言论上逐渐凸显的。
二、离开北大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二十世纪初一次由受过西方教育的先进知识分子发起的革新运动。1919年5·4运动前夕，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愚昧，批评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北京的学生争相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带有进步性与革命性的书刊，而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更是成为思想界的明星，备受进步青年的敬仰与崇拜，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起来。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引起了反动保守阵营的极度恐慌与仇恨，从1918年底开始，保守阵营的林琴南就在《新申报》、《公言报》上面攻击新文化运动的阵地-北京大学，并且把矛盾直接指向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三人，幻想有一个政治上、军事上的的“伟大夫”出来干涉，痛击蔡元培、陈独秀一帮“放言高论、诋毁圣贤的新派妖魔”，甚至直接呼喊北洋政府出面将蔡元培为首的新北大一口吞吃。1919年3月8日，林琴南再度发难，在《公言报》上发表《致蔡元培书》，向新文化运动公开挑战，污蔑北京大学非圣无法，叛经离道，毁灭人伦国粹。对此，陈独秀作了坚决回击，发表《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反击那些使用“依靠权势"、“暗地造谣”的人。然而，陈独秀的反击并没有取得实际效果，因为北大文科学生中，有人投靠旧势力，从背后向陈独秀“放冷箭”。在这时，陈独秀的“私德”成了旧势力手中的“小辫子”，陈独秀确实有自己的不检点之处，尽管加入戒律是“不嫖、不赌、不娶妾”的进德会，仍不免出入北京的“八大胡同”，这种情况无疑授人以把柄，成了攻击陈独秀的有力武器，在一些报纸上也出现了批判陈独秀“私德"的报道，在此时的蔡元培收到了来自方方方面的压力，于是不得不于1919年4月10日的北大教授会议上正式决定废除学长制，改而成立由各科教授会主任组成的教务处，马寅初出任教务长。至此，陈独秀的文科学长之职自然解除，陈独秀被迫离开了北京大学。
三、五四爱国运动
陈独秀不再担任文科学长之后，一时很失落，便一头埋进书房，每日专做带有“火药味”的文章，“每周评论”上便有陈独秀的文章十几篇，为各地进步与激进的社团报刊大量转载，进步学生与青年纷纷争相阅读，为五四运动的发生奠定了思想基础。巴黎和会上，虽有著名爱国外交家顾维钧有礼有节的辩论，但强权战胜了真理，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操纵和会，不理会中国代表团的正义要求，悍然将中国山东的权益转交给日本，这激起了中国人民极大地愤慨。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的李大钊、高君宇、邓中夏等率领学生3000多人上街游行，抗议巴黎和会的不公平决议，并且火烧了曹汝霖的住宅，北洋政府出动军警进行镇压。这一天，陈独秀在《每周评论》20号上发表了《孔教研究》的评论，指出：“我们反对孔教，并不是反对孔子本人，也不是说他在在古代社会无价值，不过因他不能支配现代人心，适合现代潮流。”“我看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同年6月8日，当五四爱国运动发展到六三运动阶段后，陈独秀与李大钊等人商量并起草了《北京市民宣告》，指导六三运动。6月11日午后，陈独秀与友人散发传单时，不幸被捕，陈独秀无疑在五四运动中起了重要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的作用，推动了中国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潮，所以，他是当之无愧的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关键词：锋芒毕露；离开北大；五四爱国运动
一、锋芒毕露
创刊于1918年12月22日，周刊，8开4页，先后开辟了“国外大事述评”，“国内大事述评”，“社论”，“名著”，“随感录”等栏目。每周评论》在1919年6月28日之前，陈独秀是主编。在此期刊上，陈独秀發表了大量文章，来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张，例如：1月5日，在《每周评论》3号社论栏内发表了《国民军问题》，指出：“中国民困财穷”，“最好将现在所有的兵，分年裁尽，一个也不留”。陈独秀在谈到俄国的事件时，说：“一般的工人农夫向来是受劳苦和践踏的，听了过激派的福音，当然是欢忭无量的，但过激派要求世人承认他的胜利，应该做出一种公平的政治组织，把国内混沌状态肃清才是。”这是陈独秀对俄国当时社会状况的认识，反映了他在二月、十月革命之前已经开始关注俄国，注意思考这些阶级和派系间的问题了。在《武治与文治》一文中，陈独秀尖锐而愤慨地指出:中国的武治主义，就是利用不识字的丘八，来压迫政见不同的政党，或者是设一个军政执法处，来乱杀平民。中国的文治主义，就是引用腐败的新旧官僚，来吸取人民的膏血”，陈独秀一针见血的指出了当时中国黑暗的政治现象，体现了他对中国政局实质的把握。另外，从《每周评论》7号开始，陈独秀陆续发表了《我的国内和平建议》的长篇文章，对"和平会议”提出了关于先决问题、废督问题、裁军问题、国防军问题等关键问题所在。在每周评论第23号上，车独秀发表《山东问题与国民觉醒》一文，开始把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与政治觉悟问题紧密结合起来，明确指出：“国民‘应该有两种彻底的觉悟：（一）不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二)不能让少数人垄断政权的觉悟’”，还指出:“强权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陈独秀作为一个旧政治现实的反对派，此时，他的言论更具有了鲜明的政治活动的性质，从精神领袖迈出了向政治领袖过渡的第一步，这些正是在《每周评论》的言论上逐渐凸显的。
二、离开北大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二十世纪初一次由受过西方教育的先进知识分子发起的革新运动。1919年5·4运动前夕，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愚昧，批评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北京的学生争相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带有进步性与革命性的书刊，而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更是成为思想界的明星，备受进步青年的敬仰与崇拜，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起来。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引起了反动保守阵营的极度恐慌与仇恨，从1918年底开始，保守阵营的林琴南就在《新申报》、《公言报》上面攻击新文化运动的阵地-北京大学，并且把矛盾直接指向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三人，幻想有一个政治上、军事上的的“伟大夫”出来干涉，痛击蔡元培、陈独秀一帮“放言高论、诋毁圣贤的新派妖魔”，甚至直接呼喊北洋政府出面将蔡元培为首的新北大一口吞吃。1919年3月8日，林琴南再度发难，在《公言报》上发表《致蔡元培书》，向新文化运动公开挑战，污蔑北京大学非圣无法，叛经离道，毁灭人伦国粹。对此，陈独秀作了坚决回击，发表《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反击那些使用“依靠权势"、“暗地造谣”的人。然而，陈独秀的反击并没有取得实际效果，因为北大文科学生中，有人投靠旧势力，从背后向陈独秀“放冷箭”。在这时，陈独秀的“私德”成了旧势力手中的“小辫子”，陈独秀确实有自己的不检点之处，尽管加入戒律是“不嫖、不赌、不娶妾”的进德会，仍不免出入北京的“八大胡同”，这种情况无疑授人以把柄，成了攻击陈独秀的有力武器，在一些报纸上也出现了批判陈独秀“私德"的报道，在此时的蔡元培收到了来自方方方面的压力，于是不得不于1919年4月10日的北大教授会议上正式决定废除学长制，改而成立由各科教授会主任组成的教务处，马寅初出任教务长。至此，陈独秀的文科学长之职自然解除，陈独秀被迫离开了北京大学。
三、五四爱国运动
陈独秀不再担任文科学长之后，一时很失落，便一头埋进书房，每日专做带有“火药味”的文章，“每周评论”上便有陈独秀的文章十几篇，为各地进步与激进的社团报刊大量转载，进步学生与青年纷纷争相阅读，为五四运动的发生奠定了思想基础。巴黎和会上，虽有著名爱国外交家顾维钧有礼有节的辩论，但强权战胜了真理，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操纵和会，不理会中国代表团的正义要求，悍然将中国山东的权益转交给日本，这激起了中国人民极大地愤慨。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的李大钊、高君宇、邓中夏等率领学生3000多人上街游行，抗议巴黎和会的不公平决议，并且火烧了曹汝霖的住宅，北洋政府出动军警进行镇压。这一天，陈独秀在《每周评论》20号上发表了《孔教研究》的评论，指出：“我们反对孔教，并不是反对孔子本人，也不是说他在在古代社会无价值，不过因他不能支配现代人心，适合现代潮流。”“我看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同年6月8日，当五四爱国运动发展到六三运动阶段后，陈独秀与李大钊等人商量并起草了《北京市民宣告》，指导六三运动。6月11日午后，陈独秀与友人散发传单时，不幸被捕，陈独秀无疑在五四运动中起了重要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的作用，推动了中国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潮，所以，他是当之无愧的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