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设计行为都属于创造性活动，进行此类活动的人必须有创新意识，而具有创造性思维能力又是创新的根基。这已是人们的共识。于是，从事此类专业的人强调运用和发挥创造性思维，从事此学科教育的人则强调培养与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我们应该认识到，一个想创新有创新勇气的人，并不等于就具备了创造性思维能力，并不等于他的行为或行为的结果就具有创造性。那么，创造性思维具有何种特征？何种特性？它的立足点又在何处呢？在常规性或普遍性的实践与教学活动中①，我们不能将它变成为一句口号，不能以一种形式主义的方式和态度来推崇它，尤其在如今计算机、网络的西风欲横扫一切，使人容易重蹈“工具理性”和“计算理性”的功能主义覆辙之时，有必要对创造性思维有一个较为明晰的认识。
　　 思维属于意识范畴的东西，是以作为高度组织起来的人脑的机能而存在的，它的活动不仅是一种生理活动，更是一种理性活动。思维是人脑应具有的一种基本能力，它的产生是人脑思与想的结果，而它的活动则是人脑的思与想行为。那么，创造性思维就是具有创造性的思与想，是要求人们创造性地去思想，要求人们思想的结果是创造性的。但人们是不会无缘无故去思想的，思想的过程就是思索的过程，是在寻找新的东西，即使在想老问题，其目的也在于寻找新答案，即使在按旧思路去想，其目的也在于寻找新线索，如果没有这种要求和目的，那就不需要思想了。所以，思想的目的就是为了创新，其行为本身就具备了创造性。因此，如果要求一个人的行为是创造性的，关键就在于他必须在思想，一个不善于思想或不想思想的人，他的行为就不可能具有创造性。
　　 一个人是怎样开始他的思想活动的呢？人进行思想之初是由某种兴趣与关怀而起，或由某个企图而起，因此，此时人的意识就集中在或大或小、或明确或模糊的一点上。思想活动的关怀与企图，被美国哲学家密恰尔·波兰依（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ｏｌｙａｎｙｉ）称之为“集中意识”。一个人是否有了企图就可以思想呢？其实，一个人在开始想的时候必须有所根据，没有人可以不根据什么就能思想的。人是不能生而知之的，我们不只是根据天生的资质来想的，也不是以先验的纯粹理性的资质来想的。②波兰依认为，当一个人的意识集中于一点上进行思想活动时，其后面所根据的是他在成长过程中潜移默化得到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被他称之为“支援意识”。波兰依将思想行为解释为“集中意识”和“支援意识”相互激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支援意识”的作用更为主要。
　　 按照波兰依知识论中的观点，一个人的“支援意识”是从他的文化与教育背景中，经由潜移默化而得来的，是不能明说和表面化的。文化作为名词概念，是指某个人类群体生活的独特性和真实性的行为、物质创造和制度的总和。而文化作为动词概念，则是指某个人类群体生活的独特性和真实性的行为、物质创造和制度，对人和人类群体所产生的心理作用和精神作用。文化具有“教化”功能，正如中国古代圣贤所谓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谓“以文化人”和“人以文化”。文化，对人们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的形成或转变产生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有的是潜移默化的。某个人由于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在大脑中积累形成的东西，就成为其“支援意识”的一部分。教育是人类获取知识和技能的主要途径，学生通过教师的言传和有步骤的示范，可以获得某些可以形式化的知识，但许多普遍存在的抽象的无法形式化的知识，对它们的解释不能明言，对它们的掌握也没有具体步骤可循。学生只有在学习与模仿其信服的教师的具体行为风格时，在与他们一起接触丰富、具体的事例的过程中，也就是通过教师的身教和自己的感悟，才能学到这些知识，这个过程是潜移默化的。这些抽象的无法形式化的知识一旦被领悟到，也成为其“支援意识”的一部分。波兰依认为“支援意识”是创造性思维的真正源泉，它能使创造者事先产生某种意象，并在创造过程中将思维引向意会到的某一个方向。
　　 波兰依的知识论过于精深，他将“支援意识”称为“未可明言的知识”，其语义也就显得比较模糊。另一位美国哲学家库恩（Ｔｈｏｍａｓ Ｓａｍｕａｌ Ｋｕｈｎ）提出的“范式”观念，可以作为它的补充和较为明晰的延伸。③库恩认为人们创造性的思维活动，是依据“范式”进行的。他把“范式”解释为某一共同体的共有信念，这种信念一方面决定着某种“形而上学模型”，即自然图像和某种价值标准，并由此形成各种不同的形式系统或符号系统；另一方面，这种信念是建立在重大权威的成就基础上的，这些成就不仅提示了一种新的思路、新的思想框架，而且提供了一个可供模仿的具体范例，从而规定了一定时期这门学科的发展方向。所以，创造行为是在“范式”支配下的常规活动，只有当已存在的“范式”不足以应付新的问题时，这种常规的发展才会暂时中断，该学科便因此陷入危机，而导致新“范式”取代旧“范式”的革命。根据库恩的观点，“范式”存在于过去的经典和当代权威性的典范之中。因为，经典虽然是具体时代为具体问题而成的东西，但它们却具有超时代的永恒价值上的意义；而当代某学科真正的权威性典范，应该是该学科社群所公认的，它具有自己的提议被别人愿意接受的力量，具有约定俗成的衡量贡献大小的价值标准上的意义。
　　 综合这两位美国学者的观点，我们认识到“支援意识”是创造性思维的起源，而“范式”则是创造性思维的依据，其实这两者的指向是相同的。因为，库恩“范式”观念，就是从波兰依的“支援意识”衍发出来的。文化与教育提供给人们的当然是所处时代公认的经典和权威的典范，它们所揭示的正是库恩所说的“范式”，要求人们接受它们的经典性和权威性。接受文化与教育，是人们获得“支援意识”的主要途径，接触经典和典范而获得“范式”的过程，也就是积累“支援意识”的过程。具体而言，当一个人的目的和企图与经典和典范的某些东西有直接的关系时，这些东西就暂时成为他的“集中意识”，但随着他关注点的变化，这些东西又会随时转化为他的“支援意识”；而如其所接触的经典和典范与自己的行为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他的所获就成为其“支援意识”的一部分。应该说，库恩的“范式”观念不仅向人们为丰富自己的“支援意识”，提供了一条更为明确可行的方案，还为人们在创造性思维的运用上，提供了一种产生正确判断的工作方式。人们通常以为要使思维更具创造性，就需要有“丰富的想象力”，但漫无边际的缺少相对准确性的想象力，对于创造行为往往是无效的，甚至是有害的。创造行为需要“正确的想象力”或“正确的思维方向”，而作为信念的“范式”，则是将思维或想象力引向正确方向的保证。
　　 既然“支援意识”是创造性思维的基础，是进行创造性思维的必要条件，它们之间就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具备广泛而有深度的“支援意识”，就必然有丰富而深刻的创造性思维，从而取得有价值的创造。所以，每一个想要自己的行为具有创造性的人，都应该从广度和深度上来建立自己的“支援意识”。在广度上，我们要对本学科的发展与演变有尽可能详尽的了解，对本学科所有不管自己赞同与否的流派及其观点有一个普遍的认识；我们还应从关心文化的角度，来学习本学科之外的东西，扩大自己知识的覆盖面。凡有杰出成就者，他们常常有广博的知识和广泛的兴趣，有人甚至在本学科之外有很深的研究，许多人都直言自己的研究创造是受到了其它学科的启迪，所谓功夫在诗外、画外。在“支援意识”深度上，我们应深入地研究本学科和与本学科相关的经典以及当代的权威性典范，尽量避免接触有关它们的“二手”资料。只有直接面对经典与典范，在解读它们的过程中，将那些艰深而涵盖广泛的内容及其它们的论式或图式，转化为我们的“支援意识”，才能产生原创性的见解。人们的“支援意识”除了来自于自己研究与感受外，很重要的一部分还来自于师承。学生得到所信服教师的言传身教，不仅获得了知识，并且会深受他们所展示的个人风格和工作方式的影响，深受这些教师或他们所推崇的学派的价值标准的影响。尤其在学习经典和典范的具体过程中，如果有优秀导师的亲身指导，将有利于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增进“支援意识”的灵活性和拓展“支援意识”的深度。一个人师承的“支援意识”，对其创造性思维的支撑作用非常大，所谓得一良师而受益终身。
　　 所以，无论是正在从事某种创造性活动的人，无论是教育者或被教育者，都应该注重“支援意识”的积累，这应是我们的基本态度。这种态度，可以使我们在追求思维的创造性时避开许多陷阱。人们通常以为，要使行为具有创造性，就要采用“大胆设想”和“自由选择”的方式，但这是一个人经过努力学习和工作后，真正取得了一定的实质性成果时，才能达到的自由境界。也就是当一个人已积累较为深厚的“支援意识”，能够让他意会到正确的思与想的方向，并在其“支援意识”支持下的某方面创造已获得了较为普遍的认同，才能进行大胆地设想和自由地选择。但在学习或积累阶段，如果片面地强调思维的创造性，并将它理解为“大胆的设想”或“自由的选择”，这是十分危险的。因为，过分“大胆”和“自由”的行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具有排他性。这样就容易导致否定所有已存在标准和价值的极端怀疑主义倾向的产生，藐视经典和抛弃权威典范，武断地将能构成相辅关系的权威性和创造性对立起来，从而认为凡是有依据的思与想都没有创造性，只有自己是不可以怀疑的，只有自我完全独立的行为才是真正的创造。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不注重“支援意识”积累的态度，还容易导致产生过分依赖“个性”、“灵感”或天生“才气”的神秘先验主义倾向，以为只要有了它们就能使自己的行为具有创造性。这种想法是天真的。我们知道，一个人的“个性”是建立在较高的素养之上的，否则就叫“习性”或“脾性”；一个人来了“灵感”，也就是说他的“灵感”是有来处的；一个人所谓有“才气”，是表明他具有特殊的领悟力，并非意味着他天生就能思想。可以肯定，无知绝对不能使思维获得自由，更不是胆大妄为的理由。所以，当一个人的“支援意识”还相当薄弱，还不足以支持自己的创造性思维时，如盲目地追求自己行为的创造性，进行所谓自由大胆的创造，其结果大多是荒唐幼稚和浅薄的，而且往往最缺乏创造性。
　　
　　注：
　　 ①本文的立足点在于实践，而不是“理论”，是针对相对于重大创造发明的常规创造行为而言。重大的创造发明不可能频繁出现，而日常工作中的创造性是普遍存在的，这是本文论说的前提。
　　 ②关于波兰依的科学知识论，可参阅《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中有关论述，林毓生著，生活·读书·知新三联书店出版，１９８８年１２月第一版。
　　 ③《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１９８５年８月第一版，４３４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