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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诸葛氏制笔法及制笔
宣州制笔业自唐代崛起以后，至五代两宋有了更大发展。尤其诸葛氏制笔世家跨唐宋两代，技压群芳。其独到的制笔工艺和对制笔方法的改进，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诸葛氏制笔法，大大促进了毛笔的进步。
诸葛氏制笔最初以其制作精良的“三副”而著称。北宋宣城诗人梅尧臣（字圣俞）曾将家乡宣笔赠于欧阳修。欧题《圣俞惠宣州笔戏书》云：“宣人诸葛高，世业守不失。紧心缚长毫，三副颇精密。硬软适人手，百管不差一。”诗中并以京师制笔与诸葛氏宣笔加以比较，认为京师笔“或柔多虚尖，或硬不可屈”，并价高寿短，不如宣笔经久耐用。黄庭坚也曾说：“宣城诸葛‘三副笔’，笔锋虽尽，而心故圆。”这种“三副笔”的制法，即披柱法创始以后毛笔的基本样式。惟诸葛氏所制笔，已为长锋，笔毛深深插入笔管端部腔中，既牢固不脱，又富于弹性。这种笔的实物，一九八八年曾于安徽合肥附近北宋政和八年（一一一八）墓出土数枝，杆均竹制，每只通长二十点五厘米。笔头较长，达六厘米左右，纳于竹管端部腔中，披毫残损。笔头露出管外长短不一，从一点九厘米至二点八厘米不等。残存笔心为麻纤维丝制成，可知为长锋柱心笔。
此后，诸葛氏在长锋柱心笔的基础上，又创制“无心散卓笔”。２３即在原加工过程中，省去加柱心的工序，直接选用一种或两种毫料，散立扎成较长的笔头，并将其深埋于笔腔中，从而达到坚固、劲挺、贮墨多的效能。《石林避暑录话》曰：“笔盖出于宣州，自唐惟诸葛一姓，世佳其业。嘉祐、治平间，得诸葛笔者，率以为珍玩。熙宁后，世始用无心散卓笔，其风一变。”黄庭坚《山谷笔说》也云：“宣城诸葛高系散卓笔，大概笔长寸半，藏一寸于管中。”苏轼也说：“又有一种不用心者，谓之散卓笔。”这种无心、长锋、笔头深埋的形制，是对长锋笔的一种改良，标志着制笔技术的又一次重大转变，在毛笔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无心散卓笔的创造，适应了宋代以后水墨画兴起，以及纸在书画中广泛应用，需要毛笔贮墨充分，便于挥洒的要求。这其中包含了许多制笔工匠对书画技艺变化的认识和毛笔制作中的创造智慧。无心散卓笔是诸葛氏家族制笔工匠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以诸葛高最著名，诸葛元、诸葛渐、诸葛丰及吕大渊、吕道人、汪伯立为其传人。其他制笔名匠尚有吴说、程奕、待其瑛、张遇等。
诸葛高是无心散卓笔的主要创制者，苏东坡等人曾对他创制散卓笔予以高度评价。苏东坡说：无心散卓笔“惟诸葛高能之，他人学者皆得其形似而无其法，反不如常笔，如人学杜甫诗，得其粗俗而已。”２４诸葛元、诸葛渐、诸葛丰是诸葛氏家族中承其祖业的制笔名匠。吕大渊，黟州（今安徽黟县）人，曾在学习宣笔制作技术的基础上，又结合三国魏诞笔的制法，对制笔工艺加以发展，制造出优质适用的毛笔。曾为黄庭坚作大小笔十余只，无不可人意。２５吕道人，歙州（今安徽歙县）人，也继承宣笔制作技艺并有所发展，所制笔以工巧见长，名扬一时。汪伯立，新安（宋时属歙州）人。其所制笔与澄心堂纸、廷珪墨齐名。南宋理宗朝，汪伯立笔曾与仿澄心堂纸、廷珪墨、羊头岭旧坑砚被称为“新安四宝”。徽州知府曾以此作为贡品进献朝廷。此外，吴说制笔继承家父吴政之法，以经久耐用胜。程奕为钱塘笔工，所制笔以轻巧精妙著称。待其瑛善制紫毫枣心笔。张遇制笔称“丁香笔”，黄庭坚《山谷笔说》曾谓其“捻心极圆，束颉有力”，也不失为宋代名笔之一。
六湖笔的崛起
元代以后，湖州（吴兴）制笔业迅速崛起，代替了唐宋时期宣州制笔业的显赫地位，成为全国制笔业的中心。
湖州制笔历史悠久，自东晋以来，王羲之、王献之、释智永、颜真卿、杜牧、苏轼、赵孟頫、钱选等著名书画家都曾先后居湖州，尤其王羲之父子、智永等人常与当地笔工共同切磋和改良制笔技艺。宋末元初，社会动荡，大批宣州笔工随人口流动来到湖州，将宣州制笔技艺同时带到湖州，促进了湖州制笔业的发展。湖州地处太湖南岸，背依天目山，丘陵地带有野兔、黄鼠狼、獾等生存，可用来制笔。特别平原地带生存大批白山羊，其羊毛长色白，尖端锋颖长而匀细，性柔软，特别适宜制作长锋羊毫笔。而元代文人画的发展，追求以书入画，注重绘画笔法的“写”意。这种绘画用笔方法必然要求所用笔锋要软硬适中，弹性适宜，且储水量大。而这些特性恰为长锋羊毫笔所具备。因此湖州所产长锋羊毫笔，适应了当时绘画发展的需要，尤其文人画家的需要而盛名日著，成为湖笔最具特色的品种。
元代湖州制笔又以其精良的制作工艺而著称。其选料精制，纯正无杂，分层匀扎，工艺严格。制作方法基本按照有披有心，有柱有副的古典操作规范。其制作工序繁复，从浸料、拔毛、整齐、配料至修削试用往往多达七十多道。正由于此，元代几乎所有御用笔，都是由湖州笔匠完成的。以长锋羊毫笔为主的湖州笔代替粗壮刚劲的宣笔而盛行，既是元代绘画技法和材料变化需要的结果，同时，这种笔的盛行也对明清以后绘画技法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
元代开始，湖州制笔即以善琏为中心，聚集了大批名工巧匠，主要有冯应科、张进中、周伯温、陆文宝等。其中冯应科为元初笔工，其制笔最有名。当时即有诗云：“浙间笔工麻粟多，精艺惟数冯应科。”并有“吴兴冯笔妙无伦”之说。２６元初钱选、赵孟頫为湖州人，一度闲居故里。因此，其时冯应科的笔、钱选的花鸟画、赵孟頫的字，被称为“吴兴三绝”。张进中以作鼠须笔闻名。他以鼬鼠毛为原料，所制笔为宫中所用，很受欢迎。周伯温本西域人，名沙剌班。其用古法以黄羊尾为原料所制羊毫笔，深受称赞。陆文宝为元末笔工，曾制作贡笔，技艺为后代继承。
随着湖州制笔业规模的扩大，一些笔工逐渐向周围地区分散，从而促进了江浙一带制笔业整体的发展。此外，元末明初以后，湘笔崛起，并逐渐成为与湖笔并称的一大制笔工艺品种。
七制笔工艺的精制与品格化
明清时期，毛笔的制作同砚、纸和墨一样，在注重实用以外，更加讲求工艺的欣赏性。在这种风气促使下，制笔材料的选用和制作工艺都更加讲究，追求精致的制笔工艺的风气已达极盛，有的甚至以豪华为尚。
明清毛笔制作，笔头选用毫料主要有羊毫、紫毫、狼毫、豹毫、猪鬃、胎毛等数十种。其中有一种以植物纤维为原料所制笔头，称“白沙茅龙笔”，为明代陈献章（１４２８～１５００字公甫，号山居，广东新会人）所创，其技术并被后代继承。笔头制作除选毛精细外，捆扎方式不断出新，有竹笋式、香盘式、兰花式、葫芦式等，有的笔头并利用毛色不同而做出色彩层层变化的效果。对笔的性能追求也更精细，或软或硬，或软中藏健，或健而含软。明屠隆《考槃余事》首次提出笔之“四德”，即“尖、圆、齐、健”。２７《文房肆考图说》对此释曰：“尖者，笔头尖细也。齐者，于齿间轻缓咬开，将指甲揿之使扁排开，内外之毛一齐而无长短也。圆者，周身圆饱湛，如新出土之笋，绝无低陷凹凸之处也。健者，于纸上打圈子，决不涩滞也。”可见在使用方面，已十分讲究性能要求。明清笔的形制类型也有增加，出现了楂笔、斗笔、对笔、提笔、楹笔等大型笔，以及一些专用以作工笔画的极小笔。
明清毛笔的笔管制作极为考究，在选材上，以往常用的竹管、木管更讲究材料的名贵，如竹管有棕竹、斑竹等，木管有硬木、乌木、鸡翅木等。此外，玉管、象牙管、瓷管（青花、粉彩、五彩等）、雕漆管、彩漆镶金管、珐琅管，甚至金、银管等，或为前代已有而此时更常用，或为前代未曾使用而增加的新材质。笔管的雕饰也更加繁复精制，有雕为龙凤、八仙、人物、山水以及各式几何图样等。这种对笔杆材质的讲求与装饰，已非出于实用的目的，而纯为鉴赏的需要了。当然，毛笔的这种装饰在明清两代也有一些差别，明代形制及装饰稍质朴大方，清代则极为繁缛华丽，是为其时代风格的差别。
明清制笔名家很多，明代主要有陆继翁、施文用、张文贵等，清代主要有周虎臣、王永清、王兴源、李馥斋等。其中陆继翁为元末明初制笔名家陆文宝（浙江吴兴人）之子，其承继父业，并有所发展。施文用，吴兴人，所制笔多用作贡品，并被许多达官贵人珍赏。其早称“施阿牛”，弘历帝赐其“施文用”名，更增其誉。张文贵，杭州人，长于制画笔。周虎臣，清初笔工，所制笔以选料、工艺精制，实用美观而著称，曾开设“周虎臣笔墨店”，子孙承其业，清末发展至上海，更加兴盛。王永清，江苏吴县人，包世臣《艺舟双楫》记其“治笔于家，不传徒，不设笔肆。”其制笔以羊毫圆健所称，尤善笔根的精细加工。王兴源，吴兴善琏镇人，善修笔，曾曰：“能手之修笔也，其所去皆毫之曲与扁者，使圆正之毫，独出锋到尖，含墨以着纸，故锋皆劲直，其力能顺纸以服纸。”２８ 李馥斋，清道光时北方笔工，精于制作紫毫兼羊毫笔，又能制作“卷心笔”，兼能书写巨字和小楷，深受当时书画家赞誉。
湘笔在湖笔影响下，于元末明初崛起，逐渐得到很大发展，几与湖笔并驾齐驱。湘笔主要产地以长沙为中心，其制笔历史可溯至唐代郴州（今湖南郴县）笔。明清湘笔主要特色在于笔头制作方法采用杂扎技术，即将不同笔毫不作分层，而是相互间杂一起，取得刚柔相济的效果，并有“水毫”、“兼毫”等著名品种，至今仍有广泛影响。由此，明清毛笔制作可说已形成湖笔、湘笔等名品相互并存的局面。各地制笔业竞相发展，进入了毛笔制造业的鼎盛阶段。这种状况，同时也适应了明清书画技法的多种面貌对毛笔性能的不同需求。（全文连载完）
注释：
２３转引自中国古代文房用具等书
２４见东坡题跋
２５见黄庭坚．山谷笔说
２６湖州府志
２７明·屠隆．考槃余事：“制笔之法，以尖、齐、圆、健为四德。”
２８包世臣．艺舟双楫“记两笔工语”北京市中国书店《艺林名著丛刊》本．一九八三年三月第１版
宣州制笔业自唐代崛起以后，至五代两宋有了更大发展。尤其诸葛氏制笔世家跨唐宋两代，技压群芳。其独到的制笔工艺和对制笔方法的改进，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诸葛氏制笔法，大大促进了毛笔的进步。
诸葛氏制笔最初以其制作精良的“三副”而著称。北宋宣城诗人梅尧臣（字圣俞）曾将家乡宣笔赠于欧阳修。欧题《圣俞惠宣州笔戏书》云：“宣人诸葛高，世业守不失。紧心缚长毫，三副颇精密。硬软适人手，百管不差一。”诗中并以京师制笔与诸葛氏宣笔加以比较，认为京师笔“或柔多虚尖，或硬不可屈”，并价高寿短，不如宣笔经久耐用。黄庭坚也曾说：“宣城诸葛‘三副笔’，笔锋虽尽，而心故圆。”这种“三副笔”的制法，即披柱法创始以后毛笔的基本样式。惟诸葛氏所制笔，已为长锋，笔毛深深插入笔管端部腔中，既牢固不脱，又富于弹性。这种笔的实物，一九八八年曾于安徽合肥附近北宋政和八年（一一一八）墓出土数枝，杆均竹制，每只通长二十点五厘米。笔头较长，达六厘米左右，纳于竹管端部腔中，披毫残损。笔头露出管外长短不一，从一点九厘米至二点八厘米不等。残存笔心为麻纤维丝制成，可知为长锋柱心笔。
此后，诸葛氏在长锋柱心笔的基础上，又创制“无心散卓笔”。２３即在原加工过程中，省去加柱心的工序，直接选用一种或两种毫料，散立扎成较长的笔头，并将其深埋于笔腔中，从而达到坚固、劲挺、贮墨多的效能。《石林避暑录话》曰：“笔盖出于宣州，自唐惟诸葛一姓，世佳其业。嘉祐、治平间，得诸葛笔者，率以为珍玩。熙宁后，世始用无心散卓笔，其风一变。”黄庭坚《山谷笔说》也云：“宣城诸葛高系散卓笔，大概笔长寸半，藏一寸于管中。”苏轼也说：“又有一种不用心者，谓之散卓笔。”这种无心、长锋、笔头深埋的形制，是对长锋笔的一种改良，标志着制笔技术的又一次重大转变，在毛笔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无心散卓笔的创造，适应了宋代以后水墨画兴起，以及纸在书画中广泛应用，需要毛笔贮墨充分，便于挥洒的要求。这其中包含了许多制笔工匠对书画技艺变化的认识和毛笔制作中的创造智慧。无心散卓笔是诸葛氏家族制笔工匠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以诸葛高最著名，诸葛元、诸葛渐、诸葛丰及吕大渊、吕道人、汪伯立为其传人。其他制笔名匠尚有吴说、程奕、待其瑛、张遇等。
诸葛高是无心散卓笔的主要创制者，苏东坡等人曾对他创制散卓笔予以高度评价。苏东坡说：无心散卓笔“惟诸葛高能之，他人学者皆得其形似而无其法，反不如常笔，如人学杜甫诗，得其粗俗而已。”２４诸葛元、诸葛渐、诸葛丰是诸葛氏家族中承其祖业的制笔名匠。吕大渊，黟州（今安徽黟县）人，曾在学习宣笔制作技术的基础上，又结合三国魏诞笔的制法，对制笔工艺加以发展，制造出优质适用的毛笔。曾为黄庭坚作大小笔十余只，无不可人意。２５吕道人，歙州（今安徽歙县）人，也继承宣笔制作技艺并有所发展，所制笔以工巧见长，名扬一时。汪伯立，新安（宋时属歙州）人。其所制笔与澄心堂纸、廷珪墨齐名。南宋理宗朝，汪伯立笔曾与仿澄心堂纸、廷珪墨、羊头岭旧坑砚被称为“新安四宝”。徽州知府曾以此作为贡品进献朝廷。此外，吴说制笔继承家父吴政之法，以经久耐用胜。程奕为钱塘笔工，所制笔以轻巧精妙著称。待其瑛善制紫毫枣心笔。张遇制笔称“丁香笔”，黄庭坚《山谷笔说》曾谓其“捻心极圆，束颉有力”，也不失为宋代名笔之一。
六湖笔的崛起
元代以后，湖州（吴兴）制笔业迅速崛起，代替了唐宋时期宣州制笔业的显赫地位，成为全国制笔业的中心。
湖州制笔历史悠久，自东晋以来，王羲之、王献之、释智永、颜真卿、杜牧、苏轼、赵孟頫、钱选等著名书画家都曾先后居湖州，尤其王羲之父子、智永等人常与当地笔工共同切磋和改良制笔技艺。宋末元初，社会动荡，大批宣州笔工随人口流动来到湖州，将宣州制笔技艺同时带到湖州，促进了湖州制笔业的发展。湖州地处太湖南岸，背依天目山，丘陵地带有野兔、黄鼠狼、獾等生存，可用来制笔。特别平原地带生存大批白山羊，其羊毛长色白，尖端锋颖长而匀细，性柔软，特别适宜制作长锋羊毫笔。而元代文人画的发展，追求以书入画，注重绘画笔法的“写”意。这种绘画用笔方法必然要求所用笔锋要软硬适中，弹性适宜，且储水量大。而这些特性恰为长锋羊毫笔所具备。因此湖州所产长锋羊毫笔，适应了当时绘画发展的需要，尤其文人画家的需要而盛名日著，成为湖笔最具特色的品种。
元代湖州制笔又以其精良的制作工艺而著称。其选料精制，纯正无杂，分层匀扎，工艺严格。制作方法基本按照有披有心，有柱有副的古典操作规范。其制作工序繁复，从浸料、拔毛、整齐、配料至修削试用往往多达七十多道。正由于此，元代几乎所有御用笔，都是由湖州笔匠完成的。以长锋羊毫笔为主的湖州笔代替粗壮刚劲的宣笔而盛行，既是元代绘画技法和材料变化需要的结果，同时，这种笔的盛行也对明清以后绘画技法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
元代开始，湖州制笔即以善琏为中心，聚集了大批名工巧匠，主要有冯应科、张进中、周伯温、陆文宝等。其中冯应科为元初笔工，其制笔最有名。当时即有诗云：“浙间笔工麻粟多，精艺惟数冯应科。”并有“吴兴冯笔妙无伦”之说。２６元初钱选、赵孟頫为湖州人，一度闲居故里。因此，其时冯应科的笔、钱选的花鸟画、赵孟頫的字，被称为“吴兴三绝”。张进中以作鼠须笔闻名。他以鼬鼠毛为原料，所制笔为宫中所用，很受欢迎。周伯温本西域人，名沙剌班。其用古法以黄羊尾为原料所制羊毫笔，深受称赞。陆文宝为元末笔工，曾制作贡笔，技艺为后代继承。
随着湖州制笔业规模的扩大，一些笔工逐渐向周围地区分散，从而促进了江浙一带制笔业整体的发展。此外，元末明初以后，湘笔崛起，并逐渐成为与湖笔并称的一大制笔工艺品种。
七制笔工艺的精制与品格化
明清时期，毛笔的制作同砚、纸和墨一样，在注重实用以外，更加讲求工艺的欣赏性。在这种风气促使下，制笔材料的选用和制作工艺都更加讲究，追求精致的制笔工艺的风气已达极盛，有的甚至以豪华为尚。
明清毛笔制作，笔头选用毫料主要有羊毫、紫毫、狼毫、豹毫、猪鬃、胎毛等数十种。其中有一种以植物纤维为原料所制笔头，称“白沙茅龙笔”，为明代陈献章（１４２８～１５００字公甫，号山居，广东新会人）所创，其技术并被后代继承。笔头制作除选毛精细外，捆扎方式不断出新，有竹笋式、香盘式、兰花式、葫芦式等，有的笔头并利用毛色不同而做出色彩层层变化的效果。对笔的性能追求也更精细，或软或硬，或软中藏健，或健而含软。明屠隆《考槃余事》首次提出笔之“四德”，即“尖、圆、齐、健”。２７《文房肆考图说》对此释曰：“尖者，笔头尖细也。齐者，于齿间轻缓咬开，将指甲揿之使扁排开，内外之毛一齐而无长短也。圆者，周身圆饱湛，如新出土之笋，绝无低陷凹凸之处也。健者，于纸上打圈子，决不涩滞也。”可见在使用方面，已十分讲究性能要求。明清笔的形制类型也有增加，出现了楂笔、斗笔、对笔、提笔、楹笔等大型笔，以及一些专用以作工笔画的极小笔。
明清毛笔的笔管制作极为考究，在选材上，以往常用的竹管、木管更讲究材料的名贵，如竹管有棕竹、斑竹等，木管有硬木、乌木、鸡翅木等。此外，玉管、象牙管、瓷管（青花、粉彩、五彩等）、雕漆管、彩漆镶金管、珐琅管，甚至金、银管等，或为前代已有而此时更常用，或为前代未曾使用而增加的新材质。笔管的雕饰也更加繁复精制，有雕为龙凤、八仙、人物、山水以及各式几何图样等。这种对笔杆材质的讲求与装饰，已非出于实用的目的，而纯为鉴赏的需要了。当然，毛笔的这种装饰在明清两代也有一些差别，明代形制及装饰稍质朴大方，清代则极为繁缛华丽，是为其时代风格的差别。
明清制笔名家很多，明代主要有陆继翁、施文用、张文贵等，清代主要有周虎臣、王永清、王兴源、李馥斋等。其中陆继翁为元末明初制笔名家陆文宝（浙江吴兴人）之子，其承继父业，并有所发展。施文用，吴兴人，所制笔多用作贡品，并被许多达官贵人珍赏。其早称“施阿牛”，弘历帝赐其“施文用”名，更增其誉。张文贵，杭州人，长于制画笔。周虎臣，清初笔工，所制笔以选料、工艺精制，实用美观而著称，曾开设“周虎臣笔墨店”，子孙承其业，清末发展至上海，更加兴盛。王永清，江苏吴县人，包世臣《艺舟双楫》记其“治笔于家，不传徒，不设笔肆。”其制笔以羊毫圆健所称，尤善笔根的精细加工。王兴源，吴兴善琏镇人，善修笔，曾曰：“能手之修笔也，其所去皆毫之曲与扁者，使圆正之毫，独出锋到尖，含墨以着纸，故锋皆劲直，其力能顺纸以服纸。”２８ 李馥斋，清道光时北方笔工，精于制作紫毫兼羊毫笔，又能制作“卷心笔”，兼能书写巨字和小楷，深受当时书画家赞誉。
湘笔在湖笔影响下，于元末明初崛起，逐渐得到很大发展，几与湖笔并驾齐驱。湘笔主要产地以长沙为中心，其制笔历史可溯至唐代郴州（今湖南郴县）笔。明清湘笔主要特色在于笔头制作方法采用杂扎技术，即将不同笔毫不作分层，而是相互间杂一起，取得刚柔相济的效果，并有“水毫”、“兼毫”等著名品种，至今仍有广泛影响。由此，明清毛笔制作可说已形成湖笔、湘笔等名品相互并存的局面。各地制笔业竞相发展，进入了毛笔制造业的鼎盛阶段。这种状况，同时也适应了明清书画技法的多种面貌对毛笔性能的不同需求。（全文连载完）
注释：
２３转引自中国古代文房用具等书
２４见东坡题跋
２５见黄庭坚．山谷笔说
２６湖州府志
２７明·屠隆．考槃余事：“制笔之法，以尖、齐、圆、健为四德。”
２８包世臣．艺舟双楫“记两笔工语”北京市中国书店《艺林名著丛刊》本．一九八三年三月第１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