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712-770），字子美，祖籍乡阳（今湖北襄樊），曾祖是迁居至巩县{今湖南巩义市}，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父亲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奉天县令。但到杜甫时，家道中落，仕途失意，遭遇坎坷，又经历战乱，深受时代的苦难，却因此造就其成为稍晚于李白并与李白交相辉映的一颗光焰万丈的巨星，一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正是这位忧国忧民，儒家传统的诗人，以他最为自觉也最为深沉的社会意识，把个体人格化入广阔的社会人生，用他出自至性至情的痛切呼喊，把对身家命运的自叹自怜与社会人生的大悲大痛融为一体。从而以凝重的诗笔、血泪的歌唱，描绘了唐帝国由盛而衰、多难的时代社会画卷，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各种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广大人民灾难深重的生活，以及自己悲天悯人、爱国爱家的博大胸怀，汇构成为一部分具有丰富社会内容、鲜明时代特色、强烈政治倾向和兼擅众长、沉郁顿挫风格特征的“诗史”。爱国忧民是杜甫诗歌的主线，又都是贯穿着对统治者的批判，并与时局的发展和个人命运一起跌宕，同时其思想又受儒家“忠君”思想的制约，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其终生按其生平的思想发展，杜甫一生约可分为四个时期：
　　读书与漫游（35岁以前）。杜甫从小就接受儒家的传统教育，饱读诗书，才艺出众。“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状游》）。十四五歲的诗就为洛阳的名士们所惊赏。从二十岁起漫游各地，饱览了祖国的壮丽山河，视野得到开阔，同时还结识了苏源明、李白等人，并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一时期，杜甫虽遭进士落第之苦，但“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豪情和“致君饶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却丝毫未减。“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看似描绘泰山高天磅礴的气象以及自己期望攀登绝顶的心情，实写自己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渴求进取，登峰造极，恩泽苍生之志。这一时期，作者不仅以描绘山水来寄托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和雄心抱负，还借对动物的描写来表达自己的鸿鹄之志。
　　长安十年（35-44岁）。杜甫三十五岁赴长安应试，遭李林甫阴谋而落第，他曾向当权者投诗自荐，不果，四十岁时他向玄宗进献（三大礼赋）得到赏识。直到四十四岁才得到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的职务，此期正是唐朝由鼎盛高峰转向政治腐败和临近大乱的时期，加之杜甫仕途失意，生活贫困，过着“买药都市，寄食友朋”（《三大礼赋表》），家寄奉先县，幼子饿死的极其潦倒辛酸的生活。在政治上成熟的时期，这一时期，其诗歌思想内容以对国家命运的深切担忧和对人民的不幸流泪叹息为主，其中也夹杂有对自己不幸遭遇的感叹，对不义战争、滥杀无辜的谴责以及对腐朽统治的骄奢淫逸、剥削人民罪恶的血泪控诉。至此，杜甫的诗多为悲叹个人命运。一首《丽人行》更通过对杨国忠生活奢靡的嘲讽，尖锐地揭露了统治集团的腐朽和罪恶。“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鞭打之厉，毫不掩饰，对国运忧思之重。不言而明，杜甫忧国忧民愤官之思想星辰。
　　经历战乱（44岁-48岁），安史之乱爆发，杜甫携家眷与人民一道逃难，目睹战乱惨景亲尝国破家亡的苦难，加上屡受砭斥的屈辱，使他与社会人民，生活的关系更加亲密，其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达到了新的高度，从而写下了《悲陈陶》《春望》《北正》《三吏》《三别》等乙烯类具有爱国精神和同情人民苦难的不朽诗篇。围绕爱国优民的主旨，抒亡国只请，发过之乱恨，展人民之苦是这一期杜甫文学思想只主线，囊之以对妻子，兄弟朋友的优念。
　　756年七月，肃宗李亨即位灵武，杜甫由潼关沿麟州北上前往投奔，途中被安史叛君撼至长安，诗人亲尝国破家亡之痛，有事伤乱之请尤其强烈，目睹敌人的势后的骄横而悲愤，焦虑，写下了《悲陈陶》《悲桑板》来哀掉战死的战士，怒斥乱军的骄横。
　　757年四月，杜甫经历艰险，有长安逃至凤翔，官至左适遗。这一时期，杜诗除继续反映兵乱给人民造成疾苦，追昔扶今、感念国事家事之外，如：“苦辞酒味薄……儿童尽东征”《恙村三首》，诗人自认为首投肃宗为明君，对国家的振兴寄予很高的希望，有“司隶张初睹，南阳（已新《喜达行在所三首》），|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北征》）足以见之，同是诗人还以（《义眷行》）激励人间壮士罚分报国。
　　758年，杜甫被贬为华洲司功参军，有机会更广泛地解除人民，更能体贴人民的困苦。“肥男有母送，瘦男独怜俜”（《新安吏》），诗人以最博大的仁爱胸怀，道出了再残酷兵役制度下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尽管如此，诗人笔下的人物——新婚“妇人”“征人”“老妪”皆是识大体、顾大局。以平乱国安为重，出出激荡着诗人的爱国情怀。
　　漂泊西南（49岁-59岁）。杜甫入蜀后，在友人的资助下，定居于成都西郊浣花溪畔，五十一岁时曾由友人严琥表荐任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大历三年携家离川，在湖南、湖北一带漂泊转徙最后病逝于湘水舟中。杜甫晚年，生活动荡不安，但创作精力空前旺盛，忧国忧民感情有增无减，在悲世的同时，忧国忧民仍为其思想感情主旨。
　　到成都后，杜甫虽对时政失望，寄情山水、农作、访友，但诗人心中跳荡的忧国忧民之情岂能平息，春雨有利于民生，诗人就喜悦地歌颂：“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春夜喜雨》）可见诗人的喜怒始终是与人民的利益结合在一起的。杜甫继承了儒家“人饥己饥，人溺己溺”（《孟子，离娄下》），“四海图穷，天禄永终”（《论语，尧曰》），以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的爱情普天下人等先进思想，为孟子思想的传人，他作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极其出色地完成了时代的使命;他同情人民的痛苦，但又不能认识造成人民痛苦的封建制度，更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出路，他反对袁照所领导的农民起义，这说明杜甫并没有超越地主阶段的立场，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其一生悲凉。
　　综上所述，杜甫的诗歌是其人生的悲歌，更是时代的悲歌，是其身世潦倒之悲，更是人民生活疾苦之悲，亡国之悲，唐帝国衰败之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