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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社会治理的演变轨迹进行剖析，社会政策和社会治理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逻辑关系。现阶段，我国社会治理中已经融入政治化的概念。本文对社会政策和社会治理的内在逻辑进行剖析，探究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社会治理为社会政策提供合法性、合理性与支持性保障。总结新时代社会政策与社会治理的创新发展路径，采取包容式的治理模式、科学应用社会投资工具、树立社会质量目标。
关键词：社会政策;社会治理;逻辑
引言：
从国家的福利化改革开始，社会政策和社会治理之间的联系就更加地紧密，形成独有的内在逻辑。社会政策的内容、理论思想和实施模式可以作为一种工具对社会治理工作造成影响。同时社会治理能借助经济、政治和意识等要素对社会政策造成反作用实施，从而达到实现价值理性的目的。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两者都具备较强的张力，并为社会福利的实现而助力。
一、我国社会政策的内在逻辑
（一）当代中国社会福利的历史发展和逻辑起源
当代与中国福利直接相关的要素为计划体制，它对国家在之后的福利演变中的角色造成影响，并且还会影响家庭、邻里等福利。计划体制的主要表现为：城乡二元差异以及单位制和公社制。城乡二元差异制，城乡居民在福利待遇方面具有明显差别，比如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等。国家通过单位为城市居民提供福利待遇，而单位是居民享有福利的根本保障。那些没有单位的居民享受福利待遇的模式为，借助直系亲属或者政府部门的补贴。在技术体制内不同单位具有不同的福利待遇。而农民群众的福利待遇由生产大队负责。在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福利待遇模式由最初的二元模式转化为四元，形成城镇体制内、外和乡村体制内、外这四种模式。20世纪末，国有企业改革，扩大了体制的辐射范围，进一步扩大城乡的福利差距。进入21世纪，国家贯彻“广覆盖、保基本”的理念，把体制外的人群纳入到福利范围内，实现全部覆盖的状态[1]。
（二）社会福利的构建模式和逻辑
第一，就业保障。改革开放后，就业市场更加多样化，自由度得到有效提升，人口的流动性大大提升。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到城市中，农村劳动力在城镇或者非农村地区进行就业，改善了他们的社会福利待遇。20世纪末，大量的员工下岗再就业。进入21世纪后，政府提高对拖欠农民工问题的重视度，完善就业模式，并于2008年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避免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第二，形成普遍意义上的社会服务。这些要素是社会政策的核心内容。要想改善社会福利就应该从社会服务入手。在20世纪时，社会服务处于不均衡的状态，比如农村学生上学难的问题、部分地区存在看病难的情况。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服务得到迅猛发展，服务机构和就业人数持续攀升，但是距离高级服务仍存在一定差距。第三，社会救助。2014年我国发布《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对救助行为进行规范。体系中提及应该保障居民的最低生活。我国的社会救助实施的目标为不仅满足居民生老病死的需求，还应该为他们提供发展的空间，确保其享有居民基本的权利。
（三）社会政策和生活
对我国现有的福利水平和发展情况进行研究，中国并没有发生过度依赖福利的情况，绝大部分的人都通过劳动来维持生计，而不是消极地等待福利。中国经济具有较大的潜力和发展活力，政府应该加强福利建设工作，确保更多地人能够享受到优质的福利待遇。此外应建立积极的社会政策体系，在社会福利建设中融入多元参与和能力建设，确保福利能有效分享和高速发展。
二、我国社会治理的内在逻辑
（一）社会治理体系的确认模式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社会治理工作应该对体制机制问题进行探究。应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确保治理能力和治理能力向现代化方向发展。党在十九大中指出，应该形成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结构，政府进行有效把控，公民积极参与，利用科学技术进行有效助力。要打造内容更加充实完整，更加明确社会治理体系，这样不仅能优化系统的逻辑性思维，又能打造全新的治理格局。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治理体系能提升国家的治理能力，为其形成社会治理共同体而助力[2]。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对国家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是依据我国的国情和长期的建设工作经验而总结而成的，是对战略发展的创新。对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进行强调，能提高对国家治理方针的尊重，还能增强对社会管理模式的认可度。社会治理体系能根据新世纪的国情进行变化，能有效补充原有国家治理方针中存在的疏漏，确保国家治理体系更加地具象化。
（二）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
建设社会治理共同能加快国家治理能力和体系向现代化发展的速度。首先，建设社会治理体系共同体可以集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执政党设计国家的发展战略，制定国家的发展方针，这样能有效地维护国家的统一，统筹兼顾各方面的利益，提升全国范围内各项资源的利用率，实现制度创新的目的。其次，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能为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保障。治理能力主要涵盖定义不同治理阶段的目标，并制定一定规章制度的能力。同时，又涵盖对各项制度、方针和政策推广的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建立了完善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才能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提升现代化的治理能力。
（三）特色路径
中国应该积极践行民主协商的社会治理路径。中国特色民主主要包括民主决策、选举、管理和监督。民主和治理工作具有同一性。采取民主化的治理模式能使社会治理工作更加的高效和便利，不仅能快速地恢复民众的个人诉求，还能降低社会转型的压力。
三、社会政策与社会治理之间的逻辑关系
社会治理是社会政策的集中体现，把社会治理融入到社會政策中能对政府的价值行为进行科学判断。社会政策和社会治理都具备福利性的特征。
（一）社会治理为社会政策提供合法性保障 发挥主导作用的力量借助社会政策来推崇其重视的意识形态，这赋予社会政策以合法性。政府推行的福利理念与社会政策的价值导向有着直接的联系。福利国家的意识形态在自由平等的理念中得到优化。在福利的影响下，资本主义国家主要呈现三种模式，第一把社会民主主义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确保起点的公平性。第二以法团主义为基本理念，在进行社会建设工作时把功绩作为考量的标准，社保保险属于政策工具的范畴，重视实施过程中的公平。第三以自由主义为切入点，在进行社会治理时弱化政府需要承担的责任，把工作福利作为主要的工具，确保每一个人都具备公平的发展机遇[3]。不同的社会福利意识融入到社会政策中就会形成不同的价值导向。同时，从技术角度进行探究，政治团体的技术和利益将会影响社会政策的实施模式和理念。在运行社会政策时执政方结合自身的价值判断能力对政策进行判断，各个政治团体通过选举、听证等模式进行商定和研讨，从而对政策的价值和推进过程造成影响。在进行社会治理时，政治价值理念和具有优势的价值力量能影响社会目标的选择情况。当运行社会政策时，政策评估和变更问题也会受到价值理念变换的影响。这样社会政策就具备了合法的性质。
（二）社会治理为社会政策提供合理性保障
要想提高社会政策选择的合理性，就应该参考经济理论下的治理模式。社会政策的模式与福利分配模式有着直接的联系。第一，由古典自由主义过渡到新自由主义。他们主张国家对经济生活和社会进行有限地干预，借助人为的模式构建福利国家。如果政府对经济和社会进行全面干预，就与自由人向往的自然行为模式相背离。个人对经济社会作出重大贡献，从而促进社会进一步发展，同时经济社会发展能为社会治理和社会福利工作提供重要的保障。社会治理工作为经济建设提供坚实的保障，社会政策为经济发展提供制度助力。在实施社会政策时投入的资金和消耗的成本被当作开展经济活动的损耗，所以应该尽可能地对弱势群体进行经济投入，具备选择性的特点。第二，进步改良主义的思想为，国家应该积极承担为人民提供福利的责任，政府的主要职能为社会中有需要的人群提供福利和服务，这样才能保障社会处于和谐稳定的状态。这种理念的主要思想为应该以社会治理为前提进行经济建设工作，经济高速发展能提升民族的团结性，经济政策要为社会政策助力，要从社会资源仔分配的角度开展社会服务工作。社会政策具备普惠性的特点，社会福利具备制度性的理念。第三，社会福利理念逐渐脱离“二元论”的理念。这个理论强调不仅应该满足社会发展的多样化需求，还应该实现社会公平的效果。政府应该积极号召人民参与经济活动，获得自主权利，提高自身的能力。社会政策能促进经济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应该把两者进行整合，并一起融入到社会治理中。在这种模式中实施社会政策造成的损耗就不被划入到经济损失的范畴，而是能够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助力[4]。
（三）社会治理为社会政策提供支持性保障
那些脱离于社会大背景之外的福利产生的影响是无法被估量和探究的。社会政策的实施和演变需要一定的时间，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发展的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相互发展相互促进。第一，在发展的最初阶段，当政府参与到社会政策的工作时，这种行为被认定为是剩余模式。社会和家庭具备福利供给的功能，弱势群体被社会所抛弃和排斥，社会几乎不会对社会政策造成影响。政府为了满足民众多样化需求而实施的社会政策只是为了对他们的各项行为进行有效地规范，并充当着家长一样的角色。政府具有绝对的权威，拥有大量的数据信息，社会力量无法动摇或者改变社会政策。随着公民意识和福利国家思想不断优化，社会能为社会政策提供有效助力。第二，福利国家逐渐成为福利社会。这种模式下，社会力量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号召多元主体都融入到社会政策中。当步入工业社会后，社会政策的内容逐渐优化，内部的信息更加丰富，政府的供给压力逐渐攀升。此外，在信息技术的助力下人们可以借助移动客户端获得海量的信息，政府在信息方面的掌控能力逐渐减弱。社会中的风险逐渐增加，为了有效降低社会风险的影响，政府号召社会力量参与到社会治理中。这样社力量融入社会治理的这个行为具有了理论助力，展现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在制定政策时进行广泛地调查工作，通过采集民众的想法和需求提升整个政策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第三方加入到政策评估和执行工作中，这样才能体现政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政府为多元化主体提供重要力量，确保其能融入到社会政策中。
四、新时代社会政策与社会治理的创新发展路径
第一，包容治理。在开展社会福利工作时应该实现起点公平的效果。应该直接参与社会政策的制定工作，对实施情况进行科学评估，保障过程的公平合理性。借助社会和经济包容，确保经济和社会同步发展。建立完善的政府考核机制，明确各项指标，提高对社会发展指标的关注度。同时应该明确社会发展考核的周期，根据对象的差异性，对它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进行探究。第二，社会投资工具。在进行投资时应该向教育领域进行倾斜，对幼儿教育的质量和效果进行评估和监管。同时，从帮扶弱势群体过渡到投资弱势群体，从单一的帮扶模式过渡到市内复合型的投资模式。应该激发他们的内在驱动力，提高他们的就业率，确保其能有效地融入社会，從投资的角度出发保障社会福利资金的回报率。第三，形成社会质量目标。提高收入的保障性和充足性，增强居民生活的幸福感和满足感。同时，应该改善居民的居住环境和住房条件，提高居民的认可度。提高安居住房的资金投入，建立健全的住房福利制度，提高基础设施建设的水平，避免发生住房环境污染的问题。此外还应该在社区配置基础的医疗设施，增加医护人员的占比，合理分配医护资源。
结论：
综上所述，新时代应该对社会政策和社会治理之间的内在逻辑进行辨析，确保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能进行有机地整合，确保能直观反映政府的治理意志和大众的生活需求。
参考文献
[1]潘博.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D].吉林大学，2020.
[2]李诚.我国社会治理的历史演进、内在逻辑及路径启示——以国家社会关系为视角[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20，22（06）：97-104.
[3]徐振光.社会治理重心下移视野下强化街道人大工委功能的内在逻辑与现实路径[J].人大研究，2020（08）：18-23.
[4]桑果果.新时代专业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内在逻辑、理论支撑和路径选择[J].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20（01）：86-92.
作者简介：冯思瑶，女，籍贯：辽宁省锦州市，汉族，1991年9月出生，学历：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社会工作。
关键词：社会政策;社会治理;逻辑
引言：
从国家的福利化改革开始，社会政策和社会治理之间的联系就更加地紧密，形成独有的内在逻辑。社会政策的内容、理论思想和实施模式可以作为一种工具对社会治理工作造成影响。同时社会治理能借助经济、政治和意识等要素对社会政策造成反作用实施，从而达到实现价值理性的目的。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两者都具备较强的张力，并为社会福利的实现而助力。
一、我国社会政策的内在逻辑
（一）当代中国社会福利的历史发展和逻辑起源
当代与中国福利直接相关的要素为计划体制，它对国家在之后的福利演变中的角色造成影响，并且还会影响家庭、邻里等福利。计划体制的主要表现为：城乡二元差异以及单位制和公社制。城乡二元差异制，城乡居民在福利待遇方面具有明显差别，比如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等。国家通过单位为城市居民提供福利待遇，而单位是居民享有福利的根本保障。那些没有单位的居民享受福利待遇的模式为，借助直系亲属或者政府部门的补贴。在技术体制内不同单位具有不同的福利待遇。而农民群众的福利待遇由生产大队负责。在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福利待遇模式由最初的二元模式转化为四元，形成城镇体制内、外和乡村体制内、外这四种模式。20世纪末，国有企业改革，扩大了体制的辐射范围，进一步扩大城乡的福利差距。进入21世纪，国家贯彻“广覆盖、保基本”的理念，把体制外的人群纳入到福利范围内，实现全部覆盖的状态[1]。
（二）社会福利的构建模式和逻辑
第一，就业保障。改革开放后，就业市场更加多样化，自由度得到有效提升，人口的流动性大大提升。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到城市中，农村劳动力在城镇或者非农村地区进行就业，改善了他们的社会福利待遇。20世纪末，大量的员工下岗再就业。进入21世纪后，政府提高对拖欠农民工问题的重视度，完善就业模式，并于2008年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避免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第二，形成普遍意义上的社会服务。这些要素是社会政策的核心内容。要想改善社会福利就应该从社会服务入手。在20世纪时，社会服务处于不均衡的状态，比如农村学生上学难的问题、部分地区存在看病难的情况。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服务得到迅猛发展，服务机构和就业人数持续攀升，但是距离高级服务仍存在一定差距。第三，社会救助。2014年我国发布《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对救助行为进行规范。体系中提及应该保障居民的最低生活。我国的社会救助实施的目标为不仅满足居民生老病死的需求，还应该为他们提供发展的空间，确保其享有居民基本的权利。
（三）社会政策和生活
对我国现有的福利水平和发展情况进行研究，中国并没有发生过度依赖福利的情况，绝大部分的人都通过劳动来维持生计，而不是消极地等待福利。中国经济具有较大的潜力和发展活力，政府应该加强福利建设工作，确保更多地人能够享受到优质的福利待遇。此外应建立积极的社会政策体系，在社会福利建设中融入多元参与和能力建设，确保福利能有效分享和高速发展。
二、我国社会治理的内在逻辑
（一）社会治理体系的确认模式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社会治理工作应该对体制机制问题进行探究。应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确保治理能力和治理能力向现代化方向发展。党在十九大中指出，应该形成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结构，政府进行有效把控，公民积极参与，利用科学技术进行有效助力。要打造内容更加充实完整，更加明确社会治理体系，这样不仅能优化系统的逻辑性思维，又能打造全新的治理格局。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治理体系能提升国家的治理能力，为其形成社会治理共同体而助力[2]。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对国家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是依据我国的国情和长期的建设工作经验而总结而成的，是对战略发展的创新。对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进行强调，能提高对国家治理方针的尊重，还能增强对社会管理模式的认可度。社会治理体系能根据新世纪的国情进行变化，能有效补充原有国家治理方针中存在的疏漏，确保国家治理体系更加地具象化。
（二）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
建设社会治理共同能加快国家治理能力和体系向现代化发展的速度。首先，建设社会治理体系共同体可以集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执政党设计国家的发展战略，制定国家的发展方针，这样能有效地维护国家的统一，统筹兼顾各方面的利益，提升全国范围内各项资源的利用率，实现制度创新的目的。其次，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能为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保障。治理能力主要涵盖定义不同治理阶段的目标，并制定一定规章制度的能力。同时，又涵盖对各项制度、方针和政策推广的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建立了完善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才能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提升现代化的治理能力。
（三）特色路径
中国应该积极践行民主协商的社会治理路径。中国特色民主主要包括民主决策、选举、管理和监督。民主和治理工作具有同一性。采取民主化的治理模式能使社会治理工作更加的高效和便利，不仅能快速地恢复民众的个人诉求，还能降低社会转型的压力。
三、社会政策与社会治理之间的逻辑关系
社会治理是社会政策的集中体现，把社会治理融入到社會政策中能对政府的价值行为进行科学判断。社会政策和社会治理都具备福利性的特征。
（一）社会治理为社会政策提供合法性保障 发挥主导作用的力量借助社会政策来推崇其重视的意识形态，这赋予社会政策以合法性。政府推行的福利理念与社会政策的价值导向有着直接的联系。福利国家的意识形态在自由平等的理念中得到优化。在福利的影响下，资本主义国家主要呈现三种模式，第一把社会民主主义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确保起点的公平性。第二以法团主义为基本理念，在进行社会建设工作时把功绩作为考量的标准，社保保险属于政策工具的范畴，重视实施过程中的公平。第三以自由主义为切入点，在进行社会治理时弱化政府需要承担的责任，把工作福利作为主要的工具，确保每一个人都具备公平的发展机遇[3]。不同的社会福利意识融入到社会政策中就会形成不同的价值导向。同时，从技术角度进行探究，政治团体的技术和利益将会影响社会政策的实施模式和理念。在运行社会政策时执政方结合自身的价值判断能力对政策进行判断，各个政治团体通过选举、听证等模式进行商定和研讨，从而对政策的价值和推进过程造成影响。在进行社会治理时，政治价值理念和具有优势的价值力量能影响社会目标的选择情况。当运行社会政策时，政策评估和变更问题也会受到价值理念变换的影响。这样社会政策就具备了合法的性质。
（二）社会治理为社会政策提供合理性保障
要想提高社会政策选择的合理性，就应该参考经济理论下的治理模式。社会政策的模式与福利分配模式有着直接的联系。第一，由古典自由主义过渡到新自由主义。他们主张国家对经济生活和社会进行有限地干预，借助人为的模式构建福利国家。如果政府对经济和社会进行全面干预，就与自由人向往的自然行为模式相背离。个人对经济社会作出重大贡献，从而促进社会进一步发展，同时经济社会发展能为社会治理和社会福利工作提供重要的保障。社会治理工作为经济建设提供坚实的保障，社会政策为经济发展提供制度助力。在实施社会政策时投入的资金和消耗的成本被当作开展经济活动的损耗，所以应该尽可能地对弱势群体进行经济投入，具备选择性的特点。第二，进步改良主义的思想为，国家应该积极承担为人民提供福利的责任，政府的主要职能为社会中有需要的人群提供福利和服务，这样才能保障社会处于和谐稳定的状态。这种理念的主要思想为应该以社会治理为前提进行经济建设工作，经济高速发展能提升民族的团结性，经济政策要为社会政策助力，要从社会资源仔分配的角度开展社会服务工作。社会政策具备普惠性的特点，社会福利具备制度性的理念。第三，社会福利理念逐渐脱离“二元论”的理念。这个理论强调不仅应该满足社会发展的多样化需求，还应该实现社会公平的效果。政府应该积极号召人民参与经济活动，获得自主权利，提高自身的能力。社会政策能促进经济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应该把两者进行整合，并一起融入到社会治理中。在这种模式中实施社会政策造成的损耗就不被划入到经济损失的范畴，而是能够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助力[4]。
（三）社会治理为社会政策提供支持性保障
那些脱离于社会大背景之外的福利产生的影响是无法被估量和探究的。社会政策的实施和演变需要一定的时间，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发展的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相互发展相互促进。第一，在发展的最初阶段，当政府参与到社会政策的工作时，这种行为被认定为是剩余模式。社会和家庭具备福利供给的功能，弱势群体被社会所抛弃和排斥，社会几乎不会对社会政策造成影响。政府为了满足民众多样化需求而实施的社会政策只是为了对他们的各项行为进行有效地规范，并充当着家长一样的角色。政府具有绝对的权威，拥有大量的数据信息，社会力量无法动摇或者改变社会政策。随着公民意识和福利国家思想不断优化，社会能为社会政策提供有效助力。第二，福利国家逐渐成为福利社会。这种模式下，社会力量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号召多元主体都融入到社会政策中。当步入工业社会后，社会政策的内容逐渐优化，内部的信息更加丰富，政府的供给压力逐渐攀升。此外，在信息技术的助力下人们可以借助移动客户端获得海量的信息，政府在信息方面的掌控能力逐渐减弱。社会中的风险逐渐增加，为了有效降低社会风险的影响，政府号召社会力量参与到社会治理中。这样社力量融入社会治理的这个行为具有了理论助力，展现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在制定政策时进行广泛地调查工作，通过采集民众的想法和需求提升整个政策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第三方加入到政策评估和执行工作中，这样才能体现政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政府为多元化主体提供重要力量，确保其能融入到社会政策中。
四、新时代社会政策与社会治理的创新发展路径
第一，包容治理。在开展社会福利工作时应该实现起点公平的效果。应该直接参与社会政策的制定工作，对实施情况进行科学评估，保障过程的公平合理性。借助社会和经济包容，确保经济和社会同步发展。建立完善的政府考核机制，明确各项指标，提高对社会发展指标的关注度。同时应该明确社会发展考核的周期，根据对象的差异性，对它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进行探究。第二，社会投资工具。在进行投资时应该向教育领域进行倾斜，对幼儿教育的质量和效果进行评估和监管。同时，从帮扶弱势群体过渡到投资弱势群体，从单一的帮扶模式过渡到市内复合型的投资模式。应该激发他们的内在驱动力，提高他们的就业率，确保其能有效地融入社会，從投资的角度出发保障社会福利资金的回报率。第三，形成社会质量目标。提高收入的保障性和充足性，增强居民生活的幸福感和满足感。同时，应该改善居民的居住环境和住房条件，提高居民的认可度。提高安居住房的资金投入，建立健全的住房福利制度，提高基础设施建设的水平，避免发生住房环境污染的问题。此外还应该在社区配置基础的医疗设施，增加医护人员的占比，合理分配医护资源。
结论：
综上所述，新时代应该对社会政策和社会治理之间的内在逻辑进行辨析，确保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能进行有机地整合，确保能直观反映政府的治理意志和大众的生活需求。
参考文献
[1]潘博.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D].吉林大学，2020.
[2]李诚.我国社会治理的历史演进、内在逻辑及路径启示——以国家社会关系为视角[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20，22（06）：97-104.
[3]徐振光.社会治理重心下移视野下强化街道人大工委功能的内在逻辑与现实路径[J].人大研究，2020（08）：18-23.
[4]桑果果.新时代专业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内在逻辑、理论支撑和路径选择[J].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20（01）：86-92.
作者简介：冯思瑶，女，籍贯：辽宁省锦州市，汉族，1991年9月出生，学历：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社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