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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在上海街头看见英、法、日、俄各国的身影一样，古老的花莲有392年的开发史，以及163年的建城史，经过了3个国家、多个不同时代政权的统治，以及至少3种不同文化的洗礼：西班牙人的采金船队；留着辫子的满清劳工；穿着和服的日本侨民……他们在这东海岸的小城里，构造出独特的“花莲文化”。
花莲很原始，许多大陆游客到台湾骑行都是选择这里为起点，不过他们往往有些失望，因为眼前的花莲不如深圳、北京、上海那样，拥有气度恢弘的摩天大楼、笔直宽敞的大街和能容下万人的超大广场。尤其和北京比起来，花莲简直像三线城市，充斥着街道巷弄，老旧的楼房，狭窄的空间……
但1946年10月21日蒋介石第一次来到台湾巡视时，却不是这样想的。他在几天后的日记里写下这一天的观感：台湾可视为一片净土，今后应积极加以建设，使之成为一模范省……
“黄金之地”与避难之所
如果回到1622年的花莲，你将见到的是一座拥有浓厚西班牙血统的殖民村落。在西班牙人留下的开发地图上，花莲叫作“多罗满”。当西班牙人的船队来到这片东海岸边的土地时，突然间，他们的眼睛看到了遍地黄金。花莲盛产金砂，因为此，大批劳工被送到这里进行开发工作，构成一幅壮观的黄金开采图——或者叫作殖民掠夺图。
只是当时大家都不知道，多年后，这里会成为台湾罕见的移民基地。开发劳工，只是在为后来的庞大移民团体打前站。
历史记载：花莲在很长的一段日子里，都被视为避难之所，不管是大陆人还是台湾人，如遇战乱，总会想到远方那个“莲花般的圣地”。据说在康熙年间的三藩之乱时，就有几百个大陆人漂洋过海逃难来到这里——三藩之乱，从1673年开始动荡了8年，广州城万劫不复，城破之后已经“家家燕子巢空林，伏尸如山莽充斥”。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描述他所看见的广州：“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搞破坏，抢走一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各处街道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反叛蛮子的声音……
现今走在花莲街头，遇到的每一个老人，都有可能是那“不惜代价以赎命逃脱”的南粤人后裔。可以想象，那真是一段遥远的旅途：他们从南雄和广州扶老携幼、跋山涉水，寻找一个距离屠杀现场最远最远的孤岛，并且决定从此以后，让这里成为自己子孙的故乡。
1851年的咸丰时期，花莲终于迎来了正式的开垦者——清代登岛的官吏面对这一片被瘴气充斥的蛮荒之地，找寻了很久，才定下了建城地点。他们在这里兴建起一座有围墙的府城，将重要的官署衙门包括淡水厅、布政使司、巡抚衙门，还有文庙、武庙、城隍庙、天后宫等都兴建其中，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仅仅过了30多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给日本，台湾成了日本第一个殖民地。日本帝国占领台湾几年后，随即施行“都市计划”，大肆拆除清帝国为防范日本人而设的传统城墙。
在日本人眼里，清代台湾巡抚刘铭传为花莲进行的开发还远远不够，甚至这里的村落还只有井水，没有自来水，大部分地方没有电灯，建筑又是几千年延续下来的，注重宗法伦理观而非实用价值。日本人为了建设一个“农业后方”，在花莲大兴土木的同时，还大量迁入侨民，在这里进行屯田式的开发——日本文化也就在这个时候开始入侵，比如为了符合迎接旭日的观点，村落都建成了“坐西朝东”式……
1945年，当那些刚刚打胜抗战，精疲力竭的中国军人登上台湾岛，看着眼前的情形时惊呆了：他们像今天的大陆游客一样，不断用眼睛寻找熟悉的中国元素，但却几乎见不到任何影子——台湾早已是一座充满日本文化的岛屿。中国元素哪里去了呢？经过日本人50年的统治，花莲的中国元素早已被掩埋起来，就像洪水吞没了亚特兰蒂斯一样，中国的基石还在台湾的脚下，只不过大多成了化石……
外省人 不能忘却的乡愁
1945年，中国行政长官公署的人马，曾直接住进了以前日本大官的官舍里。仅仅过了4年，他们的骄傲变成了狼狈——当蒋介石带着200万人败逃台湾时，大批携家带眷的中国人如难民般涌入花莲。尴尬的一幕就在这时出现了：许多曾在大陆叱咤风云的文官武将，因为人多为患，一时竟找不到合适的安身之地。
这些迁徙人群，后来获得了一个统一的名字：外省人。
后来的30年间，整个台湾都变成了一个建筑规划极其混乱的岛屿，德国《明镜》周刊甚至形容它近似“猪舍”。而在花莲的“外省人”记忆中，“铁轨”是当时重要的记忆一环：混乱的孩子群总是跟着火车奔跑，把火车上满载的甘蔗抽出来偷吃。
“外省人”其实就是“难民”的代名词。外省难民家庭，在流离中失去了一切附着于土地的东西，包括农地、房舍、宗祠、庙宇，还有附着于土地的乡亲和对于生存其实很重要的社会网络。正是因为失去了这一切，难民家庭的父母把所有的希望都孤注一掷地投在下一代的教育上，在他们心中，教育是唯一的救命稻草。
“外省人”龙应台回忆：“我这个难民的女儿，从小就不被要求做家事。吃完晚饭，筷子一丢，就要赶快潜回书桌，正襟危坐，摆出读书的姿态，妈妈去洗碗，爸爸把留声机转小声。背《古文观止》很重要，油米柴盐的事，母亲一肩挑。”
“外省人”李安的情感地图是这样纪录的：“我的成长，对我来讲是从花莲开始的，那是一个很单纯、泥土性很强，相当‘外省人’的一个环境。我父亲那个时候是花莲师范的校长，我读花莲师范附小，然后我父亲又帮那时候的蒋经国办了一个退休医官辅导会，以及一个退伍军人教育中心……花莲的岁月几乎是我最快乐的、最纯真的时光，我们班上大概有40个孩子，大部分都是像我这样的外省小孩，大家的国语都挺标准的，学校也不鼓励讲台湾话……”
“比人们想象的要更为激烈”，导演杨德昌如此形容这里的历史进程。当年逃台的一般百姓，比如商贩、企业家、厨师、公务员等，就落脚在像花莲这样的边缘乡村，或者城市卑微的巷弄中。一些有商业头脑的人干脆在路边搭起一长排像难民营一样的临时木屋，摆起地摊，卖起小吃、杂货糊口。到了1960年后，大部分有点办法的人对国民政府“没有想法”了之后，便陆陆续续移民欧美，到了80年代，当年住着中国人的那些房子大都人去楼空，残破凋败。
上世纪90年代，杨德昌拍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时，曾面向全台湾寻找古迹，但很多历史场景已灰飞烟灭，风流名士也已离开时代舞台的中心。最终只能自己重新搭建。小巷中带着大陆口音的小贩吆喝声，也早已随着时代变换悄悄消失了。杨德昌要找会讲大陆方言的“外省移民第二代”，扮演他们父辈们的角色，都非常不容易了……
平凡花莲 台湾最具生活气息的地方
令人吃惊的是，从80年代至今的30年间，花莲建设发生了蜕变。现今这里已成为台湾东部地区人口最稠密的地方，与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并称为“台湾五大重要都市生活圈”。
相比台北而言，花莲是座友善的城市，在公共空间、街道保存、文化资产保存等方面，它并不只注重高楼大路的肤浅外表，相反，它很人性化，是传统与现代和谐搭配的城市。
当地人说，真正的花莲不在市中心，而在乡下小镇。半夜12点，十字路口，一家24小时营业的小餐馆，就是花莲对生活最好的贡献。煎得金黄酥脆的油条、烤得松软喷香的烧饼、还有散发着清香的豆浆，整个小镇都沉浸在黑暗中，简陋的小店就像童话般存在，三更半夜，人们可以随时从幽黑寒冷的巷道走进这温暖明亮的地方。
还有那些无名街道，探访期间，我多次被它们迷倒：街道里有花边店，小女孩的蓬蓬裙，新娘的面纱，晚餐的桌巾，精致的手绢，演出结束时徐徐降下的舞台的幕布……它们都由花边组成。店主正忙着剪一块布，头也不抬，店铺好像在出售一个惊心动魄的美梦；大陆不多见的纽扣店在这里也能见到，纽扣从绿豆一样小的，到婴儿手掌一样大的，仿佛一个浪漫的艺术展览；转角处，一个老人坐在矮凳上，戴着老花眼镜，低头修一只断了跟的高跟鞋，地上一台收音机正放着缠绵的粤曲……
花莲有很多百年老树，如果是在偏僻的村落，树干上还总是缠着很多个东歪西倒的信箱，用生了锈的铁丝或一截电线草草绑着，上面涂着手写的号码“65李”、“24陈”……我曾经敲开过一个紧紧贴着老树的铁皮屋，木门打开了，一个老人就隔着纱窗门，小心地探头，看见我的相机，她张开嘴笑了。问她“这铁皮屋哪时建的”，她笑得一派天真，“太老了，不记得了。”我退后一步，看见门上涂着“1954”。“是这年建的吗？”她笑，“太老了，不记得了。”我举起相机，帮她拍了好几张照片，离开的时候她说她也想要一张，我说：“一定给你送来……”
花莲很原始，许多大陆游客到台湾骑行都是选择这里为起点，不过他们往往有些失望，因为眼前的花莲不如深圳、北京、上海那样，拥有气度恢弘的摩天大楼、笔直宽敞的大街和能容下万人的超大广场。尤其和北京比起来，花莲简直像三线城市，充斥着街道巷弄，老旧的楼房，狭窄的空间……
但1946年10月21日蒋介石第一次来到台湾巡视时，却不是这样想的。他在几天后的日记里写下这一天的观感：台湾可视为一片净土，今后应积极加以建设，使之成为一模范省……
“黄金之地”与避难之所
如果回到1622年的花莲，你将见到的是一座拥有浓厚西班牙血统的殖民村落。在西班牙人留下的开发地图上，花莲叫作“多罗满”。当西班牙人的船队来到这片东海岸边的土地时，突然间，他们的眼睛看到了遍地黄金。花莲盛产金砂，因为此，大批劳工被送到这里进行开发工作，构成一幅壮观的黄金开采图——或者叫作殖民掠夺图。
只是当时大家都不知道，多年后，这里会成为台湾罕见的移民基地。开发劳工，只是在为后来的庞大移民团体打前站。
历史记载：花莲在很长的一段日子里，都被视为避难之所，不管是大陆人还是台湾人，如遇战乱，总会想到远方那个“莲花般的圣地”。据说在康熙年间的三藩之乱时，就有几百个大陆人漂洋过海逃难来到这里——三藩之乱，从1673年开始动荡了8年，广州城万劫不复，城破之后已经“家家燕子巢空林，伏尸如山莽充斥”。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描述他所看见的广州：“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搞破坏，抢走一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各处街道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反叛蛮子的声音……
现今走在花莲街头，遇到的每一个老人，都有可能是那“不惜代价以赎命逃脱”的南粤人后裔。可以想象，那真是一段遥远的旅途：他们从南雄和广州扶老携幼、跋山涉水，寻找一个距离屠杀现场最远最远的孤岛，并且决定从此以后，让这里成为自己子孙的故乡。
1851年的咸丰时期，花莲终于迎来了正式的开垦者——清代登岛的官吏面对这一片被瘴气充斥的蛮荒之地，找寻了很久，才定下了建城地点。他们在这里兴建起一座有围墙的府城，将重要的官署衙门包括淡水厅、布政使司、巡抚衙门，还有文庙、武庙、城隍庙、天后宫等都兴建其中，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仅仅过了30多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给日本，台湾成了日本第一个殖民地。日本帝国占领台湾几年后，随即施行“都市计划”，大肆拆除清帝国为防范日本人而设的传统城墙。
在日本人眼里，清代台湾巡抚刘铭传为花莲进行的开发还远远不够，甚至这里的村落还只有井水，没有自来水，大部分地方没有电灯，建筑又是几千年延续下来的，注重宗法伦理观而非实用价值。日本人为了建设一个“农业后方”，在花莲大兴土木的同时，还大量迁入侨民，在这里进行屯田式的开发——日本文化也就在这个时候开始入侵，比如为了符合迎接旭日的观点，村落都建成了“坐西朝东”式……
1945年，当那些刚刚打胜抗战，精疲力竭的中国军人登上台湾岛，看着眼前的情形时惊呆了：他们像今天的大陆游客一样，不断用眼睛寻找熟悉的中国元素，但却几乎见不到任何影子——台湾早已是一座充满日本文化的岛屿。中国元素哪里去了呢？经过日本人50年的统治，花莲的中国元素早已被掩埋起来，就像洪水吞没了亚特兰蒂斯一样，中国的基石还在台湾的脚下，只不过大多成了化石……
外省人 不能忘却的乡愁
1945年，中国行政长官公署的人马，曾直接住进了以前日本大官的官舍里。仅仅过了4年，他们的骄傲变成了狼狈——当蒋介石带着200万人败逃台湾时，大批携家带眷的中国人如难民般涌入花莲。尴尬的一幕就在这时出现了：许多曾在大陆叱咤风云的文官武将，因为人多为患，一时竟找不到合适的安身之地。
这些迁徙人群，后来获得了一个统一的名字：外省人。
后来的30年间，整个台湾都变成了一个建筑规划极其混乱的岛屿，德国《明镜》周刊甚至形容它近似“猪舍”。而在花莲的“外省人”记忆中，“铁轨”是当时重要的记忆一环：混乱的孩子群总是跟着火车奔跑，把火车上满载的甘蔗抽出来偷吃。
“外省人”其实就是“难民”的代名词。外省难民家庭，在流离中失去了一切附着于土地的东西，包括农地、房舍、宗祠、庙宇，还有附着于土地的乡亲和对于生存其实很重要的社会网络。正是因为失去了这一切，难民家庭的父母把所有的希望都孤注一掷地投在下一代的教育上，在他们心中，教育是唯一的救命稻草。
“外省人”龙应台回忆：“我这个难民的女儿，从小就不被要求做家事。吃完晚饭，筷子一丢，就要赶快潜回书桌，正襟危坐，摆出读书的姿态，妈妈去洗碗，爸爸把留声机转小声。背《古文观止》很重要，油米柴盐的事，母亲一肩挑。”
“外省人”李安的情感地图是这样纪录的：“我的成长，对我来讲是从花莲开始的，那是一个很单纯、泥土性很强，相当‘外省人’的一个环境。我父亲那个时候是花莲师范的校长，我读花莲师范附小，然后我父亲又帮那时候的蒋经国办了一个退休医官辅导会，以及一个退伍军人教育中心……花莲的岁月几乎是我最快乐的、最纯真的时光，我们班上大概有40个孩子，大部分都是像我这样的外省小孩，大家的国语都挺标准的，学校也不鼓励讲台湾话……”
“比人们想象的要更为激烈”，导演杨德昌如此形容这里的历史进程。当年逃台的一般百姓，比如商贩、企业家、厨师、公务员等，就落脚在像花莲这样的边缘乡村，或者城市卑微的巷弄中。一些有商业头脑的人干脆在路边搭起一长排像难民营一样的临时木屋，摆起地摊，卖起小吃、杂货糊口。到了1960年后，大部分有点办法的人对国民政府“没有想法”了之后，便陆陆续续移民欧美，到了80年代，当年住着中国人的那些房子大都人去楼空，残破凋败。
上世纪90年代，杨德昌拍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时，曾面向全台湾寻找古迹，但很多历史场景已灰飞烟灭，风流名士也已离开时代舞台的中心。最终只能自己重新搭建。小巷中带着大陆口音的小贩吆喝声，也早已随着时代变换悄悄消失了。杨德昌要找会讲大陆方言的“外省移民第二代”，扮演他们父辈们的角色，都非常不容易了……
平凡花莲 台湾最具生活气息的地方
令人吃惊的是，从80年代至今的30年间，花莲建设发生了蜕变。现今这里已成为台湾东部地区人口最稠密的地方，与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并称为“台湾五大重要都市生活圈”。
相比台北而言，花莲是座友善的城市，在公共空间、街道保存、文化资产保存等方面，它并不只注重高楼大路的肤浅外表，相反，它很人性化，是传统与现代和谐搭配的城市。
当地人说，真正的花莲不在市中心，而在乡下小镇。半夜12点，十字路口，一家24小时营业的小餐馆，就是花莲对生活最好的贡献。煎得金黄酥脆的油条、烤得松软喷香的烧饼、还有散发着清香的豆浆，整个小镇都沉浸在黑暗中，简陋的小店就像童话般存在，三更半夜，人们可以随时从幽黑寒冷的巷道走进这温暖明亮的地方。
还有那些无名街道，探访期间，我多次被它们迷倒：街道里有花边店，小女孩的蓬蓬裙，新娘的面纱，晚餐的桌巾，精致的手绢，演出结束时徐徐降下的舞台的幕布……它们都由花边组成。店主正忙着剪一块布，头也不抬，店铺好像在出售一个惊心动魄的美梦；大陆不多见的纽扣店在这里也能见到，纽扣从绿豆一样小的，到婴儿手掌一样大的，仿佛一个浪漫的艺术展览；转角处，一个老人坐在矮凳上，戴着老花眼镜，低头修一只断了跟的高跟鞋，地上一台收音机正放着缠绵的粤曲……
花莲有很多百年老树，如果是在偏僻的村落，树干上还总是缠着很多个东歪西倒的信箱，用生了锈的铁丝或一截电线草草绑着，上面涂着手写的号码“65李”、“24陈”……我曾经敲开过一个紧紧贴着老树的铁皮屋，木门打开了，一个老人就隔着纱窗门，小心地探头，看见我的相机，她张开嘴笑了。问她“这铁皮屋哪时建的”，她笑得一派天真，“太老了，不记得了。”我退后一步，看见门上涂着“1954”。“是这年建的吗？”她笑，“太老了，不记得了。”我举起相机，帮她拍了好几张照片，离开的时候她说她也想要一张，我说：“一定给你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