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已不惑之年，暑假离我越来越远，但它曾经带给我的快乐感觉却一直萦绕于心，未能忘怀。那时候作业不多，也没啥班可上，玩得纯粹、耍得够劲，真真贴着了孩子的天性。正因为有过这样的体验，闻知今年暑假期间在广西、湖北二地，竟先后有二个花季少年不堪拳脚和棍棒，命丧戒除网瘾的训练营和野外拉练的特训班，让我感到了一种深深的震撼。
　　另据近期媒体报道，更有不计其数的孩子，被病急乱投医的家长送进各种各样的“班”，在限制人身自由、藐视个人尊严的情形下，遭受电击、殴打、体罚等残酷手段“修理”。让人笑不出来的是，教官对学员拳打脚踢被称为“搏击”；学员违规遭电击惩罚被叫做“点现钱”。最让人揪心的是一个母亲的悲鸣：“从那(指被拉进治疗室电击)以后他再也不相信我了……我的心都碎了!”
　　聊起这些事情，我的一位从事中学心理辅导工作的亲戚，严斥重创孩子心灵的“电击疗法”等所谓“特殊手段”，直叹本该带给大家阳光的心理学，变味以后却给孩子带来了灭顶之灾!我则做了一个总结：家长够“蠢”，教官够“狠”，学校够“损”，孩子够“疹”，方法够“笨”。人可以通过可控的环境而被控制，进而发生转变，想来是有“理论根据”的。在行为主义心理学派的创始人之一B.F.斯金纳眼中，如果人有本质可言，那么，人的本质就在于他的条件反射能力，我们的一切行为都是强化的结果。倘若某些行为可以带来愉快的结果，人们常常就会重复这些行为，并会避免那些可以带来不愉快或痛苦后果的行为。延续这一思路，斯金纳设想可以发展出一种“行为技术”，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设计、引导和强化，使道德上的挣扎被好习惯所取代，以形成社会赞许的行为方式。借助这样的“良性控制”，可实现对人类的重塑，从而把一个乌托邦社会中的人训练成好公民。在这样的社会中，犯罪、侵略和剥削将不复存在。
　　这位斯金纳先生广为人知的一个惊人之举，是在其小女儿生命的头二年，经常把她关在他所发明的一种育儿箱里做实验。这个所谓的“空中摇篮”是一个隔音的箱子，有一扇窗，并提供过滤的湿润空气，还有很多设计好的便利。这个小女孩只有在安排的玩耍时间和吃饭时才能从箱子里出来。尽管人们普遍认为，斯金纳翻版研究老鼠和鸽子的实验设备来制作育儿箱并不现实，他也没有沿着原来的研究路线把实验做下去，但他后来说道：“至少，在这个箱中，我的女儿6岁前都没有得过感冒。”可不妙的是，她的免疫系统功能因此而变得异常微弱。行为主义不只是停留在哲学观念上，它常常还被视作改变人的行为模式的一种方法。然而，基于条件反射作用的“行为技术”一旦被滥用，很快就会变成恶性控制，甚至酿成悲剧。
　　根据英国作家安东尼·伯恩斯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发条橙》(1971年)，就真切地反映了技术所导致的人性丧失，展现了一个让人感到毛骨悚然的行为技术图景。它讲的是在不远的未来社会里，一个叫做亚历克斯的“问题少年”因滋事并过失杀人而被送进了监狱。一位只关心降低犯罪率的长官视察牢房时宣称：“不久以后我们需要整座监狱关押政治犯——所有的普通犯人最好在纯治疗的基础上加以改造。惩罚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将让他们脱胎换骨!”为缩短刑期，亚历克斯自愿为一项“厌恶疗法”充当志愿者。疗法很简单：先注射某种药物，使其产生“心智麻痹”——深深的恐惧和无助感；随后，强迫他且不转睛地观看各种令人发指的色情、暴力影片，以使其对色情、暴力在生理上产生条件反射式的恶心。最后，这个小混混终于被“改造”成了一个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并且绝不会危害社会的“新人”。然而，当亚历克斯曾经所施恶的人们都对他施予了同样的恶时，他却毫无反抗的能力，续演了一幕“善恶有报”的循环式惨剧。
　　《发条橙》实际上是以科幻的手法来检视现代问题，其对于条件反射疗法的讥讽显而易见，所要表达的主题也非常明晰：条件反射成为社会所施加的报复，它与在接受治疗前所犯的罪行一样残酷，一个人因为接受条件反射而在任何情况下都“弃恶扬善”是立不住脚的；有时候所谓的“社会正义”，倒有可能会像它试图加以惩罚的罪行一样糟糕，甚而失去控制，酿成更大的悲剧!尤为耐人寻味的是，科学的条件反射疗法反倒让亚历克斯成了社会的弃儿，他与他曾经的铁哥们以及家人的关系，也蜕变成了一种充满敌意、仇恨和相互抛弃的关系。
　　英国著名社会学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前院长安东尼·吉登斯提出，我们应该谨慎对待关于青年犯罪的道德恐慌。年轻人的许多越轨行为，诸如反社会行为和不遵从行为，或许可以视作不良行为，但并不是真正的犯罪。也有批评者称：英国早些时候所颁布的《反社会行为条令》，将使在许多人看来属于成长过程中正常现象的琐碎平常的临界行为“被犯罪化”。
　　
　　(张小宁　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