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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条的底特律正吸引着中国买家试图抄底楼市，但底特律并不是个案。人口结构的变化使美国制造业从传统的五大湖区，搬向生产要素更经济的南方，随之离开的甚至包括从小学到高中的教育系统。全球化产业链带来的资本与劳动力转移正加速这一进程。要么转型，要么死。
没有人想效仿把自己禁锢在汽车制造业的底特律。加州的圣何塞试图基于传统的半导体工业发展搜索与导航产业；得克萨斯的圣安东尼奥正着力把军事医疗领域的人才优势转化成医疗产业；而芝加哥更是借助互联网将自己在水陆的交通枢纽优势迅速升级。
值得一提的是，这新一轮转型，并非简单的腾笼换鸟式产业升级，而是政府所在的公共领域、商业所在的私人领域，以及大量研究机构、非营利机构等社会组织展开对话，一起寻找城市在全球化中的优劣势并着力打造综合方案。
2012年，芝加哥前市长戴利（Richard Daley）与摩根大通、布鲁金斯学会共同发起全球城市倡议（Global City Initiative，简称GCI），即立足于对美国大都会圈的经济发展规划进行定量研究，并促进美国城市与全球城市进行商业对话，以使美国的城市更加积极地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改变。
位于中西部的芝加哥在美国制造业外迁的过程中就以Global City的理念实现了转身。
金融危机后，芝加哥的失业率从2007年四季度的4.9%，迅速攀升至2010年一季度的9.7%，远高于当时美国平均水平的8.4%。而早在1980年，当地人口普查比上一次普查时的数据环比就降低了10.7%，原因是大量人口搬至南部地区或郊区。时任市长戴利的区域性经济发展理念拉动城市人口在2000年稍有回升，但2010年最新普查显示人口只有269万。要知道1950年时，芝加哥城市人口曾达到峰值362万。
不过，从企业家的眼中，看到的却是一个向新经济迅速转型的芝加哥。
“确实，GDP跟我们行业的利率润几乎构成90%的相关性，然而，如果仅仅着眼于悲观的宏观经济层面，那是错的！”总部设在芝加哥、美国最大酒店投资集团之一的Strategic Hotels & Resorts主席兼总裁盖乐（Laurence Geller）对《财经》记者说。
在城市转型中，最重要的着力点是城市要了解其优势和缺陷，以及为了巩固和利用优势，在未来10年甚至30年内应该做些什么。“令人吃惊的是，很多城市并不花功夫去了解自己的优势，结果它们不是发展错了方向就是发展了太多方向，最终失去潜力。”摩根大通的企业责任事务主管舍尔（Peter Scher）对《财经》记者说。
对于芝加哥来说，最大的优势莫过于其地理位置。戴利对《财经》记者说，“环顾芝加哥所在的美国中西部地区，人们通常想到的是农业和制造业。但这些都需要水资源的支持，所以这才是我们最大的资产。”坐拥美国制造业大工厂与五大湖区大农场，芝加哥连接着湖运与密西西比河的河运，同时它也是东海岸纽约与西海岸洛杉矶之间铁路网和公路网的交通枢纽。
虽然芝加哥的制造业同美国其他地区一样遭遇大规模外迁，但由于抓住了地理优势，芝加哥找到新的定位——物流中转中心并向此目标转型。
政府在城市转型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戴利认为，政府的角色就是创造一个对商业友善的环境，才能吸引投资，同时，“城市人口对政治与经济的权利要求不断增加，因此市长、州长、非营利性机构和私人部门应该一同参与，对经济发展、城镇化以及大家所犯的错误进行讨论。”戴利说。
公私合营是戴利任内的标志性政策之一。他在任内通过国际招投标，吸引私人资本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由于芝加哥的新定位是物流中转中心，大物流公司因此增加了对基础设施的投资。
Center Point Properties（下称CPP）是芝加哥地区最大的物流公司，在密西西比河沿岸拥有众多优质资产。“虽然房地产市场总体价值在缩水，但是作为交通枢纽物流港的资产价值却在上升，因此我们增加了对这些领域的投资。”CPP的主席费舍（Paul Fisher）对《财经》记者说，“不论是基建还是市政设施，之后会有更多公私合营的商业模式，这是一个趋势，会引发更多的投资。”
芝加哥的另一个优势是拥有百余年商业文化的历史。虽然这座城市以制造业闻名全球，但常常被人忽视的是，它也是美国三大商业中心之一，拥有活跃的商业、广告、媒体、物流和金融所组成的商业圈。特别是发达的风险投资与私募基金市场，能在银行信贷收窄时，为初创型企业和具有新商业模式的企业提供大量资金。
最成功的案例也许是发家于芝加哥的团购集团——Groupon。Groupon创始人列夫科夫斯基（Eric Lefkofsky）的骨子里烙印着芝加哥的贸易基因，作为IT泡沫时代的幸存者，他始终琢磨着用什么方式把互联网技术嫁接进贸易圈子。
在Groupon之前，列夫科夫斯基先后创立过基于互联网的产品促销公司、货运公司，融合广告与媒体策划的MediaBank等等。在一系列试错之后，他的老部下Andrew Mason冒出了搞团购网站的点子，列夫科夫斯基马上就给了他100万美元作为种子资金。
做出这样的选择并非偶然，芝加哥风险投资圈的文化就是锁定投资对象所能带来的收入，而非硅谷那般对技术是否超前痴迷般地追逐。
列夫科夫斯基对《财经》记者说：“我们看中的是芝加哥原本就是一个物流、广告和印刷品行业中心，芝加哥的商业传统和资金支持，为技术与商业的有效结合提供了土壤。”
并不是所有的城市在转型中，对自己的优劣势都有清楚的了解。
传统的路径依赖往往使当局者迷，而专业的旁观者却可能提供清晰的视野。2012年，舍尔找到了布鲁金斯学会，因为这个政策研究机构拥有大量数据，可以展开对大都会经济的定量研究，帮助美国城市在全球化过程中进行定位。戴利也正好在2011年从芝加哥市长的位子上退下来，他带领芝加哥成功转型的经历同样具有说服力，三方一拍即合，发起全球城市倡议（GCI）。
就在那几年，全球慈善界正在讨论一种新的社会契约关系，即：企业不是简单地通过递上支票支持慈善事业以体现自己的社会责任，而是利用自身的资源更为主动地参与到社会工作中去。
一些金融和咨询机构也提出，不单单要给付费的客户提供服务，也要利用自己的数据、信息、理念和关系网络，为城市和社区的发展提出建议——城市发展得更好，大家才能共赢。同时，紧密地参与到全球化对城市带来的变革中，也能保持各大公司对经济风向的敏锐感觉。
在城市的转型中，各路资本都希望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但如何采集数据、进行城市优劣分析便是专业研究机构的看家本领。根据对全球40个地区的研究，布鲁金斯的GCI报告认为，要成为一个有全球影响力的城市，需要有全球视野的领导力、全球定位中的延续性、对全球变动的适应力、知识与创新文化以及全球交往能力等十项特征。在这十项标准的基础上，布鲁金斯对各城市量体裁衣。例如布鲁金斯学会认为，拉动休斯敦经济增长的源泉是能源和制造业，它建议休斯敦应把资本用于建设自己的强项，而非试图发展成为一个娱乐行业的资本中心。
研究数据进一步显示，休斯敦如进一步发展能源和制造业，缺少训练有素的劳动力。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滕森（Dale Mortensen）的劳动力结构分析说明，教育体系带来的美国劳动力结构错配正是美国经济转型困难的症结之一。
因此，GCI组织当地的大学、商界以及公共事务官员，共同商讨休斯敦面临的劳动力缺口，商议决定共同发起一个劳动力发展倡议，主要宗旨就是弥补现有劳动力素质和新增就业之间的技术差距。这个项目由休斯敦摩根大通主席Gina Luna和壳牌人力资源执行副主席Bruce Culpepper共同领导。他们将在2013年完成对休斯敦当地劳动力现状的调查，分析具体在哪些技能上存在差距，并研究短期和长期的发展规划，确认需要重点培训的职业领域。最终，计划将在2014年展开。
无独有偶，类似的劳动力结构改善计划也在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等多地展开。在遭受过卡特里亚飓风摧毁的新奥尔良，重建的蓝图是在原有能源产业之外，发展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并据此完全重建自己的教育系统。这项决定同样是在包括政府、私人部门、大学、幼儿园到高中的教育系统、非政府组织以及非营利机构之间达成共识，而非政府主导。
履新时不满35岁的圣安东尼奥市长卡斯特罗（Julian Castro），迷人外表下的拉丁血统代表着这个城市人口结构中63.2%的拉丁裔族群。他在2010年发起了名为“咖啡厅大学”的一站式服务中心，为该市所有学生提供关于大学招生、金融补贴以及应试准备等指导，从而更好地改善当地劳动力素质。
圣安东尼奥正在从军事小镇和旅游小镇转型成为包括医疗产业、金融产业在内的多元化经济体。“我的任务就是为圣安东尼奥提供更好的基础服务。”卡斯特罗对《财经》记者说。GCI项目也在研究报告中关注到这座小城，并论证政府应该结合当地的优势，投资教育等基建。
“我们也在帮助洛杉矶、波特兰等城市制定新贸易改革。”布鲁金斯高级研究员Alan Berube对《财经》记者说，“但从研究到政策讨论、制定和执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新兴市场国家的城市正在成为全球贸易、金融、技术与人才的中心。英国拉夫堡大学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上海成为全球十大金融中心之一，并且是全球第七大贸易中心，北京紧随其后位列第12名。布鲁金斯学会在研究中进一步发现，全球300个都会圈不仅在2012年占据了全球51%的经济增长，而且还呈现出明显的相互依存性。
这些研究让美国领导者意识到，必须进一步增强全球影响力，借助高等教育的吸引力、多元化移民的优势、完善的资本市场以及国际化的产品渠道，大力推动自己的全球关系网络，提高自身的资本、商品与技术配置效率——这也正是GCI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随着加州与南卡州等美国贸易与制造业中心纷纷在上海开设办公室，GCI正试图让政府、企业与公民社会共同参与的理念，被全球更多城市接纳，包括中国的北京、上海等。“在理解全球经济变化的动力中，很多城市遇到困难。”舍尔对《财经》记者说，“芝加哥也承认，必须与区域中的其他城市合作，自己的竞争对手并不是美国其他城市，而是全球的城市。”
没有人想效仿把自己禁锢在汽车制造业的底特律。加州的圣何塞试图基于传统的半导体工业发展搜索与导航产业；得克萨斯的圣安东尼奥正着力把军事医疗领域的人才优势转化成医疗产业；而芝加哥更是借助互联网将自己在水陆的交通枢纽优势迅速升级。
值得一提的是，这新一轮转型，并非简单的腾笼换鸟式产业升级，而是政府所在的公共领域、商业所在的私人领域，以及大量研究机构、非营利机构等社会组织展开对话，一起寻找城市在全球化中的优劣势并着力打造综合方案。
2012年，芝加哥前市长戴利（Richard Daley）与摩根大通、布鲁金斯学会共同发起全球城市倡议（Global City Initiative，简称GCI），即立足于对美国大都会圈的经济发展规划进行定量研究，并促进美国城市与全球城市进行商业对话，以使美国的城市更加积极地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改变。
公私合营
位于中西部的芝加哥在美国制造业外迁的过程中就以Global City的理念实现了转身。
金融危机后，芝加哥的失业率从2007年四季度的4.9%，迅速攀升至2010年一季度的9.7%，远高于当时美国平均水平的8.4%。而早在1980年，当地人口普查比上一次普查时的数据环比就降低了10.7%，原因是大量人口搬至南部地区或郊区。时任市长戴利的区域性经济发展理念拉动城市人口在2000年稍有回升，但2010年最新普查显示人口只有269万。要知道1950年时，芝加哥城市人口曾达到峰值362万。
不过，从企业家的眼中，看到的却是一个向新经济迅速转型的芝加哥。
“确实，GDP跟我们行业的利率润几乎构成90%的相关性，然而，如果仅仅着眼于悲观的宏观经济层面，那是错的！”总部设在芝加哥、美国最大酒店投资集团之一的Strategic Hotels & Resorts主席兼总裁盖乐（Laurence Geller）对《财经》记者说。
在城市转型中，最重要的着力点是城市要了解其优势和缺陷，以及为了巩固和利用优势，在未来10年甚至30年内应该做些什么。“令人吃惊的是，很多城市并不花功夫去了解自己的优势，结果它们不是发展错了方向就是发展了太多方向，最终失去潜力。”摩根大通的企业责任事务主管舍尔（Peter Scher）对《财经》记者说。
对于芝加哥来说，最大的优势莫过于其地理位置。戴利对《财经》记者说，“环顾芝加哥所在的美国中西部地区，人们通常想到的是农业和制造业。但这些都需要水资源的支持，所以这才是我们最大的资产。”坐拥美国制造业大工厂与五大湖区大农场，芝加哥连接着湖运与密西西比河的河运，同时它也是东海岸纽约与西海岸洛杉矶之间铁路网和公路网的交通枢纽。
虽然芝加哥的制造业同美国其他地区一样遭遇大规模外迁，但由于抓住了地理优势，芝加哥找到新的定位——物流中转中心并向此目标转型。
政府在城市转型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戴利认为，政府的角色就是创造一个对商业友善的环境，才能吸引投资，同时，“城市人口对政治与经济的权利要求不断增加，因此市长、州长、非营利性机构和私人部门应该一同参与，对经济发展、城镇化以及大家所犯的错误进行讨论。”戴利说。
公私合营是戴利任内的标志性政策之一。他在任内通过国际招投标，吸引私人资本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由于芝加哥的新定位是物流中转中心，大物流公司因此增加了对基础设施的投资。
Center Point Properties（下称CPP）是芝加哥地区最大的物流公司，在密西西比河沿岸拥有众多优质资产。“虽然房地产市场总体价值在缩水，但是作为交通枢纽物流港的资产价值却在上升，因此我们增加了对这些领域的投资。”CPP的主席费舍（Paul Fisher）对《财经》记者说，“不论是基建还是市政设施，之后会有更多公私合营的商业模式，这是一个趋势，会引发更多的投资。”
芝加哥的另一个优势是拥有百余年商业文化的历史。虽然这座城市以制造业闻名全球，但常常被人忽视的是，它也是美国三大商业中心之一，拥有活跃的商业、广告、媒体、物流和金融所组成的商业圈。特别是发达的风险投资与私募基金市场，能在银行信贷收窄时，为初创型企业和具有新商业模式的企业提供大量资金。
最成功的案例也许是发家于芝加哥的团购集团——Groupon。Groupon创始人列夫科夫斯基（Eric Lefkofsky）的骨子里烙印着芝加哥的贸易基因，作为IT泡沫时代的幸存者，他始终琢磨着用什么方式把互联网技术嫁接进贸易圈子。
在Groupon之前，列夫科夫斯基先后创立过基于互联网的产品促销公司、货运公司，融合广告与媒体策划的MediaBank等等。在一系列试错之后，他的老部下Andrew Mason冒出了搞团购网站的点子，列夫科夫斯基马上就给了他100万美元作为种子资金。
做出这样的选择并非偶然，芝加哥风险投资圈的文化就是锁定投资对象所能带来的收入，而非硅谷那般对技术是否超前痴迷般地追逐。
列夫科夫斯基对《财经》记者说：“我们看中的是芝加哥原本就是一个物流、广告和印刷品行业中心，芝加哥的商业传统和资金支持，为技术与商业的有效结合提供了土壤。”
专业机构介入
并不是所有的城市在转型中，对自己的优劣势都有清楚的了解。
传统的路径依赖往往使当局者迷，而专业的旁观者却可能提供清晰的视野。2012年，舍尔找到了布鲁金斯学会，因为这个政策研究机构拥有大量数据，可以展开对大都会经济的定量研究，帮助美国城市在全球化过程中进行定位。戴利也正好在2011年从芝加哥市长的位子上退下来，他带领芝加哥成功转型的经历同样具有说服力，三方一拍即合，发起全球城市倡议（GCI）。
就在那几年，全球慈善界正在讨论一种新的社会契约关系，即：企业不是简单地通过递上支票支持慈善事业以体现自己的社会责任，而是利用自身的资源更为主动地参与到社会工作中去。
一些金融和咨询机构也提出，不单单要给付费的客户提供服务，也要利用自己的数据、信息、理念和关系网络，为城市和社区的发展提出建议——城市发展得更好，大家才能共赢。同时，紧密地参与到全球化对城市带来的变革中，也能保持各大公司对经济风向的敏锐感觉。
在城市的转型中，各路资本都希望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但如何采集数据、进行城市优劣分析便是专业研究机构的看家本领。根据对全球40个地区的研究，布鲁金斯的GCI报告认为，要成为一个有全球影响力的城市，需要有全球视野的领导力、全球定位中的延续性、对全球变动的适应力、知识与创新文化以及全球交往能力等十项特征。在这十项标准的基础上，布鲁金斯对各城市量体裁衣。例如布鲁金斯学会认为，拉动休斯敦经济增长的源泉是能源和制造业，它建议休斯敦应把资本用于建设自己的强项，而非试图发展成为一个娱乐行业的资本中心。
研究数据进一步显示，休斯敦如进一步发展能源和制造业，缺少训练有素的劳动力。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滕森（Dale Mortensen）的劳动力结构分析说明，教育体系带来的美国劳动力结构错配正是美国经济转型困难的症结之一。
因此，GCI组织当地的大学、商界以及公共事务官员，共同商讨休斯敦面临的劳动力缺口，商议决定共同发起一个劳动力发展倡议，主要宗旨就是弥补现有劳动力素质和新增就业之间的技术差距。这个项目由休斯敦摩根大通主席Gina Luna和壳牌人力资源执行副主席Bruce Culpepper共同领导。他们将在2013年完成对休斯敦当地劳动力现状的调查，分析具体在哪些技能上存在差距，并研究短期和长期的发展规划，确认需要重点培训的职业领域。最终，计划将在2014年展开。
无独有偶，类似的劳动力结构改善计划也在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等多地展开。在遭受过卡特里亚飓风摧毁的新奥尔良，重建的蓝图是在原有能源产业之外，发展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并据此完全重建自己的教育系统。这项决定同样是在包括政府、私人部门、大学、幼儿园到高中的教育系统、非政府组织以及非营利机构之间达成共识，而非政府主导。
履新时不满35岁的圣安东尼奥市长卡斯特罗（Julian Castro），迷人外表下的拉丁血统代表着这个城市人口结构中63.2%的拉丁裔族群。他在2010年发起了名为“咖啡厅大学”的一站式服务中心，为该市所有学生提供关于大学招生、金融补贴以及应试准备等指导，从而更好地改善当地劳动力素质。
圣安东尼奥正在从军事小镇和旅游小镇转型成为包括医疗产业、金融产业在内的多元化经济体。“我的任务就是为圣安东尼奥提供更好的基础服务。”卡斯特罗对《财经》记者说。GCI项目也在研究报告中关注到这座小城，并论证政府应该结合当地的优势，投资教育等基建。
“我们也在帮助洛杉矶、波特兰等城市制定新贸易改革。”布鲁金斯高级研究员Alan Berube对《财经》记者说，“但从研究到政策讨论、制定和执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新兴市场国家的城市正在成为全球贸易、金融、技术与人才的中心。英国拉夫堡大学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上海成为全球十大金融中心之一，并且是全球第七大贸易中心，北京紧随其后位列第12名。布鲁金斯学会在研究中进一步发现，全球300个都会圈不仅在2012年占据了全球51%的经济增长，而且还呈现出明显的相互依存性。
这些研究让美国领导者意识到，必须进一步增强全球影响力，借助高等教育的吸引力、多元化移民的优势、完善的资本市场以及国际化的产品渠道，大力推动自己的全球关系网络，提高自身的资本、商品与技术配置效率——这也正是GCI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随着加州与南卡州等美国贸易与制造业中心纷纷在上海开设办公室，GCI正试图让政府、企业与公民社会共同参与的理念，被全球更多城市接纳，包括中国的北京、上海等。“在理解全球经济变化的动力中，很多城市遇到困难。”舍尔对《财经》记者说，“芝加哥也承认，必须与区域中的其他城市合作，自己的竞争对手并不是美国其他城市，而是全球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