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三、博文堂与文求堂——日本的收藏
说到博文堂的珂罗版帖册，今天在旧书市场上仍具有相当高的价值。主要用作书法范本的法帖一类，以精巧的珂罗版印刷后，附以缎装封面制成厚厚册页出版。上野本《唐拓十七帖》、大西本《澄清堂帖》、宋拓《甲秀堂帖》、罗振玉旧藏《集字圣教序》等大批帖册都出版了。王羲之《游目帖》、黄庭坚《王史二墓志稿》也以卷子装的形式出版。
博文堂主人原田悟朗，是战前搜集清朝及其周边流出书画的巨贾。这一事实在鹤田武良整理的(原田悟朗访谈——大正至昭和初期中国画收藏的奠立)中有详细记载。这次展出的苏东坡《李白仙诗卷》、米芾《草书四帖》，与战后离开日本的《寒食诗卷》，都在这篇回忆录中登场，并由此可知它们都因原田的指引而留存日本。
另外，文中也谈到原田的后盾，是政治家犬养木堂以及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他通过犬养木堂的介绍，与当时中国政权中枢，还有陈宝琛、宝熙、傅增湘、郭葆昌等结缘，筑起购藏书画的地盘。在木堂的介绍下，原田和大仓组驻北京总经理中根齐到过紫禁城，还亲眼看见清宫的书画收藏。
原田也提及木堂与内藤湖南保持联系的事情。收来的书画全都先经过内藤湖南目鉴。先前说过《寒食诗卷》和《游目帖》上有湖南的跋，而在内藤湖南全集中收录的《湖南文存》中，书画碑帖的跋文数量过百，其中并非全属原田收藏，但可以断定它们都经过原田之手。根据《湖南文存》可知，米芾《真迹三帖》、《乐兄帖》也是原田所搜得。
通过“犬养木堂——内藤湖南——原田博文堂”这一路线，很多名作传到了日本。
再说到田中庆太郎的文求堂，是战前闻名的旧书店，位于东京本乡饰有洋溢中国风味的琉璃瓦大厦，曾大量地买卖中国古籍。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有颇多类似非难的报道在中国大陆的杂志上刊载。文求堂作为郭沫若流亡时其中一处庇护所，是《两周金文辞大系》等郭氏代表作的出版地。1997年12月，北京文物出版社出版了《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当中微妙的内幕及来日文人的动静由此为人所知，非常有趣。这家文求堂与西部的博文堂的角色不相伯仲。
除此之外，还有名为林朗庵的收藏鉴定家。《书菀》第六卷第一号(1942年1月)的(日本现存唐宋名家墨迹举知)一文，便出自林氏之手。根据这篇文章，苏东坡《李白仙诗卷》、黄庭坚《王史二墓志稿》、《李白忆旧游诗》、张即之《李伯嘉墓志铭》、《宋司马温公告身》曾一度为林氏的秘藏，然后再介绍到《王史二墓志稿》、蔡襄《谢赐御书表》、《宋司马温公告身》带来了文求堂一事。这个记载恐怕是由于文求堂请林氏鉴识书画的缘故。跟西部博文堂和内藤湖南并立的，东部文求堂与林朗庵这一条流传路径，由此也为我们所知晓。
林朗庵是台北大收藏家兰千山馆林柏寿的外戚，鉴赏眼光之独到，世所罕见。钤有其收藏印的书画，我尚未见过存疑。他对文房四宝也具有渊博知识，日本的印材鉴赏活动也是以他主持的观石会为滥觞。现藏天理图书馆的《唐贤首大师致新罗义湘法师尺牍》，也曾经林氏所藏。
此次展出的黄庭坚《李白忆旧游诗卷》、王庭筠《幽竹枯槎图卷》，是溥仪从紫禁城带出品，杨仁恺记述它们在天津时代始离开溥仪之手。据说，包括这两卷在内的数十件作品，在天津时代就卖掉了。
书道博物馆藏颜真卿《自书告身》，据《书道》第二卷第二号载中村不折回忆，是经过北京的三菱于1930年7月从恭王府购入的。不折清楚地说明，当时为了给溥仪的复辟运动，也即清朝复兴运动筹备资金，它被恭王府抵押给北京三菱。名品流出的背景，这是其中一例。中村丙午郎证言，该次抵押的金额是三万日元。(书道研究三·三)。
四、“满洲国”的“建国”与瓦解
溥仪从紫禁城携出的书画，首先被运到天津，交由在《末代皇帝》中也有登场名叫张园的人保管。“满洲国”1934年成立后，这些书画又被运到当时的“新京”、今天的长春，保管在王宫所在的小白楼里。在天津有多少件，运往“满洲国”的又有多少件，都没有确切记录，也从未整理成正式的目录。日本战败后，短祚的“满洲国”也随之瓦解。
溥仪的胞弟溥杰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日语程度不俗。独身的溥杰，自然而然地成为“日满亲善”美名下政治联姻的对象。被选为其配偶的是嵯峨侯爵实胜的长女嵯峨浩。嵯峨家是与正亲町三条家有关系的名门，与皇室也属姻亲，这大概就是他们被强制安排联姻的主原。
“满洲国”的崩溃与王室一家仓促逃难，在这位浩夫人执笔的《流离的王妃》中有详细叙述。这部著作也成为名品散佚的间接证言。
8月10日，苏联飞机的轰炸伴随着空袭警报鸣笛声到来，苏联宣告参战。8月11日，溥杰被传召入宫，通告了苏联参战与从“新京”紧急撤退的事情。他被告知当晚深夜在新京火车站集合乘坐专车离开，并且要有与家族共存亡的觉悟。王室一家把存放在满洲中央银行的贵金属取出，就在慌乱中出发。
到了车站以后，难民纷纷赶到溥仪一行二百人的专车前。宪兵不断用枪托把紧抱车身不放的妇女和孩子们压倒一边，列车才这么开动了。
此次紧急又悲惨的逃难中，溥仪还是带出了书画，有传说数量达一百二十件，也有说是四箱八十件，这大概表明他对书画的难以割合。溥仪后来被苏军逮捕送到中国抚顺战犯收容所时，仍然不离身地带着乾隆帝珍玩的“乾隆宸翰”三联印，可见他对乾隆文墨趣味之心怀向往。
列车在朝鲜边境长白山脉与鸭绿江环抱的山间小村落通化县大栗子沟停顿。虽然想穿越国境进入朝鲜，但不知何故没有得到朝鲜驻军的许可，只得在矿山中简陋的宿舍暂时安顿下来。随即，15日听到日本天皇广播，获悉日本战败的消息。溥仪在17日宣布退位，“满洲国”就此终结。
供逃难的准备是一架仅容九人乘搭的小型飞机，只有溥仪、溥杰及他们的近侍能够搭乘，溥仪夫人婉容、浩夫人等被留下来。溥仪一行飞往奉天，即沈阳，本来计划在该处等待日本方面的联络，却被前来进攻的苏联军队所捕获。鲜于枢《御史箴卷》的张大干题识说的就是这件事。
这时从小白楼携出的书画也带来了几件，苏军把它们放进木箱里，和其他金银财宝一起没收了(《美的足迹》)。留在大栗子沟的一众，由于被卷入国共内战当中，加以日本军不甘战败，而落入到一言难尽的悲惨状况里。
结果，一部分书画被用作维持生活，又在混乱中再次四散。赵孟頫《红衣罗汉图》就是在大栗子沟的路上被丢弃，由解放军捡回的(《美的足迹》)。1960年，北京琉璃厂宝古斋未了位农民要出售一画卷，一看竟是赵孟頫的名作《水村图卷》。农民 自称是大栗子沟人。以八千元代价才好不容易把这件名作收回(《国宝沉浮录》)。
根据杨仁恺的调查，在一路带到沈阳的书画当中，包括《清明上河图》、《孝女曹娥碑》、欧阳询《仲尼梦奠帖》、张旭《古诗四帖》、怀素《论书帖》、欧阳修《诗文手稿》、徽宗《草书千字文》等。
留在小白楼宫中的书画毫无保护，任由散失，很多遭遇了悲剧的命运。以下根据杨仁恺《国宝沉浮录》中的记述，介绍其中几则。
“满洲国”的“国兵”们对书画的态度，从对其存在不以为意迅速变成任意掠夺，他们关心的主要是绘画。“国兵”大多是目不识丁的人，随意凭借是否有图画来判断作品的价值。打开卷轴以后，若是书法的话，就撕破丢在地上，恣意践踏；如果是绘画，就只取画心，把前后的引首和跋等切下丢弃。一件作品有时也会成为争夺的对象。鲜于枢《御史箴卷》的惨状就是那场悲剧的见证。现藏吉林省博物馆的苏东坡《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卷》开首一行裂损，李东阳的引首也遗失了。这是吉林省博物馆在1982年12月收回的。
1963年8月，北京琉璃厂荣宝斋来了一名求售一包残纸的青年。接待他的业务主任田宣生从那些残纸上认出了几方清内府御玺。那天，刚好杨仁恺到访荣宝斋，正在经理侯恺的床上午睡，田主任慌忙向他报告此事。两人仔细研究了残纸，合共三十七件书画中一件为米芾《苕溪诗卷》。把战前的照片拿在手上尝试复原，可见失去十行字，李东阳的篆书引首也没有了。
来卖东西的青年是哈尔滨人，翌年带着残纸再次前来，从他手上又救出了二十件作品。另外，1999年出版的《国宝沉浮录·增订本》当中，杨仁恺转载《羊城晚报》上关于这批残纸的记述，说明事情的来由。残纸的保管者丁征龙与张学良曾经结缘，据说还为这些残纸而丧命。
李公麟的代表作《三马图》被分割成三幅，画心与苏东坡题跋前半的一幅流到香港，苏跋的后半段在卖给荣宝斋的残纸中发现，现存故宫博物院中，而卷末的宋人和董其昌等跋则不知所踪。
至于《赵氏尺牍三帖》，赵孟頫和管道异的丢失了，只有赵雍的入藏故宫博物院。而张雨《自书诗帖》的上下册，上册张氏自书在1985年出现，由上海博物馆购得；下册杨维桢等人的跋在1988年出现，收进吉林省博物馆。
书画尽管伤痕累累，只要得以留存已属万幸。名叫金香惠的“国兵”，在家里匿藏七件书画。金氏原是地主阶级，这种出身在新中国成了批判的对象。据说金妻害-怕受到牵连，趁金氏不在时把书画都烧掉了。金氏的记忆中，有王羲之《二谢帖》、宋高宗《赐岳飞批答》、岳飞文天祥《合卷》、马和之《郑风》、陈容《六龙图》、沈周《画卷》、文征明《画卷》等七件。“国兵”王学安把掠夺来的书画埋在泥土中，掘出时绢本的四件已经腐烂至完全损毁，纸本的八件好不容易抢救回来。杜牧《张好好诗》和朱熹《城南唱和诗》也在此中，据说因为一面已经发霉，即使修复后也失去原有的墨气神采。“国兵”王恩庆一人收了四十四件书画，其中赵孟頫《三马图》辗转几人之手，终归纽约顾洛阜(John M.Crawford，Jr.)所有。刘国贤也得到三十八件，其中之一是林逋《行书自书诗卷》。
五、东北货
这种状况之下，小白楼的书画散落市中。长春在此后国共内战期间成为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的决战场，变得愈加混乱。
开始时候，带出的书画不论价值，就被装进麻袋里，按一袋多少钱来出售。该处很快成为京津古董商界人所共知之地方。专业商人一介入，价格就迅速被抬高了。传说北京的大店玉池山房马济川把最初遇见这些散逸书画时的情况，比喻为“就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其后，由于如此散逸的清官旧藏书画出现在东北地区，古董商通称之为“东北货”。尽管活跃其中的古董商人众多，但八家大店因结成了某种同业公会般的团体，被称为“八大公司”，他们包括：玉池山房马济川、墨缘阁马保山、墨古斋穆磻忱、博闻移郝宝初、文贞斋冯湛如、崇古斋李倬卿、丽生书店魏丽生、沈阳刘耀西。
收得最多东北货的商人是伦池斋的靳伯声、靳蕴清兄弟，据说合共有二十七件。作为上海博物馆建馆五十周年纪念活动的“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其中唐孙位的人物画《高逸图》就是从伦池斋买来的。上海博物馆以谢稚柳为首对它进行了鉴定，最后决定以三万元购入。但是仍受到了很大的批评，认为出价太高(《博物馆与收藏家》)。这家伦池斋与八大公司收去了几乎所有的东北货。这次展出的米芾《吴江舟中诗卷》，据中田勇次郎说是出自沈阳书肆，大概是八大公司中的刘耀西所收到，后来经过香港张文奎和张大干之手而远渡美国。
艾略特藏品中的清内府旧藏，除《行穰帖》之外还有柯九思《上京宫词卷》、俞和《临乐毅论》、沈粲沈度《合卷》，先由“国兵”带出，经八大公司之手流到上海、香港，再渡海至美国。
除八大公司以外大量收集东北货的人，有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郑洞国将军。在战乱中的长春，郑洞国得到了约二十件东北货。他支配着“满洲国”中央银行金库，似乎可以任意使用库存的黄金。虽然他手里的书画部分由其夫人带到上海，但大部分还是在解放军取得东北大战胜利的1948年，在长春投降之际被解放军所接收。接收的解放军一方并无足以判断它们价值的人，因此这些名作被接收之后便跟作战地图和军用文件等一起堆进仓库。后来当郑洞国重新得到全国政协委员、军委会国防委员地位之际，才向当时的文物局长郑振铎提出直接诉求，告知其书画下落。郑振铎闻之大惊，急命长春解放时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当时的沈阳军区司令部副政治委员周恒彻查事件。从郑洞国处得知，其中的超一级名品包括《唐摹王羲之一门书翰》、王蒙《太白山图》、胡瓌《卓歇图》等。在堆积如山的文件中找到名迹，然后收入辽宁省博物馆，时维1954年(《美的足迹》、《唐摹王羲之一门书翰流传》)。对于我等热爱书法的人而言，《王羲之一门书翰》在文件堆中埋没了六年，是难以置信的事情。北京文物出版社于1959年把这件剧迹以珂罗版精印出版，无疑也给中国带来巨大震撼。《行穰帖》与《王羲之一门书翰》的出现，对书法界来说是战后最大的新闻。
向八大公司购买东北货的头号人物，大概要数谭敬。谭敬(区斋)居住上海，是先施公司的大股东，后来移居香港。艾略特藏品中的赵孟頫《湖州妙严寺记》、《赵氏一门合札》、康里子山《梓人传》、柯九思《上京宫词》、《元明古德册》，顾洛阜藏品中的黄庭坚《廉颇蔺相如传卷》、耶律楚材《送刘满诗》，永青文库的黄庭坚《伏波神祠诗》，均为谭敬旧藏。
张大干的香港秘书朱省斋是谭敬的好友，《省斋读画记》中记载了那些藏品的略目。根据朱氏记述，谭敬收藏以宋元为主的书画作品有数十件。谭敬是金融界叱咤风云的人物，作为收藏家，也在鉴定家张启隆协助下搜集得以东北货为中心的一批精品，但由于涉嫌制作宋元“双胞”摹本而备受杨仁恺所指摘。
在《伏波神祠诗》上钤以“金匮室藏”、“陈氏仁涛”印的陈仁涛，曾任东北铁路局长，凭此身份得到几件东北货，并著有《金匮论古集》、《金匮藏画》、《故宫已佚书画目校注》等。《伏波神祠诗》从陈氏转到谭敬处，再经张大干之手进入永青文库。据朱省斋《艺苑谈往》证实，是由江藤涛雄长安庄的斡旋所致。
在巴黎、纽约、上海分别建有据点，并活跃于中国艺术品买卖的巨贾卢芹斋，也是从东北货中获取暴利的其中一人。卢的一位顾客是现仍健在纽约的王季迁。王季迁是苏州人，在上海跟随以鉴识精锐著名的收藏家吴湖帆学习。吴湖帆乃吴大激之孙、潘祖荫之婿。王氏战前在上海与德国人孔达(Victoria Contaq)合编《明清画家印鉴》，晋身此界权威。他和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徐邦达是同门弟子，解放前取道香港移居美国，成为美国的中国书画鉴赏界旗帜。1970年代卖出二十五件宋元绘画予大都会美术馆，其中十件是东北货。
(待续)
说到博文堂的珂罗版帖册，今天在旧书市场上仍具有相当高的价值。主要用作书法范本的法帖一类，以精巧的珂罗版印刷后，附以缎装封面制成厚厚册页出版。上野本《唐拓十七帖》、大西本《澄清堂帖》、宋拓《甲秀堂帖》、罗振玉旧藏《集字圣教序》等大批帖册都出版了。王羲之《游目帖》、黄庭坚《王史二墓志稿》也以卷子装的形式出版。
博文堂主人原田悟朗，是战前搜集清朝及其周边流出书画的巨贾。这一事实在鹤田武良整理的(原田悟朗访谈——大正至昭和初期中国画收藏的奠立)中有详细记载。这次展出的苏东坡《李白仙诗卷》、米芾《草书四帖》，与战后离开日本的《寒食诗卷》，都在这篇回忆录中登场，并由此可知它们都因原田的指引而留存日本。
另外，文中也谈到原田的后盾，是政治家犬养木堂以及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他通过犬养木堂的介绍，与当时中国政权中枢，还有陈宝琛、宝熙、傅增湘、郭葆昌等结缘，筑起购藏书画的地盘。在木堂的介绍下，原田和大仓组驻北京总经理中根齐到过紫禁城，还亲眼看见清宫的书画收藏。
原田也提及木堂与内藤湖南保持联系的事情。收来的书画全都先经过内藤湖南目鉴。先前说过《寒食诗卷》和《游目帖》上有湖南的跋，而在内藤湖南全集中收录的《湖南文存》中，书画碑帖的跋文数量过百，其中并非全属原田收藏，但可以断定它们都经过原田之手。根据《湖南文存》可知，米芾《真迹三帖》、《乐兄帖》也是原田所搜得。
通过“犬养木堂——内藤湖南——原田博文堂”这一路线，很多名作传到了日本。
再说到田中庆太郎的文求堂，是战前闻名的旧书店，位于东京本乡饰有洋溢中国风味的琉璃瓦大厦，曾大量地买卖中国古籍。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有颇多类似非难的报道在中国大陆的杂志上刊载。文求堂作为郭沫若流亡时其中一处庇护所，是《两周金文辞大系》等郭氏代表作的出版地。1997年12月，北京文物出版社出版了《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当中微妙的内幕及来日文人的动静由此为人所知，非常有趣。这家文求堂与西部的博文堂的角色不相伯仲。
除此之外，还有名为林朗庵的收藏鉴定家。《书菀》第六卷第一号(1942年1月)的(日本现存唐宋名家墨迹举知)一文，便出自林氏之手。根据这篇文章，苏东坡《李白仙诗卷》、黄庭坚《王史二墓志稿》、《李白忆旧游诗》、张即之《李伯嘉墓志铭》、《宋司马温公告身》曾一度为林氏的秘藏，然后再介绍到《王史二墓志稿》、蔡襄《谢赐御书表》、《宋司马温公告身》带来了文求堂一事。这个记载恐怕是由于文求堂请林氏鉴识书画的缘故。跟西部博文堂和内藤湖南并立的，东部文求堂与林朗庵这一条流传路径，由此也为我们所知晓。
林朗庵是台北大收藏家兰千山馆林柏寿的外戚，鉴赏眼光之独到，世所罕见。钤有其收藏印的书画，我尚未见过存疑。他对文房四宝也具有渊博知识，日本的印材鉴赏活动也是以他主持的观石会为滥觞。现藏天理图书馆的《唐贤首大师致新罗义湘法师尺牍》，也曾经林氏所藏。
此次展出的黄庭坚《李白忆旧游诗卷》、王庭筠《幽竹枯槎图卷》，是溥仪从紫禁城带出品，杨仁恺记述它们在天津时代始离开溥仪之手。据说，包括这两卷在内的数十件作品，在天津时代就卖掉了。
书道博物馆藏颜真卿《自书告身》，据《书道》第二卷第二号载中村不折回忆，是经过北京的三菱于1930年7月从恭王府购入的。不折清楚地说明，当时为了给溥仪的复辟运动，也即清朝复兴运动筹备资金，它被恭王府抵押给北京三菱。名品流出的背景，这是其中一例。中村丙午郎证言，该次抵押的金额是三万日元。(书道研究三·三)。
四、“满洲国”的“建国”与瓦解
溥仪从紫禁城携出的书画，首先被运到天津，交由在《末代皇帝》中也有登场名叫张园的人保管。“满洲国”1934年成立后，这些书画又被运到当时的“新京”、今天的长春，保管在王宫所在的小白楼里。在天津有多少件，运往“满洲国”的又有多少件，都没有确切记录，也从未整理成正式的目录。日本战败后，短祚的“满洲国”也随之瓦解。
溥仪的胞弟溥杰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日语程度不俗。独身的溥杰，自然而然地成为“日满亲善”美名下政治联姻的对象。被选为其配偶的是嵯峨侯爵实胜的长女嵯峨浩。嵯峨家是与正亲町三条家有关系的名门，与皇室也属姻亲，这大概就是他们被强制安排联姻的主原。
“满洲国”的崩溃与王室一家仓促逃难，在这位浩夫人执笔的《流离的王妃》中有详细叙述。这部著作也成为名品散佚的间接证言。
8月10日，苏联飞机的轰炸伴随着空袭警报鸣笛声到来，苏联宣告参战。8月11日，溥杰被传召入宫，通告了苏联参战与从“新京”紧急撤退的事情。他被告知当晚深夜在新京火车站集合乘坐专车离开，并且要有与家族共存亡的觉悟。王室一家把存放在满洲中央银行的贵金属取出，就在慌乱中出发。
到了车站以后，难民纷纷赶到溥仪一行二百人的专车前。宪兵不断用枪托把紧抱车身不放的妇女和孩子们压倒一边，列车才这么开动了。
此次紧急又悲惨的逃难中，溥仪还是带出了书画，有传说数量达一百二十件，也有说是四箱八十件，这大概表明他对书画的难以割合。溥仪后来被苏军逮捕送到中国抚顺战犯收容所时，仍然不离身地带着乾隆帝珍玩的“乾隆宸翰”三联印，可见他对乾隆文墨趣味之心怀向往。
列车在朝鲜边境长白山脉与鸭绿江环抱的山间小村落通化县大栗子沟停顿。虽然想穿越国境进入朝鲜，但不知何故没有得到朝鲜驻军的许可，只得在矿山中简陋的宿舍暂时安顿下来。随即，15日听到日本天皇广播，获悉日本战败的消息。溥仪在17日宣布退位，“满洲国”就此终结。
供逃难的准备是一架仅容九人乘搭的小型飞机，只有溥仪、溥杰及他们的近侍能够搭乘，溥仪夫人婉容、浩夫人等被留下来。溥仪一行飞往奉天，即沈阳，本来计划在该处等待日本方面的联络，却被前来进攻的苏联军队所捕获。鲜于枢《御史箴卷》的张大干题识说的就是这件事。
这时从小白楼携出的书画也带来了几件，苏军把它们放进木箱里，和其他金银财宝一起没收了(《美的足迹》)。留在大栗子沟的一众，由于被卷入国共内战当中，加以日本军不甘战败，而落入到一言难尽的悲惨状况里。
结果，一部分书画被用作维持生活，又在混乱中再次四散。赵孟頫《红衣罗汉图》就是在大栗子沟的路上被丢弃，由解放军捡回的(《美的足迹》)。1960年，北京琉璃厂宝古斋未了位农民要出售一画卷，一看竟是赵孟頫的名作《水村图卷》。农民 自称是大栗子沟人。以八千元代价才好不容易把这件名作收回(《国宝沉浮录》)。
根据杨仁恺的调查，在一路带到沈阳的书画当中，包括《清明上河图》、《孝女曹娥碑》、欧阳询《仲尼梦奠帖》、张旭《古诗四帖》、怀素《论书帖》、欧阳修《诗文手稿》、徽宗《草书千字文》等。
留在小白楼宫中的书画毫无保护，任由散失，很多遭遇了悲剧的命运。以下根据杨仁恺《国宝沉浮录》中的记述，介绍其中几则。
“满洲国”的“国兵”们对书画的态度，从对其存在不以为意迅速变成任意掠夺，他们关心的主要是绘画。“国兵”大多是目不识丁的人，随意凭借是否有图画来判断作品的价值。打开卷轴以后，若是书法的话，就撕破丢在地上，恣意践踏；如果是绘画，就只取画心，把前后的引首和跋等切下丢弃。一件作品有时也会成为争夺的对象。鲜于枢《御史箴卷》的惨状就是那场悲剧的见证。现藏吉林省博物馆的苏东坡《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卷》开首一行裂损，李东阳的引首也遗失了。这是吉林省博物馆在1982年12月收回的。
1963年8月，北京琉璃厂荣宝斋来了一名求售一包残纸的青年。接待他的业务主任田宣生从那些残纸上认出了几方清内府御玺。那天，刚好杨仁恺到访荣宝斋，正在经理侯恺的床上午睡，田主任慌忙向他报告此事。两人仔细研究了残纸，合共三十七件书画中一件为米芾《苕溪诗卷》。把战前的照片拿在手上尝试复原，可见失去十行字，李东阳的篆书引首也没有了。
来卖东西的青年是哈尔滨人，翌年带着残纸再次前来，从他手上又救出了二十件作品。另外，1999年出版的《国宝沉浮录·增订本》当中，杨仁恺转载《羊城晚报》上关于这批残纸的记述，说明事情的来由。残纸的保管者丁征龙与张学良曾经结缘，据说还为这些残纸而丧命。
李公麟的代表作《三马图》被分割成三幅，画心与苏东坡题跋前半的一幅流到香港，苏跋的后半段在卖给荣宝斋的残纸中发现，现存故宫博物院中，而卷末的宋人和董其昌等跋则不知所踪。
至于《赵氏尺牍三帖》，赵孟頫和管道异的丢失了，只有赵雍的入藏故宫博物院。而张雨《自书诗帖》的上下册，上册张氏自书在1985年出现，由上海博物馆购得；下册杨维桢等人的跋在1988年出现，收进吉林省博物馆。
书画尽管伤痕累累，只要得以留存已属万幸。名叫金香惠的“国兵”，在家里匿藏七件书画。金氏原是地主阶级，这种出身在新中国成了批判的对象。据说金妻害-怕受到牵连，趁金氏不在时把书画都烧掉了。金氏的记忆中，有王羲之《二谢帖》、宋高宗《赐岳飞批答》、岳飞文天祥《合卷》、马和之《郑风》、陈容《六龙图》、沈周《画卷》、文征明《画卷》等七件。“国兵”王学安把掠夺来的书画埋在泥土中，掘出时绢本的四件已经腐烂至完全损毁，纸本的八件好不容易抢救回来。杜牧《张好好诗》和朱熹《城南唱和诗》也在此中，据说因为一面已经发霉，即使修复后也失去原有的墨气神采。“国兵”王恩庆一人收了四十四件书画，其中赵孟頫《三马图》辗转几人之手，终归纽约顾洛阜(John M.Crawford，Jr.)所有。刘国贤也得到三十八件，其中之一是林逋《行书自书诗卷》。
五、东北货
这种状况之下，小白楼的书画散落市中。长春在此后国共内战期间成为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的决战场，变得愈加混乱。
开始时候，带出的书画不论价值，就被装进麻袋里，按一袋多少钱来出售。该处很快成为京津古董商界人所共知之地方。专业商人一介入，价格就迅速被抬高了。传说北京的大店玉池山房马济川把最初遇见这些散逸书画时的情况，比喻为“就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其后，由于如此散逸的清官旧藏书画出现在东北地区，古董商通称之为“东北货”。尽管活跃其中的古董商人众多，但八家大店因结成了某种同业公会般的团体，被称为“八大公司”，他们包括：玉池山房马济川、墨缘阁马保山、墨古斋穆磻忱、博闻移郝宝初、文贞斋冯湛如、崇古斋李倬卿、丽生书店魏丽生、沈阳刘耀西。
收得最多东北货的商人是伦池斋的靳伯声、靳蕴清兄弟，据说合共有二十七件。作为上海博物馆建馆五十周年纪念活动的“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其中唐孙位的人物画《高逸图》就是从伦池斋买来的。上海博物馆以谢稚柳为首对它进行了鉴定，最后决定以三万元购入。但是仍受到了很大的批评，认为出价太高(《博物馆与收藏家》)。这家伦池斋与八大公司收去了几乎所有的东北货。这次展出的米芾《吴江舟中诗卷》，据中田勇次郎说是出自沈阳书肆，大概是八大公司中的刘耀西所收到，后来经过香港张文奎和张大干之手而远渡美国。
艾略特藏品中的清内府旧藏，除《行穰帖》之外还有柯九思《上京宫词卷》、俞和《临乐毅论》、沈粲沈度《合卷》，先由“国兵”带出，经八大公司之手流到上海、香港，再渡海至美国。
除八大公司以外大量收集东北货的人，有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郑洞国将军。在战乱中的长春，郑洞国得到了约二十件东北货。他支配着“满洲国”中央银行金库，似乎可以任意使用库存的黄金。虽然他手里的书画部分由其夫人带到上海，但大部分还是在解放军取得东北大战胜利的1948年，在长春投降之际被解放军所接收。接收的解放军一方并无足以判断它们价值的人，因此这些名作被接收之后便跟作战地图和军用文件等一起堆进仓库。后来当郑洞国重新得到全国政协委员、军委会国防委员地位之际，才向当时的文物局长郑振铎提出直接诉求，告知其书画下落。郑振铎闻之大惊，急命长春解放时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当时的沈阳军区司令部副政治委员周恒彻查事件。从郑洞国处得知，其中的超一级名品包括《唐摹王羲之一门书翰》、王蒙《太白山图》、胡瓌《卓歇图》等。在堆积如山的文件中找到名迹，然后收入辽宁省博物馆，时维1954年(《美的足迹》、《唐摹王羲之一门书翰流传》)。对于我等热爱书法的人而言，《王羲之一门书翰》在文件堆中埋没了六年，是难以置信的事情。北京文物出版社于1959年把这件剧迹以珂罗版精印出版，无疑也给中国带来巨大震撼。《行穰帖》与《王羲之一门书翰》的出现，对书法界来说是战后最大的新闻。
向八大公司购买东北货的头号人物，大概要数谭敬。谭敬(区斋)居住上海，是先施公司的大股东，后来移居香港。艾略特藏品中的赵孟頫《湖州妙严寺记》、《赵氏一门合札》、康里子山《梓人传》、柯九思《上京宫词》、《元明古德册》，顾洛阜藏品中的黄庭坚《廉颇蔺相如传卷》、耶律楚材《送刘满诗》，永青文库的黄庭坚《伏波神祠诗》，均为谭敬旧藏。
张大干的香港秘书朱省斋是谭敬的好友，《省斋读画记》中记载了那些藏品的略目。根据朱氏记述，谭敬收藏以宋元为主的书画作品有数十件。谭敬是金融界叱咤风云的人物，作为收藏家，也在鉴定家张启隆协助下搜集得以东北货为中心的一批精品，但由于涉嫌制作宋元“双胞”摹本而备受杨仁恺所指摘。
在《伏波神祠诗》上钤以“金匮室藏”、“陈氏仁涛”印的陈仁涛，曾任东北铁路局长，凭此身份得到几件东北货，并著有《金匮论古集》、《金匮藏画》、《故宫已佚书画目校注》等。《伏波神祠诗》从陈氏转到谭敬处，再经张大干之手进入永青文库。据朱省斋《艺苑谈往》证实，是由江藤涛雄长安庄的斡旋所致。
在巴黎、纽约、上海分别建有据点，并活跃于中国艺术品买卖的巨贾卢芹斋，也是从东北货中获取暴利的其中一人。卢的一位顾客是现仍健在纽约的王季迁。王季迁是苏州人，在上海跟随以鉴识精锐著名的收藏家吴湖帆学习。吴湖帆乃吴大激之孙、潘祖荫之婿。王氏战前在上海与德国人孔达(Victoria Contaq)合编《明清画家印鉴》，晋身此界权威。他和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徐邦达是同门弟子，解放前取道香港移居美国，成为美国的中国书画鉴赏界旗帜。1970年代卖出二十五件宋元绘画予大都会美术馆，其中十件是东北货。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