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带来新的时代命题，“个体道德挺立”的问题正在向“人们如何生活在一起”的伦理问题转变，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矛盾冲突明显。而这些，在天才诗人和精纯的诗歌这儿，总是不构成问题。因为诗人总是率先遭遇，也最先解决这些问题。诗人，至善的精灵，最为纯正的个体；诗歌，向来凝聚精神力量，目标明确地指向社会至善。缘此，这里推荐风荷《说诗》、熊魁《当时光把生命快递给我》、丛文《墓志铭》这三首诗。三者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因为它们不只标举主体德性提升，更是重心明确地指向社会至善。
　　首先，在急速变换的现实面前，诗人们依然积极维护诗性尊严。当代社会确实已进入“互联网+”的时代，电脑、手机、微信等媒介中，海量信息充斥其间，大众传播勃兴。同时，生产力已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如何利用眼前的社会资源成为时代命题；或可以说，生产与消费相对饱和，但后者大于前者，由此带来杂乱的社会生活。被推到舞台边缘，先锋不再先锋，诗人们的站姿和身段便值得关注。比如，《当时光把生命快递给我》就借用当下十分流行的“快递”来完成创作。“时光把生命快递给我，我签下送达的收条//在油盐酱醋茶中浸泡一番，从瓮缸里提出”，画面是生动活泼的。不过，在快递中加入“邮票”的意象，诗人所绘，似与当下的物流快递又略有不同，反而衬托了他们的“老迈”。迟疑的眼神、跟不上的脚步、失语的状态，明示诗人们必须反思。于是，诗歌后半部分大幅度的“返观内省”，目的在于回归原初安静的心灵，使我们看到了诗人维护诗神的决心——无论人心世俗如何变，诗歌仍有其至高的地位，诗性绝不失其尊严。
　　其次，无论主体（我）客体（物）如何博弈，仍有诗意永恒。《说诗》开首便说，“你一眼就瞥见了我的小”，断流的章节与独朵的浪花，总是显得气度不够。他赞美李清照的大胸襟、大情怀，于是他写，“诗可以是一只鸟，也可以是九省通衢”。可见，诗人主体与客观世界，小我与大境界之间，内在心灵与外部空间中，诗意隽永，诗性永恒。诗歌便成为重要的媒介，“爱或牙疼/都是波涛式的，直到最后——”，浓烈而不断裂。《当时光把生命快递给我》中写：“我因失敬畏心，无节制砍伐这么多文字/而成戴罪之身，注定会/以凋残的方式离开这个春天”，则意在表明，敬畏与洒脱之间，超越性的“爱”总会高高在上。丛文《墓志铭》则如在不废江河中，千山万壑间，强调那一个永恒做主的人。亦如王船山所言的“自然者天地，主持者人”，足够豪迈，绝对气派。
　　最后，诗人强势彰显主体革命。从个体到集体再到实体，实体到主体，需要完成两次辨证转换。单个诗人为精灵，诗人群体是精魂，作为最为敏感的主体，他们私人独语，却天然具有集群优势。一旦动用思考，他们的纯粹之思就会使之快速凝結成为高度客观、纯粹的伦理实体。不过，从实体到主体的自我建设，则需要耗费功夫，于是正如熊魁所写：“人都是这样被不断封口，投递，打开/再封口，再投递，再打开……”如此循环往复的精神历练，如同穿行在精神的大道之上，“离开这间穹窿结顶的出租屋/我不得不回到大地，回到母亲/那枚鲜红温润的子宫，那里是我永远的故乡”，最终复归的是伦理的精神家园。无论你经历何种沧桑，那独特的诗性体验，独立坚强的诗歌品格，公正、端庄的态度，总是必不可少的。
　　无论世界如何复杂多变，不管媒介如何植入渗透，哪怕时代早已娱乐至死；诗人们总将据居自己的内心，依然“得治所与，还治所与”（金岳霖语）。尽管遭遇冲击，光影暗淡，他们让而不退，既无怨言，更无怨心，只有自明明诚，诚心足愿。他们不仇视物质变迁，毫不消极堕落，只是自觉站在时代的相对高点，积极地做主客体之辨，主动完成由养成圣（狂）人的“极限体验”到协理社会的“关系理性”的思维转变。当下的情形是：自居中心，实不明智；退而失位，便为我所不允。所见三首诗，便集中反映了诗人的以上心理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