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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幸运，我没有考试，是保送去的清华大学。入学的时候，懵懵懂懂，从学校里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已经把这个世界看得很明白了，但是在清华的一件事情对我影响非常之大。
大学三年级的我，价值观、世界观是崩溃的
那就是我在大学三年级刚刚入学的时候，我亲爱的父亲突然之间离我而去。当时大姐发来的电报只有七个字：“父病危，速归速归！”我拿着书包就往火车站跑，十二点半就跳上了第一班去郑州的特快上。晚上九点多，火车到郑州，我根本没有时间去等公共汽车，我从郑州火车站跑回家里，就是希望能够见我父亲一眼。
但是到楼门口的时候，看到的是几个花圈。那时我已经非常绝望，仍然想象这不是我的父亲，我跑上四楼，敲开门，看到家里的花圈，看到我父亲的挽联，当时我很崩溃，我无法抑制我的感情。我的父亲在两天前下班的路上，被疲劳驾驶的出租车司机撞倒了，这个司机把我父亲送到医院急救室的时候，我父亲还只是昏迷。我们事后看记录，当时的血压130/80，脉搏62，都是正常的，我相信如果正常施救，我父亲会看到我今天。可是当时急救室里有一条规定，任何人如果到急救室，要先交500元钱押金才能施救。而在1987年，500元钱比现在五十万都难凑，当时这个司机开着车，花了四个半小时凑足了五百块钱，晚上十一点回到医院急救室的时候，我父亲脉搏已经没了。我难以想象，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发生在我们家身上，为什么让我承受这一切。大学三年级的我，所有的价值观、世界观是崩溃的。我多次半夜起来两三点跑到圆明园，直到把自己的体力在狂奔中消耗为尽，大哭一场，才能凌晨回到宿舍开始一天正常的生活。我想了很久很久，我父亲去世以后，我不再像以前一样觉得我只是简单的懵懵懂懂，简单的继续我的学业也许将来做一个科学家。
做学问是最浪漫、最梦寐以求的事情
上世纪80年代，我提前一年毕业，迫不及待走上社会。我的第一份工作你们也难以想象，是去香港经商，合同都签了，签了以后还没有履行合同就失效了，还没有就业就失业了。我想了一晚上，在清华大学学生宿舍七号楼三楼，决定出国留学，出去看看。我刚去美国的时候，很迷茫，曾经想转行，转计算机、转经济管理，我觉得我一定要好好孝敬我的母亲。想了很多，但没有想到，在科学研究这个殿堂里是如此之神妙，超乎你的想象。
1995年从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物理系拿到博士学位，尽管觉得自己已经基本上板上钉钉会去做学问了，我总希望自己不留遗憾。我去面试了几个位置，拿到了一个保险公司中国首席代表的位置，当时面试我的这几位面试官中有一位跟我讲，他说小施啊，你加盟我们，中国的保险法刚刚放开，我们进军中国市场，你转眼间就是六位数字的收入，然后你会是中国市场的开拓者。当时我是觉得很好玩，其实我去面试的主要目的是说服自己做学问，做科学是最浪漫的事情，最梦寐以求的事情。当你跟着自己的兴趣，真正凭自己的兴趣走一条路的时候，要坚定地走下去，不要被周围的人、事物轻易打动。对于我而言，从事科学研究这条路，我从来都觉得是一条正路，从来不会为周围的事物所打动、所打断。我也希望在座的各位，大家能够好好地走自己的路，不要轻易地被周围的价值观所牵引，尤其是不要轻易地以金钱论英雄的价值观所牵引。
我从来都觉得天底下没有过不去的难关
对我影响最大的当然是我的父亲，我也一直在想的是我父亲对我的期盼。博士毕业的时候，我想回国，其实我们这代学生，一度认为美国是一个美好、自由、完全民主的国家。实际上，我第一个梦想的破灭就是到美国之后，我在美国被抢过一次，我的车也被偷过一次。到美国之后一两年、两三年的经历让我开始能够比较客观地审视周围的环境和世界，让我的世界观重新稳定下来，甚至是回到了我父亲、母亲可能对我期盼的那种世界观的尺度里来。所以，1995年，我博士毕业，我想回国，我爱人仁滨问我，说你回国你能干啥？你只是博士毕业，中国也不缺你一个，也不差你这样的人。当时我就“答辩”，我说回国至少三件事我可以做：第一，我可以去我的中学当英文老师，也可以做数学老师，我还曾经是河南省数学竞赛第一名呢；如果我的中学不要我，我可以去做导游，我喜欢旅游，拿个小红旗带团，中文、英文讲解咱都可以；如果还不行的话，我开出租车总可以吧，北京街头我们的出租车司机多酷啊，侃大山、聊天，多豪爽，没问题，而且我又喜欢开车。我从来都觉得天底下没有过不去的难关，想开了，想清楚了，退一步海阔天空挺好的。但是毕竟我还有点不甘心，如果真要回来的话，我还想让自己往前走一步，因为我在用自己的才智为社会创造财富、用自己的力量推动社会前进，这是一种浪漫。
所以又做了博士后，从读博士后开始，1995年的春天一直到现在，我从事相对而言比较独立的科学生涯整整二十二年。
我想影响一批青年人，培养出优秀的创新型人才
如果你问我十年前回国什么目的，其实非常简单，我想影响一批青年人，我想培养最优秀的创新型青年人才。我们这么多优秀的中国学子到了国外，可是他们有多少能脱颖而出，这个比例非常小，所以当我在普林斯顿成为助理教授的时候，我越发觉得心里不平衡。当我去跨国的制药公司参观，接待我的、和我交谈的都是白人，而下面打工的是我们的北大、清华、复旦、交大，国内一流的名校的学生，他们的智力、能力、先天、学识，远远高于他们的雇主，可是他们很满足，非常遗憾。因为我们文化里面有一句话叫知足常乐，知足常乐用来对生活、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没错，但是我们这些其实接受了大学文化教育的、得到了一些特殊教育背景的中国人到了美国，到了海外，还是知足常乐，这就有大问题。
我一直在思考创新如何鼓励。我在中国长大，又在美国待了十几年，我总在比较其中的优劣。我在想美国教育的公平，是由公立大学保障的，但社会的卓越、科技的卓越，基本是由私立大学保障的，从西海岸的加州理工、斯坦福，到东海岸的普林斯顿、哈佛、耶鲁，超一流的这些学校都是私立的。对一个国家它的实力体现，国家安全保障是靠卓越，而这个卓越一定要用特殊的方式来保障，怎么做到呢？我们希望在我们美丽的西子湖畔——杭州創办中国第一所现代化、世界级、研究型的民办大学，这所大学名字就叫西湖大学。我相信到时候民办大学和我们的公立大学一样交相辉映，是对公立大学的重要补充，它们也同样为国家为社会培养高精尖的人才，将来过30年、50年，我们的后代能够对世界说，我们中国人做出了跟我们的民族的人口和我们的历史传统相配的贡献，推动世界文明的发展！
李雪源据央视综合频道《开讲啦》节目整理
大学三年级的我，价值观、世界观是崩溃的
那就是我在大学三年级刚刚入学的时候，我亲爱的父亲突然之间离我而去。当时大姐发来的电报只有七个字：“父病危，速归速归！”我拿着书包就往火车站跑，十二点半就跳上了第一班去郑州的特快上。晚上九点多，火车到郑州，我根本没有时间去等公共汽车，我从郑州火车站跑回家里，就是希望能够见我父亲一眼。
但是到楼门口的时候，看到的是几个花圈。那时我已经非常绝望，仍然想象这不是我的父亲，我跑上四楼，敲开门，看到家里的花圈，看到我父亲的挽联，当时我很崩溃，我无法抑制我的感情。我的父亲在两天前下班的路上，被疲劳驾驶的出租车司机撞倒了，这个司机把我父亲送到医院急救室的时候，我父亲还只是昏迷。我们事后看记录，当时的血压130/80，脉搏62，都是正常的，我相信如果正常施救，我父亲会看到我今天。可是当时急救室里有一条规定，任何人如果到急救室，要先交500元钱押金才能施救。而在1987年，500元钱比现在五十万都难凑，当时这个司机开着车，花了四个半小时凑足了五百块钱，晚上十一点回到医院急救室的时候，我父亲脉搏已经没了。我难以想象，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发生在我们家身上，为什么让我承受这一切。大学三年级的我，所有的价值观、世界观是崩溃的。我多次半夜起来两三点跑到圆明园，直到把自己的体力在狂奔中消耗为尽，大哭一场，才能凌晨回到宿舍开始一天正常的生活。我想了很久很久，我父亲去世以后，我不再像以前一样觉得我只是简单的懵懵懂懂，简单的继续我的学业也许将来做一个科学家。
做学问是最浪漫、最梦寐以求的事情
上世纪80年代，我提前一年毕业，迫不及待走上社会。我的第一份工作你们也难以想象，是去香港经商，合同都签了，签了以后还没有履行合同就失效了，还没有就业就失业了。我想了一晚上，在清华大学学生宿舍七号楼三楼，决定出国留学，出去看看。我刚去美国的时候，很迷茫，曾经想转行，转计算机、转经济管理，我觉得我一定要好好孝敬我的母亲。想了很多，但没有想到，在科学研究这个殿堂里是如此之神妙，超乎你的想象。
1995年从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物理系拿到博士学位，尽管觉得自己已经基本上板上钉钉会去做学问了，我总希望自己不留遗憾。我去面试了几个位置，拿到了一个保险公司中国首席代表的位置，当时面试我的这几位面试官中有一位跟我讲，他说小施啊，你加盟我们，中国的保险法刚刚放开，我们进军中国市场，你转眼间就是六位数字的收入，然后你会是中国市场的开拓者。当时我是觉得很好玩，其实我去面试的主要目的是说服自己做学问，做科学是最浪漫的事情，最梦寐以求的事情。当你跟着自己的兴趣，真正凭自己的兴趣走一条路的时候，要坚定地走下去，不要被周围的人、事物轻易打动。对于我而言，从事科学研究这条路，我从来都觉得是一条正路，从来不会为周围的事物所打动、所打断。我也希望在座的各位，大家能够好好地走自己的路，不要轻易地被周围的价值观所牵引，尤其是不要轻易地以金钱论英雄的价值观所牵引。
我从来都觉得天底下没有过不去的难关
对我影响最大的当然是我的父亲，我也一直在想的是我父亲对我的期盼。博士毕业的时候，我想回国，其实我们这代学生，一度认为美国是一个美好、自由、完全民主的国家。实际上，我第一个梦想的破灭就是到美国之后，我在美国被抢过一次，我的车也被偷过一次。到美国之后一两年、两三年的经历让我开始能够比较客观地审视周围的环境和世界，让我的世界观重新稳定下来，甚至是回到了我父亲、母亲可能对我期盼的那种世界观的尺度里来。所以，1995年，我博士毕业，我想回国，我爱人仁滨问我，说你回国你能干啥？你只是博士毕业，中国也不缺你一个，也不差你这样的人。当时我就“答辩”，我说回国至少三件事我可以做：第一，我可以去我的中学当英文老师，也可以做数学老师，我还曾经是河南省数学竞赛第一名呢；如果我的中学不要我，我可以去做导游，我喜欢旅游，拿个小红旗带团，中文、英文讲解咱都可以；如果还不行的话，我开出租车总可以吧，北京街头我们的出租车司机多酷啊，侃大山、聊天，多豪爽，没问题，而且我又喜欢开车。我从来都觉得天底下没有过不去的难关，想开了，想清楚了，退一步海阔天空挺好的。但是毕竟我还有点不甘心，如果真要回来的话，我还想让自己往前走一步，因为我在用自己的才智为社会创造财富、用自己的力量推动社会前进，这是一种浪漫。
所以又做了博士后，从读博士后开始，1995年的春天一直到现在，我从事相对而言比较独立的科学生涯整整二十二年。
我想影响一批青年人，培养出优秀的创新型人才
如果你问我十年前回国什么目的，其实非常简单，我想影响一批青年人，我想培养最优秀的创新型青年人才。我们这么多优秀的中国学子到了国外，可是他们有多少能脱颖而出，这个比例非常小，所以当我在普林斯顿成为助理教授的时候，我越发觉得心里不平衡。当我去跨国的制药公司参观，接待我的、和我交谈的都是白人，而下面打工的是我们的北大、清华、复旦、交大，国内一流的名校的学生，他们的智力、能力、先天、学识，远远高于他们的雇主，可是他们很满足，非常遗憾。因为我们文化里面有一句话叫知足常乐，知足常乐用来对生活、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没错，但是我们这些其实接受了大学文化教育的、得到了一些特殊教育背景的中国人到了美国，到了海外，还是知足常乐，这就有大问题。
我一直在思考创新如何鼓励。我在中国长大，又在美国待了十几年，我总在比较其中的优劣。我在想美国教育的公平，是由公立大学保障的，但社会的卓越、科技的卓越，基本是由私立大学保障的，从西海岸的加州理工、斯坦福，到东海岸的普林斯顿、哈佛、耶鲁，超一流的这些学校都是私立的。对一个国家它的实力体现，国家安全保障是靠卓越，而这个卓越一定要用特殊的方式来保障，怎么做到呢？我们希望在我们美丽的西子湖畔——杭州創办中国第一所现代化、世界级、研究型的民办大学，这所大学名字就叫西湖大学。我相信到时候民办大学和我们的公立大学一样交相辉映，是对公立大学的重要补充，它们也同样为国家为社会培养高精尖的人才，将来过30年、50年，我们的后代能够对世界说，我们中国人做出了跟我们的民族的人口和我们的历史传统相配的贡献，推动世界文明的发展！
李雪源据央视综合频道《开讲啦》节目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