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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公民的公共德性、法律意识、奉献精神、慈善行为和公民参与行为作为公共精神的测量指标，以黑龙江省H市的实地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数理统计分析方法，探讨东北地区公民公共精神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公民公共精神总体水平较高，但内部各维度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公共德性和公民参与行为维度得分较高，公民的慈善行为、法律意识和奉献精神维度存在一定缺陷。（2）公民的公共精神受到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社会威望和职业因素的影响，而性别、年龄、经济收入对公民的公共精神影响不显著。因此，需要完善社会制度、加强公民道德教育，培育和提升公民公共精神。
关键词：公共精神；公共德性；公民参与
中图分类号：D6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8）02 — 0005 — 05
当前，我国现代公民社会逐渐成型，但在社会转型期仍面临社会的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人的价值多元化、观念开放化、发展全面化等变革，公私领域分化进一步加剧。公民的公共精神既是实现和谐社会的思想道德基础，也是现代公民必须秉承和塑造的核心精神品质，它要求公民个体自觉养成利他的道德品质和利公的行为模式。但学者们普遍认为当前我国公民普遍缺乏公共精神，与发达国家差距巨大，严重影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多年来，国内学术界在公共精神的内涵与外延、培育与践行、应用与拓展等研究层面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但也存在基础理论研究薄弱、研究视域狭窄、实证研究欠缺、研究范式亟需转换等不足〔1〕，特别是在研究视角上对公共精神的影响因素研究较少，在研究方法上基于实证调查的研究比较欠缺，尤其针对东北地区的实证研究缺失。因此，本文试图以黑龙江省H市为研究样本，对东北地区公民的公共精神狀况进行测量，为培育和提升公民公共精神提供理论依据，以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
一、文献综述
公共精神内涵丰富，学者们主要从政治学和伦理学角度进行界定。首先，从政治学角度看，公共精神是公民的基本道德和价值观念。如有学者认为公共精神是现代公民社会中位于基本道德和政治价值层面的价值取向，包含民主、平等、秩序、公共利益、负责任等基本价值 〔2〕。也有人认为公共精神是公民关心和维护公共利益的意识和行为，包括政治平等、参与和责任、信任和宽容、团结和协作等核心价值 〔3〕。还有人认为公共精神是现代公民个体与社群在公共生活中应表现出的独立、公正、包容、理解、同情、责任、参与、奉献等价值观念 〔4〕。其次，从伦理学角度看，公共精神是公民的核心品质。如有人认为公共精神作为公民品质，包含公共理性、公共关怀、参与行动和对公共善的践履 〔5〕。还有人认为公共精神集中体现为一种公民关心并积极融入公共事务的参与精神 〔6〕。综上，学者们从政治学角度强调了公共精神的道德基础和政治价值，从伦理学角度强调了公共精神的具体内涵。
基于上述文献回顾，本文认为公共精神是一个内在意识与外在行为相一致的综合体，公民以公共利益为旨归，关心并自觉参与公共事务， 坚持社会公德，捍卫社会正义。公共精神主要包括公共德性、法律意识、奉献精神、慈善行为和公民参与行为五个维度。其中，公共德性是指存在于公民家庭和社会生活中的基本道德；法律意识是指公民的法律知识、意识和行为；奉献精神是指公民牺牲“私”利维护“公”利的行为；慈善行为是指公民在公共生活中对他人的关爱；公民参与行为是指公民在公共生活中对利益相关公共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
二、研究设计
（一）变量设置及测量
公共精神内涵丰富、概念抽象，本文将五个维度量化为19个具体问题进行测量。问卷围绕公共德性、法律意识、奉献精神、慈善行为和公民参与行为进行主体设计，对19个题项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法打分：答案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非常同意”，分别赋值1～5分。公共精神总体得分即五个维度得分均值相加求平均值，分值越高，表明公民的公共精神水平越高。
基于已有研究和调查实际情况，建立研究假设：公民的公共精神水平受个体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政治面貌、社会威望、职业因素等影响。为此，问卷中设置了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社会威望、经济收入、职业等问题来研究公共精神的影响因素。
（二）样本来源及特征
本文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于2016年5月至2016年7月对黑龙江省H市426位公民的实地抽样调查。H市是东北地区主要城市，政治、经济在区域内较发达，公民社会、公民意识发展程度相对较高，具有区域代表性。调查运用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发放问卷500份，回收455份，回收率91%，其中有效问卷426份，有效率93.6%。
本文使用SPSS19.0进行统计分析。采用克隆巴赫（Cronbach’s Alpha）系数值测量问卷各项目内部一致性程度，用因子分析法考量量表结构效度。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KMO=0.860，Bartlett球形度检验在0.01水平上显著（sig=0.000<0.01），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和Kaiser标准化最大方差法旋转，从19个题项中抽取出5个因子分别对应奉献精神、法律意识、公民参与行为、公共德性、慈善行为。量表Cronbach’s Alpha值为0.867，各题项载荷值在0.507～0.825之间，5个因子累积解释比例65.661%，表明5个因子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能较好地解释和测量公共精神。
调查样本具有以下特征：（1）性别比例接近，男性占59.9%，女性占40.1%。（2）年龄分布较合理，“18～35岁”占59.8%，“36～50岁”占33.0%，“50岁以上”占7.2%。（3）受教育程度较高，大学及以上学历占47.7%。（4）政治面貌以“无党派”居多，占43.2%，“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和“民主党派”分别占33.6%、23%和0.2%。（5）职业涵盖“干部、农、工、商、学”各行各业①，“工”和“干部”占比较高，分别为42.5%和22.8%，“农”和“商”占比较少，分别为6.1%和8.7%，“失业/待业/无业”占7.3%。表明该数据可靠性强，适合进行数理统计分析。 三、数据分析
（一）公民公共精神现状
调查表明，H市公民的奉献精神、法律意识、公民参与行为、公共德性、慈善行为五个维度的均值得分分别为3.28、3.59、4.10、4.46、3.95分，公共精神总体得分3.88分。说明公民公共精神总体水平较高，但五个维度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1）公共德性均值得分最高，为4.46分，标准差0.47。其中，公民在回答“在公共场合，您不会乱扔垃圾”时，“非常同意”和“同意”占96%；在回答“您能够做到尊老爱幼”时，得分为4.49分。表明公民普遍具有家庭和社会生活中的基本道德，重视并遵守公共道德规则，也证明中国近些年对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视已见成效。
（2）公民参与行为得分次高，为4.10分，标准差0.66。公民在回答“若污水处理厂建在您的社区周围，政府应该信息公开”时，“非常同意”和“同意”的占90.1%；当问及“若污水处理厂建在您的社区周围，必须经过您的同意”时，回答“非常同意”和“同意”的占83.8%。可见因全球化的全方位、快速化发展，公民主体意识、参与意识逐步提高，越来越多的公民能够积极参与到涉及自身的公共事务中，但深藏于公民内心的公私观念仍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其公共参与的意愿和行为。
（3）慈善行为得分偏低，为3.95分，标准差0.65。当问及“您会主动为希望工程捐款捐物”时，近三分之一的公民没有主动捐助意愿；而当问及“您会主动给有困难的人出资，帮他们渡过难关”时，回答“非常同意”和“同意”的占77.5%。说明多数公民具有一定的助人精神，但并未形成博爱精神所具有的普遍抽象的公共精神。
（4）法律意识得分更低，为3.59分，标准差0.88。当问及“当买到假冒产品时，您会通过法律途径维权”时，回答“非常同意”的只占25.8%；在回答“若发生经济纠纷，您会打官司”时，55.4%的受访者表示不会打官司；但“法律的作用非常重要”得分3.86分，高于法律意识的其他题项。显然，多数公民知道法律的重要性，但法律知识和法律意识淡薄，使用法律武器维权的意识和积极性不足。
（5）奉献精神得分最低，为3.28分，标准差0.96。当问及“若小区物业打算将广播音箱安置在您家窗外，您会乐意接受”时，得分只有2.95分。可见，多数公民没有足够的奉献精神，更重视自身利益。
（二）不同个体特征的公民公共精神状况
调查表明：公民公共精神状况存在个体特征差异：（1）性别方面，“男”得分为3.91分，“女”得分为3.83分，男性得分比女性高但差异不大。（2）年龄方面，“36～50岁”得分最高，为3.85分，“50岁以上”得分最低，为3.74分。公共精神得分在年龄上的差异可能是受不同年龄段公民在受教育程度、生活工作环境、价值观的形成和稳定性等方面存在差异的影响。（3）受教育程度方面，公民公共精神水平并未随受教育程度提高而提升，其中，“高中/中专/技校”得分最高，为3.99分，“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得分为3.72分，只略高于“小学及以下”。知识分子公共精神水平偏低可能与我国高等教育“偏科”有关。学校教育指向“专业成才”，忽视“精神成才”，并且随高等教育程度的深入，专才培养更甚，造成很多博士生的公共精神水平与小学生无异。同时，我国公民的公共精神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并不同步，具备较高文化水平的公民一般经济收入相对较高，把物质利益看得更重，利己主义更为明显，反而公共精神水平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4）政治面貌方面②，“中共党员”得分为3.92分，“团员”得分为3.99分，均比“无党派”的得分3.79分高。现实中，多数党员和团员确实具有更好的服务意识、大局意识、奉献意识等素质。（5）职业方面，从事不同职业的公民其公共精神状况存在一定差异。其中，“干部”得分最高，为3.96分，“农”得分最低，为3.70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两类从业人员在受教育程度、工作环境、生活环境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而前者所处的环境更易于培育较高水平的公共精神。
四、公民公共精神的影響因素分析
我们将公民的公共精神总体得分作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方差分析和相关分析，依次寻找公共精神的影响因素。
1.性别
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公民公共精神的总体状况进行性别的检验后发现，性别变量在公民的公共精神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表3显示：相伴概率0.085，大于显著水平0.05）。虽然男性和女性的公共精神得分存在差异，但不能说明性别因素对公民的公共精神水平存在显著影响。
2.年龄
年龄与公共精神的相关分析表明，年龄对公民的公共精神影响没有显著差异。表4分析结果显示，P值为0.051，大于显著性水平0.05。
3.经济收入
经济收入与公民的公共精神的相关分析表明，经济收入与公共精神之间存在弱正向相关。表4分析结果显示，相关系数为0.111，对应概率P值为0.022，小于0.05。但通过检验发现，公民的经济收入与其受教育程度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相关系数0.225）。因此，将受教育程度作为控制变量，进一步检验经济收入与公共精神之间的相关性。表5结果显示，相伴概率P值为0.424，大于0.05。说明经济收入和公共精神之间的相关性是由公民受教育程度上的差异造成的，同一文化程度上，不同的经济收入和公民的公共精神水平之间不存在相关性。
4.社会威望
社会威望与公民的公共精神的相关分析显示（详见表4），相关系数为0.303，对应概率P值为0.000，小于0.01。说明社会威望与公共精神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即公民的社会威望越高，公共精神水平也越高，公民所提出的意见会被社会多数人接受，容易成为意见领袖，在社会交往中会得到多数人尊重。但通过检验发现，社会威望和受教育程度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Eta系数为0.23）。因此，我们将受教育程度作为控制变量进一步检验社会威望与公共精神之间的相关性，发现二者之间的相关性较强（见表5），相关系数为0.302，相伴概率P值为0.000。因此，社会威望和公共精神之间的相关性不受公民的受教育程度上差异的影响，进一步说明了社会威望对公民的公共精神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5.受教育程度
受教育程度与公民的公共精神的相关分析表明，不同的文化程度对公民的公共精神具有显著差异。表6结果显示，F值为4.743，对应的概率P值为0.001，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6.政治面貌
政治面貌与公民的公共精神的相关分析表明，不同政治面貌的公民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表6结果显示，F值为4.270，对应的概率P值为0.005，小于显著水平0.01，因此政治面貌对公民的公共精神状况具有显著性影响。
7.职业
职业与公民的公共精神的相关分析表明，不同职业公民在公共精神得分上存在显著差异。表6结果显示，其方差检验的F值2.416，P值0.035，小于0.05，说明职业因素对公民的公共精神具有显著影响。
进一步运用LSD多重比较检验后发现（见表7），职业在公共精神得分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干部”和“农”、“学”、“失业/待业/无业”上的差异：“干部”的得分比“农”高0.26分，比“学”高0.17分，比“失业/待业/无业”高0.24分；还体现在“农”和“工”上的差异：“工”的得分比“农”高0.2分。
五、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基于上述调查数据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当前东北地区公民的公共精神总体水平较好，但各维度之间也存在差异。其中，公共德性方面的得分最高、情况最好，公民普遍具备家庭和社会生活中的基本道德，重视并能够遵守公共道德规则；在公民参与行为方面尚可，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的提高，使得公民普遍对于关乎自身利益的事务参与积极性较高，但内化于心的公私观念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公民公共参与的意愿和动机。然而，公共精神状况在法律意识、慈善行为和奉献精神等维度方面存在严重不足。公民法律意识比较淡薄，既不懂得维护自身权益，也无意识履行自身义务；公民缺少博爱精神，对陌生人和社会缺乏必要的关怀和责任；奉献精神淡化和缺失。
2.公共精神状况存在个体特征上的差异：（1）性别方面，男性比女性的得分高但差异不明显。（2）年龄方面，“36～50岁”的公民公共精神得分最高，“50岁以上”得分最低。（3）受教育程度方面，“高中/中专/技校”得分较高，“小学及以下”得分最低。（4）政治面貌方面，“中共党员”和“团员”的得分比“群众”高。（5）职业方面，“干部”得分最高，“农”得分最低。职业在公共精神得分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干部”和“农”、“学”、“失业/待业/无业”上以及“农”和“工”上的差異。
3.公民的公共精神受到教育程度、政治面貌、社会威望和职业因素的影响；但性别、年龄、经济收入等因素的影响不显著。经过统计分析，我们发现不同性别和年龄的公民的公共精神得分存在差异，但性别和年龄并不是公共精神的主要影响因素。在分析经济收入对公共精神的影响时发现，经济收入与公共精神之间的显著性相关是由于教育程度对经济收入产生的显著影响传递的，控制受教育程度变量后，经济收入对公共精神的显著性消失，因而可以确定单纯的经济收入差异不会影响公民的公共精神水平。
（二）培育和提升公民公共精神的建议
培育和提升公民公共精神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在制度上和思想上提供有力保障，注重公共德性、法律意识、奉献、慈善以及公共参与等各方面的培育和提升，使公民的公共精神在公民社会中回归“理性和真正的公共性”〔7〕。为此，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完善社会制度措施：一是转变政府职能，构建服务型政府，塑造政府良好形象；二是健全法律法规体系，进一步加强法制教育，提升公民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三是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四是完善基层自治组织，鼓励公民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实践，提高公民自治化程度；五是培育和发展各类民间组织及公共团体，尤其是志愿性社团组织，推动构建协调稳定的公民社会。
2.完善文化教育措施：一是重视社区教育，建构健康的公民教育体系；二是重视公德教育，打牢公共精神培育基础；三是重视培养公民的多元文化意识和政治认同感，丰富文化生活、涵养文化底蕴；四是发挥媒体、网络正向作用，宣传并强化公民社会的理念。
〔参 考 文 献〕
〔1〕李祥祥.近年来中国公共精神的研究谱系与前瞻导向〔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5）：30.
〔2〕谭莉莉.公共精神：塑造公共行政的基本理念〔J〕.探索，2002，（04）：53.
〔3〕笪素林.社会治理与公共精神〔J〕.南京社会科学，2006，（09）：92-93.
〔4〕袁祖社.“公共精神”：培育当代民族精神的核心理论维度〔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1）：108-110.
〔5〕刘鑫淼.公共精神：现代公民的核心品质〔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7，（06）：39-40.
〔6〕高石磊.中国社会公共精神的缺失与构建〔J〕.求实，2014，（06）：40.
〔7〕温振英，陈付龙.论我国公共精神生长的历史进路〔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03）：20.
〔责任编辑：张 港〕
关键词：公共精神；公共德性；公民参与
中图分类号：D6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8）02 — 0005 — 05
当前，我国现代公民社会逐渐成型，但在社会转型期仍面临社会的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人的价值多元化、观念开放化、发展全面化等变革，公私领域分化进一步加剧。公民的公共精神既是实现和谐社会的思想道德基础，也是现代公民必须秉承和塑造的核心精神品质，它要求公民个体自觉养成利他的道德品质和利公的行为模式。但学者们普遍认为当前我国公民普遍缺乏公共精神，与发达国家差距巨大，严重影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多年来，国内学术界在公共精神的内涵与外延、培育与践行、应用与拓展等研究层面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但也存在基础理论研究薄弱、研究视域狭窄、实证研究欠缺、研究范式亟需转换等不足〔1〕，特别是在研究视角上对公共精神的影响因素研究较少，在研究方法上基于实证调查的研究比较欠缺，尤其针对东北地区的实证研究缺失。因此，本文试图以黑龙江省H市为研究样本，对东北地区公民的公共精神狀况进行测量，为培育和提升公民公共精神提供理论依据，以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
一、文献综述
公共精神内涵丰富，学者们主要从政治学和伦理学角度进行界定。首先，从政治学角度看，公共精神是公民的基本道德和价值观念。如有学者认为公共精神是现代公民社会中位于基本道德和政治价值层面的价值取向，包含民主、平等、秩序、公共利益、负责任等基本价值 〔2〕。也有人认为公共精神是公民关心和维护公共利益的意识和行为，包括政治平等、参与和责任、信任和宽容、团结和协作等核心价值 〔3〕。还有人认为公共精神是现代公民个体与社群在公共生活中应表现出的独立、公正、包容、理解、同情、责任、参与、奉献等价值观念 〔4〕。其次，从伦理学角度看，公共精神是公民的核心品质。如有人认为公共精神作为公民品质，包含公共理性、公共关怀、参与行动和对公共善的践履 〔5〕。还有人认为公共精神集中体现为一种公民关心并积极融入公共事务的参与精神 〔6〕。综上，学者们从政治学角度强调了公共精神的道德基础和政治价值，从伦理学角度强调了公共精神的具体内涵。
基于上述文献回顾，本文认为公共精神是一个内在意识与外在行为相一致的综合体，公民以公共利益为旨归，关心并自觉参与公共事务， 坚持社会公德，捍卫社会正义。公共精神主要包括公共德性、法律意识、奉献精神、慈善行为和公民参与行为五个维度。其中，公共德性是指存在于公民家庭和社会生活中的基本道德；法律意识是指公民的法律知识、意识和行为；奉献精神是指公民牺牲“私”利维护“公”利的行为；慈善行为是指公民在公共生活中对他人的关爱；公民参与行为是指公民在公共生活中对利益相关公共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
二、研究设计
（一）变量设置及测量
公共精神内涵丰富、概念抽象，本文将五个维度量化为19个具体问题进行测量。问卷围绕公共德性、法律意识、奉献精神、慈善行为和公民参与行为进行主体设计，对19个题项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法打分：答案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非常同意”，分别赋值1～5分。公共精神总体得分即五个维度得分均值相加求平均值，分值越高，表明公民的公共精神水平越高。
基于已有研究和调查实际情况，建立研究假设：公民的公共精神水平受个体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政治面貌、社会威望、职业因素等影响。为此，问卷中设置了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社会威望、经济收入、职业等问题来研究公共精神的影响因素。
（二）样本来源及特征
本文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于2016年5月至2016年7月对黑龙江省H市426位公民的实地抽样调查。H市是东北地区主要城市，政治、经济在区域内较发达，公民社会、公民意识发展程度相对较高，具有区域代表性。调查运用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发放问卷500份，回收455份，回收率91%，其中有效问卷426份，有效率93.6%。
本文使用SPSS19.0进行统计分析。采用克隆巴赫（Cronbach’s Alpha）系数值测量问卷各项目内部一致性程度，用因子分析法考量量表结构效度。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KMO=0.860，Bartlett球形度检验在0.01水平上显著（sig=0.000<0.01），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和Kaiser标准化最大方差法旋转，从19个题项中抽取出5个因子分别对应奉献精神、法律意识、公民参与行为、公共德性、慈善行为。量表Cronbach’s Alpha值为0.867，各题项载荷值在0.507～0.825之间，5个因子累积解释比例65.661%，表明5个因子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能较好地解释和测量公共精神。
调查样本具有以下特征：（1）性别比例接近，男性占59.9%，女性占40.1%。（2）年龄分布较合理，“18～35岁”占59.8%，“36～50岁”占33.0%，“50岁以上”占7.2%。（3）受教育程度较高，大学及以上学历占47.7%。（4）政治面貌以“无党派”居多，占43.2%，“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和“民主党派”分别占33.6%、23%和0.2%。（5）职业涵盖“干部、农、工、商、学”各行各业①，“工”和“干部”占比较高，分别为42.5%和22.8%，“农”和“商”占比较少，分别为6.1%和8.7%，“失业/待业/无业”占7.3%。表明该数据可靠性强，适合进行数理统计分析。 三、数据分析
（一）公民公共精神现状
调查表明，H市公民的奉献精神、法律意识、公民参与行为、公共德性、慈善行为五个维度的均值得分分别为3.28、3.59、4.10、4.46、3.95分，公共精神总体得分3.88分。说明公民公共精神总体水平较高，但五个维度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1）公共德性均值得分最高，为4.46分，标准差0.47。其中，公民在回答“在公共场合，您不会乱扔垃圾”时，“非常同意”和“同意”占96%；在回答“您能够做到尊老爱幼”时，得分为4.49分。表明公民普遍具有家庭和社会生活中的基本道德，重视并遵守公共道德规则，也证明中国近些年对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视已见成效。
（2）公民参与行为得分次高，为4.10分，标准差0.66。公民在回答“若污水处理厂建在您的社区周围，政府应该信息公开”时，“非常同意”和“同意”的占90.1%；当问及“若污水处理厂建在您的社区周围，必须经过您的同意”时，回答“非常同意”和“同意”的占83.8%。可见因全球化的全方位、快速化发展，公民主体意识、参与意识逐步提高，越来越多的公民能够积极参与到涉及自身的公共事务中，但深藏于公民内心的公私观念仍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其公共参与的意愿和行为。
（3）慈善行为得分偏低，为3.95分，标准差0.65。当问及“您会主动为希望工程捐款捐物”时，近三分之一的公民没有主动捐助意愿；而当问及“您会主动给有困难的人出资，帮他们渡过难关”时，回答“非常同意”和“同意”的占77.5%。说明多数公民具有一定的助人精神，但并未形成博爱精神所具有的普遍抽象的公共精神。
（4）法律意识得分更低，为3.59分，标准差0.88。当问及“当买到假冒产品时，您会通过法律途径维权”时，回答“非常同意”的只占25.8%；在回答“若发生经济纠纷，您会打官司”时，55.4%的受访者表示不会打官司；但“法律的作用非常重要”得分3.86分，高于法律意识的其他题项。显然，多数公民知道法律的重要性，但法律知识和法律意识淡薄，使用法律武器维权的意识和积极性不足。
（5）奉献精神得分最低，为3.28分，标准差0.96。当问及“若小区物业打算将广播音箱安置在您家窗外，您会乐意接受”时，得分只有2.95分。可见，多数公民没有足够的奉献精神，更重视自身利益。
（二）不同个体特征的公民公共精神状况
调查表明：公民公共精神状况存在个体特征差异：（1）性别方面，“男”得分为3.91分，“女”得分为3.83分，男性得分比女性高但差异不大。（2）年龄方面，“36～50岁”得分最高，为3.85分，“50岁以上”得分最低，为3.74分。公共精神得分在年龄上的差异可能是受不同年龄段公民在受教育程度、生活工作环境、价值观的形成和稳定性等方面存在差异的影响。（3）受教育程度方面，公民公共精神水平并未随受教育程度提高而提升，其中，“高中/中专/技校”得分最高，为3.99分，“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得分为3.72分，只略高于“小学及以下”。知识分子公共精神水平偏低可能与我国高等教育“偏科”有关。学校教育指向“专业成才”，忽视“精神成才”，并且随高等教育程度的深入，专才培养更甚，造成很多博士生的公共精神水平与小学生无异。同时，我国公民的公共精神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并不同步，具备较高文化水平的公民一般经济收入相对较高，把物质利益看得更重，利己主义更为明显，反而公共精神水平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4）政治面貌方面②，“中共党员”得分为3.92分，“团员”得分为3.99分，均比“无党派”的得分3.79分高。现实中，多数党员和团员确实具有更好的服务意识、大局意识、奉献意识等素质。（5）职业方面，从事不同职业的公民其公共精神状况存在一定差异。其中，“干部”得分最高，为3.96分，“农”得分最低，为3.70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两类从业人员在受教育程度、工作环境、生活环境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而前者所处的环境更易于培育较高水平的公共精神。
四、公民公共精神的影響因素分析
我们将公民的公共精神总体得分作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方差分析和相关分析，依次寻找公共精神的影响因素。
1.性别
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公民公共精神的总体状况进行性别的检验后发现，性别变量在公民的公共精神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表3显示：相伴概率0.085，大于显著水平0.05）。虽然男性和女性的公共精神得分存在差异，但不能说明性别因素对公民的公共精神水平存在显著影响。
2.年龄
年龄与公共精神的相关分析表明，年龄对公民的公共精神影响没有显著差异。表4分析结果显示，P值为0.051，大于显著性水平0.05。
3.经济收入
经济收入与公民的公共精神的相关分析表明，经济收入与公共精神之间存在弱正向相关。表4分析结果显示，相关系数为0.111，对应概率P值为0.022，小于0.05。但通过检验发现，公民的经济收入与其受教育程度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相关系数0.225）。因此，将受教育程度作为控制变量，进一步检验经济收入与公共精神之间的相关性。表5结果显示，相伴概率P值为0.424，大于0.05。说明经济收入和公共精神之间的相关性是由公民受教育程度上的差异造成的，同一文化程度上，不同的经济收入和公民的公共精神水平之间不存在相关性。
4.社会威望
社会威望与公民的公共精神的相关分析显示（详见表4），相关系数为0.303，对应概率P值为0.000，小于0.01。说明社会威望与公共精神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即公民的社会威望越高，公共精神水平也越高，公民所提出的意见会被社会多数人接受，容易成为意见领袖，在社会交往中会得到多数人尊重。但通过检验发现，社会威望和受教育程度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Eta系数为0.23）。因此，我们将受教育程度作为控制变量进一步检验社会威望与公共精神之间的相关性，发现二者之间的相关性较强（见表5），相关系数为0.302，相伴概率P值为0.000。因此，社会威望和公共精神之间的相关性不受公民的受教育程度上差异的影响，进一步说明了社会威望对公民的公共精神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5.受教育程度
受教育程度与公民的公共精神的相关分析表明，不同的文化程度对公民的公共精神具有显著差异。表6结果显示，F值为4.743，对应的概率P值为0.001，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6.政治面貌
政治面貌与公民的公共精神的相关分析表明，不同政治面貌的公民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表6结果显示，F值为4.270，对应的概率P值为0.005，小于显著水平0.01，因此政治面貌对公民的公共精神状况具有显著性影响。
7.职业
职业与公民的公共精神的相关分析表明，不同职业公民在公共精神得分上存在显著差异。表6结果显示，其方差检验的F值2.416，P值0.035，小于0.05，说明职业因素对公民的公共精神具有显著影响。
进一步运用LSD多重比较检验后发现（见表7），职业在公共精神得分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干部”和“农”、“学”、“失业/待业/无业”上的差异：“干部”的得分比“农”高0.26分，比“学”高0.17分，比“失业/待业/无业”高0.24分；还体现在“农”和“工”上的差异：“工”的得分比“农”高0.2分。
五、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基于上述调查数据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当前东北地区公民的公共精神总体水平较好，但各维度之间也存在差异。其中，公共德性方面的得分最高、情况最好，公民普遍具备家庭和社会生活中的基本道德，重视并能够遵守公共道德规则；在公民参与行为方面尚可，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的提高，使得公民普遍对于关乎自身利益的事务参与积极性较高，但内化于心的公私观念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公民公共参与的意愿和动机。然而，公共精神状况在法律意识、慈善行为和奉献精神等维度方面存在严重不足。公民法律意识比较淡薄，既不懂得维护自身权益，也无意识履行自身义务；公民缺少博爱精神，对陌生人和社会缺乏必要的关怀和责任；奉献精神淡化和缺失。
2.公共精神状况存在个体特征上的差异：（1）性别方面，男性比女性的得分高但差异不明显。（2）年龄方面，“36～50岁”的公民公共精神得分最高，“50岁以上”得分最低。（3）受教育程度方面，“高中/中专/技校”得分较高，“小学及以下”得分最低。（4）政治面貌方面，“中共党员”和“团员”的得分比“群众”高。（5）职业方面，“干部”得分最高，“农”得分最低。职业在公共精神得分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干部”和“农”、“学”、“失业/待业/无业”上以及“农”和“工”上的差異。
3.公民的公共精神受到教育程度、政治面貌、社会威望和职业因素的影响；但性别、年龄、经济收入等因素的影响不显著。经过统计分析，我们发现不同性别和年龄的公民的公共精神得分存在差异，但性别和年龄并不是公共精神的主要影响因素。在分析经济收入对公共精神的影响时发现，经济收入与公共精神之间的显著性相关是由于教育程度对经济收入产生的显著影响传递的，控制受教育程度变量后，经济收入对公共精神的显著性消失，因而可以确定单纯的经济收入差异不会影响公民的公共精神水平。
（二）培育和提升公民公共精神的建议
培育和提升公民公共精神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在制度上和思想上提供有力保障，注重公共德性、法律意识、奉献、慈善以及公共参与等各方面的培育和提升，使公民的公共精神在公民社会中回归“理性和真正的公共性”〔7〕。为此，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完善社会制度措施：一是转变政府职能，构建服务型政府，塑造政府良好形象；二是健全法律法规体系，进一步加强法制教育，提升公民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三是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四是完善基层自治组织，鼓励公民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实践，提高公民自治化程度；五是培育和发展各类民间组织及公共团体，尤其是志愿性社团组织，推动构建协调稳定的公民社会。
2.完善文化教育措施：一是重视社区教育，建构健康的公民教育体系；二是重视公德教育，打牢公共精神培育基础；三是重视培养公民的多元文化意识和政治认同感，丰富文化生活、涵养文化底蕴；四是发挥媒体、网络正向作用，宣传并强化公民社会的理念。
〔参 考 文 献〕
〔1〕李祥祥.近年来中国公共精神的研究谱系与前瞻导向〔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5）：30.
〔2〕谭莉莉.公共精神：塑造公共行政的基本理念〔J〕.探索，2002，（04）：53.
〔3〕笪素林.社会治理与公共精神〔J〕.南京社会科学，2006，（09）：92-93.
〔4〕袁祖社.“公共精神”：培育当代民族精神的核心理论维度〔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1）：108-110.
〔5〕刘鑫淼.公共精神：现代公民的核心品质〔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7，（06）：39-40.
〔6〕高石磊.中国社会公共精神的缺失与构建〔J〕.求实，2014，（06）：40.
〔7〕温振英，陈付龙.论我国公共精神生长的历史进路〔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03）：20.
〔责任编辑：张 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