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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辽宁某高校大学生群体为实证材料来源、证明，农村生源地的城乡差异与大学生校园人情消费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农村籍大学生的人情消费呈现出表达特征，而城市籍大学生的人情消费表现出工具型特征，郊区籍大学生则表现出表达——工具兼具型特征。
［关键词］城乡差异；大学生；人情消费
［中图分类号］Ｄ６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２４２６（２０１２）０８－００８５－０８
人情消费有着不同的定义。如《大学生群体人情消费研究》一文认为，凡是和同学在一起的娱乐，增加同学间、朋友间的关系的相关消费行为，均可以被视认为人情消费。［１］《论当前中国农村的人情消费》中对人情消费的界定如下：“人情消费，指的是在自愿情况下，因为人际关系而非自身的直接消费支付给他人的支出。”［２］我们认为，人情消费与感情消费有所区别，在人与人之间初级关系与次级关系、正式关系与非正式关系同时存在的情况下，考察大学生的人情消费就不能只停留在以感情为消费目的。因此，本文对大学生人情消费界定为：个体在与自己关系密切或者存在一定关系的他人遇到人生重大事项时，为表达祝贺等心意而以礼物或金钱的形式对他人表示自己的心意，目的是为了在自己所生活的人际关系中获得所需要的支持和心理上的满足。本文面对的问题是，既然社会个体的行动深嵌于社会结构之中，那么，深浸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中的大学生的日常生活是否会呈现出结构化的差异，亦即生源地的城乡差异与大学生的校园日常生活方式是否及存在哪种关联。本文以辽宁某高校的大学生群体为实证材料来源。
一、研究设计
（一）概念的操作化
针对大学生人情消费，本文特从大学生人情消费项目、消费目的、消费频数、消费数额、消费数额选择的依据等方面着手考察。针对城乡差异，笔者从城市与农村两个方面着手，但在城乡之间存在一个中间地带，郊区，它作为城市与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枢纽，并存了城市与农村的特点，为此，本文将城乡这一变量进一步操作化为城市市区、城市郊县城区、城市郊县农村（在下文的论述中分别简称为城市、郊区、农村）。在此基础上，我们对大学生人情消费项目、目的、数额进一步操作化，列出可供测量的维度，即如大学生人情消费项目：老乡会、生日聚会、请客吃饭、轮流坐庄等。大学生人情消费目的：思想情感的交流、获得一定的社会资源等，详见文中的数据分析部分。
本文选择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作为调查地点，选择沈阳师范大学大一到大四的学生作为被调查对象，共发放９０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７８份。不可否认，本文的调查存在一定的缺陷，首先，受环境因素等的限制，笔者不能运用系统抽样的方法直接选择沈师的各个学院为一级抽样单位。其次，本次调查的时间选择在三月份，此时大四的学生多不在校内、大三学生有课程的要求不能离校，准备考研的同学会聚集在图书馆，这使样本内部层次间的比例存在偏差。但这并不影响本文的可行性，这正反映的是沈阳师范大学大学生的日常生活，选取的样本具有代表性。
（二）问卷的设计
根据操作化的结果以及问卷的设计要求，问卷主体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个人信息，问题涉及到性别、年级、生长地、身份归属等；第二部分为人情消费消费项目、目的、数额、选择数额的依据等有关人情消费行为的问题；第三部分，大学生对人情消费的看法等相关的几个问题。三个部分的问卷内容，试图直接间接的了解大学生人情消费的行为特点与大学生对人情消费的态度。此处要说明的是本文设置性别、年级、身份归属等问题，看似与研究内容无关，实则不然，身份归属如团员、党员等是与人情消费项目中“评优、评先等的人情消费项目”相互对应的，目的是为检验数据的可信性，减少研究过程中的误差。
二、数据分析
依据问卷问题展开的顺序，数据分析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一）大学生人情消费的特点
１．大学生人情消费的项目表现
从表中显示的数据，整体来看，大学生的日常人情消费项目主要是“寝室或者班级聚会”、“和同学出去旅游”、“生日聚会”、“互相帮忙与互还人情”、“过年过节的费用”，分别有５９人、５９人、４３人、３５人、３０人选择；选择其他项目的人相对较少。换个视角观察这些数据发现，生长环境的不同并没有影响大学生人情消费项目的选择，构成总体的三项：出生在城市的大学生、生长在郊区的大学生、生长在农村的大学生，在人情消费项目上，各自的独立选择与总体一致，所不同的是由于生长环境不同，在人情消费项目上存在差别，但这种表现在选择的人数的差别，例如在“互相帮忙与互还人情”、“过年过节的费用”这两个人情消费项目上，生长在城市的大学生选择的人数相对来说较多，在“生日聚会”、“寝室或者班级聚会”、“和同学出去旅游”人情消费项目上，生长在农村的大学生人数相对较多，无论是在哪个人情消费项目上，郊区长大的大学生相比其他两者，人数相对来说较少，个别例外。
２．大学生人情消费次数的表现
大学生人情消费的次数主要以“不是很频繁”为主，超过５０人；其次为“频繁”，不到２０人；选择“非常频繁”、“比较频繁”的人数不到１０人。人情消费次数表现为不是很频繁时，生长在城市的大学生所占的比例接近４０％，生长在城市郊区的大学生所占比例不到２０％，生长在农村的大学生所占比例在４０％至５０％之间。当人情消费次数表现为“频繁”时，生长在城市的大学生所占比例为４０％，生长在郊区的大学生所占比例不到２０％，生长在农村的大学生所占比例接近５０％；此外，在人情消费次数为比较频繁时，生长在农村的大学生所占比例也大于生长在城市的大学生的人数。
不难发现生长在城市的大学生与生长在郊区的大学生在人情消费频数上表现出了极大的相似性。为使上述的分析结果更加显而易见，见表２。
３．大学生的月平均消费以及人情消费在月平均消费中所占的比例
由表３可知，大学生的月平均消费主要集中在５０１－８００元这一区间内，７８人中有３０人，所占比例为３８．５％；其次集中的区间为８０１－１０００元，占总体的３４．６％。此外在其他三个区间内的人数相对来说则较小。 从表中数据的显示结果来看，不难发现，月平均消费集中在８０１－１０００元这一区间内的受访者共有２７人，其中城市长大的大学生所占的比例为５５．６％，为生长在农村的大学生，所占比例为２９．６％，生长在郊区的大学生所占比例相对较小，为１４．８％。月平均消费在５００－８００元这一区间的受访者的表现则与此不同，其中，生长在农村的大学生在这一区间所占的比例最大，为５６．７％，生长在城市与郊区的大学生之间差别则很小。
从表４可知，大学生人情消费的费用在月生活中所占的比例主要表现为“不是很大的比例”，其次是“一般”，再次为“很小的比例”，只有很少的人选择“比较大的比例”、“非常大的比例”，选此的共有４人，所占比例仅为５．２％。从另一角度观察该表可以发现，生长在城市的大学生２９人中分别有１２人与１３人选择“一般”与“不是很大的比例”，所占比例之和为８６．２％；生长在城市的大学生１４人表现出了相似的选择，其中选择“一般”与“不是很大的比例”的人数占总人数（１４人）的８５．７％。这一分析结果与上述分析相一致。
此外不难发现，生长环境的不同，其人情消费选择的数额也不相同，在表４中可得到证明。生长在农村的大学生人情消费在月生活费中所占的比例多表现为“很小的比例”、其次表现为“比较大的比例”和“不是很大的比例”，“一般”这一选择的人数相对来说少。生长在城市的大学生的选择表现为，选择“非常大的比例”占大多数，其次为“一般”、“不是很大的比例”，生长在城市郊区的大学生则比较集中于“非常大的比例”、“比较大的比例”。此处要说明的是生长地之间的相互对比，是在选择“比例”的前提下进行的。
４．大学生在人情消费数额选择依据上的表现
见表５。六项依据中，大学生的消费选择主要表现为“与对方的亲密程度”，其次为“依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再次为自己人情消费的目的，分别有５５人、５２人、２７人。关注这三项的选择，会发现在前两项的依据中生长在农村的大学生的人数相对来说较多，其次为生长在城市的大学生。在“依据自己的人情消费目的”这一项上，则是生长在城市的大学生的选择居首位，其次为生长在农村的大学生，在总体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１９．２％、１０．３％。
５．大学生在人情消费目的上的表现
由分析结果（见表６）可知，大学生人情消费的消费动机主要表现为：“思想情感交流”、“娱乐”、“交朋友”，分别有５３人、３６人、３７人；选择“锻炼自己的交际能力”作为自己人情消费动机的各有１５人，此外有１４人的人情消费是由于社会心理学所讲的“从众心理”。
人情消费目的的不同，影响着消费数额、消费次数、消费项目的不同，从表６中可以发现大学生人情消费的目的主要表现为“思想情感的交流”，其次为“交朋友”，与其他的消费目的相比，这两个目的所选的人数较多；针对不同生长环境的大学生，其选择表现出了与上述分析相似的结果，即即使生长环境不同，但是主要的人情消费目的表现出了相同的选择，只是在各个消费目的上的侧重不同，例如生长在城市的大学生与生长在农村的大学生都选择“交朋友”这一消费目的，但是生长在城市的大学生人情消费更注重“获得一定的资源”，而生长在农村的大学生则偏重因为“思想情感的交流”而进行人情消费。
从上述分析结果看，不同生长环境的大学生在人情消费项目、消费频数、消费数额的选择依据等表现上，总体来说具有相同的特点。但是彼此之间仍存在着差别，不同的生长环境对不同的消费项目、消费数额选择的依据等各有所偏重。
（二）人情消费的结果
本文借助“人情消费对自己的帮助”这一变量来对人情消费的结果进行测量，考察大学生人情消费的深度（当然这只是人情消费深度的一个侧面）。对其进行测量，结果如表７，其中有３４人认为人情消费对自己的帮助“一般”，有２３人认为“有比较大的帮助”，认为“帮助不太大”、“帮助不大”的共有１５人。可见人情消费在大学生人际交往中发挥了一定程度的作用，考虑到大学生人情消费的目的，可见大学生进行人情消费并不是只有广度没有深度，测量结果显示的是大学生人情消费，其广度有限，有一定的深度。
考察不同生长环境的大学生在“人情消费对自己的帮助”的选择，发现出生在城市的大学生与出生在农村的大学生在“人情消费对自己的帮助”上选择的比较相似，彼此间的差别不大。生长在郊区的大学生与生长在城市、生长在农村的大学生均表现出了相对较大的差别，这在上文的分析中已有所显示，此处更为明显。
上文列出了大学生人情消费的消费动机、消费行为表现以及消费结果，并对之适当说明。上述的分析结果已经能够证明假设的成立，即城乡差异与大学生校园人情消费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但由于是对数据显示结果进行主观的说明，所以为进一步验证假设，进行以下的分析。
（三）城乡差异与人情消费行为之间的关系
上文已经有所论述，大学生人情消费行为这一变量不能够直接进行测量，需要对其进行操作化，笔者将其操作化为人情消费的动机、消费项目、消费频数、消费数额选择的依据等。但是统计学中讲到，降维原理，即削减变量，将多个具有相关性的变量通过降维，寻找一个或几个变量代替，使分析变得容易。
本文对大学生人情消费项目、动机等变量降维后结果如下：
表８巴雷特球性检验?穴ＫＭＯ ａｎｄ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 Ｔｅｓｔ?雪中，Ｋａｉｓｅｒ－Ｍｅｙｅｒ－Ｏｌｋｉｎ的值为０．５８２。统计学的要求是该值大于０．７时可以提取公因子，进行新变量的命名，此时则表明不能提取公因子，所以，考察城乡差异与大学生人情消费行为之间的关系只能按照上文操作化的结果，从人情消费项目、消费目的、消费动机、消费频次等方面间接进行考察。见表９。
从上表中可知，生长地与大学生人情消费的目的、人情消费项目、人情消费次数、人情消费数额的依据等均存在相关性，但是相关性比较弱，相关系数不到０．３。由于回归分析的前提条件是两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大于等于０．７，为此本文不能进一步做回归分析，亦无法确定大学生人情消费行为表现与城乡差异之间的具体关系，只能说两变量间存在相关关系，且为中等程度的相关关系。
三、结论
经过上述的分析，可以证实假设：城乡差异与大学生人情消费行为之间存在相关关系。生长环境的不同，个体接受社会化的过程、社会化的内容也就不同。经济、文化等的影响下城乡差异必然会在大学生人情消费上产生影响。生长在农村的大学生所置身的乡土社会里，人与人之间以初级关系为主，是典型的人情社会，私人空间相对来说不是很重要，彼此之间的互动讲求的是礼尚往来，注重面子、人情等因素。受此文化因素的影响，生长在农村的大学生在人情消费项目上偏重于聚会等表达性领域。生长在城市的大学生，生活环境是以次级关系为主，初级关系存在，但占次要位置，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不是以情感交流为主，更多的出于工具理性的考量。生长在城郊的大学生，其生长的环境同时具有城市与乡土社会的特点，所以其人情消费行为表现出表达与工具兼具的特征来。
参考文献：
［１］石海波．大学生群体人情消费研究——以Ｈ大学为例［Ｄ］．吉林大学硕士论文．
［２］何静，李艳．论当前中国农村的人情消费［Ｊ］．中国科技信息，２００５，（１６）．
责任编辑 宋桂祝
［关键词］城乡差异；大学生；人情消费
［中图分类号］Ｄ６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２４２６（２０１２）０８－００８５－０８
人情消费有着不同的定义。如《大学生群体人情消费研究》一文认为，凡是和同学在一起的娱乐，增加同学间、朋友间的关系的相关消费行为，均可以被视认为人情消费。［１］《论当前中国农村的人情消费》中对人情消费的界定如下：“人情消费，指的是在自愿情况下，因为人际关系而非自身的直接消费支付给他人的支出。”［２］我们认为，人情消费与感情消费有所区别，在人与人之间初级关系与次级关系、正式关系与非正式关系同时存在的情况下，考察大学生的人情消费就不能只停留在以感情为消费目的。因此，本文对大学生人情消费界定为：个体在与自己关系密切或者存在一定关系的他人遇到人生重大事项时，为表达祝贺等心意而以礼物或金钱的形式对他人表示自己的心意，目的是为了在自己所生活的人际关系中获得所需要的支持和心理上的满足。本文面对的问题是，既然社会个体的行动深嵌于社会结构之中，那么，深浸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中的大学生的日常生活是否会呈现出结构化的差异，亦即生源地的城乡差异与大学生的校园日常生活方式是否及存在哪种关联。本文以辽宁某高校的大学生群体为实证材料来源。
一、研究设计
（一）概念的操作化
针对大学生人情消费，本文特从大学生人情消费项目、消费目的、消费频数、消费数额、消费数额选择的依据等方面着手考察。针对城乡差异，笔者从城市与农村两个方面着手，但在城乡之间存在一个中间地带，郊区，它作为城市与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枢纽，并存了城市与农村的特点，为此，本文将城乡这一变量进一步操作化为城市市区、城市郊县城区、城市郊县农村（在下文的论述中分别简称为城市、郊区、农村）。在此基础上，我们对大学生人情消费项目、目的、数额进一步操作化，列出可供测量的维度，即如大学生人情消费项目：老乡会、生日聚会、请客吃饭、轮流坐庄等。大学生人情消费目的：思想情感的交流、获得一定的社会资源等，详见文中的数据分析部分。
本文选择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作为调查地点，选择沈阳师范大学大一到大四的学生作为被调查对象，共发放９０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７８份。不可否认，本文的调查存在一定的缺陷，首先，受环境因素等的限制，笔者不能运用系统抽样的方法直接选择沈师的各个学院为一级抽样单位。其次，本次调查的时间选择在三月份，此时大四的学生多不在校内、大三学生有课程的要求不能离校，准备考研的同学会聚集在图书馆，这使样本内部层次间的比例存在偏差。但这并不影响本文的可行性，这正反映的是沈阳师范大学大学生的日常生活，选取的样本具有代表性。
（二）问卷的设计
根据操作化的结果以及问卷的设计要求，问卷主体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个人信息，问题涉及到性别、年级、生长地、身份归属等；第二部分为人情消费消费项目、目的、数额、选择数额的依据等有关人情消费行为的问题；第三部分，大学生对人情消费的看法等相关的几个问题。三个部分的问卷内容，试图直接间接的了解大学生人情消费的行为特点与大学生对人情消费的态度。此处要说明的是本文设置性别、年级、身份归属等问题，看似与研究内容无关，实则不然，身份归属如团员、党员等是与人情消费项目中“评优、评先等的人情消费项目”相互对应的，目的是为检验数据的可信性，减少研究过程中的误差。
二、数据分析
依据问卷问题展开的顺序，数据分析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一）大学生人情消费的特点
１．大学生人情消费的项目表现
从表中显示的数据，整体来看，大学生的日常人情消费项目主要是“寝室或者班级聚会”、“和同学出去旅游”、“生日聚会”、“互相帮忙与互还人情”、“过年过节的费用”，分别有５９人、５９人、４３人、３５人、３０人选择；选择其他项目的人相对较少。换个视角观察这些数据发现，生长环境的不同并没有影响大学生人情消费项目的选择，构成总体的三项：出生在城市的大学生、生长在郊区的大学生、生长在农村的大学生，在人情消费项目上，各自的独立选择与总体一致，所不同的是由于生长环境不同，在人情消费项目上存在差别，但这种表现在选择的人数的差别，例如在“互相帮忙与互还人情”、“过年过节的费用”这两个人情消费项目上，生长在城市的大学生选择的人数相对来说较多，在“生日聚会”、“寝室或者班级聚会”、“和同学出去旅游”人情消费项目上，生长在农村的大学生人数相对较多，无论是在哪个人情消费项目上，郊区长大的大学生相比其他两者，人数相对来说较少，个别例外。
２．大学生人情消费次数的表现
大学生人情消费的次数主要以“不是很频繁”为主，超过５０人；其次为“频繁”，不到２０人；选择“非常频繁”、“比较频繁”的人数不到１０人。人情消费次数表现为不是很频繁时，生长在城市的大学生所占的比例接近４０％，生长在城市郊区的大学生所占比例不到２０％，生长在农村的大学生所占比例在４０％至５０％之间。当人情消费次数表现为“频繁”时，生长在城市的大学生所占比例为４０％，生长在郊区的大学生所占比例不到２０％，生长在农村的大学生所占比例接近５０％；此外，在人情消费次数为比较频繁时，生长在农村的大学生所占比例也大于生长在城市的大学生的人数。
不难发现生长在城市的大学生与生长在郊区的大学生在人情消费频数上表现出了极大的相似性。为使上述的分析结果更加显而易见，见表２。
３．大学生的月平均消费以及人情消费在月平均消费中所占的比例
由表３可知，大学生的月平均消费主要集中在５０１－８００元这一区间内，７８人中有３０人，所占比例为３８．５％；其次集中的区间为８０１－１０００元，占总体的３４．６％。此外在其他三个区间内的人数相对来说则较小。 从表中数据的显示结果来看，不难发现，月平均消费集中在８０１－１０００元这一区间内的受访者共有２７人，其中城市长大的大学生所占的比例为５５．６％，为生长在农村的大学生，所占比例为２９．６％，生长在郊区的大学生所占比例相对较小，为１４．８％。月平均消费在５００－８００元这一区间的受访者的表现则与此不同，其中，生长在农村的大学生在这一区间所占的比例最大，为５６．７％，生长在城市与郊区的大学生之间差别则很小。
从表４可知，大学生人情消费的费用在月生活中所占的比例主要表现为“不是很大的比例”，其次是“一般”，再次为“很小的比例”，只有很少的人选择“比较大的比例”、“非常大的比例”，选此的共有４人，所占比例仅为５．２％。从另一角度观察该表可以发现，生长在城市的大学生２９人中分别有１２人与１３人选择“一般”与“不是很大的比例”，所占比例之和为８６．２％；生长在城市的大学生１４人表现出了相似的选择，其中选择“一般”与“不是很大的比例”的人数占总人数（１４人）的８５．７％。这一分析结果与上述分析相一致。
此外不难发现，生长环境的不同，其人情消费选择的数额也不相同，在表４中可得到证明。生长在农村的大学生人情消费在月生活费中所占的比例多表现为“很小的比例”、其次表现为“比较大的比例”和“不是很大的比例”，“一般”这一选择的人数相对来说少。生长在城市的大学生的选择表现为，选择“非常大的比例”占大多数，其次为“一般”、“不是很大的比例”，生长在城市郊区的大学生则比较集中于“非常大的比例”、“比较大的比例”。此处要说明的是生长地之间的相互对比，是在选择“比例”的前提下进行的。
４．大学生在人情消费数额选择依据上的表现
见表５。六项依据中，大学生的消费选择主要表现为“与对方的亲密程度”，其次为“依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再次为自己人情消费的目的，分别有５５人、５２人、２７人。关注这三项的选择，会发现在前两项的依据中生长在农村的大学生的人数相对来说较多，其次为生长在城市的大学生。在“依据自己的人情消费目的”这一项上，则是生长在城市的大学生的选择居首位，其次为生长在农村的大学生，在总体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１９．２％、１０．３％。
５．大学生在人情消费目的上的表现
由分析结果（见表６）可知，大学生人情消费的消费动机主要表现为：“思想情感交流”、“娱乐”、“交朋友”，分别有５３人、３６人、３７人；选择“锻炼自己的交际能力”作为自己人情消费动机的各有１５人，此外有１４人的人情消费是由于社会心理学所讲的“从众心理”。
人情消费目的的不同，影响着消费数额、消费次数、消费项目的不同，从表６中可以发现大学生人情消费的目的主要表现为“思想情感的交流”，其次为“交朋友”，与其他的消费目的相比，这两个目的所选的人数较多；针对不同生长环境的大学生，其选择表现出了与上述分析相似的结果，即即使生长环境不同，但是主要的人情消费目的表现出了相同的选择，只是在各个消费目的上的侧重不同，例如生长在城市的大学生与生长在农村的大学生都选择“交朋友”这一消费目的，但是生长在城市的大学生人情消费更注重“获得一定的资源”，而生长在农村的大学生则偏重因为“思想情感的交流”而进行人情消费。
从上述分析结果看，不同生长环境的大学生在人情消费项目、消费频数、消费数额的选择依据等表现上，总体来说具有相同的特点。但是彼此之间仍存在着差别，不同的生长环境对不同的消费项目、消费数额选择的依据等各有所偏重。
（二）人情消费的结果
本文借助“人情消费对自己的帮助”这一变量来对人情消费的结果进行测量，考察大学生人情消费的深度（当然这只是人情消费深度的一个侧面）。对其进行测量，结果如表７，其中有３４人认为人情消费对自己的帮助“一般”，有２３人认为“有比较大的帮助”，认为“帮助不太大”、“帮助不大”的共有１５人。可见人情消费在大学生人际交往中发挥了一定程度的作用，考虑到大学生人情消费的目的，可见大学生进行人情消费并不是只有广度没有深度，测量结果显示的是大学生人情消费，其广度有限，有一定的深度。
考察不同生长环境的大学生在“人情消费对自己的帮助”的选择，发现出生在城市的大学生与出生在农村的大学生在“人情消费对自己的帮助”上选择的比较相似，彼此间的差别不大。生长在郊区的大学生与生长在城市、生长在农村的大学生均表现出了相对较大的差别，这在上文的分析中已有所显示，此处更为明显。
上文列出了大学生人情消费的消费动机、消费行为表现以及消费结果，并对之适当说明。上述的分析结果已经能够证明假设的成立，即城乡差异与大学生校园人情消费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但由于是对数据显示结果进行主观的说明，所以为进一步验证假设，进行以下的分析。
（三）城乡差异与人情消费行为之间的关系
上文已经有所论述，大学生人情消费行为这一变量不能够直接进行测量，需要对其进行操作化，笔者将其操作化为人情消费的动机、消费项目、消费频数、消费数额选择的依据等。但是统计学中讲到，降维原理，即削减变量，将多个具有相关性的变量通过降维，寻找一个或几个变量代替，使分析变得容易。
本文对大学生人情消费项目、动机等变量降维后结果如下：
表８巴雷特球性检验?穴ＫＭＯ ａｎｄ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 Ｔｅｓｔ?雪中，Ｋａｉｓｅｒ－Ｍｅｙｅｒ－Ｏｌｋｉｎ的值为０．５８２。统计学的要求是该值大于０．７时可以提取公因子，进行新变量的命名，此时则表明不能提取公因子，所以，考察城乡差异与大学生人情消费行为之间的关系只能按照上文操作化的结果，从人情消费项目、消费目的、消费动机、消费频次等方面间接进行考察。见表９。
从上表中可知，生长地与大学生人情消费的目的、人情消费项目、人情消费次数、人情消费数额的依据等均存在相关性，但是相关性比较弱，相关系数不到０．３。由于回归分析的前提条件是两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大于等于０．７，为此本文不能进一步做回归分析，亦无法确定大学生人情消费行为表现与城乡差异之间的具体关系，只能说两变量间存在相关关系，且为中等程度的相关关系。
三、结论
经过上述的分析，可以证实假设：城乡差异与大学生人情消费行为之间存在相关关系。生长环境的不同，个体接受社会化的过程、社会化的内容也就不同。经济、文化等的影响下城乡差异必然会在大学生人情消费上产生影响。生长在农村的大学生所置身的乡土社会里，人与人之间以初级关系为主，是典型的人情社会，私人空间相对来说不是很重要，彼此之间的互动讲求的是礼尚往来，注重面子、人情等因素。受此文化因素的影响，生长在农村的大学生在人情消费项目上偏重于聚会等表达性领域。生长在城市的大学生，生活环境是以次级关系为主，初级关系存在，但占次要位置，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不是以情感交流为主，更多的出于工具理性的考量。生长在城郊的大学生，其生长的环境同时具有城市与乡土社会的特点，所以其人情消费行为表现出表达与工具兼具的特征来。
参考文献：
［１］石海波．大学生群体人情消费研究——以Ｈ大学为例［Ｄ］．吉林大学硕士论文．
［２］何静，李艳．论当前中国农村的人情消费［Ｊ］．中国科技信息，２００５，（１６）．
责任编辑 宋桂祝